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葉與鴉片：十九世紀經濟全球化中的中國(精)（簡體書）

★茶葉與鴉片是了解19世紀全球史格局的鑰匙

19世紀的茶葉與鴉片貿易如何改變了中國在全球化進程中的命運？茶葉如何成為一種全球性商品，獲得英國人的青睞？鴉片為什麼突然在中國氾濫成災？中國為什麼沒能抓住茶葉貿易的機遇？茶葉在西方的命運與鴉片在中國的命運為何截然不同？本書將一一為您解答。

★從全球視野來研究中國歷史的發展變化

19世紀的中國如何融入全球化？在全球化的浪潮中扮演了怎樣的角色？在全球化的影響之下，中國的社會經濟又發生了怎樣的深層次變化？本書立足於全球史視野，將19世紀打通研究。對於近代中國的許多問題，您將看到許多令人耳目一新的闡發。

★充分利用中外學界成果，取精用宏，推陳出新

茶葉與鴉片貿易有著怎樣的盛衰變化？兩者背後又有怎樣的關聯？本書充分利用統計數字，注重分析經濟背後所體現的社會發展變化。配有五十餘張圖表，使您對兩者的出口和消費情況等一目了然。綜合運用多種社會科學理論，與國際全球史學壇進行了廣泛而深刻的對話。

19世紀的茶葉與鴉片貿易如何見證了中國在全球化進程中的命運？茶葉如何成為一種全球性商品，獲得英國人的青睞？鴉片為什麼突然在中國氾濫成災？中國為什麼沒能抓住茶葉貿易的機遇？在全球化大潮中，茶葉在西方的命運與鴉片在中國的命運為何截然不同？

本書立足於全球史的視野，以茶葉和鴉片為切入點，在翔實的史料基礎上，綜合利用多種社會科學理論，全面展現出19世紀茶葉與鴉片貿易的盛衰變化，並對茶葉經濟與鴉片經濟進行了對比，指出二者對中國社會經濟所產生的重要影響，從而深度揭示中國在19世紀全球化中的真實處境。

仲偉民

1963年出生於山東寧陽。1981年就讀於華東師範大學歷史系，獲本科和碩士學位；2007年畢業於清華大學歷史系，獲博士學位。1988年至2005年，在中國社會科學院工作，歷任《中國社會科學》與《歷史研究》編輯、副編審、編審、總編室副主任，《中國社會科學文摘》常務副主編。2005年，轉任清華大學歷史系教授、《清華大學學報》編輯部常務副主編、《國際儒學》主編。兼任全國高等學校文科學報研究會副理事長，中國經濟史學會常務理事。出版專著《宋神宗》（1997）、《近代前夜的王朝》（合著，2021）等。2010年獲新聞出版總署“全國新聞出版行業領軍人才”稱號。

偉民從事中國史研究和史學理論研究多年，用功甚勤，成果甚豐。他對國際史壇的動向有很好的了解，同時又具有頗為深厚的史學功底，因此能夠在茶葉貿易與鴉片貿易這兩個前人研究很多的領域中提出新見，取得值得矚目的成果。

——李伯重

再版後記

此書初版於2010年，不久書店告罄，朋友經常詢問何時重印或再版。版權年限過後，幾家出版社都有意再版，但我都沒有同意。因為此書寫作比較倉促，而近年出版的相關著述及材料使人應接不暇，加之全球史研究成為一種熱潮，需要反思的問題很多，因此我很想做比較大的修改補充後再版。然而，日常繁忙的教學科研及編輯工作，使我分身乏術，很難抽出較為完整的時間修訂此書。

兩年前，賈雪飛女士誠懇表示中華書局願意再版此書。我再次表示歉意，說實在沒有時間修訂。賈女士非常寬容，她說可以先直接再版，以後再修訂，並安排青年編輯董洪波與我聯繫。為節省我的時間，洪波仔仔細細閱讀了書稿，提出了很多具體細緻的修改意見，並一一標註清楚，我則按圖索驥，根據他的提示做了補充和修改。因此，這個版本只是在字句上做了一些微調，結構和章節沒有改動，基本維持了原版的內容。感謝二位的支持和幫助，如果沒有他們的堅持和努力，再版是很難完成的。

