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尚及其社會議題：服裝中的階級、性別與認同（簡體書）

【目錄】
致謝

第一章 時尚、身份與社會變遷
第二章 19世紀工人階級服飾與社會階層經驗
第三章 時尚、民主化與社會控制
第四章 作為非言語反抗的女性著裝行為：符號邊界、另類著裝與公共空間
第五章 時尚界與全球市場：從“階級”時尚到“消費”時尚
第六章 男裝與男性身份的建構：階級、生活方式和流行文化
第七章 時尚形象與女性身份的爭奪
第八章 兩個世紀以來的時尚和著裝選擇

附錄1 勒普萊及其助手出版的19世紀法國工人階級家庭專論目錄
附錄2 針對焦點小組的訪談計劃和相關調查問卷
參考文獻
索引

第一章 時尚、身份與社會變遷

作為最顯著的消費形式之一，服飾在身份的社會建構中發揮了重要作用。著裝選擇為我們提供了一個極佳的研究領域，它探究了人們如何出於自身意圖理解特定的文化形式：這既包括關於在特定時刻表現得體的外觀的強有力規範（也稱作時尚），也包括其他種類繁多的選擇。作為社會地位和性別最明顯的標志之一，服飾由此有效地維護或顛覆了符號邊界，並顯示出不同時代的人們如何感知自己在社會結構中的定位，以及如何協調不同的地位邊界。在過去的幾個世紀中，服飾也是在公共空間中實現身份認同的主要手段。若以特定時期為依據，那麼身份認同的諸多方面（包括職業、區域認同、宗教和社會階層）都將體現於歐洲和美國的服飾中。每個人穿戴的配飾也極為重要，比如帽子就傳達出一種獲取社會地位或渴望躋身上層社會的實時信號。著裝選擇的多樣性成了一種微妙的暗示，體現了不同的社會類型和社會地位是如何真切地體現在服飾中的。
最近，社會學家已經開始了解人工制品的力量，以便踐行一種文化“議題”，它往往以我們意識不到的方式影響著社會行為和態度。技術對現代生活的重要介入體現在機械、建築和計算機（僅舉幾例）領域中，但它通常掩蓋了這樣的事實：幾個世紀以來非技術性人工制品始終在影響著人類行為。作為一種人工制品，服飾通過其強制推廣社會身份的能力“創造”著行為，並賦予人們維護潛在社會身份的權力。一方面，就像維多利亞時代的女裝一樣，服飾的風格可以是一種束縛，它（確實）限制著人們的行為舉止。幾個世紀以來，制服（軍隊的、警察的、宗教的）被強行施加於那些所謂志願者身上，以表明其社會身份。另外，服飾也可視作一個豐富的意義庫，它以操縱或重構意義的方式強化人們的能動性。對社會心理學家的訪談表明，人們將自己“最愛”的著裝歸功於影響其自我表達以及與他人互動方式的能力。
社會科學家尚未明確表述當代社會中的個體如何構建社會身份。最近的理論將人定義為社會結構中的功能性存在，且現在的人比過去更具流動性，也更少受到約束。當代社會的特徵是“後工業”，其文化特徵是“後現代”，這意味著社會結構的不同要素與文化的性質及作用之間的關係發生了轉變。
在本書中，我將探討19世紀的工業社會和當代後工業社會中的時尚和著裝選擇，並將援引法國、美國和英國的案例。在階級社會中，每個階級都有區別於其他階級的獨特文化，但同時又與其他階級共享著一定的價值觀、目標和性別觀念。在當代“碎片化”的社會中，階級差別在工作場所中很重要，但在工作場所之外，則未必適用於其他社群的成員，盡管這一差別所依據的標準適用於出身在同一個社群中的形形色色的人。社會階級和性別是社會身份最突出的面向，在這些社會中，時尚和著裝選擇有何不同？相較於那些用生活方式、年齡段、性別、性取向和種族來劃分社會階層的社會而言，時尚和著裝的差異如何建構了人們的自我形象和自我表征？時尚傳播和著裝選擇的變化可用以追蹤和闡釋這些階級文化中的轉變。

