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以商館為中心
我父親對自己是一個猶太人的事實隻字未提。
──讓−克里斯多夫.卡斯特里
猶太人背信棄義,正如基督教廷所言,他們是忠誠的敵人,對虔誠的基督徒懷恨在心,所以每個人都要提防他們。
──蒙特聖薩維諾檔案
1656 年,蒙特聖薩維諾。當一位議員熱情洋溢地說出:這是一個思想充沛、創造力極強的民族!他似乎已經不知該用什麼樣的言語來誇讚當地猶太商人的聰明才智了。利用當地得天獨厚的地理位置,蒙特聖薩維諾城的猶太人成功地繞開了科托納稅官的審查,從瑪律凱(Marques)和梵蒂岡(Vatican)地區進口商品,再「迅速將它們倒賣至全國各地,他們的生意範圍絕不僅限於瓦爾蒂扎納(Valdichiana)地區,商品甚至遠銷至教皇國(Papal State)的邊陲!」蒙特聖薩維諾隱藏在錫耶納、阿雷佐和科托納交界處的群山之間,是一個人口數量約為2000 的托斯卡納小城。由於教皇尤利烏斯三世(Julius III)來自於當地的科西.迪.蒙特(Cosci di Monte)家族,這裡從1550 年就開始享有托斯卡納大公國的統治者──梅迪奇(Medici)家族授予的封建特權。正因如此,作為托斯卡納大公國的一個自由區和飛地獨立存在的蒙特聖薩維諾毋需繳納佛羅倫斯共和國的賦稅。這座城市的猶太公民順勢成為了放貸人和商業上的壟斷者,這是那個年代的托斯卡納猶太人唯一能夠從事的職業。如果沒有他們,僅憑當地的工匠階級和寥寥幾個權貴家族,這座被鄉村包圍著的小城只能在不計其數的宗教政令中舉步維艱。
時至今日,蒙特聖薩維諾似乎依舊是一座以商館──「商人敞廊」為中蒙心的城市。這座莊嚴肅穆的灰色建築佇立於城市主幹道邊的兩幢民宅之間,它狹長的拱廊配有刻著凹槽紋的立柱和用塞茵那石雕成的柯林斯式(Corinthian)柱頭。往來於城市中心的民眾無不讚歎於它的宏偉和優雅。這座始建於十六世紀初的敞廊在建成約百年之後開始被猶太商人租用,並在其中安設了攤位。從這裡穿過魯嘉.馬埃斯特拉路(Ruga Maestra),就到了由文藝復興建築大師桑迦洛(Sangallo)設計的蒙特宮(Palazzo di Monte),這裡是尤利烏斯三世家族的宅邸。如今人們對尤利烏斯三世的印象,是他對帕勒斯提那(Palestrina)和米開朗基羅(Micchelangelo)的資助,以及他驕奢淫逸的宗教生活和任人唯親的政治生涯。除此之外,就是他於1553 年8 月12 日頒佈的那道下令摧毀所有《塔木德》(Talmud)副本的教皇詔書。商館內的市場面朝城市的主幹道,而蒙特宮的院落、空中花園和圓形劇場則順著錫耶納的山勢向上開放延伸。蒙特聖薩維諾的猶太人被排斥在當地發達而輝煌的中世紀文明之外,他們在商業上的成功始終只是戴著鐐銬的舞蹈。只能在「封閉」的敞廊內行商的猶太人受到的場地限制,體現了李歐.卡斯特里的祖先所遭受的禁錮和挑戰。