還要特別感謝我的博士研究生李俊傑，他幫我核實並訂正了引文中的一些錯誤。

仲偉民2021年8月5日

序

第一章引言

一茶葉與鴉片：認識19世紀經濟全球化進程中中國的一個視角

二學術史回顧

三理論、方法與創新點

第二章19世紀的茶葉貿易

一清前期的茶葉貿易及其特點

二19世紀的中國國內茶葉貿易

三從繁榮到危機：19世紀中國茶葉的國際貿易

四中國近代茶葉國際貿易由盛轉衰的原因

第三章19世紀的鴉片貿易與生產替代

一鴉片進入中國

二鴉片貿易

三鴉片的生產替代及其影響

第四章茶葉經濟與鴉片經濟的比較

一茶葉經濟和鴉片經濟的相關性之比較

二茶葉經濟與鴉片經濟的差別之比較

第五章19世紀中國茶葉、鴉片消費及其對經濟的影響

一中國的茶葉消費及比較

二中國人的鴉片消費及其特點

三茶葉、鴉片貿易在清代財政中的地位

四茶葉、鴉片貿易對19世紀中國經濟的影響

第六章茶葉和鴉片在早期經濟全球化中的作用

一經濟全球化與特殊商品

二茶葉與鴉片： 三角貿易的關鍵商品

三經濟全球化與中國

第七章重新評價19世紀全球化中的中國

一從茶葉貿易和鴉片貿易看19世紀中國的危機

二外來因素與茶葉、鴉片貿易的消長

三以“了解之同情”的態度理解19世紀的中國

第八章餘論： 19世紀研究的再檢討

一由茶葉和鴉片透視19世紀中國的實際處境

二中國是19世紀商戰和全球化的失敗者

三對傳統研究結論的檢討

四簡要總結

參考文獻

後記

再版後記

從茶葉和鴉片貿易看19世紀中國社會的變遷

在19世紀，中國的茶葉貿易和鴉片貿易密不可分。研究茶葉貿易問題，不可能避開鴉片貿易；反之亦然。英國—印度—中國之間的三角貿易是當時國際貿易的重要組成部分，其中最重要的兩種商品就是茶葉和鴉片。這兩種商品的國際貿易及其複雜關係影響了19世紀的中國，並使中國深深地捲入全球化的旋渦。

有人稱18世紀是“茶葉世紀”。嚴格來說，這是不確切的。無論從茶葉在全世界普及和影響的程度，還是從中國茶葉出口的絕對數量來看，18世紀都是無法與19世紀相比的，19世紀才是真正的茶葉世紀。茶葉在19世紀影響了全世界，更直接影響了最早發生工業革命的英國。可是，中國不但沒有得到回報，反而蒙受了恥辱。英國人接受了來自中國的最為健康的飲料，卻“回贈”給中國罪惡的毒品——鴉片，使中國人遭受鴉片毒害達百餘年。因此，對於中國人來說，19世紀同樣是鴉片的世紀，是恥辱的一個世紀！

最關鍵的是，英國在19世紀完成了工業革命，法國、德國、日本、美國等也相繼崛起，這些國家順利完成了從農業社會向工業社會和商業社會的轉變。在世界歷史的車輪滾滾向前之時，中國歷史似乎停滯和倒退了，19世紀的中國經歷了罕見的眾多災難。19世紀的中國人很困惑，他們迷茫，整整一個世紀都在迷茫。他們本來應該有機會認識周圍的世界，意識到自己所處的危險境地，可他們沒有能夠做到。通過對19世紀茶葉貿易和鴉片貿易的解讀，或許能讓我們稍稍解開一些謎團。因為在19世紀中國的進出口貿易中，茶葉和鴉片的地位太獨特了，它們對中國社會經濟發展的影響也是其他商品所無法替代的。關於鴉片，史景遷曾有過精彩的論述，他說：“清代的鴉片煙毒是一個很大的課題。首先，它關乎國際貿易、戰爭與外交的諸多方面；另外，它也反映出某些中國人的精神需求或者說是精神的頹廢墮落，以及地方上對種植和銷售鴉片成品的經濟管理。鴉片問題，也反映出西方列強與中國人之間至為複雜的相互影響。這些影響包括：貿易利益戰勝道德價值，古老農業文明理想的破碎……迄今為止大多數對中國鴉片問題的研究都集中於國際商貿與外交上。吸食鴉片是一個從各個層面對中國產生重大影響的社會問題。”關於茶葉研究，也存在同樣的問題。

本書試圖通過對19世紀的茶葉貿易和鴉片貿易的比較研究，探討中國在19世紀全球化危機中的處境，以及中國從傳統社會走向近代社會的艱難歷程。

鴉片進入中國

鴉片的起源和傳播問題相當複雜，本書不打算過多涉及。我只是對鴉片成為癮品以後至19世紀之前的情況，根據所掌握的有限資料進行簡單梳理，藉此深入了解為何在19世紀以後鴉片在中國突然氾濫成災，說明中國人並不是在19世紀忽然對這種毒品過度迷戀的，而是有其歷史淵源。

