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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論視野中的當代兒童文學和電影(簡體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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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論視野中的當代兒童文學和電影(簡體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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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
名人/編輯推薦
書摘/試閱

商品簡介

《理論視野中的當代兒童文學和電影》一書是一部論文集。它的“引言”的題目就是“讓理論重煥生機”,所收入的八篇論文“要展示的是理論如何對兒童文學閱讀和電影欣賞提供指導”。這些論文分別運用了認知美學理論、文化地理學、後殖民理論、烏托邦理論、文化全球化理論、哥特理論、精神分析、政治理論、怪異理論、女性主義、生態批評理論等各式各樣理論,對相關議題做出了具有創新性的闡釋。

作者簡介

朱自強
學者、翻譯家、作家。“國際格林獎”得主。中國海洋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兒童文學研究所所長。中國兒童文學研究會副會長。
學術領域為兒童文學、語文教育、兒童教育。出版《朱自強學術文集》(10卷)以及《兒童文學的本質》《小學語文兒童文學教學法》《繪本為什麼這麼好》等學術著作十幾種。翻譯日本兒童文學名著二十種、繪本近百種。兒童文學創作曾獲冰心兒童文學獎、泰山文藝獎、圖畫書時代獎等獎項。

凱麗;馬蘭(Kerry Mallan)

澳大利亞昆士蘭科技大學名譽教授。著有《兒童小說中的性別困境》(2009),《秘密,謊言和兒童小說》(2013),與克雷爾·布拉福德、約翰·斯蒂芬斯和羅賓·麥卡勒姆合著《當代兒童文學中的新世界秩序:烏托邦變革》(2008),與克雷爾·布拉福德合著《當代兒童文學 和電影理論》(2011)。

克雷爾&布萊德福德(Clare Bradford)

墨爾本迪肯大學教授,國際兒童文學研究會會長。著有《閱讀種族:澳大利亞兒童文學的本土性》、《令人不安的故事:後殖民視角解讀兒童文學》及《當代兒童文學中的世界新秩序:烏托邦式變革》等。2009年獲得特魯多國際聯誼獎。

董國超

河北唐山人。東北師範大學文學院中國現當代文學博士,研究方向為兒童文學。在國內各類報刊雜誌公開發表論文數十篇,主編、參編、校點及翻譯著作多部。

名人/編輯推薦

本書是一本兒童文學理論論文集,主要展示了理論如何對兒童文學閱讀和電影欣賞提供指導,著力於探索兒童文學、電影、理論之間的多元素動態聯繫,通過有選擇地分析理論概念和概念表述、社會文化問題、兒童和青少年文本,來闡明理論和文本之間的關係。


中國兒童文學研究要取得新的長足發展,需要緊緊地擁抱“理論”。

兒童文學研究如果不運用理論,不建構理論,不探究方法,而只是流於經驗,止於感受,疏於實驗,其科學性是難以獲得的,從而學科性也是難以成立的。

兒童文學需要“理論”

◎朱自強


收入“世界兒童文學理論譯叢”的這四部著作都有一個共同特點,那就是具有理論性,因此,才名之為“理論”譯叢。


尼古拉耶娃的《兒童文學的美學研究》是一種教材指向的學術著作。其最大特色在於將一般的文學理論轉化為兒童文學的研究方法。正如作者的“前言”所言,“本書涵蓋了一些當代文學理論,經過調整使其適合兒童文學的特殊性”。我在多年前說過,兒童文學研究者的學術發展要分兩步走:第一步是瞭解、掌握成人文學理論,第二步是在第一步的基礎上,做出屬於兒童文學的學術發現。尼古拉耶娃的著作的價值在於,通過對一般文學理論的甄別,根據自己的特定研究課題的需要,選擇最具有適切性的文學理論,將其運用到兒童文學文本的研究之中,發掘兒童文學文本的特性,從而完成了兒童文學的美學闡釋。尼古拉耶娃說,“一般文學領域裡的前輩學者,是忽視了研究兒童文學文本會帶給整個文學理論什麼樣的深遠意義的”。在一定程度上,尼古拉耶娃的研究證明了兒童文學研究對“整個文學理論”的發展,也能提供自己的學術貢獻。


尼古拉耶娃對一般文學理論轉化為兒童文學的美學具有自覺的方法論意識。她說:“沒有哪種理論能直接運用於一篇文學文本。實際上,不提及一篇具體的文本而展開關於文學的理論探討也是極有可能的。人們當然可能質疑這種抽象的辯論有什麼用處,理性的回答將是:‘沒有’。除非它們能進一步精細化成可以使用的分析方法。一個不能用於實踐的理論就像是一輛方車輪的自行車:想法很大膽,卻沒多少用處。因此,為了分析文本,我們得從理論的抽象轉向更具體的思索層面,發展一套給予該理論的‘工具包’,可用於實踐工作中。”尼古拉耶娃比喻說:“在自然科學中,這就相當於創造一個理論方程式,並建造足夠的設備去執行一項實驗。”尼古拉耶娃的這個比喻非常重要,它說明人文學科的研究,也需要具有自然科學方法的科學性。閱讀《兒童文學的美學研究》,我們需要感受、認識作者的這一方法。