服飾與社會變遷：地位、階級與身份

服飾及其相關話語的變化表明了社會關係的轉變以及不同社群之間的張力關係，它們以各種方式體現在公共領域之中。過去的幾個世紀以來，服飾的應用範圍擴展到了不同社會階層的成員中，這與服裝成本的下降有關，並影響了時尚風格的產生與接受。在中世紀晚期，歐洲社會的服飾開始變得如我們今天所熟知的那樣：定制且合身的著裝取代了松垮的長袍，前者的形式通常受宮廷或上流社會的時尚影響。在一些國家，禁奢法令規定了可供不同社會階級成員選用的面料以及服飾類型。在相對僵化的社會結構中，以著裝來協商身份邊界的嘗試，與20世紀以服飾打破性別邊界的類似嘗試一樣，都是有爭議的。
在工業革命和服裝的機械化生產出現之前，衣服通常是人們最貴重的財產之一。窮人很難接觸到新衣服，即使身上的舊衣服也是輾轉多次才到他們手中的，因此窮人很可能只有一套衣服。例如，1780年在巴黎及其周邊地區被捕的278人中，只有28人有一套以上的衣服。那些有錢人則將自己的大量衣物視作有價值的財產形式，它們也是所有者去世時其親人和仆人所應繼承的財產。布料是如此昂貴且珍稀，以至於它本身就構成了一種貨幣形式，並經常取代黃金而成為獲取服務的支付方式。當資金稀缺時，衣服就會隨著珠寶和其他貴重物品一起被典當了。
在前工業社會，著裝舉止極為確切地表明了個人在社會結構中的地位。服飾不僅揭示了社會階級和性別問題，還經常顯示出職業、宗教信仰和原籍等。每個職業都有特定的裝束。在一些國家，每個村落和地區的著裝在不同時期都有著自己的變化。隨著西方社會的工業化，社會分層對著裝舉止的影響也產生了變化，對階級和性別的表達變得優先於其他類型的社會信息的傳播。工業社會的社會分層本質上可以通過職業等級予以理解，職業是支配財產和其他經濟資源的指標之一。特定職業的服飾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不同職業類型的著裝，以及在某個組織中代表特定等級的制服。區域認同不再那麼重要了。
在19世紀的工業化社會中，社會階級歸屬是個體身份最突出的面向之一。社會階級之間著裝舉止的差異體現了工業化社會階級中的人際關係特徵。中上階級和下層階級之間的社會“鴻溝”是巨大的。在19世紀末，下層階級占據了這一時期人口的絕大多數（法國為73%，英國為85%，美國為82%）。這一階級和其他社會階級之間的聯繫主要借助工人階級為中上階級提供服務的方式予以實現，而這種聯繫又在很大程度上局限於手工藝者、商人（通常是男性）和仆人（通常是女性）。
即使在19世紀，服飾在工人階級的家庭財產中也還是占據著很大比重。在法國，工人階級男性通常會在結婚時買一套西裝，並希望能穿一輩子，以用於各種場合：禮拜天教會事宜、婚禮和葬禮。年輕女性及其女性親屬則一般會花幾年的時間來準備自己的嫁妝，這是她為未來家庭所做貢獻的重要部分，其中就包括她將會用上數十年的衣服、內衣和床上用品。在英國，貧困家庭還以省錢買衣服為目的組建了俱樂部。相對而言，工人階級很難買到衣服，而上層階級卻輕易能買到很多衣服，因為正是上層階級創造了時尚。因此，其他階級成員如果想擁有時髦的外表，就必須效仿上層階級。