在19世紀，中國人廣泛吸食鴉片而造成了嚴重的社會問題，並且鴉片問題直接成為中國與西方衝突的導火索，於是鴉片差不多就成了魔鬼的代名詞。其實，鴉片最初不但與毒品無涉，相反，它對人類生活還有過積極作用。只是在人們改變了鴉片吸食方法以及中國大量進口之後，鴉片才真正變成了魔鬼。鴉片傳入中國的時間極早，但其在中國變為毒品的歷史並不長。

鴉片在被中國人廣泛吸食之前，其在中國的功用大概有四：

一是食用。至晚以宋代開始，人們已經知道罌粟的苗、籽等皆可食用，如宋代醫學名著劉翰的《開寶本草》中就提及此種食用方法，李時珍謂“和竹瀝煮作粥食，極美”。劉翰將罌粟籽比作“御米”，說明罌粟籽在宋代已經作為貢品，在宮廷裡廣泛食用。修道者亦喜食用罌粟，寇宗奭在《本草衍義》中說：“服石人研此水煮，加蜜作湯飲，甚宜。”蘇東坡的名句更是廣為人知：“道人勸飲雞蘇水，童子能煎鶯（罌）粟湯。”由此可見，罌粟的食用方法多種多樣，可煮粥、做湯、入菜等。

二是藥用，尤其被作為治療痢疾等疾病的特效藥。成書於五代十國南唐時的《食醫方》就將罌粟籽作為有助於消化的健胃藥品，藥方如下：“白罌粟米二合，人參末三大錢，生山芋五寸長，細切，研；三物以水一升二合，入生薑汁及鹽花少許，攪勻，分二服，不計早晚食之，亦不妨別服湯丸。”作者稱此法為“罌粟粥法”，“療反胃不下飲食”。至宋代，罌粟作為藥物正式被國家組織編寫的藥典《開寶本草》收入，稱罌子粟“（氣味）甘，平，無毒”，主治“丹石發動，不下飲食”。宋代醫生在實踐中已經發現，罌粟有治療痢疾的特效作用：“治痢以櫻（罌）粟，古方未聞。今人所用，雖其法小異，而皆有奇功。或用數顆慢火炙黃為末飲下，或去粟用殼如上法，或以殼七五枚，甘草一寸，半生半炙，大碗水煎，取半碗溫溫呷。蜀人山叟曰：'用殼並去核鼠查子各數枚，焙乾末之飲下，尤治噤口痢。'”此外，宋代醫家認識到罌粟還具有治療痔瘡、肉痿以及驅熱、止咳等功效。

三是觀賞。宋代蘇頌編寫的《本草圖經》說：“罌子粟，舊不著所出州土，今處處有之，人家園庭中多蒔以為飾。花有紅白兩種，微腥氣，其實作瓶子，似髇箭頭，中有米極細，種之甚難。”罌粟花被收集到各種花譜著作中，如丘濬的《牡丹榮辱志》、陳景沂的《全芳備祖》等。儘管罌粟花一般並不在高尚名貴的花卉之列，但歷代很多文人墨客都對它讚賞有加，如有人描寫罌粟花“諸色各備，夏初開花，日光昭灼，雲霞燦爛。月夜觀之，覺風前婀娜，如美人夜遊，弱不勝衣。恐它花無此態也”。

四是春藥。李時珍在《本草綱目》卷23寫到阿芙蓉（鴉片）時雲：“俗人房中術用之。”謝肇淛在《滇略》卷3中說得更詳細：“哈芙蓉，夷產也，以罌粟汁和草烏合成之。其精者為鴉片，價埒兼金，可療洩痢風蟲諸症，尤能堅陽不洩，房中之術多用之。然亦有大毒，滇人忿爭者，往往吞之即斃。”不過，將鴉片作為春藥在明代可能並不常見，因為在以性描寫著稱的明代著名文學作品《金瓶梅》中，就沒有關於人們服食鴉片的記載。

以上可以看出，自唐至清中期，罌粟僅僅是一般性的植物，鴉片也是僅僅作為藥物來使用的，且因其價格昂貴，以及鴉片這種加工品本身“色黑、味苦辣、臭惡可憎”，因此文獻中極少有關於服食鴉片上癮的記載，只有達官貴人才可能享用，一般人根本接觸不到。那麼，為什麼鴉片在清中葉以後漸多，及至在19世紀成為毒害中國人的一大罪魁禍首？其根本的原因是什麼？對此，已有學者做過很好的論述，如龔纓晏認為：“鴉片從藥物轉變為毒品，其關鍵的一步是由於鴉片食用方法的變化，即鴉片吸食方法的產生。而鴉片吸食方法的產生，是與地理大發現後歐洲人的東來分不開的。”這裡有兩個因素至為重要，即服食方法的改變和進口鴉片的增多，如果沒有這兩個重要條件，則無法理解中國人為什麼會如此迷戀鴉片。

