費正清中國學思想研究（簡體書）

無論緣何路徑去梳理或探討西方具有現代意義的中國研究，恐怕都繞不開一個人——費正清（1907-1991）。
以法國為中心的傳統漢學通常是運用歷史學、考據學的研究方法，以古典為事象展開對中國作為知識客體的研究，雖然客觀上有著對中西文化交流的促進作用，但往往被認為是一種純知識型的學問。而在現實主義至上的美國，由於與商業與國家利益的勾連，當漢學移植到美國時，出現了水土不服的現象，與歐洲漢學的人文科學精神相殊，美國漢學一開始就呈現出社會科學的特徵。美國漢學是伴隨著中美貿易開始的，隨著商船來到中國的有傳教士，還有外交官，他們除了研究中國語言、中國經典外，還在中國創辦了報道中國現實的報紙、翻譯了法律著作、出版了有關早期中美關係的著作，有的對中國進行了實地考察，出版了有關中國西藏地區、中國人口的專著。所以，在美國現實主義背景下成長起來的費正清，無怪乎選擇了被漢學忽略的近代中英外交史作為切入點，並敢於單槍匹馬地闖人中國研究的一個新領域。二戰後由其開創的“區域研究”——中國學伴隨著新中國的成立、成長和壯大，逐漸成為一門“顯學”，中國研究的中心由此從法國轉移到美國。費正清對中國學的開創之功以及在此基礎上形成的對中美關係發展的前瞻性認識及貢獻，使其成為中國學的一代宗師。
在長達六十年的學術生涯中，費正清不僅目睹了二十世紀三十年代以來波瀾壯闊、跌宕起伏的中國社會、歷史的變遷，而且直接參與了詭譎多變、錯綜糾葛的中美交往。從閉塞的美國中西部的清教徒後代，到暮年大英帝國的學生，到派駐到腐朽的國民黨中國的美國外交官，再到新英格蘭上流社會的大學教授，現實語境的滄桑變遷，自我身份的變換更迭，沒有改變他始終如一的學術焦點——中國，並且在自我身份建構中逐步形成了具有現實主義特色的美國中國學。如他本人所言：“歷史學家是他自己歷史的一部分。我不相信無主觀價值標準的社會科學研究的現實性”，“試圖去拋棄主觀價值標準的社會科學家是在欺騙自己”。①
費正清一生著作等身，成果累累，據不完全統計，出版了至少44本專著（部分與他人合作），主編或聯合主編至少18本論著，發表了187篇論文，與他人合撰18篇，為別人專著撰寫序言52篇，發表書評160篇，尚不包括大量的專訪及聲像材料。甚至直到他1991年9月14日去世前兩天，還親自把剛剛完成的《中國新史》交到哈佛大學出版社。
費正清奇特、豐富的人生經歷及其複雜、多變的學術思想，使其本人也成為了學界研究的物件。二戰以後，在西方學界一種具有強烈的政治性和文化批判色彩的學術思潮——後殖民主義開始興起，美國史學界開始對長期居於統治地位的“衝擊一反應”中國研究模式提出挑戰。在中國學界，自二十世紀九十年代至今，費正清的研究熱潮持續不衰，受西方後殖民主義的影響，基本上是從西方中心主義出發開展的批判。應該說，這些基於學理的批判沒有錯誤，但某種程度上都忽略了費正清其時所處的現實語境。《費正清中國學思想研究》試圖挖掘費正清中國學思想變遷背後的語境，從而對其中國學的形成、發展、變化進行一種較為客觀的分析、批評，以期對當代世界語境下中國特色文化話語權的構建，能有所借鑒。
《費正清中國學思想研究》首先回顧了費正清的生活歷程和學術生涯，梳理了他的學術淵源，總結分析了他的中國學形成的主要原因和有別於傳統漢學的主要特色。四位引其入門的大師韋伯斯特、馬士、拉鐵摩爾和蔣廷黻，其中前三位是外交史研究專家，而馬士和拉鐵摩爾既是近代中國外交史研究專家又是近代中國外交的直接參與者，蔣廷黻是近代中國史專家，費正清在他們影響下一開始就進入漢學家不屑一顧的近代中國外交史的研究，其對中文文獻的利用又使他不同於前輩的近代中國外交史研究；宗教家庭背景和學術官僚身份產生的學術服務於國家利益的觀念，課題研究受到特殊利益集團基金會和政府的支持，讓他的中國學具有強烈的功利主義色彩，因而有人認為費正清的中國學就是一種官方中國問題研究，費正清本人也獲得了“學術企業家”的稱號，其學術的客觀性常常受到質疑；麥卡錫主義之後，費正清整合了美國東西部分裂的中國學機構，形成了全國性的集團化協作的中國學學術研究和人才培養網絡，六十年代的兩次環球學術旅行，使中國學在全世界得到擴張；二戰期間，美國政府出於戰爭的需要成立了戰略情報局，集中了包括費正清在內的來自全國各個領域的專家，進行情報的收集、整理和分析工作，社會科學研究方法在情報分析中的綜合運用給費正清的中國學以很大的啟發，戰後，他在東亞研究中心舉辦的研討班上邀請了社會科學領域的專家前來授課，並將這些社會科學理論應用到他的首本專著《美國與中國》撰寫之中，因而社會科學綜合研究的方法成為他的中國學另一大特色。因此，我們可以把費正清開創的中國學稱之為西方中國研究從傳統漢學以來的首次範式轉移。

