愛因斯坦全集‧第13卷：柏林時期1922年1月-1923年3月（簡體書）

《愛因斯坦全集》是有史以來科學史文獻方面最具雄心的出版事業之一，已由美國普林斯頓大學出版社授權湖南科學技術出版社D家出版發行此書的中文版。全集包括從愛因斯坦檔案館中選出的14000餘件文件以及許多新發現的文件。全集出齊將超過25卷。包括愛因斯坦已發表的全部物理學和社會政治問題的著作，還有他的筆記，未發表的科學手稿以及他與20世紀著名科學家諸如洛倫茲、薛定諤、居里夫人、普朗克以及其他領域的傑出人物：弗洛伊德，羅素，蕭伯納，羅斯福等人的通信。全集不僅能夠增進我們對愛因斯坦的科學與生活的認識，而且也為理解現代科學，政治和文化的互動提供了新的綜合性的手段。

第十三卷（柏林時期，1922年1月-1923年3月，通信集）：本卷中所收錄的書信反映了愛因斯坦在這個時期發表的該領域的論文的數量及其重要性。本卷中也包含著愛因斯坦對政治感興趣並捲入政治的徵兆，尤其是包含了愛因斯坦獲得諾貝爾物理學獎以及為期5個半月的遠東之行。

阿耳伯特·愛因斯坦不僅是20世紀最傑出的物理學家,而且是一位富有哲學探索精神的思想家,同時又是一位具有高度社會責任感的真正意義上的知識分子。

愛因斯坦（1879-1955），20世紀著名的德裔美國科學家，現代物理學的開創者和奠基人，偉大的思想家和社會活動家。其他主要著作是：《論動體的電動力學》、《關於輻射的量理論》、《空間、時間和引力》、《物理學的哲學》等。

在大眾心目中，他是一個神話；在科學家眼裡，他似乎也只是一個符號。

本書是充分了解阿耳伯特·愛因斯坦這位非同尋常的人――他的思維方式,他在時代中的地位,他為人類所做的貢獻――最全面最權威的版本，具有極高的館藏價值。

第十三卷序言

VII
愛因斯坦在1922年末至1923年初進行的為期五個半月的遠東、巴勒斯坦與西班牙之行是本卷所覆蓋到的時期中最重要的事件之一。 [20]
在上一卷中我們知道了在1921年9月，愛因斯坦被進步的日本《改造》雜誌社邀請去開始一段日本講學之旅。 [21]在接受於1922年秋季動身的邀請之後，他卻對資金條款感到不滿，並拒絕了這份邀請。但是，在1922年1月末的時候，東京帝國大學物理學教授石原純轉呈給愛因斯坦一份來自改造社社長山本實彥的正式信件，重新提出為期一個月的旅行邀請，行程計劃開始於9月末或10月初，將包括在東京的一系列科學講座以及在其他幾個城市舉行六個科普講座。提出的酬金為2000英鎊（文件21），正是他早先想要的。這場旅行會得到日本文部大臣與東京大學校長的支持，但是除上述提及的活動之外，愛因斯坦在日本的其他活動必須要得到改造社的批准（文件40）。
愛因斯坦受邀訪問的日本正處於大正時代，“這個時期，國際主義、世界主義，世俗主義與民主化似乎正在替代主要著重於民族塑造的明治時代狹隘的主張”。 [22]在這次訪問十二年之後，山本實彥寫到，對愛因斯坦的邀請，正值1919年與1921年之間日本出現“急劇的意識形態的變化”，這一變化的一個顯著的標誌是改造社出版日本基督教和平主義者與勞工運動家賀川豐彥的一部小說(見Kagawa 1920)。這部小說所取得的巨大商業成功為邀請愛因斯坦與其他傑出的知識分子，如John Dewey、Bertrand Russell、Margaret Sanger訪問日本提供了資金。當Russell被要求列舉出世界上三位最偉大的人的時候，他告訴山本實彥：“第一位是愛因斯坦，然後是列寧。