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義論證視域下的中國邏輯思想研究（簡體書）

目錄

第一章廣義論證視域下的中國邏輯史開放研究

——以《戰國策》為例

一、廣義論證與中國邏輯史研究的三次轉折

二、《戰國策》的“說理”藝術

三、《戰國策》說理藝術的論證評估問題

第二章推類視角下的連珠體研究

一、連珠體的概念

二、連珠體的推理形式

三、連珠體的推理機制

第三章中國傳統邏輯與訓詁

第一節導論

一、邏輯與訓詁概述

二、研究緣起

三、訓詁學之哲學背景

第二節訓詁方法論之邏輯推理思想（一）

一、模式型推論

二、類比性推論

三、歸納性推論

四、演繹性推論

第三節訓詁方法論之邏輯推理思想（二）

一、語用推理

二、合情推理

第四節訓詁方法論之邏輯論證思想

一、訓詁中的論證方式

二、訓詁中的論證方法

第五節訓詁學與非形式謬誤

一、依賴於訓詁文本的邏輯謬誤

二、不依賴於訓詁文本的邏輯謬誤

第六節中國傳統邏輯思想與訓詁之斷想

一、訓詁方式之邏輯思想

二、重內涵輕外延的訓詁思想

三、訓詁與邏輯的研究啟示

第四章中國邏輯史研究與訓詁之關係芻議

一、訓詁研究對於中國邏輯史研究的意義

二、中國邏輯史研究中的訓詁問題

三、由中國邏輯史研究中的訓詁問題而生的斷想

第五章《淮南子》：漢代邏輯思想的璀璨明珠

一、《淮南子》及其編著者

二、《淮南子》的邏輯思想

第六章廣義論證和非形式邏輯視域下《九章算術》劉徽注的邏輯思想研究

第一節《九章算術》劉徽注簡介

一、歷史文化背景

二、《九章算術》

三、劉徽注

四、前人的相關研究成果

第二節非形式邏輯論證概要

一、論證

二、論證類型

三、非形式邏輯論證的方法

第三節解析法與圖示法對劉徽注論證的分析

一、解析法對劉徽注的分析

二、圖示法對劉徽注論證的分析

第四節圖爾敏模型方法對劉徽注論證的分析

一、數學論證中的圖爾敏模型方法

二、圖爾敏模型方法對劉徽注的分析

第五節廣義論證方法對劉徽注論證的分析

一、廣義論證

二、劉徽注的廣義論證五要素

三、圖爾敏模型方法對劉徽注的再分析

四、小結

第七章漢語單字句的語用邏輯探究

一、言語行為以及語用邏輯方面相關研究

二、漢語單字句現象的提出以及漢語單字句是言語行為

三、漢語單字句本身構成一種獨特的類

四、認知過程中對於語力七種要素的思考

五、小結

第八章“推類”問題散論

一、“推類”概念

二、“推類”的內在機制

參考文獻

後記

第一章 廣義論證視域下的中國邏輯史開放研究

《戰國策》又名《國策》《國事》《短長》《事語》《長書》《修書》等，直至今日，《戰國策》的作者也沒有得到最終確定。西漢末年，劉向校錄群書時發現了六種記錄縱橫家的寫本，便按照國別編訂了《戰國策》。很顯然，《戰國策》並非一人一時所作。由於該書所記錄的多是戰國時縱橫家的政治主張和外交策略，作為校訂者和編訂者的劉向便把這本書定名為《戰國策》。

《戰國策》一書記錄了戰國時代的社會風貌，尤為重要的是記錄了縱橫家們的論辯和駁詰的實況，展現了縱橫家們的精神風采和思想才幹，為我們今天研究戰國時期縱橫家們如何定論、駁論，如何論證，如何說理等與邏輯相關的證明提供了十分豐富的材料；也為我們從事廣義論證理論研究提供了翔實的原始材料。

如何說理、如何論證是一門藝術，更是一種邏輯的展示，而縱橫家們說理的藝術、方法體現了中國古代說理的獨有特徵，諸如寓言、卮言等的運用，豐富了傳統中國邏輯的研究內容。因此，研究《戰國策》中的論證機理，有重要的現實價值和理論價值。

