糾纏小史：人與物的演化（簡體書）

本書討論的問題困擾著無數考古學家、人類學家、社會理論家、哲學家和演化生物學家。這個問題就是：人類演化有方向嗎？如果有，原因為何？圍繞這些問題的爭論從19世紀一直延續到20世紀中葉，不過現今的共識是生物演化的發展沒有方向。這一點同樣適用於人類文化的發展：人類、文化、社會都會轉變或演進，但整體上並無方向。支持這一看法的理由之一是，如果演化有方向，那麼有人就會認為某些社會或文化較之其他社會或文化更高級。這種觀念遭人拒斥，所以在很長時間內，人們在解釋文化變化時拒絕演化論而采用傳播論。

不過現在，我們亟須重新思考社會文化演進沒有方向的設想。考古證據表明，在整體演化過程中，人類愈發依賴物，越來越與物糾纏在一起，製造出越來越多的東西。我們生活的諸多方面也因此產生巨變。然而由於我們太依賴數量如此龐大的物，人類賴以生存的世界飽受摧殘。許多全球性的問題因此產生，例如或許不可逆轉的氣候變化。我們為什麼正朝著這個方向去？這必須有所解釋。

我的觀點可以算演化論式的。這意味著什麼呢？兩個世紀以來，科學界主要有兩種演化理論。19世紀的社會演化論者認為，社會朝著更先進的城市化、工業化方向發展。這種說法在20世紀中葉重現，不過換了種表達：社會朝著複雜化的方向發展。這種演化的觀點不僅是有方向的，同時也是目的論的，因為它假定社會的發展有某個終點或目標。可問題在於，這種結果同樣也是導致變化產生的原因：人類變得越來越複雜是因為他們想變得複雜；人類社會變得愈發複雜是因為複雜系統的本質就是逐漸複雜化。這種說法並沒有多大解釋力。

另一種演化理論受到達爾文的啟發，並在近幾十年來成為解釋長期社會文化演變的主要理論。這種演化理論有時會與複雜化理論結合起來，認為自然會選擇更複雜的社會系統，因為它們可以更好地適應環境。達爾文式的方法往往回避演化方向的轉變，而變化則會通過變異、自然選擇、傳播發生。沒有理由認為社會應當朝著一個總體方向發展，社會只需適應多變的環境即可。

社會演化理論的問題在於它是目的論的；達爾文主義的演化論則沒有解釋演化總體方向的變遷，而這種變遷已得到考古學證據的支持。本書主張探索第三條路徑：既可以解釋演化方向的轉變，又能避免19世紀目的論的危險。可以把這種路徑稱作“演化論式的”，但我一般避免使用這一名稱，這個說法與生物演化太過接近。雖然本書將生物演化納入了糾纏理論之中，但我並無意於將糾纏理論還原成生物演化或這種演化的比喻。

很多考古學家和人類學家不喜歡“演化”一詞被用在自己的領域中，一方面因為這個詞暗示著向更高層次社會進化，另一方面也因為一些演化論的觀點本質上是某種金科玉律似的還原論。我們大可使用其他詞語，比如“發展”，但使用這些詞也有問題。我在書中使用“演化”一詞的主要原因是想強調這個詞拉丁語詞源中“展開”的含義。早在達爾文以前，這個詞就用來表示事件的展現。我認為人類演化具有方向性，而我使用“演化”是想利用其展開的含義，也想表達逐漸變化的意思，但並不指進步或必然的發展。拉丁語詞源中“展現”的意味可以用來展示發展演變所依賴的複雜情景。在本書中，我試圖重新定義演化，將其描述為有方向的但同時又是複雜的、視情景而定的過程。

我試圖在生物演化與社會演化之間尋得一條關注“物”的第三種路徑。延承當代認知演化、物質性和考古方面的研究，我認為人之存在完全依賴人造物。自人類製造出第一件工具起，我們就不斷通過改造物來解決問題。這種對物的依賴塑造了我們的“人性”，但也同時讓我們陷入更深的依賴中。物並不穩定，它們會以自己的方式讓人類維護它們。比如，人類馴化了小麥，並逐漸依賴小麥生存至今。但經過馴化的小麥並不能自我繁衍，因此我們對小麥的依賴使我們陷入更繁雜的勞作中：耕地、播種、除草、收獲、加工。我們逐漸陷入一種雙重束縛：我們依賴物，同時物又依賴我們，因此我們必須不斷勞作，開發新的技術。

為了滿足小麥的需求，人類不斷發明新技術，創造出更多東西。這些東西彼此聯繫並產生新的需求。如今，這些彼此聯繫的東西造成了大範圍的問題，例如全球變暖、環境惡化，而用一成不變的技術手段難於應付，於是我們艱難地尋找並實施應對這些問題的方法。

紛繁複雜的物能讓我探討人與物糾纏關係的各個方面，同時也能關注其中的共通之處。所有這些事物都改變了我們的生活方式，改變了我們對人之所以為人這一問題的認識，但同時，它們也讓我們陷入更深的糾纏之中，促使我們不斷創新。雖然我用的例子涉獵頗廣，但毋庸諱言，我使用了考古學方法，這意味著我將以長程眼光考量日常生活中的物質實踐。本書將首先介紹漫長歷史中的長期變化，最後以對當下人類面臨的問題的考古學見解作結。只有考古學能為我們提供如此廣闊的視野，幫助我們理解人何以為人以及我們將去往何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