除此之外沒有其他人了”。山本實彥寫到他曾向哲學家西田幾多郎與石原純請教關於相對論的問題，之後就決定撥出大約20000美元用於愛因斯坦對日本的訪問，並派他駐歐洲的記者室伏高信去柏林拜訪愛因斯坦，以商討有關這次訪問的條件。 [23]但是根據石原純的記載，山本實彥在Russell訪問日本之前大約九個月就已向他與西田幾多郎商議邀請愛因斯坦一事。 [24]在第三份描述中，改造社的原執行董事橫關愛造（Aizo Yokozeki）聲稱當石原純建議出版社邀請愛因斯坦時，他們“不知道該做什麼”。他們去請教東京的物理學家長岡半太郎，後者在建議他們邀請愛因斯坦時，指出日本的大學本身沒有資金將日本學生送到海外或邀請愛因斯坦來日本(Yokozeki 1956)。
第一份顯示愛因斯坦重新考慮了早先已拒絕的邀請的記錄，是1922年3月中旬一封他寫給Paul Ehrenfest的信。他“無法抵擋東亞美女的誘惑”（文件87），並且不久之後便致信石原純說因為要參加在萊比錫的自然科學家（Naturforscher）會議，所以已計劃好的啟程動身要推遲一個月（文件118）。在8月的時候，日本帝國學士院通過了一項歡迎愛因斯坦的決議，日本政府也正在準備“一個友好的歡迎”（文件283）。長岡半太郎的學生之一，土井不曇（Uzumi Doi）寄給愛因斯坦一封批判相對論的信，並附上他最近寫的反對相對論論文的複印件，表達了愛因斯坦“有幸尚存餘生，可以回歸正道，從那個自你26歲以來就籠罩著你的毀滅性的魔咒下解放出來”（土井用英語寫的這封信，即文件206）。
在這趟旅途開始幾個月之前，愛因斯坦告訴Zangger，他“渴望清靜”，前往遠東的旅程意味著“在大海上享有12個星期的安寧”（文件241）。
愛因斯坦夫婦在1922年10月3日開始了他們的旅程。他們從柏林前往蘇黎世，在那裡愛因斯坦很可能看望了他的兒子們，然後前往伯爾尼與日內瓦，在那裡他見到了他的朋友Michel Besso與Lucien Chavan。在10月6日，愛因斯坦夫婦乘坐火車從伯爾尼前往馬賽，兩天之後登上日本郵輪“北野丸”，從馬賽港起航，經蘇伊士運河前往遠東。
據我們所知，這個旅行的日記是愛因斯坦長期在外時第一次記日記。目的最有可能是要給他的兩個繼女Ilse與Margot當閱讀材料。 [25]他每天都寫日記，有時會為文字配上火山、小船和魚的插圖。他記錄著他對閱讀到的東西、人與地方、以及科學與其他話題的直觀印象與長時間的思考。
起航之後不就，愛因斯坦記錄下了對地中海的溫暖的太陽與“自我（I）”與“它（it）”之間“距離”的逐漸消失感到非常高興。他在船上最初幾天所閱讀的一篇精神病學的文章（Kretschmer 1921）使他思考：“昨天仍被閱讀Kretschmer的文章所震撼。感到彷彿是被鉗子抓著。過度敏感轉化為冷漠。年輕時，內心羞怯，與世隔絕。在自我與他人間隔著一面玻璃。無端的猜疑。無端的猜疑。紙上呈現的代替世界。禁慾的衝動”（文件379，[p. ３]）[此處原誤標為p.2，譯者改正過來了。後面凡出現類似錯誤，徑直改正，不再一一指出。 ――譯者]。
在這次旅行中，愛因斯坦第一次遇到了大量的不同國家的國民，其中的大部分他以前從未遇到。他描述日本乘客與船員“精確而不迂腐，不帶個人印記”以及“快活地履行了落在他們身上的社會職能，毫不自大，卻為他的集體和民族感到自豪” (文件379, p. 1v).。在塞得港，他觀察到“一大堆小船裡坐著各樣的黎凡特人（Levantiner），他們大聲嚷嚷，比劃著手勢，湧向我們的船”。他接下來注意到了“土匪一樣粗俗的黎凡特人”，但是“看起來英俊而優雅” (文件379, [p. 4])。
