萬物的古怪秩序（簡體書）

感受開啟人類文化傳奇

這本書所講述的是我的某種興趣和理念。我對人類情感，即情緒和感受的世界迷戀已久，並花費了多年時光來研究它：人們為何以及是如何做出情緒反應，產生感受，並運用感受來建構自我的；感受是如何協助或阻撓人們實現其最佳意圖的；腦與身體交互從而支持上述功能的原因和方式是什麼。我想針對這些問題給出一些新的事實和解釋。

本書提到的觀點非常簡單：盡管感受（feelings）是人類文化事業的推動器、監督者和談判者，但它並未因此獲得應得的聲譽。人類區別於其他生物的地方在於人類已經制造出了數量可觀的器物，展開了形式多樣的實踐，提出了豐富多彩的觀念，這些構成了人們所共知的文化。人類文化包括藝術、哲學探詢、道德體系、司法、社會治理、經濟體制、技術和科學。

人類的文化過程是為何又是如何開始的呢？人們對這個問題的回答往往會提及人類心智具有口頭語言這種重要能力，也會提及人類具有強烈的社會性和卓越智力等鮮明特征。對那些贊同生物學傾向的人來說，答案還會涉及發生在基因層面上的自然選擇。我不否認智力、社會性和語言在文化過程中扮演的關鍵角色，不言而喻，有能力發明文化的生物體以及他們在發明中所使用的特有能力，都是拜自然選擇和基因傳遞所賜才出現的。我想表達的觀點是：要開啟人類文化的傳奇，還需要另外一個東西，而這個東西就是動機。此外，我特別要提的就是感受，其一端是疼痛和困苦，而另一端是安康和快樂。

拿醫學來說，它是人類最重要的文化活動之一。醫學是技術與科學的結合，它起源於從物理創傷、感染到癌癥的各種疾病引發的疼痛和困苦，而與疼痛和困苦相對的則是安康、快樂和繁榮的前景。醫學不是作為一種智力運動而開始的，它的出現不是為了鍛煉一個人在診斷難題或解決生理學之謎時的智能。醫學始於患者的具體感受以及早期醫師的具體感受，包括但不局限於可能源於共情的惻隱之心。這樣的動機保留至今。請所有讀者都注意，看牙醫和做外科手術的條件一直在改善。改進高效麻醉劑和提高儀器的精度背後的首要動機就是為了處理人們不適的感受。工程師和科學家在這項事業中功不可沒，但他們的角度是帶有動機的。藥品和儀器行業的獲利動機也起了重要作用，因為公眾確實需要減輕困苦，而這些行業則對此需求做出了響應。

推動人們追求利益的是各種渴望、前進的願望、聲譽乃至貪婪，而這些無一不是感受。如果不把感受視為這個文化過程的推動器、監督者和談判者，那麼我們就不可能理解人們為開發治療癌癥或阿爾茨海默病的療法所付出的巨大努力。同樣，如果不考慮激發和抑制感受的不同網絡，我們也不可能理解西方文化何以對治療非洲的瘧疾或管控無處不在的藥物成癮熱情不足。語言、社會性、知識和理性是這些復雜過程的主要發明者和執行者，但它們一開始都是被感受激發的，感受執著於審核結果，並幫助協調以做出必要的調整。

本質上，我提出的這個觀點是：文化活動始於感受，並且深嵌於感受。如果我們想理解人類境況中的衝突和矛盾，那麼我們就必須承認感受與理性之間有利或不利的相互作用。

在生命的歷史長河中思考心智與文化

人類為什麼會分飾那麼多種角色——受難者、托缽僧、歡慶者、慈善家、藝術家和科學家、聖人和罪犯、地球的偉大關愛者和試圖毀滅地球的怪物？對這個問題的回答需要歷史學家、社會學家以及藝術家建言獻策，充分發揮他們的敏感性和直覺，因為他們常常能發現人類這出戲劇的隱藏模式；但回答同樣需要來自不同生物學分支的專家的貢獻。