一、廣義論證與中國邏輯史研究的三次轉折

郭湛波在《先秦辯學史》中指出：“哲學思想共有三支：一、印度，二、西洋，三、中國。各支的哲學思想，有各支的哲學方法。印度的哲學方法是‘因明’，西洋的方法是‘邏輯’，中國的方法是‘辯學’。……中國哲學，自有中國哲學方法。中國哲學方法：一、古代，自古代至秦，是‘辯學’；二、自漢代至明末，是‘因明’；三、自明末至現在，是‘邏輯’。但‘因明’與‘邏輯’都是舶來品，歸印度，是用西洋方法來研究的。所謂中國方法，就是專指古代的‘辯學’。”究其實，中國邏輯史（辯學）的研究源遠流長，上溯西晉，以逮秦漢，下沿明清，以至於今，雖有短暫的停滯，然終歸綿延不絕，跌宕起伏。其間有三次重要的轉折，形成了中國邏輯史研究的絢麗多彩的畫面。對於這三次轉折進行研究，有助於增進中國邏輯史研究的深化和發展。

就筆者研究的情況而言，中國邏輯史研究的三次轉折，形成了不同的中國邏輯史研究的內容、風格、方法、觀點、思想和學者群。

第一次轉折：開拓創新期。發生在清末民初，學者們出於民族自豪感，“以歐洲邏輯為經，本邦名理為緯”，在獨具中華文明特色的文化典籍中搜尋與西洋邏輯耦合的邏輯，使用的方法主要是比較和比附，得出的結論是中國古代有和亞裡士多德思想一樣的形式邏輯體系。

第二次轉折：反思重構期。發生在20世紀90年代。“中國邏輯史是邏輯學在中國產生、發展以及外國邏輯在中國傳播的歷史。其核心內容應是近代西方邏輯傳入之前的中國古代邏輯史，即孕育、產生於中國傳統文化土壤之中並受其制約的中國邏輯學的發展史。”第一，邏輯是多元的，不是唯一的，西方邏輯不是唯一的邏輯。第二，邏輯與文化緊密聯繫，受文化制約，同時也對文化產生影響。第三，否認西方邏輯為唯一的邏輯、否認現代邏輯為唯一的邏輯，不是否認邏輯學的共性。強調中國邏輯史研究的方法之革新：“應當用比較法。比較法的關鍵有三：第一，被比較的諸物件都把與之相比較的物件視為平等的他者，而不是對立者或規範者；第二，在見其同異中，‘比較以見其相異乃更為重要。……不是以同點來供推論，乃以相反的異點而明其差別上的特性’；第三，對研究物件的異點給出制約因素的分析，就中國邏輯研究而言，就是‘歷史分析與文化詮釋’。”第三次轉折：拓展開放期。發生在21世紀的初期，它是基於廣義論證概念的邏輯觀而展開的中國邏輯史研究。

廣義論證的基本思想主要是基於鞠實兒的四篇具有重要學術意義的文章展開的，即《邏輯學的問題與未來》（2006）、《論邏輯的文化相對性》（2010)、《簡明邏輯學.漢譯本序言》(2010)和《基於廣義論證的中國古代邏輯研究——以春秋賦詩論證為例》（2014）。綜括這四篇文章，我們可以得出關於廣義論證的基本思想，就是：第一，對於“邏輯學”的概念應該進行澄清，一方面既有的邏輯類型無法“否認其他邏輯類型的合法性”；另一方面通過對邏輯發展兩次研究轉向的歷史進行總結和梳理即分別是以數理邏輯取代亞裡士多德的邏輯而成為邏輯研究主流的所謂“數學轉向”，和以“構造認知過程的規範性或描述性模型”的邏輯取代數理邏輯的“認知轉向”。，擴大了邏輯學家族的成員並進而改變了“邏輯學”一詞的內涵。認為“所謂論證就是借助符號進行的具有說理功能的社會互動過程，而邏輯是構造這種論證的規則集合”。並且論證了邏輯的文化相對性：邏輯的合理性相對於它所隸屬的文化，不存在超越文化差別的普遍合理的邏輯。“不同的文明可以具有不同的邏輯”，不同的邏輯在其合理性上也是平等的，強調未來的邏輯研究必須關涉不同文明中的說理活動和說理方式。第二，對“說理”的直觀描述為“從屬於一個或多個文化群體的若干主題在某個語境下以某種方式通過語言進行交流，其目的是促使活動參與者采取某種立場”。說理的進行方式及其主要特徵為：（1）說理活動的社會文化性。（2）說理活動的動機；（3）說理活動的語言；（4）說理活動的規則；（5）說理活動的結構。進而，給出了廣義論證的定義：“在給定的社會文化情景中，隸屬於一個或多個文化群體的若干主體依據（社會）規範或規則使用符號給出理由，促使參與主體接受或拒絕某個觀點。我們稱這種借助符號進行的具有說理功能的社會互動或博弈為廣義論證。其中，符號包括語言符號和非語言符號，後者包括肢體和圖像語言等；而說理就是給出理由促使人們接受或拒絕某一觀點或立場。”第三，依據廣義論證的定義，重新給定了邏輯學研究的圖譜：邏輯可以劃分為西方式邏輯和非西方式邏輯。西方式邏輯分為形式邏輯和廣義非形式邏輯，形式邏輯又劃分為經典邏輯和非經典邏輯，廣義非形式邏輯劃分為非形式邏輯、歸納邏輯和思辨邏輯；非西方式邏輯可以劃分為中國古代邏輯、印度佛教邏輯、伊斯蘭邏輯、阿贊德邏輯等。［