在科倫坡，他搭乘了人力車，對“自己參與到如此對待人類的醜行中感到非常羞愧，但卻不能改變什麼”。他對有著“貴族”舉止、體力與尊嚴的大量的乞丐感到驚駭與著迷。但是在“土著人”的地區，“儘管有很多美好之處，他們給人留下這樣的印象：好像氣候阻礙他們思索超過前一刻鐘或後一刻鐘的事。他們在大堆污穢和重度惡臭中棲身，做的少，需要的少。簡單經濟的生命循環。太多人擠在一起，以至於個體不可能有任何特殊存在。” (文件379, [p. 7])。
所遇到的這些讓愛因斯坦也對歐洲人進行了思考：“人們一旦正確認識到這些人，就不再會欣賞歐洲人，因為他們更放縱更殘忍，如此粗魯並且更貪婪――而不幸的是，這卻造成他們實用上的優勢，他們著手處理大事並將之付諸實踐的能力。在這種氣候下，我們難道不也會變得像印度人一樣？” (文件 379, [p. 7v]).
在海上航行幾乎四個星期後，愛因斯坦於11月初在新加坡參加第一個正式活動。在抵達之時，他才知道Chaim Weizmann又一次決定“利用我的這次旅行來為猶太復國主義者謀利”（在1921年，愛因斯坦陪同Weizmann前去美國，那次行程主要是為希伯來大學籌集資金）。 [26]愛因斯坦與新加坡猶太人團體的領導人Manasseh Meyer見了面，並形容後者為“新加坡的猶太富豪”。 Meyer後來為希伯來大學捐獻了500英鎊。 [27]
一星期之後，愛因斯坦在香港做短暫停留時，他被中國人的處境所震驚，中國人“就這樣因為他們的生殖力，被無情的經濟機器殘酷懲罰。我覺得他們在無力和遲鈍中難以意識到這一點，但是看到這些讓人難過”。愛因斯坦進入了中國內陸，他形容那裡的居民是“勤奮、骯髒、麻木的人民”。他繼續說到“如果這些中國人擠掉了其他所有人種，那真是遺憾。對於我們這類人，這個念頭想起來都無聊的難以形容。” (文件379, [p. 13])。然而，在愛因斯坦於第二年1月初對香港進行回程訪問時，他形容中國人是“地球上最可憐的人民，被殘暴虐待，折磨致死” (文件379, [p. 30])。
愛因斯坦夫婦與11月13日抵達上海。在這裡他們見到了改造社的一位職員稻垣守克（Morikatsu Inagaki），以及他的妻子Tony，她將陪伴他們完成前往日本神戶的最後一段行程。他們也受到了德國領事Fritz Thiel的歡迎，後者顯然要求愛因斯坦“一定不要忽視”在日本的德國人社團。愛因斯坦向他說清了改造社已經壟斷了他的出席場合的日程安排，參與額外公共活動必須由改造社批准。 [28]
在抵達上海時，愛因斯坦從一封由瑞典皇家科學院的秘書Christopher Aurivillius發來的電報中得知他已被授予諾貝爾獎（文件384）。
他於9月17日左右從諾貝爾獎物理學獎委員會的代理主席Svante Arrhenius那裡得到了第一個關於他將成為1921年[29]諾貝爾物理學獎得主的暗示：“我非常希望12月份您能來斯德哥爾摩，如果您去日本的話，那就肯定無法實現了。不過前來斯德哥爾摩的邀請要等11月中旬才能發出”（文件359）。第二天，愛因斯坦的朋友與同事Max von Laue也暗示了諾貝爾獎的事情：“根據我昨天得到的可靠情報，11月將有事情發生，你最好12月份能在歐洲”。他因此建議愛因斯坦重新考慮前往日本的旅行（文件363）。雖然這兩份通信中都沒有明確提及諾貝爾獎，但是愛因斯坦應該明白是什麼意思。儘管如此，他致信Arrhenius說，自己需要履約開始進行這次講座之旅，不想延期（文件365）。
