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三千年：從考古發現看北京建城史（簡體書）

北京是如何從北方邊陲發展為全國首都的？考古工作者是如何從地下之城破解北京前世今生的？撥開歷史的云霧，走進《北京三千年：從考古發現看北京建城史》。

北京歷史深厚悠長，歷經朝代更迭與城市變遷，發展成當今的現代化大都市。《北京三千年：從考古發現看北京建城史》以考古發現的角度從時代的演變講述北京城的歷史變遷。全書以西周燕都、漢代燕地、唐幽州、遼南京、金中都、金陵、元大都、明中都、明定陵、改造帝都、拆賣皇城等7個歷史節點、11章內容線，以各時期出土的重要文物以及具有典型意義的史實人物、重要遺址為媒介，梳理出北京三千年以來的歷史脈絡，八百年的建都史，探尋這座城市的歷史文化基因。該書視角壯闊，高屋建瓴，呈現了一座城市傳奇的歷史記憶，具有史料價值，也具有知識普及價值。

北京日報特別報道部 著

2007年《北京日報》創辦了《紀事》欄目，《紀事》欄目由北京日報特別報道部負責采寫，十余年來，《紀事》欄目已成為《北京日報》的精品欄目，采寫大量有影響力且極具可讀性的主題作品。編著出版《尋找英雄:重溫一種偉大精神》《共和國震撼鏡頭：看得見的歷史》《星火征程》《舊京圖說》《紀事》等圖書。

從三千年的薊城到國際化大都市

從琉璃河燕都遺址到皇城根遺址

北京這座城經歷了悄然巨變。

朝代更替，

興盛沉浮，

皆在北京這座城紛紛上演。

◎從考古的全新視角，看清一座城的前世今生。

全書從考古發現的全新視角，以各時期出土的重要文物以及具有典型意義的史實人物、重要遺址為媒介，梳理出北京3000年以來的歷史脈絡，800年的建都史，探尋這座城市的歷史文化基因。打開這本書，就找到了打開北京城市塵封記憶的鑰匙。

◎通過文物講述北京城的演變和歷史細節。

琉璃河西周燕都遺址、西漢大墓、唐幽州墓等出土的青銅器、玉器、漆器、陶器300多件珍貴文物喚醒沉睡於地下、淹沒於歷史塵埃中的古老記憶。

◎以故事帶你回到考古挖掘現場，輕鬆讀懂中國史。

考古既是尋找一座地下之城的本來面貌，又是在尋找一座地上之城的文明血脈。全書用“懸疑解謎”的方式，通過一個個串聯起來的考古故事，將趙福生、王劍英、劉精義、徐蘋芳等這些默默付出的考古人一生擇一事，一事終一生的考古現場完美呈現，一口氣破解北京城市發展密碼，探索未知、實證中華文明發展脈絡。

◎從朝代的歷史更迭，破解北京城市發展密碼。

早在3000多年前，北京這座城就已見雛形，經過了西周、西漢、唐、元、明、清等朝代的更迭，它的地位也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一步步從諸侯國、封國、郡縣、北方軍事重鎮，發展到北方少數民族政權的陪都、首都，乃至全國的首都。這座城的每一步足跡都深埋於地下。通過這本書，揭開歷史的面紗，破解北京城市發展密碼。

◎有史有據，有趣有料！角度新穎，圖文結合！

書中通過一個個串聯起來的考古故事講述北京城的演變和歷史細節，圖文結合，四色印刷，輕鬆掌握北京城的前世今生。文末附有大量文獻資料，具有史料價值和知識普及價值。

代序

考古發現與北京三千年建城史

說到北京城的起源和發展，在北京民間有不少俗語民諺，最有名的一句話就是“先有潭柘寺，後有北京城”。 其實無論是從考古學還是歷史學的角度考察，這句民諺都不夠準確，不能反映北京城市發展歷史的真實情況。

北京城市發展的歷史有三千多年，其間主要出現了三個都城級別的城址。一個是在房山區琉璃河鄉董家林村的西周燕都，另一個是位於北京城區西南部的薊城，後來發展成為唐幽州城、遼南京城和金中都城，這兩個城都有三千多年的歷史。第三個城就是元大都以及明清北京城，我們今天北京城區的核心區域也是從這個城發展過來的，距今有七百多年的歷史。