二、《戰國策》的“說理”藝術

廣義論證理論清楚地告訴我們：論證的說理依賴於論證發生的文化背景和社會語境，在不同的背景和語境下會有不同的廣義論證。中國古代的說理論證不同於西方文化背景下的說理論證，具有明顯的“關聯性思維的特徵”關聯性思維這個概念或可追溯到馬塞爾.格拉耐（Marcel Granet）作於1934年的《中國人的思維》。在此書中，關聯性思維被當作中國人思維的一個特徵。列維.斯特勞斯在《野性的思維》中使用這個概念來描述“野性的思維”。李約瑟在《中國的科學與文明》（第2卷）中討論了“象徵性關聯”。費耶本拉德在《再見吧，理性》中稱之為“經驗性思維”。但對關聯性思維最為成熟的討論是葛瑞漢的《理性與自發性》，在這部著作中，“類推思維”被用來描述後來被稱為關聯方法的東西。。因之，對《戰國策》的說理藝術的建構和評估就不能采用“以西釋中”方法，而是要依據中國古代傳統文化特徵來予以說明。

《戰國策》一書屬於所謂的“縱橫”家之書，漢代的劉向在《戰國策.敘錄》中說：“仲尼既沒之後，田氏取齊，六卿分晉，道德大廢，上下失序。至秦孝公捐禮讓而貴戰爭，棄仁義而用詐譎……晚世益甚，萬乘之國七，千乘之國五，敵侔爭權，蓋為戰國。貪饕無恥，競進無厭。國異政教，各自制斷。上無天子，下無方伯……故孟子、孫卿儒術之士棄捐於世，而遊說權謀之徒見貴於俗。是以蘇秦、張儀、公孫衍、陳軫、代、厲之屬，生從橫短長之說。”劉向看到了“從橫短長之說”產生的時代特點，即蘇秦、張儀等人的“從橫短長之說”，乃是一種亂世之學，是特定的歷史時期的產物。

既然《戰國策》是“縱橫”家的書，那麼，何為“縱橫”？《詩.齊風.南山》：“薪麻如之何？衡從其畝。”韓嬰釋之：“東西耕曰橫（衡)”，“南北耕曰由（從）”。在戰國時期，作為一個政治概念，“縱橫”被賦予新的含義。《韓非子.五蠹》：“從者，合眾弱以攻一強也；而衡（通“橫”）者，事一強以攻眾弱也。”《漢書音義》道：“以利合曰從，以武力相脅曰橫。或曰：南北曰從，從者，連南北為一，西鄉以擯秦。東西曰橫，橫者，離山東之交，使之西鄉以事秦。”(見《資治通鑒》卷一“安王十五年”條下胡三省注引）正如劉向所指出：“當此之時”“蘇秦為從，張儀為橫，橫則秦帝，縱則楚王”。（《戰國策書錄》）要而言之，所謂“橫”，乃“連橫”之簡稱，即以秦國為中心，分別聯合山東任何一國，東西連成一條橫線，攻擊其他各國，如此分化瓦解山東六國，最後“並吞天下”，統一中國。所謂“從”，乃“合縱”之簡稱，即山東六國從燕到楚，南北合成一條直線，聯合抗秦，在強秦虎視眈眈之下，圖謀自存。這正是戰國時代政治斗爭形勢的生動寫照。因此，“縱橫”的確鮮明地體現了戰國時代的政治特徵。而所謂“縱橫家”，則是為適應當時各國之間政治斗爭的需要，或主從，或主橫；或奔走遊說，或入朝幹政，直接服務於各國統治者的一批謀臣策士。他們是一群有文化、有知識的“智囊”人物。他們對當時的政治形勢，各國的政治、經濟、地理狀況，風俗、民情甚至國君的志趣、愛好，都了如指掌。在當時，他們稱得上是出類拔萃的人才，“士”中的佼佼者。在戰國時代的政治、外交戰在線，他們是一支舉足輕重的力量。