Aurivillius在他發出電報之後又附上一封信件，告知愛因斯坦瑞典皇家科學院已經決定授予他“上一年度（1921年）的諾貝爾物理學獎，以此表彰您在理論物理上的工作，特別是您對光電效應法則的發現，但並未包括您的相對論和引力理論，它們的應有價值有待將來確認”。頒獎典禮將在12月10日舉行，並且“您需要發表一個公開演講”（文件385）。
有趣的是，愛因斯坦沒有在他的日記中記下諾貝爾獎的事。
現存最早的為愛因斯坦獲得諾貝爾獎而發來的賀信，來自於Niels Bohr，他獲得了1922年的諾貝爾物理學獎：“對我而言，我能從外界環境中得到的最大的榮幸和樂事，就是和您同時被考慮授獎”（文件386）。愛因斯坦回復到：“和我敬愛的Bohr一起獲獎，這使我特別快樂”（文件420）。對於Bohr因在愛因斯坦歸來之前就將接受諾貝爾獎而產生的不安，愛因斯坦寫道：“您害怕您可能在我前面獲獎，我覺得這特別可愛――這真是典型的Bohr風格”（文件421）。
在諾貝爾獎頒獎典禮之後的第二天，諾貝爾獎基金會通知愛因斯坦，他們已替他將獎金存於斯德哥爾摩的一家銀行里。獎金的金額為121,572.54瑞典克朗，在那時等值於32,653.76美元，大約相當於愛因斯坦在柏林工作年薪的４９倍。諾貝爾獎基金會保存著金獎章與獲獎證書，等待愛因斯坦的指示（文件396）。在1923年3月愛因斯坦回到柏林的時候， Arrhenius提出了兩個領獎的選擇：愛因斯坦可以參加於1923年12月舉行的下一個正式頒獎儀式，或者在夏季哥德堡舉行一個大型的瑞典展覽會與自然科學家的會議的時候，在那裡舉行一場通俗演講（文件445）。一個星期之後，愛因斯坦提出選擇哥德堡（文件449）。
“北野丸”郵輪在11月17日抵達神戶。迎接愛因斯坦的人有東京的物理學家長岡半太郎與石原純；福岡的物理學家桑木彧雄（Ayao Kuwaki）；德國領事Oskar Trautmann；以及各種各樣的猶太復國主義者與日德協會的代表們。在抵達後進行的一個採訪中，愛因斯坦告訴記者，自從閱讀小泉八雲（Lafcadio Hearn）的書與Redesdale爵士的《古代日本的故事》（Tales of Old Japan）之後，自己就想訪問日本。 [30]愛因斯坦夫婦坐火車前往京都，然後啟程去往東京。
愛因斯坦抵達東京的場面，被他的東道主山本實彥在後來形容為類似於“歡迎一位凱旋的將軍”。數以萬計的人聚集在火車站站台與站外的廣場上。人們呼喊“愛因斯坦！愛因斯坦！”與“萬歲”。德國大使形容這個場面為“要把人擠死”。 [31]對愛因斯坦而言，歡迎的場麵類似於將他“活埋”(文件379, [p. 17])。
公共演講系列開始於11月19日，其中第一場在慶應義塾大學舉行，聽眾有來自於社會各界以及包括日本文部大臣鐮田榮吉在內的兩千人。 Elsa Einstein穿了一件和服，受到人們鼓掌歡迎。愛因斯坦講了六個小時，中間只有一次間歇，每15分鐘暫停一次，好讓石原純翻譯內容（附錄E）。第二天，日本帝國學士院在學士院的[小石川]植物園內舉行慶祝午宴，由學士院的院長穗積陳重主持，司法大臣岡野敬次郎也到場出席。在11月21日，貞明皇后九條節子在赤坂離宮迎賓館的花園為愛因斯坦舉辦了一場賞菊會，日本總理加藤友三郎子爵，其他日本政治家與許多外國的外交官都到場參加。大正天皇已從公共生活中隱退，沒有到場。在11月24日，愛因斯坦在位於東京的青年會議大廳中舉行了他的第二場公共講座。