城中的貴族宅邸,除了建造於十三世紀的執政官宮(Palazzo Pretorio),還有大臣宮(Palazzo della Canceleria)、達瓦梅西宮(Palazzo Tavamesi)、迦萊蒂宮(Palazzo Galleti)和菲利皮宮(Palazzo Filippi),它們都是文藝復興時期雄偉壯觀的建築典範。在這座室內市場周圍方圓幾十碼內,佇立著許多宮殿、迴廊和名字聽上去像鐘聲一樣響亮的教堂──和平教堂(Chiesa della Pace)、聖十字教堂(Chiesa della Santa Croce)、聖安東尼教堂(Chiesa della San Antonio)、聖若瑟教堂(Chiesa di San Giuseppe)、聖本篤修道院(Monastero di San Benedetto)、聖克雷爾修道院(Monastero di Santa Chiara)、雪聖瑪麗教堂(Santa Maria delle Neve)、聖亞加塔教堂(Chiesa di Sana Agata)、博愛教堂(Chiesa della Fraternita)──這些建築彷彿處於一種烏托邦式的和諧之中,不受社會階層差異的制約。乍看之下,厚重的中世紀城牆圍起的蒙特聖薩維諾就像一座微型的托斯卡納城邦,只是這裡不存在社會等級,平民、神職人員和貴族能夠平等地和諧共處。然而,仔細觀察這座奇怪的橢圓形城市後你會發現,它的西側是高聳的宮殿、教堂和迴廊;東南角卻有一條寬不足六英呎的小路,幾乎被附近巨大的本篤會修道院所掩蓋。十八世紀初起,這條路就是蒙特聖薩維諾的猶太貧民窟,在這裡的猶太會堂周圍聚居著一百多名猶太人。
蒙特聖薩維諾迷宮一般的狹窄街道構成了這座蛋形城市的脈絡。在這裡,社會邊界最明顯的標誌是四扇雕花城門,它們像指南針上的四個方位點,分佈在厚重的中世紀城牆上:向北開的「上門」(Porta di Sopra),也叫「佛羅倫斯之門」(Porta Fiorentina),裝飾著梅迪奇紋章上的五隻紅色寶球,連接著通往阿雷佐和佛羅倫斯方向的道路;向南開的「羅馬之門」(Porta Romana),也叫「下門」(Porta di Sotto),是最為古老的一道城門,直通羅馬,拱門的上弧上裝飾著奧爾西尼(Orsini)家族的紋章;配有角樓的「和平之門」(Porta della Pace),也稱為「感知之門」(Porta Sense),面向西方,通往錫耶納;最後一道是面向東方的「聖喬瓦尼之門」(Porta San Giovanni),是一個半圓拱門,它距猶太貧民區最近,位於一個陡峭的山坡之上,會將旅者引向科托納、佩魯賈(Perugia)和翁布里亞。這四點之間的那片土地接納了卡斯特里家族。文藝復興時期,這個托斯卡納的猶太家庭就生活在這裡。
卡斯特里家族是什麼時候在蒙特聖薩維諾落腳的呢?被信仰天主教的伊莎貝拉女王(Isabella)逐出西班牙後,他們的祖先如何融入了「蒙特的猶太民族」,並在義大利南部這座美麗的山城尋得了庇護? 1555 年,第一個猶太聚居區在羅馬出現後,佛羅倫斯和錫耶納也在1570 年建立了猶太聚居區,可以確定的是,當卡斯特里家族的某位祖先聽聞存在著這樣一座小城的時候,這裡的猶太人還沒有遭到隔離。梅迪奇家族讓蒙特聖薩維諾享受到了政治上的自治和其他一些特權,例如可以對負債人給予庇護。1555 年至1750 年,教皇國和整個基督教世界都對猶太人進行了殘酷的反宗教改革(Counter-Reformation)和迫害,從中逃離的猶太流亡群體將蒙特聖薩維諾視作他們理想的避難所。作為一個「邊陲社會」,這裡與大型中心城市相比要小得多,也不像佛羅倫斯和錫耶納那樣審查嚴密,無疑是一個更能令人安心的選擇。猶太聚居區剛剛在其他城市出現的時候,蒙特聖薩維諾只有八個猶太家庭。到了1620 年,最為顯赫的帕西利(Passigli)家族在城中創辦的銀行開始營業,猶太族群開始在蒙特聖薩維諾有聲有色地發展壯大起來。雖然這區區一百名猶太居民只占城市總人口的5%,但他們卻在自己的猶太會堂、學校和公墓周圍殷實富足地度過了近172 個年頭。
