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爾斯•曼恩
《大西洋月刊》《科學》和《連線》雜誌的撰稿人。他曾為《財富》雜誌、《紐約時報》《史密森尼》《名利場》《華盛頓郵報》供稿，並三次進入美國國家雜誌獎決賽，被美國律師協會、美國物理研究會、阿爾弗雷德•P.斯隆基金會和蘭南基金會授予過與寫作相關的獎項。他的著作《歷史的碰撞：1491》（1491: New Revelations of the Americas Before Columbus）榮獲美國國家科學院凱克獎，與其另一著作《歷史的碰撞：1493》（1493: Uncovering the New World Columbus Created）一度席捲亞馬遜網站、《紐約時報》、《華盛頓郵報》等各大暢銷書排行榜。
推薦序
我是查爾斯· 曼恩前一部作品《歷史的碰撞：1491》的忠實粉絲， 在那本書中，他為我們徹底地考察了哥倫佈到來之前的南北美洲。那本書的研究資料十分詳盡，寫作手法非常精妙，使得它讀起來毫不枯燥。
而在《歷史的碰撞：1493》中，曼恩達到了一個新的、真正全球化的層次。在艾爾弗雷德· W. 克羅斯比［Alfred W. Crosby，《哥倫布大交換》（The Columbian Exchange）的作者，我可以自豪地說他也是一個楠塔基特人］開創性作品的基礎上，曼恩完全寫出了我們這個世界的故事：一個曾經由數個獨立大陸構成的“ 行星”是如何快速變成一個單一、“ 全球化”的實體的。
曼恩不僅僅與數名科學家和研究人員交流，還訪問了他所寫到的地方，因此當我們跟著曼恩從世界的這個偏遠角落到另一個地方去的時候，這本書會給我們帶來不可思議的、身臨其境的感受。並且，這部作品一如既往地精彩。在講述西班牙和中國文化是如何在16 世紀的菲律賓群島發生碰撞的未必確實的故事時，他將我們帶到了民都洛島， 這座島嶼的“ 南側海岸有很多小海灣，它們一個挨著一個，就像蘋果上的齒痕”。
我們知道了瘧疾、馬鈴薯、煙草、鳥糞石、橡膠樹和甘蔗的傳播是如何擾亂並震撼了這顆行星，並將繼續這樣影響下去，直到我們生活在一個一體化的或者至少是接近一體化的地球上為止。當然，無論
那些促成這些重大改變的人類策動者是否能在500 多年的這一進程中倖存下來，曼恩都在這一部里程碑、啟示錄式的書中提出了一個開放式的問題。
—特邀評論家 納撒尼爾· 菲爾布里克
自 序
它看上去就像一個冰激凌甜筒。但是我走近之後才發現，這個小男孩正在生吃一塊甘藷。他的父親把甘藷的頂端掰開，露出裡面橙色的瓤，小男孩一口一口地啃著它，沒有被削掉外皮的甘藷底部正好可以當作把手。
這裡是上海西北方300 英里處的一座農場。在中國農村，人們經常生吃甘藷—這對於像我這樣的西方人來說很稀奇。直到這個小男孩跑回去尋求他正在為一行甘藷鋤草的父親的庇護，我才注意到我一直在盯著他看。這位父親怒視著我，而我揮手錶示歉意。因為我不會漢語，所以沒辦法告訴他，我其實並不是盯著他的兒子，而是盯著他兒子手裡的甘藷。我也沒辦法說出來，我之所以目不轉睛是因為這個甘藷是四五百年來全球範圍內所發生的震撼性的變化的象徵。
甘藷原產於中美洲。西班牙船在16 世紀70 年代將甘藷運到了馬尼拉，隨後一名中國船長瞞著西班牙海關將甘藷的葉、蔓纏繞在繩索上，並將繩索塞進一個筐子裡偷運了出去。他將這種走私來的植物帶到了位於中國東南部，與台灣隔海相望的福建。
那個中國小孩是怎麼得到他手裡的甘藷的呢？答案是哥倫布。科學家們將哥倫布看成無意間開啟了全球範圍內爆炸性生物交換的人
在他建立了東、西兩個半球的聯繫之後，成千上萬的動植物物種在大陸之間往來不絕。這是恐龍滅絕以來生命史上最重要的事件。歷史學家稱其為“ 哥倫布大交換”，這就是為什麼意大利有番茄、美國有橙子、愛爾蘭有馬鈴薯（俗稱土豆）、泰國有辣椒，以及中國有甘藷。
“ 哥倫布大交換”也能在很大程度上解釋為什麼英國人輸掉了美國獨立戰爭，為什麼墨西哥城成了世界上第一座真正國際化的城市，以及為什麼數百萬非洲奴隸被運到了大西洋彼岸。事實上，這都與本書的主題—哥倫布大交換—有關。