感受不僅驅動了第一波文化洪流，而且它仍然是文化演化不可或缺的內容。當我思考感受何以具有如此作用的時候，我找到了一種能夠將具有心智、感受、意識、記憶、語言、復雜的社會性，以及創造性智力的人類生命與38億年前的早期生命聯系起來的方式。為了建立這個聯系，我需要在漫長的演化史中為這些關鍵能力的出現和發展提出一個順序和一條時間線。

我所揭示的這些生物結構和能力所出現的實際順序違背了傳統的預期，並且如書名所暗示的那樣，是“古怪”的。至於該如何建構我喜歡稱之為“文化心智”（cultural mind）的美麗工具，生命史中發生的這些事件告訴我們的與人類形成的常規觀點並不一致。

當要講述人類感受的實質和重要性時，我認識到，人類思考心智和文化的方式與生物現實並不協調。當生物體在社會環境中表現出讓人印象深刻的聰明行為時，我們會認為那些行為一定是基於遠見、慎思和復雜性考慮的，而這些都來源於神經系統。然而，現在我們清楚地知道，這類行為也可以由一個單細胞（即生物圈誕生之際的細菌）生物憑借其簡陋的裝置來完成。“古怪”一詞在描述這個現實時甚至顯得太溫和了。

有一種解釋能夠包容這些違反直覺的發現。這種解釋利用了生命本身的機制和生命調節的條件。生命調節的現象通常用“內穩態”這一術語來指代。感受是內穩態的心智表達（mental expression），而在感受的掩蓋下運行的內穩態是一條功能線索，它將早期的生命形式與身體-神經系統這組杰出的搭檔聯結在一起。這組搭檔是具有意識和感受的心智出現的原因，而心智又是人性中最鮮明的文化和文明出現的原因。感受就是本書內容的核心，而它們是從內穩態那裡獲得力量的。

將文化與感受和內穩態聯系起來的做法加強了文化與自然的關聯，也加深了文化過程的人性化。感受和具有創造性的文化心智是在一個很長的過程中組合完成的，在這一過程中，由內穩態引導的遺傳選擇扮演著一個重要角色。將文化與感受、內穩態以及遺傳學聯系在一起，這可以反駁一種日益深入人心的觀念，即認為文化觀念、實踐和器物是超然於生命過程之外的。

很明顯，我建立的聯系並沒有削弱文化現象一直以來需要的自主性。我沒有把文化現象降低到只剩生物學屬性，也不打算用科學來解釋文化過程的所有方面。單靠科學是不能描繪出人類的全部經驗的，因此我們還需要藝術和人文學科的幫助。

關於文化形成的討論常常受到兩個對立解釋的折磨：一個解釋認為，人類行為是自主的文化現象的產物；而另一個解釋認為，人類行為是基因所表達的自然選擇的結果。但我們無須贊同一個而反對另一個。人類行為很大程度上是兩者共同作用的結果，只是這兩者在不同的情形中產生影響的程度和順序有所不同。

說來也怪，在非人類的生物中探索人類文化的根源絕不會削弱人類的獨特地位。每個人的獨特地位都源自人類苦難和繁榮產生的獨一無二的意義，而這些意義就呈現在我們對往事的追憶以及我們對不斷預期的未來所建構的記憶的背景中。

這本書講了什麼

人類天生就是講故事的能手，而我們發現，講述關於萬物如何起源的故事會給人一種強烈的滿足感。對於講述一種策略或一段關係，人類已經取得了合理的成績，愛情和友情因此成為起源故事中的偉大主題。當轉向自然世界時，我們卻沒有做得那麼好，甚至常常很糟。生命是如何開始的？心智、感受或意識是如何開始的？社會行為和文化是什麼時候首次出現的？解答這類問題並非易事。當獲得諾貝爾獎的物理學家埃爾溫·薛定諤（Erwin Schrodinger）把注意力轉向生物學並寫下他的名著《生命是什麼？》（What Is Life? ）的時候，值得我們注意的是，他的書名並不是《生命的“起源”》（The “Origins” of Life ）。如果他看到這個題目，他肯定認為這會是一項愚蠢的差事。

