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獨處（簡體書）

作者的話

父親的腦

帝國臥室

何必苦惱？

迷失在郵件中

艾瑞卡舶來品

篩煙灰

流亡的讀者

天下第一市

撿破爛

控制單元

艱深先生

床上的書

聖路易斯見

二〇〇一年元月就職日

去年冬天有一陣子，在我的第三本小說出版後，我收到許多封陌生人寄來的怒不可遏的信。讓他們惱火的不是小說——那是一部喜劇，講述一個深陷危機的家庭——而是我通過媒體說的幾句欠考慮的話；我明知大可用一句溫和平淡的解釋回復他們就好，多說多錯，但還是忍不住稍加反擊。我效法我的一位老文學偶像，一直對讀書界分不清作家的作品和作家私下的自我深感遺憾的威廉·加迪斯，請寫信的讀者看我的小說，而不是聽新聞裡對小說作者的歪曲報道。

幾個月後，一位曾寫過信給我的M女士——住馬裡蘭州——回信，並附上她已讀完小說的證據。她洋洋灑灑地列出從我的小說中選取的三十個花俏詞語，例如“晝行性”“對跖點”這種詞和“電子點彩畫派的聖誕老人臉”這樣的說法，然後提出一個可怕的問題：“你寫這些是要給誰看的？顯然不是只想享受一本好讀物的一般讀者。”她還給出以下描述諷刺我和我預設的讀者：

紐約精英階層，漂亮、苗條、有厭食癥、神經質、世故、不抽煙、三年墮胎一次、噴抗菌劑、住豪華閣樓或頂樓，讀《哈潑氏》和《紐約客》的高等人類。

這段話的弦外之音是，小說的難度是社會特權階層讀者和作家的工具，這些人瞧不起讀一本“好讀物”的天然樂趣，而屬意那種惹人厭的、感覺高人一等的人工樂趣。對M女士來說，我是個“愛炫耀的自大狂，一個十足的渾蛋”。

我父親向來欽佩學者的非凡才智和龐大的詞匯量，他本人也稱得上是個學者，而我繼承了父親的這一點，這部分的我很想回敬M女士幾句。但我的另一比重相當的部分，卻因為得知M女士覺得被我的語言排拒而深受打擊。M女士的語氣有點像我母親—她一輩子都是個反精英主義者，把神話般的“普通人”的修辭發揮得淋漓盡致。母親可能會問我真的非得用“晝行性”這樣的詞不可嗎，還是只是為了炫耀。

在M女士的敵視面前，我發現自己動彈不得。原來，就小說與讀者的關係，我同時認同兩種截然不同的模式。在第一種受福樓拜擁護的模式中，最好的小說是出色的藝術品，成功寫出它們的人應該得到不凡的榮譽，而如果一般讀者排斥這部作品，那是因為一般讀者缺乏素養；任何小說，甚至是平庸之作，都獨立存在，與人們是否有能力欣賞它無關。我們可以把這稱為“地位”模式。這種模式會引發關於天賦和藝術史上的重要性的論述。

與之相反的模式是，一本小說代表作家和讀者之間的一份契約，由作家提供文字，讀者利用它們創造愉快的體驗。因此，寫作需要平衡自我表達和團體交流，不論那個團體是《芬尼根的守靈夜》的書迷還是芭芭拉·卡德蘭的粉絲。每一位作家最早都是某個讀者群的成員，而閱讀和撰寫小說的終極目的就是為了維系一種聯結感，為了抵抗關乎存在的孤獨；因此，一本小說唯有在其作者能維持讀者的信任時，才會獲得讀者的青睞。這叫“契約”模式。這裡講的是愉悅和心領神會。我母親一定會喜歡。

在“契約”模式的追隨者眼中，“地位”那群人是傲慢自大、把鑒賞力掛在嘴邊的精英。相反地，對由衷信仰“地位”模式的人來說，“契約”是媚俗、在美學上妥協的秘方，是彼此競爭的文學亞群的標簽。當然，就某些小說而言，兩者的差異沒那麼重要。《戰爭與和平》《歡樂之家》：你說它們是藝術，我說它們是娛樂，我們都會翻開來讀。但當讀者發覺一本書難讀的時候，這兩種模式就會產生顯著的分歧。

根據“契約”模式，困難是麻煩的征兆。在最嚴重的情況下，它甚至可以宣判作家違反了社群契約：將自我表達的需要、個人虛榮或文學俱樂部會員身份擺在大眾讀者對心領神會的合法向往之前—換句話說，渾蛋一個。若拿自由市場最極端的觀念來理解，“契約”模式規定，如果某件產品不合你的意，錯一定在產品。如果你被一本小說中某個冷硬的用詞崩斷牙齒，你可以去告作家。如果你的教授將德萊塞放進你的書單，你就寫出措辭嚴厲的學生評價。如果本地交響樂團演奏太多二十世紀的音樂，你就取消訂位。你是消費者——你來裁定。

從“地位”模式的角度來看，困難往往象征卓越：它暗示小說作者鄙棄廉價的妥協，忠於藝術眼光。這種模式主張簡單的小說沒什麼價值。少數讀者經過辛苦付出，慢慢穿透神秘，發揮耐力而獲得的愉悅，才是最值得擁有的愉悅；如果你像M女士那樣讀不來，那就見你的鬼去吧。

無可否認，“地位”模式奉承了作家的“重要感”，但我骨子裡卻是“契約”類的人。我生長在一個平易近人、崇尚平等、為消遣而閱讀的郊區。即便成年後，我也自認是個懶散的讀者。我曾開始讀（很多情況下，不止一次）《白鯨》《沒有個性的人》《梅森和迪克森》《堂吉訶德》《追憶似水年華》《浮士德博士》《裸體午餐》《金碗》《金色筆記》，但距離讀完都很遙遠。事實上，在我這裡穩穩領先、被我主動全部讀完的最難讀的一本書，就是加迪斯九百五十六頁的小說處女作：《承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