陳國興教授是我的師弟，1985年7月我從聊城師範學院（現聊城大學）英語系畢業，他9月入學，上學時我們並未謀面。後來我因工作調動去了山東大學外國語學院任教職，同在濟南，慢慢成了好朋友，2019年我調到了齊魯工業大學外國語學院，又成了同事，算起來我們倆相識也有二十幾年了。
與他相識相熟，他做事低調，為人謙虛，不事張揚，但在做學問上，一直以來刻苦上進，一絲不茍。2008年他考取北京外國語大學博士，師從我國著名學者樂黛云先生，從事比較文學與跨文化研究。近年來，雖忙於各種行政事務，但他一刻也沒有放鬆專業學習，不斷有文章發表、著作出版、項目立項。但由於各種原因，他的博士論文一直沒有出版，他不時與我談起他的苦惱，今年聽說他終於聯繫好一家出版社，可以出版了，我從心底替他高興，並從我的項目資金裡拿出一部分幫助他達成夙願。
本書緣起於他的博士論文。在他於北外攻讀博士學位期間，上海東方出版中心約樂黛云先生牽頭編寫一套有關當代海外漢學家個案研究的叢書，包括費正清（John King Fairbank，1907-1991）、史華茲（Benjamin L Schwartz，1916-1999）、李約瑟（Joseph Terence Montgomery Needham，1900-1995），宇文所安（Stephen Owen，1946-）、於連（FranqoisJullien，1951-）、安樂哲（Roger T.Ames，1947-）等，樂先生希望他能參與其中一位漢學家的研究。他是在英國諾丁漢大學（University of Nottingham）拿的碩士學位，方向為國際問題研究／亞太地區（Interna-tional Studies/Asia-Pacific Region），這期間學習了國際關係理論、環太平洋地區國際關係、中國政治、中美關係等方面的課程，回國後主要從事跨文化、英美文化、翻譯等方面的教學與科研工作。在這些研究個案中，唯有費正清是一個從中英關係史入手的美國中國研究專家，側重從中美文化角度對近代中國的解釋與分析，所以他最終選取了費正清作為自己的研究物件。之後，在樂先生指導下，完成了題為《費正清中國學思想研究》的博士論文，於2011年年底順利通過論文答辯，並被北京外國語大學評為校級優秀論文，2012年春獲得博士學位。

序言
摘要
緒論
第1節 選題的意義
第2節 文獻回顧
一、國外研究狀況及不足
二、國內研究狀況及不足
第3節 本書的研究方法及理論應用
一、研究方法
二、理論應用
第4節 幾個核心概念的界定

第1章 費正清的教育背景
第1節 家庭熏陶
第2節 早年教育
第3節 四位大師引導入門
一、韋伯斯特教授
二、馬士博士
三、歐文·拉鐵摩爾
四、蔣廷黻
第4節 與中國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的交往
第5節 在中國實地考察
第6節 獲得牛津大學博士學位

第2章 費正清學術研究與現實政治的結合
第1節 執教哈佛
第2節 對美國對華政策的關注
第3節 對國民黨的認識
第4節 初識中國共產黨

第3章 費正清對中國學的開創
第1節 從歐洲漢學到美國漢學
第2節 “區域研究”——費正清對中國學的開創
第3節 費正清中國學的主要特徵
一、注重中國近代史的實證研究
二、中國學的功利主義色彩
三、集團化協作
四、作為社會科學的綜合性研究

第4章 費正清的中國傳統文化觀
第1節 美國傳教士對費正清中國文化觀的影響
……
第5章 費正清的中國世界秩序觀
第6章 從“西方中心”到“中國中心”——中國學的轉向
結語
參考文獻
附：費正清生平年表
致謝
Abstract