由於這些縱橫家需要說服諸侯各國的國君采納或是連橫或是合縱的政治主張，就必須具有一定的能夠說服諸侯各國國君的說理技巧、論證藝術。

那麼，縱橫家們說理的規則是什麼呢？他們應該如何提出觀點，聽者才會接受其結論呢？我們將基於廣義論證理論，借鑒古代史、思想史、文學史等領域的研究成果展開分析，對縱橫家不同於西方形式邏輯的說理藝術進行闡釋。

第一，善為“長短”之術。《戰國策》所記載的縱橫家在說理的時候特別注重“長短”“捭闔”之術，也就是人們常說的“合縱”之術。如果我們對《戰國策》稍加研究，就會發現一個很有意思的事情，那就是“縱橫”“捭闔”“長短”“陰陽”幾乎是在相同的意義上使用的，即“縱”“捭”“長”“陽”是一個意思，主要是從正面積極的意義上去說理和闡明所謂縱橫家的思想，而“橫”“闔”“短”“陰”是一個意思，主要是從反面消極的意義上去說理和闡明縱橫家的思想。劉向《戰國策書錄》：“是以蘇秦、張儀、公孫衍、陳軫、代、厲之屬，生從橫短長之說，左右傾側。”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戰國策》又被稱作《長短書》。那麼，究竟是什麼樣的說理技巧被稱作“長短說”呢？《戰國策.楚策一》記張儀為秦破從連橫而說楚王，對此有一段絕妙的注腳。他在楚王面前大肆攻擊主張合縱抗秦的“從人”者流，揭露他們的慣用伎倆道：“夫從人者，飾辯虛辭，高主之節行，言其利而不言其害。”顯而易見，這就是所謂“長說”的要義；反之，“貶主之節行，言其害而不言其利”，即是所謂‘短說”。

蘇秦為了實現他的“合縱”之夢想，向楚王說道：“楚，天下之強國也。大王，天下之賢王也。楚地西有黔中、巫郡，東有夏州、海陽，南有洞庭、蒼梧，北有汾陘之塞、郇陽。地方五千裡，帶甲百萬，車千乘，騎萬匹，粟支十年，此霸王之資也。夫以楚之強與大王之賢，天下莫能當也。”為了讓楚王采納自己的合縱之道，蘇秦可以說是極盡其所能把楚國所有的優勢描繪得淋漓盡致，“言其利而不言其害”，堪稱“長說”的範例。而張儀以連橫說魏王：“魏地方不至千裡，卒不過三十萬人。埊四平，諸侯四通，條達輻湊，無有名山大川之阻。從鄭至梁，不過百裡，從陳至梁二百余裡。馬馳人趨，不待倦而至。梁南與楚境，西與韓境，北與趙境，東與齊境，卒戍四方，守亭障者參列。粟糧漕庾，不下十萬。魏之埊勢，故戰場也。魏南與楚而不與齊，則齊攻其東；東與齊而不與趙，則趙攻其北；不合於韓，則韓攻其西；不親於楚，則楚攻其南。此所謂四分五裂之道也。”句句皆言其“害”而不言其“利”，堪稱“短說”之範例。

其實，長短術的運用，主要還是為了做比較，強調無論修身治國、齊家還是平天下，都要用其所長，避其所短。

第二，善為寓言之術。說理就是要擺事實講道理，而所擺的事實一定要真實可信，於史有證。但是，在《戰國策》一書中，“無中生有”的寓言故事比比皆是。有的學者認為《戰國策》有54則寓言故事，有的學者認為有70則。《戰國策》裡的寓言故事大多隨物賦形，即事寓意，長短適度，靈活多樣。這些寓言故事不光是人物栩栩如生，情節離奇曲折，關鍵是這些寓言故事為縱橫家們的說理插上了翅膀，增加了說理的功能。關於這一點，不能用西方傳統邏輯的“三真”原則來衡量中國古代的說理藝術。