在下一個星期之中，愛因斯坦在東京帝國大學物理系舉行了六次講座。為了慶祝講座系列的閉幕，人們舉辦了一場大型的宴會，“全體的知識精英”都參加了這個宴會。在東京，愛因斯坦參觀了一間有藝伎的日本傳統旅舍。他也欣賞了一場茶道，以及能樂與歌舞伎的表演，還有日本古代的宮廷音樂與舞蹈。對日本音樂的興趣使他寫了一篇關於這個主題的文章（文件391）。愛因斯坦也訪問了早稻田大學並做演講，有一萬人參加了在那裡舉行的招待會，接著在東京帝國大學，來自東京所有大學的二萬名學生加入了歡迎的隊伍。他遊覽了工業大學與女子師範學校，並參加了德國大使館舉行的招待會。
在東京停留了兩星期後，愛因斯坦前往日本東北部，在仙台市政禮堂向350名聽眾發表了他的第三場公共演講。這之後他在山本實彥與漫畫家岡本一平的陪同下前往更北的松島作一日遊，並於當天晚上回到仙台，參加東北帝國大學為愛因斯坦舉辦的招待會。
自仙台出發，愛因斯坦接下來前往日光，並遊覽了寺廟與櫪木縣的山脈，為期三天。他與同伴們討論了日本人對宗教的態度，尤其是佛教，以及在與歐洲接觸之前的時期中日本人對世界的看法。在這些短途旅行中，愛因斯坦記錄下了各種各樣的印象。他覺得日本人“在脾氣上像意大利人，甚至更精細，還浸淫在他們的藝術傳統中，並不神經質，幽默十足。”他進一步推論“看起來這個民族對知識的需求比對藝術的更弱，天性？” (文件379, pp. 22–23)。
在12月7日的時候，愛因斯坦向東京“最後告別”，前往京都，在京都的市政禮堂發表講話，並參觀了仙洞御所。對德國醫生Robert Koch的紀念碑的參觀使愛因斯坦做出這樣的結論：日本人“有著其他地方的人們都不具有的純潔靈魂。人們一定會喜愛與崇敬這個國家”。在大阪，他參加了由德日協會舉辦的招待會，並在中央禮堂進行了第六場通俗講座。兩天之後，愛因斯坦夫婦向西南方行進到達神戶，並在基督教青年會所在地舉辦第七場講座。在參加當地德國俱樂部舉行的招待會之後，愛因斯坦與Elsa Einstein返回了京都。
接下來的兩天行程被遊覽寺廟與去琵琶湖觀光所填滿。愛因斯坦經過十二個小時的行程向南到達了奈良，參觀了一些寺廟，接著繼續向西到達廣島附近的宮島，在這裡他與稻垣守克一起去附近登山。 12月23日的時候，愛因斯坦身在門司，據說在一個採訪中他聲稱如果可能的話，願意“永遠享受這種日本式的生活與風格。如果情況允許，我甚至想此後就在日本生活”。在另一場採訪中，據說他認為日本缺乏真正的民主選舉體係是對國家發展的嚴重阻礙。 [32]
第二天，愛因斯坦在福岡進行了第八場也是最後一場通俗講座，有三千多人參加。在聖誕節那天，他記錄下了為期五個星期的講座給他帶來的代價：“但我累死了，我的身體被運回了門司，在那裡被拖到孩子們的聖誕夜，還必須要為孩子們拉小提琴”，“萬福瑪利亞”。 [33]在日本的最後幾天愛因斯坦在門司附近觀光，並在門司商業俱樂部最後一次出席活動。
在12月29日，愛因斯坦夫婦向他們的日本隨行人員道別，之後登上了日本郵輪“榛名丸”，前往埃及。