卡斯特里家族的幾位祖先到達蒙特聖薩維諾時,皮耶羅.德拉.法蘭西斯卡正在幾十公里外的阿雷佐繪製他的濕壁畫《真十字架的傳說》(The Legend of the
True Cross);法蘭西斯科.迪.喬治.馬蒂尼正在科托納建造他的聖瑪利亞黎明教堂;因瘟疫被迫離開錫耶納的弗拉.安傑利科正在對他的《聖母領報》進行收尾。也許有朝一日,李歐.卡斯特里的祖先,壟斷造紙行業長達兩個世紀之久的卡斯特里兄弟,會被證實已經在為附近藝術家們供貨了。瓦薩里、佩魯吉諾(Perugino)、蓬托爾莫(Pontormo),乃至安德烈.德爾.薩托(Andrea del Sarto)都有可能是他們的客戶。即便如此,同其他蒙特聖薩維諾猶太聚居區裡的居民一樣,卡斯特里家族依舊過著戰戰兢兢的生活,宗教權威和行政當局一時的好惡就能夠決定他們的命運。
托斯卡納大公科西莫三世(Cosimo III)掌權後,出現了反宗教改革開始以來最為黑暗的統治,當地猶太人的生存狀況急轉直下。科西莫採取了一系列極為嚴苛且有辱人格的手段,包括在1678 年1 月頒佈了這樣一條法令:所有「猶太民族」的居民都必須「在衣服上縫製或黃或紅的特殊標記」;為了防止他們「把頭探出窗外的動作侮辱了基督教遊行的隊伍」,必須用磚頭將窗戶封死;他們被「禁止出售寶石、嶄新的服裝或者布料,只能販賣舊布頭」。科西莫還在國內執行嚴格的種族隔離制度,禁止猶太人「雇傭信仰基督教的助產士或保姆」。1707 年8 月1 日,大公通過《公告》(Testo del Bando)宣佈在蒙特聖薩維諾建立猶太聚居區,這一結局已在意料之中。所有生活在狹長的「角村」(Borgo Corno)最東側的基督徒都必須搬離自己的房屋,將它們出租給今後只能在此居住的猶太人,如有違者罰款200 克朗;這條窄街從此被命名為「猶太會堂村」(Borgo della Sinagoga),也稱「猶太村」(Borgo degli Ebrei)。
但即便是在灰暗的十七世紀,一些猶太人仍然能夠找到賺錢乃至提升社會地位的機會。從事銀行業的帕西利家族與其他文藝復興時期的托斯卡納猶太人一樣,都依靠貨幣貿易積累了財富,事業蒸蒸日上。來自佛羅倫斯的族長費蘭特.帕西利(Ferrante Passigli)是一位精通多國語言、熱愛藝術的謙謙君子。在被他稱為「大臣」的雇員們的幫助之下,他拓開了整個區域的市場,客戶甚至遠在幾百公里之外。由於能力出眾,亞歷山德羅.奧爾西尼(Alessandro Orsini)侯爵將一項特權授予了帕西利家族的成員和雇員──他們可以離開猶太聚居區,「在蒙特聖薩維諾城內自由行動,並且免於佩戴特殊標記」。這樣一來,他便把家安在了城市入口處的一幢舒適的房屋中,比鄰「佛羅倫斯之門」。教皇英諾森十一世(Innocent XI)對借貸行為令行禁止之後,帕西利家族便失去了在蒙特聖薩維諾的特權,不過他們仍舊過著上流社會的生活。1717年,撒母耳.帕西利(Samuele Passigli)的婚禮持續了一週之久,服務於現場的樂手之中不乏基督徒。
