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都中國通史（簡體書）

本書是由日本歷史學家內藤湖南及其弟子岡崎文夫寫就的一部中國通史。
中國歷史的發展，本質上是文化的發展。根據各時代文化發展的不同內容及形式，作者將中國歷史劃分為上古、中世、近世三個時期，除全面介紹每個時期的重要事件與典型人物之外，還著重闡明了各個時期的制度和文化對中國歷史進程的深遠影響。
這種影響是通過文化擴散的波動來實現的——中國文化從中原向四周擴散，與臨近的少數民族乃至周邊國家持續發生碰撞和交融，這一過程貫穿了整個中國歷史。
這種基於文化史觀的歷史分期理論，為我們重新審視中國歷史提供了一種嶄新的視角和思考方法。

內藤湖南（1866—1934），本名虎次郎，字炳卿，號湖南。日本歷史學家，日本漢學研究“京都學派”創始人之一。擔任京都帝國大學（今京都大學）教授期間，開設東洋史學第一講座，講授中國古代史。研究範圍橫跨中國史和日本文化史。對中國史的歷史分期有獨特見解，其學說被稱為“內藤史學”。著有《中國史學史》《中國繪畫史》等。

岡崎文夫（1888 -1950），日本歷史學家，內藤湖南弟子，專攻中國古代史，著有《魏晉南北朝通史》等。

◇日本漢學研究重鎮“京都學派”中國史研究裡程碑之作！
◇日本歷史學家內藤湖南及其弟子岡崎文夫經典合璧作品！
◇一部基於文化史觀為歷史分期的中國通史！
◇羅振玉、陳寅恪、周一良、狩野直喜大為贊譽！
◇理解過去之中國，要看制度和文化；洞察今日之中國，需有世界史視野！
◇中國歷史的發展，本質上是文化的發展。根據各時代文化發展的不同內容及形式，本書將中國歷史劃分為上古、中世、近世三個時期。
◇著重闡明了中國歷史各個時期的制度和文化對中國歷史進程的深遠影響。
◇文化擴散的波動——中國文化從中原向四周擴散，與臨近的少數民族乃至周邊國家持續發生碰撞和交融，這一過程貫穿了整個中國歷史。
◇這種基於文化史觀的歷史分期理論，為我們重新審視中國歷史提供了一種嶄新的視角和思考方法。