到了19世紀末，衣服變得越來越便宜，因此下層階級也變得很容易購買到。作為率先被廣泛接納的消費品，有時服裝對窮人和富人而言都是一種享受。年輕的工人階級女性往往會把工資花在時裝上，而中產階級和上流社會女性也會把家庭收入的很大一部分花在買衣服上。
服裝史學家的結論是，服裝在19世紀得到民主化，因為所有的社會階級都接納了相似類型的著裝。他們認為正是由於美國社會結構的特性，這種轉變在美國才最為顯著。但19世紀工業化社會的階級結構並不完全相同。由於在階層等級制度中地位相似的群體往往共有獨特的、可以定義生活的經歷，階層等級制度的性質變化可以通過著裝舉止而變得可見。人們普遍認為19世紀的美國是一個無階級社會，其特徵是高度向上的流動性。托克維爾對1840年時美國的評價是，“在任何時候，仆人都可以成為主人”，這顯著地體現了當時民眾的態度。19世紀美國女性對時尚的癡迷歸功於高度的“地位競爭”，它源於“美國社會的流動性，追求成功的普遍努力，名義上的貴族的匱乏，以及大多數美國人的樸素歷史”。諷刺的是，盡管美國對向上流動的期望高於其他國家，但流動性的實際水平並非如此。
19世紀下半葉的大量移民使得美國的著裝問題變得尤為突出。移民們一到美國，就換下自己的傳統服飾，以此作為摒棄原有身份並建立新身份的手段。由於東西部之間的內部遷移，美國也經歷了高度的地理流動，這意味著大量人口在新的地方建構了身份。而法國同樣經歷了社會環境的巨變。巴黎處於社會變革和現代化的最前沿，同時也是國內移民的中心，因此對時裝有著極高的需求。相比之下，對於巴黎之外的城市以及仍囿於傳統文化的農村社區而言，那裡的人們無力效仿巴黎，也很難買到新衣服。
時尚似乎賦予了個體提高社會地位的可能性，但這僅僅是特定時期著裝的某個方面。必須將時尚和著裝的各個方面結合起來看，通過推行制服和著裝規範，它被用作一種社會控制的形式。與上個世紀相比，盡管男裝變得更為簡約，但隨著制服在行政組織中的蓬勃發展，工作裝的差異越來越大，並以此體現了組織等級制中的層級結構。在工作場所，社會階級的差異通過制服和著裝規範而變得日益明顯。
20世紀以來，隨著成衣在各個價格層次上的大規模擴張，服裝逐漸失去了經濟意義，但並未失去其象徵意義。廉價服飾的推廣意味著那些財力有限的人可以尋求或創造個人風格，以表達自己對身份的認知，而並非模仿那些最初售賣給有錢人的服飾風格。盡管過去也偶爾會有工人階級的街頭風格被記錄下來，但只有到了最近的五十年，街頭風格才逐漸發展起來，並成為工人階級內部亞文化的代表。從理論上講，所有社會階層的人實際上都可以接受時尚，無論是選擇自己創造用以表達自己身份的風格，還是直接采納服裝公司所創設的款式。
既然時尚的本質已然發生了變化，那麼人們的應對方式也就隨之改變。19世紀的時尚標準很明確，即被廣泛接納的外觀。伴隨著當代後工業社會高度分化的性質，當代時尚也變得更加模糊和多元。凱瑟、長澤和赫頓指出，“著裝的‘時尚’風格與個人外觀的複雜範圍和多樣性……導致了市場選擇範圍界限模糊的混亂狀態”。因此，對服飾的選擇反映了我們在當代社會中互相理解方式的複雜性。