推薦序 從理性和感性走向演化理性——序達馬西奧著作五部曲中譯本 VII

中文版序 探索情緒與感受的世界 XI

前言 感受開啟人類文化傳奇 1

第一部分 生命的秩序及其調節

復雜的腦促成了奇異非凡的人類心智，我們發明了笛子，能寫詩，有信仰，征服了地球和太空。有趣的是：沒有腦或心智的細菌也會捍衛它們的領地，會發動戰爭，會根據類似行為準則的東西來做出取舍；有“事業心”的昆蟲能夠建造“城市”，創建“治理體系”和“功能經濟體”。

01 人類的狀況 8

02 不似之處 27

03 內穩態，維持生命興旺的機制 38

04 從單細胞到神經系統和心智 46

第二部分 組建人類的文化心智

如果你的感受不起作用了，那麼你在對事件和物體做出審美和道德的分類時可能就需要付出極大的努力。一旦它被移除，你將不能區別美麗和丑陋、愉悅和痛苦、高雅和通俗、靈性和粗鄙。

05 心智的起源 62

06 心智的擴展 73

07 情感世界 86

08 感受的建構 101

09 意識河流 123

第三部分 文化心智的形成與發展

人類文化的崛起既要歸功於有意識的感受，也要歸功於創造性智力。如果早期人類沒有負向和正向的感受，那麼高級的文化事業，如藝術、哲學探詢、道德體系、法律和科學將缺乏一個最初的推動者。

10 文化的誕生 142

11 醫學、延長生命和算法 162

12 人類現在的狀況 177

13 萬物的古怪秩序 195

致 謝 205

譯者後記 209

注釋與參考文獻 213

合作因智能產生嗎

如下兩個事實暗示了本書的書名：第一個事實是，即使與人類的社會成就相比，我們也可以恰如其分地將早在一億年前的某些種類的昆蟲所發展出的那套社會行為、實踐和工具稱之為文化；第二個事實是，在更早的時候，很可能是幾十億年前，單細胞生物體就已經展現出符合人類社會文化行為某些方面的社會行為圖式。

這些事實當然與傳統觀點不符，因為傳統的觀點認為，能夠改善生命管理的復雜社會行為，只能出自已經獲得高度演化的生物體的心智，即使它們的心智不一定要達到人類水平，但也必須足夠復雜或足夠接近人類水平，才能夠產生這種復雜社會行為所需要的精妙能力。我所寫的出現在人類歷史早期的社會特征，在生物圈中是非常普遍的，而這些特征無須等到像人類這樣的生物誕生才在地球上表現出來。這個秩序確實是古怪的，至少可以說是出人意料的。

如果再深入思考一下，我們會揭示出這些有趣事實背後的一些細節，比如我們通常可以合理地將其與人類的智能和成熟性聯系在一起的那種成功的合作行為。但是合作策略並不總是以聰明成熟的心智的出現為前提。這些策略可能與生命本身一樣古老，它們並不比在兩個細菌之間簽訂的相得益彰的條約更英明：一個愛出風頭、自命不凡的細菌想要取代一個更大也更早出現的細菌，這兩個細菌最終打成了平局，而那個愛出風頭的細菌最後伴隨在那個更早出現的細菌的左右。真核生物，即具有細胞核和像線粒體那樣復雜細胞器的細胞，很可能是以這種方式走到生命的談判桌邊上的。