西周燕都——董家林古城

西周燕都遺址位於房山區琉璃河鄉董家林村，故又稱“董家林古城”。這個古城址是從二十世紀六十年代開始考古發掘的，到八十年代基本完成。九十年代曾開展過局部發掘工作，2019年起為建設琉璃河國家考古遺址公園進行了更全面的考古工作，出土了青銅器等重要文物。考古結論認為，董家林古城是西周燕國分封到北京地區建造的第一個都城，所以一般稱之為“燕國始封都城”。董家林古城遺址包括幾方面內容：第一是殘存城墻，北城墻保留較多，東城墻的北段和西城墻的北段也有遺跡。第二是在城內發掘出宮殿區和祭祀區遺址，在城外發現了排水溝遺址。第三，在城外的東南區域的黃土坡村發現了大量的墓葬遺址，有三百多座，級別分成高級、中級和平民級。在高級的墓葬中，發掘出不少陪葬品，種類有青銅器、玉器、漆器、陶器等。

尤其重要的是，有些青銅器上鑄刻著銘文，比如有一對青銅器被命名為“克罍”“克盉”，器物上刻有內容相同的文字。從銘文上我們可以得出這樣一個結論，當年真正到燕地來當第一代燕侯的人是克。根據《史記》等文獻的記載，他應該就是召公奭的長子，他代替他的父親到北京地區當燕國的國王。所以這兩件青銅器在研究燕國歷史和確定董家林古城屬性上是非常重要的物證。

這個城具體是什麼時間建造的？史料上沒有明確記載。但是燕國是在西周建立後不久就分封了，而西周建立的時間“夏商周斷代工程”給出了明確紀年，即公元前1046年。這個年份即便有一點誤差，說北京建城的歷史有三千年也應該不會有大的問題。這是通過考古學、歷史學的研究得出的一個結論。

從薊城到金中都

北京歷史上除了董家林古城之外，其實三千多年以前還有一座古城,叫作薊城。薊城是北京城區最早出現的一座城，這座城在文獻中是有記載的，比如北魏酈道元《水經注》記載：“昔周武王封堯後於薊，今城內西北隅有薊丘，因丘以名邑也。”按照酈道元的說法薊丘在城的西北角，由此也就能大致確定薊城的位置在今天北京城區西南廣安門到和平門一帶。在北京西二環的東側有個濱河公園，其中有一座“薊城紀念柱”，上面寫著“北京城區，肇始斯地，其時惟周，其名曰薊”。這四句話是北京大學侯仁之先生寫的，意思是說我們今天北京城區最早是在這個地方起源的，當時是西周時期，這個城叫薊城。所以從文獻的記載中我們可以推測，薊城跟董家林的燕都大致是同時期營建的，應該也有三千多年的歷史。但與董家林燕都不同的是，薊城早期營建的歷史只見於文獻的記載，而沒有考古資料印證。目前從考古發現只能印證兩千多年以前戰國時期的薊城,主要是新中國成立後在北京城市建設中，和平門到廣安門這片區域曾發現大量戰國時期到漢代的古陶井。陶井是生活設施，它的密集分布說明這裡有大量的人口聚集，上千年之前，人口大量聚居的地方一定是城市。

薊城建立後一直延續，起碼從戰國時期到秦漢，又經過魏晉南北朝、隋唐直到遼金，發展了一千多年。在這個過程中有兩個變化，第一就是名稱發生了改變，唐朝以前叫“薊城”，從唐開始叫“幽州城”，到遼代把這個城市作為陪都，於是改稱“南京”，後長期叫“燕京”。到公元1153年（貞元元年），金朝把國都遷到燕京，名字改為“中都”。第二就是城在不斷改建，基本趨勢就是四至不斷擴大，城內的設施也越來越密集。以金中都為例，城裡面有很多的居民區，還有皇城和宮城，宮城裡建了一系列的宮殿，形成一條南北的中軸線，這條中軸線跟明清北京的中軸線不在一個位置上，它位於西二環東側的濱河公園上。金中都城的遺址現在還保留一些，比如南城墻的水關遺址，大家可以到南二環玉林小區的遼金城垣博物館裡去參觀。