我這裡所說的東洋史，指的是中國文化發展的歷史。亞洲大陸以蔥嶺、 西藏等的高原地帶為中心，向四方擴展。古時候的中國人、印度人均已知道這一事實。印度人將亞洲大陸稱為“四大部洲”，中國人則認為，河從昆侖之墟向四方流淌，之後形成各自的流域。這些流域均有各自的歷史。北方因為氣候嚴寒沒有完整的歷史，除此之外的三方，均有各自的歷史。由於各方歷史分別發展，因此我們很難對它們進行總括性的研究。不過這些地方的人皆傾向於向附近的河流上遊尋找自己種族的起源，然而它們多數是毫無歷史根據的傳說。事實上，不僅亞洲地區，其他地區的情況也相差無幾：文化通常是從河流的下遊向上遊擴展的，並非源自河流的上遊。比如歐洲亦是如此。歐洲最早開發的是地中海地區，相當於亞洲向印度洋開拓的地區；而歐洲面向大西洋的地區，相當於亞洲面向太平洋的地區，即中國。從現在的世界歷史研究成果來看，就像歐洲很早開發其東南地區那般，亞洲很早就開發了其西南地區。然而，顯然歐洲文化很早就從亞洲西南隅和歐洲東南隅發展起來，繼而有系統地擴展到各處，但亞洲西南部分的文化有系統地往中國擴展的跡象並不明顯。盡管如此，依舊有很多人試圖從這一模式出發來進行研究。頗為著名的怪論家拉克佩裡等人對之最為努力，但其說大都毫無根據。試圖從西北方探究中國文化之起源，試圖通過大陸中心這一途徑解決中國文化起源之學說，只是為了滿足一部分人的好奇心，這在事實上是很難實現的。但是，有一點是顯而易見的事實：印度與中國有文化交流，某些時代的印度文化對中國文化產生過影響。但印度和中國發展的年代差別不大。印度文化與中國文化有交流時，中國已經有了自己的優秀文化。研究印度文化的困難之處在於：印度人極度缺乏紀年思想，並且難於在他們的觀點中去區分哪些是空想，哪些是事實。或許在印度人的思想中，他們認為本身就不該對空想與事實進行區分，他們將之視為一種錯誤。然而，歷史不能建立在空想之上。是以近來從事印度研究的人們，開始參照印度和鄰國之間的相關事件，依據鄰國的紀年對印度的年代進行推測。從歷史學的角度來看，研究印度學確實有一些困難，不能期望如同中國的文化史那般準確無誤。因此只能將這些難題交給印度學專家，別無他法。所以我所說的東洋史，就是中國文化發展的歷史。然而，以中國文化為中心的國家並不僅僅只有中國，還包含其他不同語言的國家。但是，總而言之，中國文化的發展促進其他種族及語 言不同的國家形成了有系統的、持續發展的歷史。由此觀之，東洋史是中國文化發展的歷史這一說法沒有什麼不當之處。
以中國文化為中心的東洋史經歷了十分長久的時間。基於中國人的普遍觀點，近來甚至有人認為這段歷史可以用黃帝以來四千幾百年來紀年。盡管中國多有革命戰爭發生，但不同朝代之間依舊連續，是以人們認為按照朝代來進行時代劃分最為便利。如今又效仿西方，將中國文化發展劃分為上古史、中世史、近世史。通常以如下方法進行劃分，即：上古從開天辟地起到三代，中世包含兩漢、六朝，唐朝、宋朝劃分為下一階段，將元朝、明朝、清朝又劃分為再下一階段。然而，這種劃分對於代表東洋整體的中國文化發展的歷史來說，是毫無意義的。倘若一定要進行有意義的劃分，就必須根據中國文化發展的波動來觀察大勢，基於內外兩個方面進行考慮。第一是由內而外的發展途徑，即在上古的某一時代，於中國某一地方產生文化，而後逐步發展，向其他地方擴展的途徑。這就好比將石頭投入水池中，產生的波紋向水池的四周擴散之情形。第二是進行與之相反的觀察。中國文化向周邊由近及遠地擴散，這一過程促進周邊野蠻種族產生新的覺醒，帶動他們在覺醒中前進

出版說明

第一編 中國上古史
緒 言
第一章 三皇五帝
第二章 堯、舜
第三章 夏殷時代
第四章 西周時代
第五章 春秋時代
第六章 戰國時代
第七章 秦楚時代
第八章 西漢時代（上）
第九章 西漢時代（中）
第十章 西漢時代（下）
第十一章 東漢時代
附 記

第二編 中國中古的文化
第一章 漢武帝財政政策的影響
第二章 漢武帝教育政策的影響
第三章 禮制的完備與禮學的進步
第四章 學問的後果與毒害
第五章 東漢社會的停滯
第六章 文學的變遷
第七章 風氣的變化
第八章 老莊的影響
第九章 從尊重禮儀到尊重門閥
第十章 貴族中心時代

第三編 魏晉南北朝通史
序
自 序
內 篇
第一章 魏晉時代
第二章 東晉五胡時代
第三章 南北朝時代——南朝
第四章 南北朝時代——北朝
外 篇
第一章 魏晉文明
第二章 南朝文明
第三章 北朝文明
後 記

第四編 中國近世史
第一章 近世史的意義
第二章 貴族政治的崩潰
第三章 五代的奇局
第四章 契丹族的興起
第五章 統一的趨勢
第六章 北宋的承平時代
第七章 文化的變遷
第八章 宋神宗的政治改革
第九章 黨爭的激化和新法的弊端
第十章 金國的崛起與宋朝的南遷
第十一章 宋金的小康時代
第十二章 蒙古族的崛起和金國的滅亡
第十三章 南宋與蒙古
第十四章 世祖時代的蒙古內訌和外征
第十五章 大元國的制度
第十六章 蒙古人的統治和中國社會

第五編 清朝史通論
第一章 帝王及內治
第二章 異族統一與外交、貿易
第三章 外國文化的輸入
第四章 經 學
第五章 史學及文學
第六章 藝 術
《清朝史通論》綱目
附錄 清朝書畫譜目錄
書家 / 畫家

第六編 清朝衰亡論
緒 言
第一章 兵力上的變遷
第二章 財政經濟上的變遷
第三章（上） 思想上的變遷
第三章（下） 結 論
附錄（一） 清朝創業時期的財政
附錄（二） 清朝興衰的關鍵