所有這些歷史都包含在這個男孩和他手裡的甘藷中，儘管他根本不知道這些事情。對他來說，那隻是一份零食而已。當我掏出照相機的時候，他的父親帶著不信任的眼光翻了個白眼。但是我拍下的是關於數個世紀全球混亂情景的照片。小男孩噘起了嘴，我按下了快門。
防瘧別墅
世界各地都有族群對瘧疾有遺傳性抵抗力，但西非與中非地區的人最為突出，他們對間日瘧原蟲幾乎完全免疫。 （粗略地說）對惡性瘧原蟲大約有一半抵抗力，再加上因童年不斷地感染瘧疾而擁有了較強的獲得性免疫力。西非與中非的成年人，無論過去還是現在，都是全世界最不容易感染瘧疾的人。當人們意識到，幾乎所有運往美洲的奴隸都來自西非與中非時，生物學與歷史學發生了交集。在間日瘧原蟲肆虐的弗吉尼亞和卡羅來納，非裔奴隸比英國殖民者更易存活和繁衍後代。從生物角度來說，他們更“ 適合”，這個承載了過多含義的詞， 其意思其實是：他們在這些地區更具遺傳優勢。
20 世紀曾有種族主義理論家叫囂，認為是基因優勢造就了社會優越性。而非洲人遭遇的一切恰好展示了這種誇誇其談的錯謬。西非人發現，生物學上的財富不僅沒有為他們帶來優勢，而且因為人性的貪婪和冷酷把其扭曲成了社會機制的缺陷。他們的免疫力變成了他們被奴役的命運的源頭。
這是怎麼回事呢？回想前文所述，間日瘧原蟲暗藏在英國人體內橫渡大西洋；鑑於此前有如此多關於間日熱的描述，它當然是在17 世紀50 年代之前就已經到達美洲。回想一下，弗吉尼亞的殖民者在17世紀70 年代之前就學會了提高存活概率的方法；季節性死亡人數下降到原來的10% 或更低。但接下來的10 年間，死亡率再次攀升，據歷史學家達瑞特·拉特曼（Darrett Rutman）和安尼塔·拉特曼（Anita Rutman）分析，這是惡性瘧原蟲出現的信號。惡性瘧原蟲比間日瘧原蟲對溫度更敏感，也從未在英國流行，因此它幾乎必然是潛伏在第一批非裔奴隸身上，漂洋過海而來。
惡性瘧原蟲有其獨特的模式。在切薩皮克灣，冬、春兩季死亡的非洲人比歐洲人更多，拉特曼夫婦認為其原因是營養不良和居住條件惡劣，以及非洲人對冰雪環境的不適應。但非洲人與歐洲人的死亡率曲線在8 月和11 月間交叉了，在蚊子最多的初夏，瘧疾感染會進入高發期。這幾個月裡，主人的死亡率遠遠高於奴隸，以至於歐洲人的整體死亡率超過了非洲人。卡羅來納的情況也大同小異。非洲人在那裡也遭受著肺結核、流感、痢疾和主人虐待的連環打擊，死亡率非常高。其他同伴帶來了各自從未遇到過的瘧原蟲類型，於是他們有很多人也感染了瘧疾，但沒有像歐洲人那樣迅速死亡。
因為所有殖民地都沒有保留精確記錄，所以得不到準確的死亡率對比。但通過觀察另一塊瘧疾肆虐的歐洲企圖征服的大陸，或許能有所了解，這塊大陸就是非洲。 （比較大西洋兩岸的瘧疾發病率，這個想法本身就具有我們所處的“ 同質世”的時代特徵。）菲利普·科廷（Philip Curtin）是研究奴隸制最重要的歷史學家之一，他通過研究英國人的記錄，還原了英軍在尼日利亞與納米比亞的遭遇。數據非常驚人： 19 世紀議會的有關駐西非英國士兵的一份報告得出結論，每年死於疾病的士兵佔48% 到67%。相比之下，同地區非洲部隊的死亡率在3% 左右，差距達到了一個數量級。非洲疾病對歐洲人來說十分致命，科廷發現，奴隸船上白人船員的死亡比例要大於黑人奴隸，雖然後者被鎖在充滿排泄物、條件極其惡劣的船艙裡。為了減少損失，歐洲奴隸主開始僱用非洲船員。
在美洲殖民地，歐洲人和非洲人的死亡率差距則小很多，因為在非洲，令歐洲人喪命的除了瘧疾和黃熱病，還有很多其他疾病。但和議會報告同時期的另一份英國調查顯示，在小安的列斯群島（Lesser Antilles，加勒比海南部的弧形列島），非洲人的存活率是歐洲人的3 倍以上。這個對比可能低估了兩者的差距；這些島上幾乎沒有瘧疾。似乎可以說，在美洲的瘧原蟲和黃熱病疫區，英國人第一年的死亡率是非洲人的3 倍到10 倍。
歐洲人很難忽視經濟邏輯。如果他們想種煙草、水稻或甘蔗，最佳的選擇是非裔奴隸，而不是歐洲的契約僕役或印第安奴隸。 “ 假設維持這三者的成本相同，”科廷總結說，“ 即使奴隸價格比歐洲僕役高出3 倍，他們仍然更受青睞。”