薊城的歷史從文獻上說的三千多年到考古印證的兩千多年，一直延續發展，到金中都時達到頂峰。但是金朝在北京統治只有六十多年，1215年（貞佑三年）中都城被成吉思汗的蒙古大軍攻下，並遭到嚴重破壞。等到半個世紀以後，忽必烈當了蒙古的大汗，他為了統一中國，選擇定都北京。這時候中都城早已破敗不堪，於是忽必烈決定新建一座大都城。

從大都城到北京城

大都城是在平地通過規劃修建起的一座新城，為什麼要重新建一個城？主要有兩個原因：其一就是中都城破敗不堪，已無法再作為都城使用；其二就是中都城所用的蓮花池水系水源有限，不能滿足一個大都城的用水需要。而在中都城的東北郊有一片很大的水域，當時叫“海子”，也就是今天的積水潭、什剎海，這片水域的上源是高粱河水系，水源比較充沛。另外，北海的瓊華島是一個制高點，島上原有金朝皇帝的行宮——大寧宮，在此處建城還有“鎮壓”住前朝的用意。所以瓊華島就成為大都城規劃的中心，以它和周邊的水域而設計了大都城，北京的城址也由蓮花河水系遷移到高梁河水系。

大都城是建在十分科學的基礎之上的，首先進行詳細的地形測量，然後制定總體規劃。在房屋和街道建造之前，先埋設全城的下水道，再逐步按規劃施工。1267年（至元四年）舊歷正月，大都城正式興工修建。主要工程分為宮殿、城池、河道三項。初期主要進行宮殿建築，1274年（至元十一年）大部分完工。然後修筑城垣，1283年（至元二十年）基本建成大城。1293年（至元三十年）最後完成通惠河工程。

大都有大城、皇城、宮城三重方城。最外是大城，是一座南北略長的城垣。《元史·地理志》記載“城方六十裡”。北京現在還保存著幾段大都土城遺跡，從馬甸到皇亭子這段殘垣是北城墻遺址，2003年在此處建成“元大都城垣遺址公園”，供市民遊覽休閑。由皇亭子到政法大學這段南北走向的土垣是西城墻的一部分，土墻的西北角立有“薊門煙樹”碑。

皇城位於大城的南部正中，主要包括三組建築，即太液池（今北海、中海）東岸的宮城和西岸的隆福宮、興聖宮。宮城位於皇城東部，主要分為南北兩組建築，南面以大明殿為主體的建築是前朝，北面以延春閣為主體的建築是後寢。從大都城平面規劃來看，宮城的主要建築位居南北中軸在線。中軸線南起麗正門，北至中心閣。太廟和社稷壇分別建在齊化門、平則門內。北面是繁華的商業區，只是衙署分布較散。大都城街道幾乎都是東西南北向筆直的，相對的城門之間有9條幹道相通。南北中軸在線的主幹道寬28米，其余幹道寬25米。幹道兩側又等距離排列著許多街巷和胡同，一般胡同寬6—7米。總之，就像馬可·波羅所描述的那樣，整座大都城“劃線整齊，有如棋盤”。

明朝北京城的主體是在元大都城基礎上改造而成的，最終形成內城、皇城、宮城、外城四重方城。清代北京內外城垣沒有進行大的修建工程，有所改建的是皇城和宮城。由於明末李自成起義軍退出北京時放火焚燒了宮室，清定都北京後又一一重建，還增建了一些宮殿，並且有些改了名稱。如明朝的皇極殿、中極殿、建極殿依次改稱為“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改建後的太和殿面闊由9間擴大到11間，進深5間，殿高35.05米，是全國最大的木結構殿堂。

總體來說，由於北京建城歷史悠久，特別是近一千年以來，北京成為遼、金、元、明、清五朝的都城，城市的營建體現了中國古代城市規劃的最高成就，被稱為“地球表面上，人類最偉大的個體工程”。時至今日，盡管城墻、城門已很不完整，但保留的都城類型性遺跡、個體性遺跡還是比較豐富的。房山區的董家林村，三千多年前的燕都古城遺跡仍在；廣安門外的天寧寺塔，見證了一千年前遼南京城的滄桑；豐臺區鳳凰嘴村的土城遺址和玉林小區的水關遺址，體現了八百多年金中都城的氣魄；元大都的城墻遺跡和西城區的妙應寺白塔，彰顯了七百多年元大都城的輝煌。到明清北京城，留下了更豐富的遺跡，如宮殿如海的紫禁城、九壇八廟的皇家祭壇、三山五園的皇家園林，還有數不清的胡同、四合院。這些文化遺產不僅顯現出北京歷史文化的燦爛輝煌，同時也是中華文化典型的代表。