上面談到的細菌還沒有心智，更別說有聰明的心智了。那個愛出風頭的細菌的表現好像是說，“當我們無法贏對方的時候，我們不妨加入它們”。另一方面，那個更早出現的細菌好像是在想，“我不妨接受這個入侵者，如果它對我有所貢獻的話”。當然，沒有哪一個細菌真會進行思考。這裡不涉及心智反思，不涉及先驗知識，不涉及詭計、欺詐、友善、公平遊戲或外交調停。對這個問題的解決完全是盲目的，並且是從這個過程的內部解決的，是自下而上解決的。回過頭來看，這個選擇對兩邊都有利。這個成功的選擇是根據內穩態命令的要求所塑造的，但這並非魔法，除非是從詩意角度來說。它是由細胞中以及在細胞與環境的生理化學關係的語境中適用於生命過程的具體的物理和化學約束構成的。值得我們注意的是，算法觀念也可以應用於這種情境。確保這種策略得以成功的生物體的遺傳機制，會保留在後代的指令系統中。如果這個選擇不成功，那麼它就會遭到淘汰，從而埋葬在演化的巨大墳場中，我們永遠也不會知道事實。

這個有趣的合作過程並不是孤立無援的。細菌可以根據細胞膜上的化學探測器感知其他細菌，它們甚至能夠根據那些探測器的分子結構而將陌生的細菌與具有親緣關係的細菌分辨開來。這是我們感官知覺的一種不發達的早期形式。相比基於表象的聽覺或視覺，它更接近於味覺和嗅覺。

萬物古怪的發生秩序揭示出內穩態的強大力量。內穩態的命令是不屈不撓的，通過反復摸索，它能選擇出解決各種生命管理問題的自然可行的行為方案。生物體不知不覺地選擇和屏蔽其環境中的物理成分和其細胞膜內的化學成分，並且不知不覺地提出了有助於維持生命和使生命變得更興旺的優良解決方案。讓人感到驚奇的一點是，當不同生物在生命形式復雜演化的其他點上的其他場合中遇到類似的問題時，它們會發現相同的解決方案。這種朝向特定解決方案、朝向相似圖式和朝向某種程度的不可避免性的趨勢，是由生物體的結構和狀況以及它們與環境的關係決定的，顯而易見，這些都依賴於內穩態。我所提到的這一切都出現在湯普森（Thompson）關於成長和形式（比如細胞的形式和結構、組織、卵殼等）的著作中。

合作和競爭在演化上就像一對孿生子，合作有助於選擇那些展現出最有效策略的生物體。因而，今天當我們為合作而付出一些個人犧牲，並把這種行為稱為利他行為時，要知道我們發明這種合作策略並非出於我們的善心。奇怪的是，這個策略很早就出現了，而現在它已經有些陳腐了。事實上，肯定與之不同並且“現代”的策略是，當我們遇到一個可解決的問題（不管需不需要利他的反應）時，如今我們可以在心智中全面地思考和感受它，並至少在某種程度上自主地選擇要采取的解決方法。現在我們有了選擇，我們可以選擇利他主義並承受隨之而來的損失，也可以拒絕利他主義以免遭受損失，甚至暫時還會有所得。

利他主義議題始終是理解早期“文化”與完全成熟的文化之間區別的一個非常好的切入點。利他主義的起源是盲目的合作，但利他主義可以被解構，可以作為一種有意識的人類策略在家庭和學校中被教授。就像培養憐憫、欽佩、敬重、感恩等仁善的情緒那樣，我們可以在社會中鼓勵、練習、培養和踐行利他行為。當然，我們也可以不這麼做。雖然沒什麼能夠保證利他主義總是行得通，但它可以作為一種通過教育而獲得的有意識的人類資源而存在。

人們可以在“利益”這個概念中發現起源時的文化與高度發展的文化之間的對比的另一個例子。長久以來，細胞就一直在尋找利益，我的意思是，細胞會控制自己的新陳代謝以便產生積極的能量平衡。那些成功生存下來的細胞非常擅於營造積極的能量平衡，而這就是“利益”。但利益是自然的和普遍有益的這一事實從文化方面來說並不必然是好的。文化可以決定自然事物在何時是好的以及好的程度，文化也可以決定它們何時是不好的。貪婪也是一種自然利益，但在文化上就不是好的，這與戈登·蓋科（Gordon Gekko）對“貪婪”的著名肯定主張相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