回到美國的費正清在華盛頓做短暫停留後，即前往坎布裡奇為哈佛大學秋季學期的開學做準備。他又回歸了校園寧靜的平民生活，戰時的生活開始沉澱到他的記憶之中，但是中國動蕩的局勢和美國政府的反應很快又支配了他的生活，使他卷入更大的關於中國問題和對華政策爭論的漩渦中。回到哈佛就像安泰回到該亞的懷抱中，他變得越發大膽而又老練，“我成了日漸壯大的少數派中能清楚地表達自己觀點的一員。我慣有的自信由於對中國歷史的不斷研究和在這一領域獲得的新經驗而得到增強。1941年以來，我在中國和華盛頓一直主要用文字與人們打交道。這一工作在1946年以後變得越來越重要，因為我是在一個遙遠的地方面對著更多的聽眾在談論中國問題。我必須解釋中國和美國有哪些不同，為什麼在美國可以通行的東西在中國卻可能是另外一回事”①。面對被亨利·盧斯（ Henry Luce）美化蔣政府的《生活》和《時代周刊》迷惑的美國人和開始冷戰思維的美國政府，費正清在哈佛大學緊緊握住歷史的教鞭，對中國問題和美國對華政策進行了有力的鞭辟。
1946年7月15日聞一多先生在光天化日下被國民黨特務暗殺，在他看來是一次明目張膽的政治謀殺，再次引起他對蔣政府的憤怒以及對美國現實政策的反思。1946年9月他在《大西洋月刊》發表了《我們在中國的機會》的文章，文章憤怒地指出，面對不可遏制的反對浪潮，國民黨的軍統和CC派企圖派用武力壓制異己、消滅共產黨和自由主義者的倒行逆施在不斷升級。但是隨著冷戰“鐵幕”在全世界的拉開，作為國民黨盟友的美國不可能再轉向他所謂的“非民主主義”的共產黨一面，於是各種裝備、給養源源不斷地輸往了國統區，甚至幫助國民黨軍隊進行訓練、運輸以抵制共產黨的進攻，派駐海軍陸戰隊到華北以防範蘇聯人。美國在中國內戰中支持這樣一個政府是否明智？文章的答案是否定的。費正清認為，作為一個多元政治實體的美國同一黨專政的外國政府打交道是非常困難的，單靠外力來影響這些國家內部事務的結局是不夠的。談到對共產黨的看法，他似乎又回到了文化相對主義上來，由於中國和美國有著不同的文化傳統和社會秩序，共產主義在美國是“邪惡”的，而在中國卻是有益的。盡管美國政府對中國有一種自由主義的信念和目標，但是中國長期以來形成了專制的傳統並且共產黨在改善農民經濟狀況和解放農民方面做出了巨大努力，所以他呼吁道：“難道我們就不能或推遲或早同中國共產黨人達成某種諒解嗎？”他還斷言道，中國共產黨不是莫斯科的傀儡，“如果我們盲目地反對那裡的革命，我們最終將發現我們會被一場群眾運動逐出亞洲”①。1946年9月29日《新民晚報》刊譯了費正清（中文名時為“範朋克”）的這篇文章，馬敘倫和李嘉譯就這篇譯文分別發表了《讀美國人費正清論中國時局》（《民主周刊》，1946年第51-52期）和《費正清論中國時局真相》（《文萃》，1946年第50期）的文章，文章借費正清的觀點對國民黨破壞聯合政府、實行殘酷的法西斯統治進行了猛烈抨擊，國民黨的暴行已為千夫所指。1946年10月27日在為《紐約時報書評》寫的關於白修德的《中國雷鳴》（Thunder Out of China）的書評中，他認為，盡管毛澤東的共產主義不是他所希望的民主，但中國最終會選擇共產黨政府，因為在中國要解決的根本問題不是共產主義的問題而是一個好的政府的問題。美國政府卻聽任自己陷入對俄國和共產主義的恐怖之中，依然支持國民黨，結果反而會驅使中國革命進一步倒向俄國和共產主義。在最後結論中，他指出，如果白修德的描述是正確的話，那麼“現在可以說是真相大白了，美國公眾可以看到在民主的名義下他們在支持怎樣一種專制政府”。
1946年下半年，中國的內戰日趨激烈，美國的調停以失敗告終。1947年1月初，馬歇爾回到美國。此時，中國的反美運動浪潮席卷全國，中國共產黨明確打出了“反對美帝國主義和打倒蔣介石賣國賊”的口號，在各地組織反美運動，由中國自由主義者組成的民主同盟也加強了對美國干涉的批判。時任中共中央宣傳部部長的陸定一撰文《對於戰後國際形勢中的幾個基本問題的解釋》，重申了毛澤東與斯特朗談話的要點，闡述了中共明確的反美路線。他指出“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美國的帝國主義者代替了德意日法西斯的地位，而成為世界反動勢力的堡壘……各國的反動派和法西斯殘余，現在由美帝國主義者直接間接地支持著和包庇著，成為出賣各國人民的賣國賊”，世界的主要矛盾並非存在於美蘇之間，而是存在於美帝國主義和受美帝國主義侵略的各國人民之間。①1946年美國中期選舉後，共和黨占據了參眾兩院的大多數議席，以杜魯門為首的民主黨政府日益受到來自反對黨的壓力，美國在援華問題上由於來自國內外的壓力而出現左右搖擺，又由於援助歐洲的馬歇爾計劃的出臺使美國的中國問題退居其次，因此對國民黨的10億美元借款要求反應冷淡，但共和黨內的“中國幫”（China bloc）和以範登堡為首的所謂“超黨派外交”人士卻積極主張援華。在這種情況下，美國政府的對華政策並不是從中國實際出發，而是把中國問題作為討好共和黨的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