最後想說的一點是，《北京3000年：從考古發現看北京建城史》一書雖非專業人士之作，但以數十年北京城市考古資料及研究成果為積澱，以《北京日報》“紀事”欄目獨到的視角和寫作風格為底色，用紀“城”、紀“史”、紀“事”、紀“物”、紀“人”的手法謀篇成章，用考古發現的精品鋪陳3000年的北京歷史，可謂是言之有據梳“城史”，娓娓道來講“古事”。這是本書有別於其他北京城市考古著作值得讚賞及價值之所在，也是我這個非考古專業人士喜讀及樂薦本書的原因。

郗志群

歷史學博士，首都師範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

2022年5月15日於北京

序 言 / 1

第一章 西周燕都：沉睡3000年的地下城 孫文曄 / 001

琉璃河西周燕都遺址：北京的“臍血” 孫文曄 / 029

第二章 漢代燕地：從封國到郡縣 黃加佳 楊麗娟 / 033

西漢墓博物館：復活的漢代生活細節 楊麗娟 / 079

第三章 唐幽州：墓志中的血雨腥風 孫文曄 / 083

“憫忠高閣，去天一握” 孫文曄 / 111

第四章 遼南京：從軍事重鎮到王朝陪都 董少東 / 115

天寧寺塔：一塔音韻傳千年 董少東 / 141

第五章 金中都：北京都城的起點 黃加佳 / 145

第六章 金陵：隱藏在大山中的帝陵 黃加佳 楊麗娟 / 171

北海艮岳：一段王朝更替的滄桑史 黃加佳 / 199

第七章 元大都：《周禮》中的理想都城 孫文曄 / 205

散落在北京的大都遺珍 孫文曄 / 233

第八章 明中都：北京不為人知的前世 孫文曄 / 237

從地名尋找老北京 孫文曄 / 266

第九章 明定陵：隱秘的萬歷地宮 楊麗娟 / 271

智化寺：大隱於市 楊麗娟 / 301

第十章 改造帝都：北京城的第一次轉身 黃加佳 / 305

中山公園：從皇家禁地到人民公園 黃加佳 / 325

第十一章 拆賣皇城：亂局下的故都 黃加佳 / 331

後記 / 355

參考文獻 / 363

如果給北京這座古都尋根，人們也許會想到金碧輝煌的明清北京城，雄偉壯麗的元大都，作為建都之始的金中都，一國陪都遼南京，北方軍事重鎮唐幽州，或者還有春秋戰國的古薊城。

然而，北京肇興，離不了一座知者不多卻極其重要的城——西周燕國都城。正是因為有了這座城，北京才有了燕京的古稱，才發展成我國北方最大的都市，並成了自元明以來中國的中心。

位於房山琉璃河的古燕都遺跡，一直封塵於地下，直到20世紀70年代才初露真容。又經過近30年的發掘，一批國寶重器相繼出土得以考證，才鐵證如山地把北京建城史上溯到3000年前。至於北京建城的具體年份，燕都與薊城到底是什麼關係，不少謎題仍在破解中。

一樁千古懸案

20世紀二三十年代，一條鐵路從房山周口店延伸至琉璃河鎮，運送著煤炭和石灰。機緣巧合之下，周口店因挖礦挖出化石引起北洋政府礦業顧問安特生的注意，而成為史前考古的焦點。在鐵路的另一端，琉璃河遺址也在封塵3000年後，被人瞧出了“破綻”。

民國時期，位於北京西南40余公裡處的房山琉璃河鎮工商業繁榮，人來人往。1945年8月，日本侵略者投降，華北最大的洋灰公司決定在琉璃河建廠，生產水泥。該公司向中國銀行貸款，銀行派經理吳良才商洽相關事宜。