將19世紀的時尚理論化：階級文化與符號邊界

時尚與著裝行為最為人所熟知的理論是齊美爾所提出的時尚變遷理論，該理論認為時尚是社會底層模仿社會精英的過程。在寫於20世紀初的這部著作中，齊美爾描述了時尚在19世紀社會中所扮演的角色，並指出了當時的社會階級具有相對鮮明的階級文化。齊美爾時尚變遷模型的核心思想是：時尚首先為上層階級所接受，然後才被中下層階級所采納。地位較低的群體通過效仿地位較高群體的著裝來獲取地位，並由此啟動了一個社會擴散的過程，在這一過程中，地位較低的群體相繼接納了不同的服飾風格。當一種特定的時尚波及工人階級時，上層階級已經形成了新的風格，因為之前的風格在普及的過程中已失去了吸引力。因此，地位最高的群體將再次尋求新的時尚從而讓自己與眾不同。
盡管齊美爾認識到，一部分引領潮流的人是已經成為演員或交際花的工人階級女性，但他仍然因強調上層群體在引發時尚擴散過程中的作用而遭到批評。另一些人則認為，追求更高社會地位的群體更渴望接納新的風格，並以此作為社會地位的標志，從而將自己與下級群體區分開來。而地位最高的群體，由於自身的顯赫地位是有保障的，是建立在財富與繼承權基礎之上的，因此他們相對而言對最新的時尚並不關心。凡勃倫的“炫耀性消費”模式有助於解釋某些社會階層的時尚接納者的動機。
齊美爾的理論假定新的風格將被廣泛接納，但對於19世紀的階級社會而言，理解時尚本質至關重要的是誰會或誰不會接納新風格的問題。時尚是否主要在這些社會的上層循環？工人階級在多大程度上接納了時尚的風格？19世紀的中產階級觀察家們往往從自己的社交圈中總結經驗，並夸大了工人階級廣泛接納新風格的程度。雜志和報紙上的中產階級評論人士則從某些特別“顯眼”的人（如工匠和仆人）的外表來得出他們對工人階級著裝的看法。那些社會地位較低、與中產階級接觸較少的人是否不太可能接納新的風格？盡管服裝史學家聲稱，服裝在19世紀實現了民主化，但處於勞動階層的人實則並不會以表面化的方式效仿中產階級的全部裝束。
布迪厄的階級再生產理論和文化趣味理論有助於理解不同社會階層如何在高度分層的社會中對文化商品和物質文化做出反應。他的理論表明，時尚的傳播過程比齊美爾所描述的更為複雜。布迪厄將社會結構描述為複雜的階級文化系統，它由一系列文化趣味和相關的生活方式組成。在社會階級內部，個體會根據階級的趣味和舉止標準來判斷文化產品的適用性，進而完成對社會地位和文化資本的追求。文化實踐（包括文化知識以及評價、欣賞文化的關鍵能力）是從兒童時期的家庭和教育系統中獲得的，它有助於實現當前社會階級結構的再生產。在階級社會中，占主導地位且最具聲望的文化是上層階級的文化。精英們擁有“一種權力，它可以設定趣味被賦予道德和社會價值的條件”。中下階層的社會背景和文化習俗使其無法完全融入上層社會的趣味。與中產階級相關的文化產品消費往往需要用到工人階級無法接觸到的態度和知識。
根據布迪厄的理論，工人階級男性的趣味是以該階級的“必要文化”特徵為基礎的，換句話說，服飾應該實用耐穿而非美觀別致。那些步入中產階級的人需要效仿該階層的著裝行為，但由於並未接受過充分的社會化和教育，他們很難表現出與之相應的品味與優雅。
布迪厄的理論有助於解釋社會階級和社會結構是如何隨著時間的推移而得到維持的，但對於理解人們如何應對急劇的社會變革則不太有用。他強調，對文化評估標準的獲取往往源自兒童時期和教育體系，這也就表明了這些標準和文化趣味的變化相對緩慢。對社會區隔不斷競爭的結果是社會結構的穩固而非變化。19世紀生活水平的提高、社會預期的提升以及信息的開放，都使得工人階級男性更為積極地參與到了公共領域和公共空間中去。人們對他們自己作為公民的觀念正在發生變化，這可能是因為他們開始以新的著裝風格來表明自己對社會地位變動的看法。總的來說，隨著社交網絡的擴展和社會聯繫的日趨多樣化，人們很可能會接觸和采納新的文化形式。
時尚史通常會向我們講述特定時期流行過什麼，對於過去普通人（特別是工人階級）的實際穿著卻往往難以得出定論。對此，另一位社會科學家弗雷德裡克·勒普萊對19世紀法國工人階級家庭展開了研究，這項工作由此成了重要參考物件。勒普萊對理解19世紀階級社會的特徵很有興趣，因為他所關心的是工業革命帶來的變革將會減少不同社會階層之間的人際交往，並以犧牲道德情操為代價強調物質價值。他對家庭進行個案研究的目的是全面了解每個家庭的經濟、社會生活以及該家庭所居住的社會環境。他和他的助手們收集了關於家庭財務狀況的大量信息，並詳細列出了這些家庭所有的資產和財產（包括所有家庭成員全部衣物的完整清單和每件衣服的費用）。他們在1850—1910年間發表了一系列關於工人階級家庭的案例研究，這為考察19世紀法國工人階級生活的各個方面提供了獨特資源。這些研究驚人地接近於英國社會學家朗西曼所說的對“密集的縱向民族志的訴求，其中觀念的不同面向都被置於階級實踐的背景之中”。
關於工人階級生活的其他信息來源則包括美國研究人員（如卡羅爾·賴特）在19世紀末和20世紀針對家庭預算展開的研究。這些研究提供了與美國工人階級家庭著裝選擇相關的信息。服裝史學家所挑選的照片展現了人們看待自身及其著裝的獨特洞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