金伯利;雷諾茲所著《激進的兒童文學——少年小說的未來展望和審美轉變》一書的關鍵字是“激進”。這部著作的研究呈現出,無論從美學還是從社會學的角度看,“寫給小讀者的作品充滿了激進的潛能。”


在展開關於兒童文學的“激進”論述時,金伯利常常以賈桂琳;羅斯的《彼得潘案例,或者兒童小說的不可能性》(1984年)作為討論的著眼點。羅斯的這本書在西方兒童文學學術界很有名,我在中國海洋大學邀請的國際知名學者的講學中,在國際兒童文學論壇(加拿大)上,都不時聽到人們談論這本書。金伯利一方面指出,羅斯“對於在兒童文學中起作用的那些力量的洞見很有價值”,另一方面則批判說,“她的論點的某些方面我也無法茍同;我認為它們歪曲了兒童文學在文化中被人們接受的方式。我特別關注這樣一個事實:羅斯認為兒童文學中的兒童(乃至兒童文學本身)沒有體現利奧塔的‘怪物兒童’所具有的破壞和創造力量,而是對我們能夠為兒童寫什麼東西產生了一種固有的保守影響。”對羅斯的觀點金伯利予以明確的否定——“兒童文學尤其是圖畫書形式的兒童文學,完全不是以賈桂琳羅斯所宣稱的那種方式拒絕接受現代主義,而是積極探索了現代主義的概念和風格,並在此過程中準確提供了杜森伯裡所描述的那種激進實驗之舞臺。”


《激進的兒童文學——少年小說的未來展望和審美轉變》原作分八章論述了兒童文學的激進性(由於中西方文化的較大差異性,中譯本舍去了論述“當代少年小說中的性與性行為”的第六章,特作說明)。金伯利在討論問題時,顯示出學理的堅實和視野的開闊。這裡僅舉一例:在論述“青少年文化與兒童文學之間的互動”的第四章,金伯利這樣介紹與論題相關的理論背景——“阿利埃斯提出,二十世紀是青春期的時代,因為這一時代按照自己的形象創造了青春期。這個基礎奠定於1904年,那一年美國心理學家斯坦利;霍爾(G.Stanley Hall)對這個主題進行了第一次完整的研究,這個創造性的過程在1950年基本完成。這一年精神分析理論家埃裡克&埃裡克森(Erik Erikson)出版了《童年與社會》(Childhood and Society)一書。”


金伯利與羅斯的“激進”和“保守”之爭是理論的論爭。金伯利的爭論、批判姿態對中國兒童文學學術研究很有啟示性。約翰&;W.奧馬利在《西方的四種文化》一書中指出,由柏拉圖和亞裡斯多德“所開創的學問和話語的某種風格,那種風格在中世紀的大學裡表現得最為貼切、成熟、積極。那種風格充滿了分析、探索、設問,無休無止,絕不遷就,我們今天的學院中人就浸淫其中。這種學問的風格從不知足,它批判性地對待每一種智識,它總是渴求提出進一步的問題,總是樂於提出不同的觀點。這種學問風格自然就充滿著論辯和爭議。”很顯然,奧馬利認為“論辯和爭議”這種方式在學術文化中是非常重要的,不可或缺的。我於2017年出版的文集《兒童文學的“思想革命”》,收入的基本都是批判性或含有批判內容的文章,其中不少是與其他學者的爭論性文章。我在該書的後記中說:“對一個學科的建設和發展來說,沒有學術爭論是很不正常、很奇怪的一件事情。學術爭論是學術討論的一種重要形式,更是學科建設的一種不可或缺的重要形式。因為學術爭論往往凸顯學科內的重大問題並將爭論雙方以及‘圍觀者’對這些重大問題的思考引向深入,所謂真理不辯不明。”希望我們的兒童文學學術界也能出現一種爭論(討論)的風氣,從一個新的層面,為兒童文學學科帶來學術的增值。


《理論視野中的當代兒童文學和電影》一書是一部論文集。它的“引言”的題目就是“讓理論重煥生機”,所收入的八篇論文“要展示的是理論如何對兒童文學閱讀和電影欣賞提供指導”。這些論文分別運用了認知美學理論、文化地理學、後殖民理論、烏托邦理論、文化全球化理論、哥特理論、精神分析、政治理論、怪異理論、女性主義、生態批評理論等各式各樣理論,對相關議題做出了具有創新性的闡釋。


傑瑞&;格裡斯伍德的《像孩子一樣感知——童年與兒童文學》,是本叢書中篇幅最少的一本,但是就理論的創構來看,卻是質感很強,有著鮮明原創性的著作。這本書從經典和流行的兒童文學作品中,提煉出隱適、恐怖、小巧、輕盈、生命力這五個主題進行論述,屬於主題學研究。這是令人愉悅的理論小品,其本身正如它在論述“輕盈”時,引用的保爾·瓦萊裡的詩句——“應該輕得像鳥,而不是像羽毛”,它是有著像鳥一樣“輕盈”的生命力的。


