朱熹文學與佛禪關係研究（簡體書）

關於朱熹在中國文化史上的地位，著名學者莫礪鋒先生曾從“其思想自身的價值”“其思想對後代影響的程度”“其受現代學術界重視的程度”等三個維度加以衡量，指出“朱熹是宋代最偉大的思想家…‘堪稱是僅次於孔子的古代聖哲”，“所以，現代學術界對朱熹賦予熱切的關注也就是理所當然的事了”（《朱熹文學研究》“前言”，南京大學出版社2000年版，第1頁）。的確，朱熹以其綜羅百代的學術胸襟，建構起“致廣大，盡精微”（黃宗羲《宋元學案》卷48，中華書局2007年重印本，第1495頁）的理學思想體系，對中國思想文化甚至整個東亞文化圈的影響都極為深遠。
眾所周知，宋代理學家往往對佛老之學既攘斥，又在特定的方面有所融合、共鑒，於此，朱熹也不例外。有關朱熹理學思想領域的研究成果，可謂汗牛充棟。其中，對朱熹與佛教關係的檢討，前賢時彥在朱熹佛教觀之定義、涉及範圍及其特點，排佛宗旨、排佛進程和成因分析，攝佛領域、融禪要素以及具體表現等方面（詳參李承貴《朱熹思想與佛老關係研究述論》，《福建論壇·人文社科版》2014年第5期），也有較為全面的歷史性描述，並取得了基本共識，即朱熹在建構其龐大理學思想體系的過程中，大量吸收了佛學思想。由是觀之，朱熹本人的文化心理是極其復雜多元的，佛學思想的全方位影響是不可回避的重要問題之一。也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我們研究朱熹其人其學時，若只局限於理學之域，恐失之於狹隘和偏頗。
文學是人學。在一定層面上體現了作家的人格理想、文化心態、心靈智能。朱熹有理學家、經學家、思想家之稱，但他同時也是一位有深厚文學修養的文學批評家、詩人和文章家。他不僅在文學思想、詩學觀念上提出了富有啟迪的真知灼見，而且創作出了大量意蘊豐富、富有藝術氣息的詩文作品。其詩文作品和文學理論，既體現了他復雜的文化心態，也反映了他微妙流動的心靈世界。但是，從現有的朱熹文學方面的研究成果看，多數都傾向於檢討其文學與理學之互動關係，而對其文學與佛禪關係的理性分疏和全面觀照，則不多見。
正是基於這一認識，邱蔚華同志在綜理前賢已有成果的基礎上，另辟蹊徑，對朱熹文學與佛禪關係進行了較為系統的梳理。記得2014年秋天，其入學不久，我們就共同商定了“朱熹文學與佛禪關係研究”這一選題。原因有二：一者朱熹是閩學的開山祖師，作為福建學人，有義務、有責任好好地挖掘其思想寶庫及其當代價值之反響；二者博士論文選題要有可持續研究之價值。而對朱熹全方位的鉆研，即便學人窮其一生，也未必都能進入“預流”之列。當時，我提醒蔚華，應注意朱子所處的南宋特殊的歷史文化語境，應細讀各類性質迥異的文本，抓住朱熹文學與佛禪思想互動的具體聯接點，如此才可能做到歷史與邏輯的有機統一。

序 緒論
第一章 朱熹佛禪因緣的社會歷史語境
第一節 宋佛禪與士紳名流及政治
第二節 宋佛禪與理學家及理學
第三節 宋佛禪與文人及文學
第四節 閩佛教盛況

第二章 生平思想與佛教
第一節 佛禪因緣家學師承考述
第二節 佛禪因緣行實考述
第三節 佛禪思想的復雜與矛盾

第三章 文學思想與佛禪
第一節 理學：聯結佛禪與朱熹文學思想的紐帶
第二節 文學思想佛禪淵源發微
第三節 佛禪論中的文學觀

第四章 朱熹詩與佛禪
第一節 相關詩歌創作的動態考察
第二節 佛禪視野觀照下的朱熹詩探析
第三節 佛禪情結的審美意蘊及成因探微

第五章 涉佛古文研究
第一節 涉佛古文文體概說
第二節 書體涉佛文
第三節 雜著涉佛文
第四節 序跋涉佛文
第五節 記體涉佛文
第六節 喪葬類文體涉佛文

第六章 《朱子語類》與佛禪之淵源
第一節 《語類》涉佛概說
第二節 涉佛內容之分類
第三節 佛語引用之考述
第四節 涉佛語錄語言修辭佛禪淵源考述
結語
主要參考文獻
後記