在這次旅途接近結束的時候，愛因斯坦在391號文件中總結了在日本的經歷。在接到邀請的時候，他接收的“唯一理由，就是如果有機會去親眼看看日本，卻忽視錯過的話，我會永遠不能原諒自己。”。在他看來，日本“比其他任何一個國家都更加深藏籠罩在神秘的面紗之下”。然而在“保護性微笑”“在這背後有著一個與我們不同的靈魂，這種靈魂出現在日本風格中”。與歐洲及美國相比較而言，“個體被給予的獨立空間少得多[...]家庭成員之間的關係比我們的要緊密的多”。但是，“公眾意見的力量在這裡比我們要強得多，確保家庭結構不會崩析”。愛因斯坦震撼於“日本特有的傳統：情感不外露，在所有環境下保持冷靜和放鬆。[...]這是[...]日本人笑容的深層意義”。他將最熱情的評論保留給日本的藝術與音樂：“真正起源於這個國家的東西，是精緻而又輕鬆愉快的，不是抽象的形而上學，而是始終緊密聯繫著大自然既有的東西”（文件391）。他覺得對詩人土井晚翠（Bansui Tsuchii）的訪問是一生中最美好的經歷之一（文件393）。他告訴兒子Hans Albert ，自己發現“相較於我迄今所認識的所有其他人，我更喜歡日本人：安靜，謙虛，聰明，懂藝術而又體貼”（文件400）。
日本方面對愛因斯坦的旅行的反應是高度讚揚。長岡半太郎在給愛因斯坦的信中寫到“專門的講授課和公眾演講，規模如此之大地，激起了年輕一代對新自然研究的熱烈歡呼，以及公眾對理論的活躍興趣；我們能正確預言，日本人將如何強烈地感受到您的努力在未來的成就。”（文件389）。
與石原純的密切交流讓愛因斯坦得出這樣的結論，“雖然出身和傳統完全不同，但在我們之間還是存在著一種神秘的和諧。”（文件405）。他警告日本人不要屈服於西方影響：“對每個國家來說，外國文化的氾濫都是危險的，在這種氾濫中，人們很容易變得極少重視自己的價值觀並且忘記它――我意思是指在您的國家中，那些受我如此欽佩和喜歡的藝術、社會和道德傳統。日本在這一方面並沒有認識到它對於西方的優越性[...]通過不加選擇地採取了歐洲的生活方式，將會危及偉大的價值”。對愛因斯坦而言，日本的“精神比所有這些外表發光的小東西更有價值”（文件411）。
在一封告別信中，愛因斯坦寫到他理解山本實彥組織這次旅行的目的是“建立一個用以防止戰爭災難的國際組織。為此，它首先需要的是，在不同國家人們間的相互理解，以及對全人類真正的國際財富――在這之中，科學可能佔據著首位――的重視”（文件413）。在給山本實彥的妻子山本美的信中，愛因斯坦說在自己眼中這位日本女性將“永遠代表[...]日本女性的理想典範。安靜，生氣勃勃，像花兒一樣，您是您家裡的靈魂，你的家庭似乎是一個小首飾盒，您的孩子們像珠寶一樣放在裡面。我在您身上，真正地看到了你們人民的靈魂和他們崇尚高雅和美麗古老文化的體現”（文件414）。
愛因斯坦訪問日本之際，正是公眾熱心關注社會改革之時。他與兩位傑出的基督教改革者與勞工活動家，神戶的賀川豐彥與京都的山本森次進行了會面(見文件379的註釋145，與文件394)。而更加激進的政治群體也聯繫到了他。來自日本無產階級聯盟的一封信顯然遭到當局審查。這個聯盟向他問及“關於----日本帝國主義政府”的觀點。被審查而刪改的文字可能是“侵略性的”。他們也詢問了他對日本青年的期望(Abs. 471)。愛因斯坦避免直接回答問題。他“既沒有看到明顯的貧窮，也沒有看見金錢的缺乏”，然而計件工作是“報酬極其低廉”。他相信日本“將會變得日益工業化”並且“組織工人階級將成為必要；那它必須不能變成一個惡意的運動，僅僅是為了反對而反對，就像我們在歐洲長期以來的那樣” (文件4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