作為關注、思考中國兒童文學學科建設和發展的學者,我在編選、閱讀本叢書的四部著作時,深切感到,兒童文學研究如果不運用理論,不建構理論,不探究方法,而只是流於經驗,止於感受,疏於實驗,其科學性是難以獲得的,從而學科性也是難以成立的。


中國的兒童文學研究需要進一步重視理論建構。一方面要像尼古拉耶娃的《兒童文學的美學研究》、論文集《理論視野中的當代兒童文學和電影》所做的那樣,繼續對既有的一般文學理論進行有效的運用、借鑒和轉化,另一方面也要像金伯利的《激進的兒童文學——少年小說的未來展望和審美轉變》、傑瑞;格裡斯伍德的《像孩子一樣感知——童年與兒童文學》所做的那樣,繼續致力於屬於兒童文學學科的原創理論的發現。


中國兒童文學研究要取得新的長足發展,需要緊緊地擁抱“理論”。


最後,我想對為本叢書的出版做出貢獻的各方人士表達由衷的謝意。


感謝各位譯者所做的認真而嚴謹的翻譯工作,感謝我的同事徐德榮教授幫我所做的多方面的協調工作。各位辛苦了!


在出版“世界兒童文學理論譯叢”的過程中,我真切感受到中國少年兒童新聞出版總社對中國兒童文學研究事業的關心和扶持之情。社領導在人力和物力上給予了大力支持,在工作遇到困難時,給予悉心而及時的解決,使叢書的順利出版有了根本保證。既專業又敬業的編輯團隊為翻譯文稿的質量提升,付出了辛勤的汗水,貢獻了諸多的智能。在此,我懷著敬意一一表示感謝。

2021年2月25日

於中國海洋大學兒童文學研究所

書摘/試閱

《烏諾的花園》圖像顯示,最初的原始環境具有奇特的異國風情,有色彩豔麗的植物,具有幻想特色的、難以命名的動物,比如“木帕魯珀斯”、“盧飛普姆斯”和“佛利可萊帕德斯”。這些滑稽的名稱,與敘事策略十分吻合,貝斯還安排了一個計數的遊戲,邀請讀者參與數一數作品中的生物,譬如“7個普德勒巴斯,49棵植物,4座建築和1個斯諾特勒皮格斯”(貝斯,2006:未注明頁碼)。接下來這個遊戲,還安排讀者跟隨書裡面描述的內容,感受一下毫無節制的人類中心主義思想,看一看與之相伴的物種消失。隨著動物減少、建築物增多,計數遊戲重點強調了滅絕的單一物種,“極為平常的斯諾特勒皮格斯”。斯諾特勒皮格斯和其它動物比起來,顯得其貌不揚,色彩沉悶,性情膽怯(在大部分畫面中出現時,總是只露出一半),這也就引發了我們對物種滅絕複雜性的注意,因為,它的普普通通,對作品中的角色來說,也沒有明顯的可用價值,與那些耀眼的、討人喜歡的生物相比,很容易被忽視。敘事作品在結尾處表明,斯諾特勒皮格斯這種生物是永久的消亡了,它的消失凸顯了烏諾和他的後代,對這種生物的忽視和缺乏關心,他們既沒有考慮到它會消失,也沒有尋求防止它滅絕的方法。書本的最後一頁,描繪的是烏諾的後人聚集在篝火旁,四周是茂盛的植物和各種動物,他們在傾聽有關斯諾特勒皮格斯的故事:

故事講述的是一種非同尋常的生物曾經生活在烏諾花園中。孩子們睜大了眼睛聆聽著。他們確信,總會有一天,他們能親眼看到一個真實的、活靈活現的斯諾特勒皮格斯。(貝斯,2006:未注明頁碼)

斯諾特勒皮格斯變得非同尋常,因為它已經滅絕了,現在只能成為故事中的角色。這樣的結局讓人把斯諾特勒皮格斯與其他寓言性的、滅絕了的生物(塔斯馬尼亞虎、大海雀、渡渡鳥)進行比較,賦予斯諾特勒皮格斯相似的悲劇色彩。

烏諾花園具有象徵性的空間,使人自然聯想到果實累累、物產豐富的伊甸園。然而,烏諾在開始出場的時候,卻穿著一身繪有彩圖、很像卡其布的服裝,手裡還拿著旅行手杖。他的外表暗示出他是一個年輕的殖民者,發現了一片新的領地,他偶然碰到的10個“木帕魯珀斯”,這些動物臉上露出的驚訝和疑惑的表情,預示著他在這裡所要遭遇到的事情。自從烏諾決定要把森林改造成花園開始,每一頁都可以看到人類行為影響的升級。有一幅色彩明亮的畫面,描繪了一群無憂無慮的遊客,在享受假日的閒暇,他們從日益萎縮的森林中走過去,佔據著畫面的主要部分。眼看著森林逐漸消失,作為工業化轉喻的蒸汽火車開進了森林,佔據了整整兩頁篇幅,與工業化帶來的變化相伴隨的是,烏諾花園由一個村莊變成一個鄉鎮,由鄉鎮變成城市。這種空間的轉換,形象地記錄了人類中心主義難以控制的影響,以及它所帶來的環境危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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