首先，佛禪對宋詩的影響是多層面、多維度的，其中最顯著的影響便是理圓思深的宋調的形成與佛禪有著深厚的淵源。
“宋人生唐後，開辟真難為。”?此語一語道出了繼唐詩高峰之後宋人再辟新域的艱難與窘迫。但是，宋人並未因此而裹足不前，而是獨辟蹊徑，著意挖掘和表現詩歌描寫物件內在的理趣，從而形成有別於唐音的理圓思深的宋調風貌。所謂理圓思深的宋調指的是宋詩自成一格的“理趣”。關於“理趣”，錢鍾書說：“釋氏所謂‘非跡無以顯本’，宋儒所謂‘理不能離氣’，舉明道之大綱以張談藝之不同，則理趣也。”?可見宋詩中的“理”趣，既包括理學之“理”趣，也包括“禪理”“禪趣”。值得一提的是，宋代理學乃糅合融會釋老之學而創，故而即使是充滿理學之趣的宋詩，亦常常可於其中尋得佛理或禪韻的蹤跡。錢鍾書還形象描繪了“理趣”之“理”的特征——“理之在詩，如水中鹽，蜜中花，體匿性存，無痕無味，現相無相，立說無說。所謂冥合圓顯者也。”?這一描述把宋詩理趣與佛禪興悟思辨之趣巧妙地聯結在一起，形象地描繪出宋詩理圓思深的創作特點。因此，從深層影響的層面而言，理圓思深的宋調的形成與佛禪融會於宋詩的獨特表現有著密切的關係。比如華嚴之消除時空、物我、理事等分別的圓融宗觀往往滲透在宋詩人跳躍式思維的謀篇布局中。又如佛教觀想靜察的自然觀不僅影響著宋人日常生活的修行體驗，而且影響著他們賦詩運思中的意象營構，在詩歌中鳥獸草木、風花雪月等自然意象往往因此蘊含佛理禪趣，於自然景觀中蘊含著厚重的人文底蘊。再如禪宗“遊戲三昧”的開悟方式不僅啟迪了宋人的詩性智能，而且成為宋詩語言活脫、詼諧且耐人尋味的淵源之一。凡此種種，都是佛禪給宋詩“理趣”注入的活力源泉，從而形成其雖在以“象”寫“意”上不及唐詩，但在以“象”寫“心”傳“理”上從謀篇布局到意象營構再到語言思維都自成一調，遠超前人，形成宋詩理圓思深的獨特風貌。
其次，佛禪對宋詞書寫的內容、創作方式與體式和風格都產生了深刻的影響。
唐詩宋詞在中國文學史上可謂雙璧生輝。如果說唐是詩的國度，那麼宋就是詞的天堂。詞在宋代的輝煌既合乎文學發展的自身規律，也是多重外部因素促成的，而宋代特殊的歷史文化背景就是其中一個很重要的因素。宋代是中國歷史上以糅合融攝佛道之學的理學精神為底蘊且極富彈性與包容性的一座文化高峰。程朱理學建立前，佛教尤其是禪宗對宋代文化發揮著顯著而深刻的影響，出現所謂“儒門淡薄，收拾不住，皆歸釋氏”?的局面。南宋後期，隨著理學的興盛，佛教盡管已逐步走向衰微，然而不可否認的是，它一直頑強地影響著宋人的方方面面。這種影響就包括了佛禪對詞體文學的影響。具言之，最重要的有四點：
一是以詞說佛理、援佛入詞擴大了詞作的書寫內容。
唐詞中已經有“援佛入詞”的現象，但為數不多。宋代是個崇理致思的時代，宋人不僅熱衷於以禪喻詩或以詩說禪，援佛入詞或詞蘊佛理也成為普遍的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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