然而在十七世紀,對於絕大多數「蒙特的猶太人」而言,在擁擠不堪、疾病肆虐、窗戶被木板封死的猶太貧民窟中度過日子著實是異常灰暗的。由於居住在這裡的大多是小商小販,這個群體中出現了一種寡頭結構,頂端是相互通婚的四五個實力雄厚的家族──烏西格利(Usigli)家族、蒙蒂巴羅奇(Montebarlocci)家族、帕西利家族和托阿夫(Toaff)家族。與他們矛盾不斷的是波吉家族(Borghi)及其旁枝、卡斯特里家族和菲奧倫蒂諾(Fiorentino)家族,他們通過在附近的村莊低買高賣,剛剛在商業上有所斬獲。卡斯特里兄弟原本從事的是棉花和亞麻織物貿易,足跡遍佈全國,而後在三十名雇員的共同努力下,在蒙特聖薩維諾地區形成了對紙張、煙草和酒類的壟斷。自1712 年開始,他們的控制範圍延伸至蒙特瓦爾基(Montevarchi)、盧奇尼亞諾(Lucignano)和菲亞諾(Foiano)。十八世紀初,反宗教改革對猶太人的惡意束縛有所鬆懈,卡斯特里家族與波吉家族、帕西利家族和蒙蒂巴羅奇家族獲准居住在猶太貧民區外,雖然這份特權僅在他們的壟斷期內有效,但也彌足珍貴。此時的蒙特聖薩維諾是一座繁榮、開放的小城,居住著工匠、為數不多的幾個貴族家庭和不同的宗教族群(四分之一居民穿著袈裟),在400 平方碼出頭的猶太貧民窟中,依舊只生活著約一百名猶太人。
十八世紀,在蒙特聖薩維諾被稱為「卡希拉」的猶太族群成立了他們自己的民主政府。十一名選舉產生的長官,被稱為「馬薩里」,負責管理「猶太民族」的政治生活、制定法律、編纂《蒙特聖薩維諾猶太民族議事紀要》(Book of Deliberations of the Hebrew Nation of Monte San Savino)。這座城市的猶太學校是猶太會堂內的神學院,有四位「馬薩里」在此教授希伯來語。會堂是一幢三層樓的建築,具備多種功能,既是塔木德托拉學校(Talmud torah)、祈禱處,也是公共集會的場所和拉比的住所。會堂內的祈禱設施應有盡有:用於皈依和淨化的宗教洗禮池「密克瓦」(mikvah)和用於供奉《托拉》(Torah)的祭壇「阿倫哈柯戴沙」(aaron ha kodesh)。拉比在此主持宗教儀式、進行割禮、舉行成年禮和婚禮、組織集體(或全體)禱告,以及為死者誦念〈卡迪什〉(Kaddish)。安葬禱告開始前,送葬的隊伍會把棺槨置於頭頂,繞坎帕喬行進七圈。那是窮鄉僻壤間的一條峽谷,用於埋葬故去的猶太人,卻只允許猶太人在夜間前往。蒙特聖薩維諾甚至還有一處「舍克希塔」(shechita),那裡能夠按照猶太教的衛生規範宰殺牲口。
無論猶太貧民區的治理如何進行優化,生存的壓力都必然會帶來商業競爭、法律糾紛和打架鬥毆,有時甚至會引發暴力衝突。人身自由受到限制的猶太人和可以在貧民窟外生活的猶太人之間的矛盾尤為突出。1698 年12 月,市集中傳來激烈的謾罵聲,爭執的一方是蒙蒂巴羅奇家族和烏西格利家族,另一方是波吉家族和佩拉格里(Pelagrilli)家族。這場口角隨後竟蔓延至猶太會堂,並最終升級為一場械鬥。「祈禱的聖地變成了搏擊俱樂部,」歷史學者托阿夫(Toaff)寫道,「而禱告時間剛好是每個人控訴不公或發洩挫敗感的最佳時機,無論出於事實還是想像,他們的痛苦似乎全都是由族群中的另一些人一手造成的。」
星期六的早晨,小商販和大銀行家、在暗無天日的房屋中居住並佩戴著標記的猶太人和享有人身自由且不必佩戴標記的猶太人同時出現在會堂之中。當他們肩並著肩一起祈禱,的確很難預料會發生些什麼。爭奪在儀式中誦讀《托拉》的資格似乎是兩個階級較量的核心。有時候,富有的家族會將這項榮譽作為「禮物」贈送給某個窮苦人家,例如在1700 年1 月11 日的那個週六,烏西格利家族就將這項榮譽「讓給」了加布里拉.維塔利(Gabriello Vitali)。