使用寓言故事來增加說理的可靠性是《戰國策》的一大技巧。這種做法往往能使抽象變得具體、深奧變得通俗，特別是能夠即事諷喻，因便說理，例如《戰國策.齊策》：“靖郭君將城薛，客多以諫。靖郭君謂謁者無為客通。齊人有請者曰：‘臣請三言而已矣。益一言，臣請烹。’靖郭君因見之。客趨而進曰：‘海大魚。’因反走。君曰：‘客有，於此。’客曰：‘鄙臣不敢以死為戲。’君曰：‘亡，更言之。’對曰：‘君不聞（海）大魚乎？網不能止，鉤不能牽，蕩而失水，則螻蟻得意焉。今夫齊，亦君之水也。君長有齊陰，奚以薛為？夫齊，雖隆薛之城到於天，猶之無益也。’君曰：‘善。’乃輟城薛。”這則寓言故事就把局部應服從整體、個人利益應服從國家利益的深刻道理說得透徹明了，生動形象中蘊含了深刻的意義，增強了說理的感染力和說服力。其他寓言故事還有“群狗爭骨”“畫蛇添足”“狐假虎威”不死之藥”“驚弓之鳥”“南轅北轍”“鷸蚌相爭”“名士名母”等等。

《戰國策》盡管也引用上古、三代賢王聖君的有關史實，引用春秋戰國的一些事例，征引《詩經》《尚書》，甚至也引用生活中的一些小事，但巧撰寓言來說明道理無疑是《戰國策》的一大特色。特別要指出的是，《戰國策》運用寓言不是把寓言故事作為獨立的故事來使用的，所有的寓言故事都是為縱橫家們的說理服務的，具有強烈的目的性、現實針對性。

第三，善為推類之術。推類是中國古代邏輯理論和思想的重要特徵，不同的學者提出了仁者見仁、智者見智的關於“推類”的理解和看法，劉明明在總結前賢研究成果的基礎上，提出了“推類”定義：“推類是建立在對事物類的性質及其相互關係（‘理’）把握基礎上的中國古代的典型推理類型。”並認為推類與古希臘的三段論、印度的因明一樣，是具有民族文化特色的推理類型。雖然對推類的研究後出轉精，有了很大的推進，卻有些語焉不詳。在筆者看來，要揭示“推類”的特徵，可以把推類理解成“推類是建立在對事物（包括現象）類的性質及其相互關係把握基礎之上的由此及彼、由近及遠、由大及小、由小及大、由遠及近、由抽象及具體、由具體及抽象的推理過程”，這種推理集中體現了中國古代傳統推理的“關聯性思維”特徵。

《戰國策》同中國古代的其他典籍一樣，運用推類的結論實例幾乎俯拾即是。例如《戰國策.齊策》：“齊人見田駢，曰：‘聞先生高議，設為不宦，而願為役。’田駢曰：‘子何聞之？’對曰：‘臣聞之鄰人之女。’田駢曰：‘何謂也？’對曰：‘臣鄰人之女，設為不嫁，行年三十而有七子。不嫁則不嫁，然嫁過畢矣。今先生設為不宦，訾養千鍾，徒百人。不宦則然矣，而富過畢也！’田子辭。”古人只用了短短的幾十個字就把無法言表、難以啟齒的深刻道理借用推類手法表達得酣暢淋漓，而且嬉笑怒罵、鄙夷譏笑、熱潮冷諷盡在其中。尤其是這種說理的效果尤為有效，是以“田子辭”。盡管翻譯不同，筆者認為這裡的“辭”應該理解為“逃遁”。