鴉片在世界各地都有服食現象，尤其在17世紀以後，很多國家如印度、荷蘭、英國、美國等都有很多這方面的記載。比如在18世紀的英國，“巨額鴉片消費量不僅用於像德·昆西之流或者農業勞動者。事實上每一個英國人在他們生命的某一段時期都服用過鴉片，而許多人則是經常服用”。由此可知，近代英國人服用鴉片的普遍性是無可置疑的，但學者較少深究這種奇特的現象，為什麼在其他國家，人們服用鴉片後較少有人產生生理依賴或依賴程度不深，而唯獨中國人例外？是不是真的如有人所說的，中國人在生理上就容易接受這種毒品並很快上癮不能自拔？問題絕非這麼簡單。我認為除了深刻的社會原因之外，中國人較為獨特的吸食方法是最直接的原因。

因為鴉片在世界各地最初一般都是作為藥物使用，所以服用方法多為吞服或煎服，加之味苦價昂，是一種奢侈品，尚難以成為平民百姓的日常消費品。隨著地理大發現及歐洲人的東來，不但鴉片貿易量迅速增加，而且美洲的煙草也在東方廣泛傳播。大約在16世紀末17世紀初，南洋土著居民（也可能是移居南洋的華人）最早發明了將鴉片與煙草混合在一起吸食的方法，馬士認為，其他國家的人服食鴉片都是從口吞食到胃裡去，唯有中國人卻是吸食的。這個說法可能不妥。這“最終導致了鴉片的食用方法發生革命性變化”，新的鴉片吸食方法的出現，“使鴉片'臭惡可憎'的特點不再成為人們服用的一個感官障礙，通過這種新的食用方法，使鴉片的大規模流行成為可能，從而突破醫學的範圍而成為一個社會現象”。荷蘭在佔領印度尼西亞後，又於1624年佔領了我國台灣。可能是荷蘭人，也可能是印尼華人，將鴉片與煙草混合吸食的方法帶到了台灣，大約在17世紀後期，最晚在18世紀初期，這種吸食方法傳到了大陸。下面的記載可以為證： 鴉片煙，不知始自何來，煮以銅鍋，煙筒如短棍，無賴惡少群聚夜飲，遂成風俗。飲時以蜜糖諸品及鮮果十數碟佐之，誘後來者。初赴飲不用錢，久則不能自己，傾家赴之矣。能通宵不寐，助淫欲；始以為樂，後遂不可複救。一日輟飲，則面皮頓縮，唇齒露，脫神欲斃，复飲乃愈。然三年之後，無不死矣。聞此為狡黠島夷誑傾唐人財命者。愚夫不悟，傳入中國已十餘年，廈門多有，而台灣特甚，殊可哀也。藍鼎元於康熙六十一年（1722）隨清軍到台灣，他說鴉片煙“傳入廈門已十餘年”，只是大略言之，估計可能更早。將鴉片與煙草混合吸食的具體辦法是：先把粗鴉片溶化在水中，煮沸後過濾，然後再熬成像糖漿一樣的稠狀物，將之與切成絲的煙草拌在一起用煙管吸食，或者與檳榔葉、麻葛等混在一起吸食。黃叔敬在康熙六十年（1721）奉使出巡台灣，其在乾隆元年（1736）成書的《台海使槎錄》中就有類似的記載：“鴉片煙，用麻葛同鴉土切絲於銅鐺內，煮成鴉片拌煙，另用竹筒實以棕絲，群聚吸之，索值數倍於常煙……土人服此為導淫具，肢體萎縮，臟腑潰出，不殺身不止。”最早接觸鴉片煙的是東南沿海地區，尤其是廈門、漳州、泉州等地，在18世紀初期的內地比較少見。在18世紀中後期，內地漸被浸染，吸食者增多。

將鴉片與煙草混合吸食同單純吸食鴉片有很大不同。前者上癮速度較慢，後者上癮速度快且消費需求大。我們後來所說的鴉片危害，主要就是指單純吸食鴉片而言。此後，鴉片成為眾多種類的“毒品之母”。那麼，中國人從何時開始單純吸食鴉片？有學者認為是清初，有學者認為是18世紀中期。從現有史料看，18世紀中期說是比較令人信服的。

自從鴉片與煙草混合吸食在東南沿海地區流行，以及不久以後單純吸食鴉片風氣的興起，鴉片的進口量和交易量便迅速上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