但是,由於當天拉比沒有出席,烏西格利家族便像專制的君王一般肆意妄為,對於他們認為低一等的其他祈禱者們大肆羞辱。為了阻止文圖拉.戴爾.阿齊拉(Ventura dell Aquila)幫助維塔利獲得誦讀《托拉》的榮譽,族人中的骨幹里奧尼.烏西格利(Leone Usigli)博士辱罵戴爾.阿齊拉是「一個骯髒的混蛋」。受辱者抗辯道:「鬧事、違法的人是里奧尼.烏西格利⋯⋯狂妄自大的烏西格利家族無視公平正義,只想按照自己的意願控制他人。無論基督徒還是猶太人都對他們目中無人的行為極其不滿⋯⋯他們把自己當成了君王⋯⋯再看看亞伯拉罕.博爾吉(Abramo Borghi),他並沒有惡劣至此,卻已經遭到了審判和譴責!」在之後的裁決中,站在戴爾.阿齊拉一邊的曼努艾拉.曼托瓦(Manuela Montova)說:「烏西格利家族在這裡生活的時間最長,但他們卻始終想要成為異類!」加布里拉.維塔利也聲援了保護他的戴爾.阿齊拉,他說:「里奧尼.烏西格利博士無非是想要顯得高人一等。在我看來,他的確高人一等,但只因為他是我們中第一個來到這裡的猶太人。」
那些年,猶太族群與市政當局的摩擦也從未間斷。一方面,申請在猶太貧民窟外居住的請願絡繹不絕,但更多人迫於無奈,只能非法穿越那條隔絕了猶太人和基督徒的邊界。1654 年11 月29 日,15 歲的拉斐爾.迪.薩洛蒙.達.利皮亞諾(Raffaello di Salomone da Lippiano)因與一名基督徒妓女在城中的小旅館過夜而被處以兩天勞役和50 里拉的罰款;弗拉米里奧.卡斯特里.迪.維達萊(Flaminio Castelli di Vitale)因未經允許私自離開了猶太貧民窟而被罰款100 克朗;斯特拉.卡斯特里.迪.維達萊(Stella Castelli di Vitale)和喬婭.卡斯特里.迪.安吉洛(Gioia Castelli di Angelo)因同幾名女基督徒打鬥而被罰款40 克朗。其他卡斯特里家族成員的犯罪紀錄也在地方誌中有所記載:伊曼紐爾.卡斯特里(Emmanuele Castelli)因向以撒.卡多佐(Issaco Cardoso)發起曲棍球比賽的挑戰而被判有罪,原因是這項運動被認為過於危險,傑賽普(Giuseppe)和維達萊.卡斯特里就曾因在這項遊戲中(雖非出於惡意)擊中年輕農婦卡特里娜(Caterina)的頭部而被判有罪。然而,就算在如此嚴苛的法律懲戒下,猶太民族和非猶太民族的融合也並未中斷,甚至一直延續至今。當我走在蒙特聖薩維諾的街道上,會為猶太民族的故事仍在當地人中流傳感到驚訝。一名官員曾在市政廳激動地對我說:「我們都流著猶太人的血。」
可以確定的是,我們從十八世紀的紀錄中找到了李歐.卡斯特里可以被追溯的祖先──艾倫尼.卡斯特里、他的妻子安娜,以及他們的子女:薩巴托、萊蒂西亞、薩拉、維達萊和賈科貝。艾倫尼.卡斯特里生於1720 年,逝於1780 年,他的妻子安娜生於1740 年,他們存活下來的孩子有生於1766 年的薩巴托,1768 年的萊蒂西亞,1772 年維達萊和1777 年的賈科貝。納稅紀錄還顯示艾倫尼.卡斯特里屬於猶太族群中的中產階級。薩巴托和賈科貝.卡斯特里都經歷了蒙特聖薩維諾猶太人處境的頂點和底谷,我們將借由講述他們的不幸遭遇來回顧這段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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