再如：“孟嘗君將入秦，止者千數而弗聽。蘇秦欲止之，孟嘗曰：‘人事者吾已盡知之矣。吾所未聞者，獨鬼事耳。’蘇秦曰：‘臣之來也，固不敢言人事也，固且以鬼事見君。’孟嘗君見之。謂孟嘗君曰：‘今者臣來，過於淄上，有土偶人與桃梗相與語。桃梗謂土偶人曰：‘子西岸之土也，挻（梴）子以為人。至歲八月，降雨下，淄水至，則汝殘矣。’土偶曰：‘不然。吾西岸之土也，則復西岸耳。今子東國之桃梗也，刻削子以為人。降雨下，淄水至，流子而去，則子漂漂者將何如耳。’今秦四塞之國，譬若虎口，而君入之，則臣不知君所出矣。孟嘗君乃止。”一個推類就把很多思想表達到了極致，比起長篇累牘不知要好多少倍。正如有的學者指出的：“縱橫家以史為鑒，由微推類和類從推理的邏輯方法又是一種思維方式，它不是從未知推到已知，是從已知到未知。先從歷史、個別、同類事物中悟出道理，然後用類推、比喻、例證的方法來把這個道理推及未知事物。在這個過程中，他們注重直觀和體驗，而忽略於抽象的推理分析比較。這個特點不僅合乎中國傳統的思維方法，而且更適應戰國縱橫家實踐的需要。”《戰國策》中諸如此類的推類不勝枚舉。

第四，善為“鬼谷”之術。盡管學界對《鬼谷子》一書的真偽和成書年代難以形成共識，但對《鬼谷子》一書是關於縱橫家說理技巧的書不持異議。司馬遷認為，鬼谷是蘇秦、張儀的老師，《史記.蘇秦列傳》開篇寫道：“蘇秦者，東周雒陽人也。東事師於齊，而習之於鬼谷先生。”《史記.張儀列傳》寫道：“張儀者，魏人也。始嘗與蘇秦俱事鬼谷先生，學術，蘇秦自以不及張儀。”我們從《戰國策》中也看到了《鬼谷子》一書的靈魂和精神所在。《鬼谷子》一書所說的遊說為謀之術一共有十條，主要是長短縱橫之術中的預測、說辯和決策，強調了遊說為謀的具體技巧，即“捭闔之術”“反應之術”“內揵之術”“抵巇之術”“飛箝之術”“忤合之術”“揣摩之術”“量權之術”“為謀之術”“決策之術”。

我們不能為《戰國策》中的這十大技巧一一舉例說明，但我們可以采用“人體解剖法”，正如馬克思所說的那樣：“人體解剖對於猴體解剖是一把鑰匙。低等動物身上表露的高等動物的征兆，反而只有在高等動物本身已被認識之後才能理解。因此，資產階級經濟為古代經濟等提供了鑰匙……人們認識了地租，就能理解代役租、什一稅等。但是不應當把它們等同起來。”我們可以從《戰國策》一書中擷取一段來分析縱橫家們是如何運用這十大技巧中的某一個技巧的。

據學者熊憲光的研究，《戰國策.楚策》中張儀以“連橫”說楚王就是很好的例子，張儀的說辭，從揣情量權入手，進而突出運用“捭闔”“抵巇”與“揣摩”之術。他一開頭就說：“秦地半天下，兵敵四國，被山帶河，四塞以為固。虎賁之士百余萬，車千乘，騎萬疋，粟如丘山。法令既明，士卒安難樂死，主嚴以明，將知以武。雖無出兵甲，席卷常山之險，折天下之脊，天下後服者先亡。”這裡首先以“捭闔”中的“捭”術，雜以“作聲譽以飛揚之”的“飛”術，極力渲染秦國之強盛。如此向楚王夸耀秦之強，是用“以陰結陽，施以力也”，即以外勢施加壓力的“捭闔”之術，同時也兼有“摩而恐之”之意。這當然也是長短術的運用。秦之強，是秦之長、楚之短也。接著張儀以“抵巇”之術攻擊“為從者”：“且夫為從者，無以異於驅群羊而攻猛虎也。夫虎之與羊，不格明矣。今大王不與猛虎，而與群羊，竊以為大王之計過矣。”這一段說辭，以“猛虎”喻秦國，以“群羊”比六國，把“合縱”之計比喻為“驅群羊而攻猛虎”。這種以生動的形象說明抽象事理的方法，正是《鬼谷子.反應篇》所說的“言有象，事有比；其有象比，以觀其次。象者，象其事；比者，比其辭也”的具體運用。所以這一段說辭兼用了“抵巇”“反應”之術……張儀的這一篇說辭，把縱橫之術運用得遊刃有余，恰到好處，其結果自然是“箝而橫”了：“楚王曰：‘楚國僻陋，托東海之上。寡人年幼，不習國家之長計。今上客幸教以明制，寡人聞之，敬以國從。’乃遣使者百乘，獻雞駭之犀、夜光之璧於秦王。”《戰國策》一書說理的技巧還有很多，不一一贅述，本書拋磚引玉，以待能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