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思魏瑪共和國：1916-1936年的權威和威權主義（簡體書）

《反思魏瑪共和國——權威和威權主義，1916–1936》一書作者安東尼?麥克利戈特教授從大量的史料中另闢蹊徑，以一種引人深思的新的解讀方式解讀了德國歷史上第一個民主政權——魏瑪共和國的權威本質，給讀者提供了一個分析魏瑪共和國的政治、經濟、社會、文化權威的新角度，是對魏瑪和納粹歷史感興趣的學者、學生以及歷史愛好者的必讀之物。

安東尼麥克利戈特教授所著的《反思魏瑪共和國——權威和威權主義，1916–1936》挑戰了傳統的對於魏瑪共和國的歷史的研究方式。該書按時間順序從政治的維度講述了共和國從1916年至1936年——而非1918年至1933年——的歷史，以使讀者能夠更好地理解此共和政體國家的政治起源、所面對的危機，以及這些危機如何於1933年在納粹黨與保守派合作的情況下最終解決的。本書反思了一些歷史學家比較關心的話題，如國家的經濟、外交政策、憲法第48條的使用及影響、納粹黨是如何登上政治舞台等。此外，作者還討論了一些歷史學家在研究魏瑪共和國歷史時比較容易忽視的方面，如國家各地區的生活狀況和政治狀況、共和國法律的地位以及共和國的文化政治等。

 

安東尼麥克利戈特是愛爾蘭利莫瑞克大學的歷史系教授，主要作品有《德國牛津簡史——魏瑪德國》（The Short Oxford History of Germany: Weimar Germany）。

《反思魏瑪共和國――權威和威權主義，1916–1936》一書作者安東尼•麥克利戈特教授從大量的史料中另闢蹊徑，以一種引人深思的新的解讀方式解讀了德國歷史上第一個民主政權――魏瑪共和國的權威本質，給讀者提供了一個分析魏瑪共和國的政治、經濟、社會、文化權威的新角度，是對魏瑪和納粹歷史感興趣的學者、學生以及歷史愛好者的必讀之物。

目錄

鳴謝 1

第一章引言：沒有權威的共和國？1

第二章1916/1919：權威的自相矛盾11

第三章權威的複蘇：魏瑪的外交政策41

第四章貨幣的權威78

第五章法律的權威：司法系統112

第六章打造文化權威145

第七章反叛權威：容克縣長176

第八章徘徊在民主與獨裁間的權威201

第九章1933—1936 年權威的釋放231

註釋246

譯後記428

 

談到魏瑪共和國時，研究德國戰後歷史的大家們總會拋出如此老生常談的話語。弗里茨?施特恩的這段評語，正是20世紀50年代流亡美國歷史學者（émigré）的典型看法——當然那些留在德國的學者們也有類似觀點。這一代的歷史學者拿著一面鏡子給年輕的聯邦德國看，為了證明它和“失敗的”前任並不相同。缺乏法統且注定早亡，那個開明的第一共和國，在一系列危機中蹣跚前進，最終陷入在敵人的圈套而滅亡——這些歷史學家是如此告訴我們的。從一開始，魏瑪共和國就招致超過任何現代政治組織的激烈批評。那個時代的政界，無論是左、右還是中間派，都樂於抨擊共和國的短處，恥於褒揚其成就。政界右派對魏瑪共和國傲慢的批評，在憲法墨跡還未乾的時候就已經開始了。他們批評的要義，從奧斯瓦爾德?斯賓格勒於1924年發表的短文中可見一斑：他認為正是那種曾毀滅德意志帝國的狹隘黨派意志，創建了魏瑪共和國。幾年後，曾經的社會民主黨黨員、短暫出任過梅克倫堡長官、並組織過卡普政變的奧古斯特?魏寧格指出：魏瑪共和國是個失敗的國家。招致批評與魏瑪共和國的政治實踐不無關係，正如我們後文在萊比錫保守派市長卡爾?格德勒和憲法理論家卡爾?施米特的例子中看到的那樣。他們對權威的專制設想，反映了保守派對所謂布爾什維克主義的看法，為1933年的獨裁統治鋪平了道路。認為共和國缺乏權威，不是只屬於右派的專利。審視魏瑪的經驗，以及隨之而來數年的災難，弗里德里希?邁內克作為最早研究共和國一批歷史學者中的一員，形容它是“應急建築”（Notbau） ；他年輕的同仁特奧多爾?埃申堡則認為共和國是“臨時拼湊而成”的。【2】魏瑪共和國就是這樣一個被視為臨時應急的政治組織，幾乎不能喚起民眾的信任和信心並建立權威，這自然毫不足奇。另一些學者認為共和國民主的必然失敗，是由於嘗試著用人民穩固統治。20世紀40年代一大批文章中，北美的社會心理學者們提出了降級理論，喪失社會地位的階層陷入領袖崇拜的集體歇斯底里中，這導致了共和國的衰落（以及希特勒奪權）。同樣活躍在這個時期的德國著名心理學家菲利克斯?舒特蘭德（Felix Schottlaender）認為：共和國的痛楚和希特勒帶來的恐怖來源於民眾的集體不安全感，或者說“對自由的恐懼”（值得一提的是，恰恰雨果?普羅伊斯在革命發生的第一個星期就得出同樣的結論）。魏瑪共和國的早期批評者中，沒有一位是反對民主的。比如眾所周知的，邁內克很快就站在了共和國一邊，他稱自己為“Vernunftrepublikaner”，一位“頭腦的共和主義者”——即使並非由心而發。埃申堡年輕時，曾在古斯塔夫?施特雷澤曼的辦公室擔任秘書，與自由派的德國民主黨有著緊密聯繫，當然也和1930年7月後此黨右傾而成立的德國國家黨有很深的淵源。舒特蘭德也是改革自由派。把魏瑪共和國的命運描寫成注定滅亡不是這些作者的專利；與他們相對的極左派中，一些魏瑪共和國中最高層的領導人物在回憶錄中，也把共和國描述成為一位沒有存活希望的病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