那時交通不便，從北京出發至琉璃河水泥廠，要途經一片荒野。當吳良才穿過一片明顯高出周圍的臺地時，發現此處遍地陶片，俯拾皆是。

考古愛好者往往喜歡金銀珠玉，而考古專業人士則更看重陶器，因此也常被稱為“玩陶片的”。吳良才是銀行經理，可他玩陶片也是專業的。

吳良才的哥哥是中國考古學先驅之一吳金鼎，受哥哥熏陶，他把這項業余愛好也幹出了專業成果。在蘭州中國銀行工作時，他就曾利用假日在蘭州附近考古調查。《中國考古學報》曾刊登《蘭州附近史前遺址》一文，由考古泰斗夏鼐和吳良才聯合署名，文中夏鼐記述了他與吳良才進行調查的情況：最初是不約而同地分別工作，後來相識後有幾次是結伴共同工作的。文中所列的7處遺址中，就有3處是吳良才發現的。

在琉璃河，吳良才也獨具慧眼，發現這些陶片非比尋常。他撿了一大包，回到北平興衝衝地跑到中南海，找到在北平研究院史學研究所工作的蘇秉琦。

蘇秉琦是我國老一輩考古學家，20世紀30年代曾在陜西寶雞斗雞臺等地從事考古工作，對西周陶片很是熟悉。看到這些陶片，蘇秉琦立即斷定是商周的東西，無奈時局動蕩，戰火一直燒到北平周邊，考證之事便擱置了。

1962年，三年自然災害剛過去，各地農村都很困難。時任北京大學歷史系考古教研室主任的蘇秉琦，在安排考古實習時，考慮到外省條件太差，又想起1945年吳良才提供的線索，就提出去房山調查。

“如果沒有40年代吳先生提供的線索，也就不會有1962年派學生去實習的事。”曾任琉璃河考古隊隊長的殷瑋璋說。這是蘇老每次講起這件事時，都要說的話。

在考古界，陶片只能算個線索，只要是古代人類居住生活過的地方，幾乎都會發現陶片，發現商周陶片也很難說是什麼驚人發現。那麼，見多識廣的蘇秉琦為何對此念念不忘20年呢？老先生如今已作古，記者無從詢問。但不爭的事實是，這些陶片牽扯到一個千古懸案：北京地區最早的城市建在哪裡？

據《左傳》《史記》記載，武王伐紂後，在北京地區先後分封了兩個諸侯國——薊與燕。薊，封的是黃帝（一說堯帝）的後代，也就是這一帶的原住民。燕，封的是召公家族，是隨周武王西出祁山的姬姓親戚。

封薊，是為了安撫殷商遺民和原住民。封燕，則大有深意。

在西周初期的政局中，召公奭（音“士”）居太保之位，與周公、姜太公平起平坐，是僅次於王的三公之一。《詩經》記載，當年周武王在召公的輔佐下，一天就開辟彊域達上百裡，武王得天下後，封地給他也是理所當然的。

然而，召公並沒有被封在中原，而是受封於周國最北邊的蠻夷之地。有人由此嗅出了政治斗爭的味道，但比照周公和姜太公的封地，就可以明顯地看出，周王有重臣守國門的意圖。

周天子分封同宗、親戚和功臣，是讓他們建立諸侯國，形成守護周王室的屏障。其中，召公封於燕、姜太公封於齊、周公封於魯，成“品”字形布局，牢牢控制了北方。

按照著名歷史學家傅斯年的說法，“商之興也，自東北來，商之亡也，向東北去”，他認為商朝起源於東北方，也就是繼承紅山文化的夏家店下層文化，商朝滅亡後，遺民自然也向東北方逃。

在北京小平原中，只要把守好通往蒙古高原和松遼平原的兩個山口（南口和北口），北方遊牧民族就難以攻入。召公奭被封在燕，有防御商朝遺族南下復國和北方遊牧民族進擊的使命。

周朝初年，商朝遺民叛亂，也是召公一路北伐追剿到底的。清末，出土過“梁山七器”，其中有一件叫“太保簋”的青銅器，就用銘文記載了召公奭北伐的事跡。

燕國因燕山而名，扼守著西周的北大門，所以它的大致位置應該在燕山與太行山的交會處。燕在南，薊在北，著名歷史地理學家侯仁之認為，永定河兩邊，並存甚至對峙的燕和薊，就是今日北京地區最早的城市地理格局。

不過，由於這兩個諸侯國國都的位置史書並無記載，從西漢起就是懸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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