開天辟地至秦統一是歷來所指的上古史，相當於我所說的上古史前期。近來，希爾特氏所著《中國古代史》仍承襲歷來方法，將上古史前期做了如下劃分：五帝以前劃分為神話傳說時代，堯、舜時期歸為儒教傳說時代，春秋戰國歸為五霸及孔子、老子時代。此因襲式劃分法雖簡易明了，但因缺乏史料的批判，故不能稱之為真正的文化發展史。
在中國，自古以來也考慮過一些時代劃分方法。司馬遷按照有無紀年的時代劃分法對《史記》的《表》部分進行了如下規整：無紀年部分納入《三代世表》，有紀年部分列入《十二諸侯年表》《六國年表》。但是，被納入《世表》的部分就全然沒有紀年嗎？事實上並不是這樣的。正如《三代世表》序所說：“余讀牒記，黃帝以來皆有年數。”不過，這裡所指“年數”源於五行推測，出自理論，並無可靠的文字記錄，所以司馬氏並未採用。又，十二諸侯時期大致等同於春秋時代，但司馬遷的《十二諸侯年表》卻略早於此，大致處於周宣王、周厲王的共和時代。後繼的歷史學家們多採用了《史記》的劃分法，稍有些改動的是鄭樵的《通志》。《通志》改《史記》中的“世表”“年表”為“世譜”“年譜”。《通志》上限至三皇，開始即為世譜，而年譜則開始於春秋時代有紀年之時。《史記》則始於黃帝時代。因此，總的來說，《史記》的年表比《通志》的年譜早了一百二三十年。若從現存史料來看，《通志》所載確然，但因司馬遷所用的史料今已無從考據，因此也不可說《史記》全無根據。畢竟，司馬氏也是在周全考慮下區分了世表與年表，上溯共和時代為紀年伊始恐怕也並非毫無根據。不可僅依據現存資料輕下斷言謂《通志》記載屬實而《史記》所載不實。
以上是根據有無紀年來劃分上古時期的方法。吾人現今採用的是完全不同的方法。每個民族都有其歷史自覺期，就好似已經有所成長的兒童會想知道自己出生時的情況。我想以此歷史自覺期的產生時間來劃分上古史。所謂“歷史自覺”並不若文中所說的“史”那樣意味著已經存在記錄。有時候在沒有自覺的時期，記錄也是存在的。如若我們基於更加嚴謹的態度來考慮，這種歷史自覺大致有二，即“傳說自覺”和“記錄自覺”。有時雖是傳說，但在自覺時期，亦可進行編纂。佛經的編纂正是如此。但最初，並未將佛經寫成文字再進行編纂，而是親近的門人相聚而坐，互訴所聞並互相補充，以補缺漏，更正謬誤。最後，再加以歸納，這些傳說便開始流傳了。最早，承擔此類工作的大多是盲人。《國語·楚語》中的“瞽蒙”一職，《周禮》中“大師”“小師”之類的樂官就屬這類。這些與日本的語部類似，沒有史料說明日本的語部是盲人，即便非盲人，也須由記憶力強者擔任此職。中國的這些盲人多以歌曲口傳歷史資料，其中有的帶有曲譜，有的是沒有曲譜只帶節拍的資料。口傳資料愈積愈多，便有了匯聚成冊的想法。同時，又因國家統一的需要，許多種類的傳說民謠都因重要家族的滅亡而遭受嚴重損傷，有的甚至消失殆盡，時人也就愈加感到保留傳說的必要性。就像在日本，在各個家族將近衰亡時候，卜部、忌部在國史之外匯集傳說傳播出去。總體而言，當一個民族在其發展過程中遭遇了重大的變故，往往會引發其人民對自身歷史的回歸，因此傳說方面的自覺也就形成了。就像中國的《詩經》，特別是《詩經》中的《大雅》《小雅》，可以說是特別合適的例子。周朝勢力受到內亂的打擊，最先想到的便是使得內亂平息的中興君主，因此
開始回溯民族的過去、起源，這便是《大雅》《小雅》之內容。而《詩經》中的《頌》則反映的是民族與自身祖先——神之間的關係。《國風》由地方民間傳說和民歌匯聚而成，此即一種匯集工作。傳說方面的自覺即在這一匯集中得以反映出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