奴隸制與惡性瘧原蟲一起興盛了起來。就實際情況而言，惡性瘧原蟲無法在大西洋城和新澤西長期立足，因為那裡一年中只有幾週的日均最低氣溫能達到66 華氏度左右（約19 攝氏度），這已是此種寄生蟲的生存極限。但在南面僅120 英里的華盛頓特區，稍微溫暖的氣溫就讓惡性瘧原蟲每年秋天都造成威脅。 （華盛頓特區被稱為美國南方最北端的城市也並非毫無道理！）賓夕法尼亞與馬里蘭的州界橫亙在這兩個城市之間，這條著名的界線是1768 年由查爾斯·梅森（Charles Manson）和耶利米·狄克遜（Jeremiah Dixon）測繪的。這條“ 梅森– 狄克遜線”（Mason-Dixon Line）將美國東海岸地區大致分為兩塊，其中一塊惡性瘧疾猖獗，而另一塊則沒有。同時，它也區分開了以非裔奴隸制為主要製度的地區和這種制度並非其主要製度的地區（它與本土印第安部落的奴隸社會和非奴隸社會的分界線也大致重合）。它還是一條文化分界線，兩側是美國文化最持久的一對分歧—北方的揚基（Yankee）和南方的迪克西（Dixie）。馬上要面臨的問題是，上述種種是否彼此關聯。
幾十年來，一批很有影響力的歷史學家堅稱，美國南方文化形成的搖籃是它的大種植園—對於門外漢來說，最具代表性的非電影《亂世佳人》（Gone with the Wind）中的塔拉莊園（Tara）莫屬。這些
歷史學者稱，種植園是一個原型，一個標準，一個模板；它是南方的自我想像的核心所在。不久後，這種觀點遭到了其他歷史學家的批判。殖民地的大種植園只存在於切薩皮克灣南和查爾斯頓附近低地的鄉村。很明顯，這是兩個瘧疾疫情最嚴重的英國殖民地。 20 世紀20 年代，全面的排水工程消滅了弗吉尼亞的瘧疾，但南卡羅來納沿海地區在之後20 年裡仍然是美國瘧疾問題最突出的地方。從這個角度看，電影中的塔拉莊園似乎是有瘧疾的鄉村里最理想的居所：建在小山頂上，四周是寬闊、平坦、修剪整齊的草坪，高高的窗戶迎風敞開。所有細節似乎都是為了防止五斑按蚊而設計的，那些小蟲在低窪、不規則、時而有遮蔽的地方和無風的環境裡才會旺盛繁衍。瘧疾和這種防瘧別墅的建築風格之間的聯繫，難道是一種巧合嗎？否定可能存在的關聯，顯然很不明智。
歷史學家拉特曼問道：“ 擁有相對較高生病率和較低預期壽命的人群，會持什麼樣的態度呢？”有些人認為，美國南北戰爭前南方文化的特性—魯莽、漫不經心、熱衷炫耀—的根源正是如影隨形的疾病威脅。還有人描述過他們面對死亡時特殊的平靜。也許是這樣，但它很難證明南方人的確曾經異常輕率、虛榮或堅忍。事實上，反對意見也不難想像：那把始終架在南方人脖子上、冰冷的死亡之刀，使他們變得羞怯、謙遜、易衝動。
另一種觀點得到了更多實證支持：持續的患病風險讓勞動力變得不穩定。缺乏保障使小農戶遭受損失，幾個勞動力的喪失就能讓他們不成比例地蒙受重大損失。與此同時，拉特曼指出，“ 大量勞動力能為應對災難提供保障”。更大的種植園的支出更高，但也更加安全。久而久之，大種植園主佔據了優勢；而小業主還在掙扎。進一步拉大差距的是，在疾病暴發季節，富有的卡羅來納種植園主負擔得起搬到無瘧疾的山區或海邊的度假屋的開銷，而貧農和奴隸則不得不留在瘧疾疫區。疾病就這樣輕輕一推，便將富人與窮人分成兩列。拉特曼說， 有瘧疾的地方更容易產生“ 經濟上極端的兩極分化”。瘧原蟲不僅推動農夫接受了奴隸制，更有利於大種植園的發展，而這又進一步提升了對奴隸的需求。
瘧疾並沒有導致奴隸制出現。更確切地說，它為奴隸制鞏固了經濟基礎，平衡了亞當·斯密所說的障礙的作用。煙草種植園主由於沒有發現蘇格蘭人和印第安人是死於間日熱，所以主動去利用非洲人對瘧疾的抵抗力。事實上，幾乎沒有證據顯示第一批奴隸主清楚地知道非洲人具有免疫力，一方面因為他們還不懂什麼是瘧疾，另一方面因為在各自與世隔絕的種植園裡生活的人們，無法輕易地做整體比較。但無論知道與否，蓄奴的種植園主比他僱用契約僕役的同行在經濟上更具優勢。如果兩位卡羅來納的水稻種植園主各自帶回了10 個工人， 一年後其中一位還剩9 個工人，而另一位只剩5 個，前者當然更可能富裕起來。成功的種植園主會買入更多的奴隸；新來者會模仿事業最大的鄰居的做法。奴隸貿易就這樣在瘧原蟲吹起的大風中揚帆起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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