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特勒的末日（簡體書）

H·R·特雷弗-羅珀，二戰前是英國牛津大學的青年歷史講師。二戰期間，羅珀在英國的秘密情報部門服役，專門負責偵聽、截取納粹反間諜機關發出的無線電密報。

二戰後，羅珀受到英國情報部門的委托，趕赴柏林調查希特勒死亡的真相。因為當時謠言四起，說希特勒還活著，並且已經逃往西方，這無疑給西方盟國造成了很大的政治壓力。為了便於開展工作，盡快查明真相，羅珀化名奧頓，以英軍少校的身份出現在柏林。

在1945年的9、10月間，羅珀走訪、訊問了不少當事人，主要包括那些在帝國末日來臨之際，和希特勒一起在地堡中生活過的人們，諸如政治家、軍人、秘書以及勤雜人員各色人等。他們之中不乏關鍵證人，像帝國青年團首領阿圖爾·阿克斯曼，以及希特勒的司機肯普卡。阿克斯曼在希特勒死後曾進入自殺現場，他和肯普卡均參與了焚燒希特勒尸體的行動。

1945年11月1日，羅珀在柏林舉行了記者招待會，公布了他的調查結果。1947年3月，羅珀出版了《希特勒的末日》一書，詳細記錄了希特勒生命中的最後10天及其自殺身亡的歷史。在書中，羅珀為廣大讀者勾勒了一幅希特勒末日的完整圖景。其中，有兩條主要線索貫穿始終，一條是政治、軍事形勢的快速變化，另一條是希特勒本人對此做出的近乎於歇斯底裡的反應，這兩條線索交織在一起，快速、起伏地向前躍進著、發展著，指向的終點就是第三帝國的覆滅和希特勒的自殺身亡。

H.R.特雷弗-羅珀(H.R.Trevor-Roper)

牛津大學歷史學欽定講座教授、英國科學院院士，堪稱研究希特勒的權威。

二戰前，羅珀是英國牛津大學的青年歷史講師；二戰中，服役於英國秘密情報部門，專門負責偵聽、截取納粹反間諜機關發出的無線電密報；二戰後，受英國情報部門委托，赴柏林調查希特勒死亡的真相。

1945年9、10月間，羅珀走訪、詢問了不少當事人，諸如那些和希特勒一起生活在地堡中，見證了希特勒末日的人們——政治家、軍人、秘書，以及勤雜人員等各色人等。

1947年3月，《希特勒的末日》一書出版，詳細記錄了希特勒生命中最後10天及其自殺身亡的歷史，因其史料詳實、布局合理、文筆生動，甫一出版，即轟動全球。《第三帝國的興亡》一書作者威廉·夏伊勒（William L.Shirer）曾說，所有撰寫希特勒最後生涯的著作，都繞不開羅珀的這本書。

第七版前言 / 01

第三版引言 / 15

第一章　希特勒和他的王庭 / 001

第二章　身陷敗局的希特勒 / 057

第三章　即將戰敗的王庭 / 097

第四章　危機與決策 / 137

第五章　圍攻地堡 / 185

第六章　“連你也背叛了嗎” / 212

第七章　希特勒之死 / 250

後　記 / 293

資料來源 / 309

索　引 / 318

希特勒和他的王庭

希特勒所宣傳的“新秩序”已成過眼云煙，他的“千年帝國”也在短短十年中土崩瓦解，現在，我們終於能夠在這片硝煙尚未散盡的瓦礫廢墟之中，尋找那場荒誕悲劇的真相。這是一項十分有趣，也能令人懊悔的研究，因為在這一過程中，我們不僅能發現真相，還能發現自己犯過多大的錯。要了解希特勒末日的驚奇故事，理解納粹政治的真實特性，就必須先糾正那些錯誤。我們必須認識到，希特勒不是一顆棋子；那個納粹政權不是極權主義（totalitarian，它與該詞的任何重要詞義均不相符）；領導它的政客們組建的不是一個政府，而是一個王庭（court）。這個王庭與東方的任何蘇丹國一樣，統治的能力不值一提，但玩弄陰謀詭計的能力不可估量。此外，我們必須了解納粹學說的真正政治意義，以及它在最後幾日中還保留著多少的純潔性和堅決。我們還必須了解希特勒與陸軍總參謀部之間的斗爭是何種性質。陸軍總參謀部與他政見不同，但他既不能將其解散，也無法消滅，曾有一次還差點被它消滅。如果不能理解這些政治事實和政治關係，那麼，要理解1945年4月的那些事件就會非常困難，而且，從某種意義上來說，我們為收集和整理那些龐雜證據所付出的努力都會付諸東流：因為當我們解開一個謎團，帶來的可能是另一個更大的謎團。

有些證據中的說法可能自相矛盾。在過去的這些年裡，有多少人曾在不知不覺中被納粹的政治宣傳洗了腦，相信納粹德國是一個極權主義國家——完全整合、全體動員、中央控制！如果真是這樣，德國也許已經贏下了這場戰爭，畢竟當時的它在時間、資源和準備方面擁有巨大優勢。事實上，德國的極權主義與真正的極權主義截然不同。真正有效實現中央控制的只有政策（policy），並非行政（administration）。對我們來說（可能也只是對我們來說），全面戰爭意味著集中舉國之力參戰，暫停一切無關產業，但在德國，許多無關緊要的奢侈品仍在繼續生產。全面戰爭意味著用盡一切方法和要素，且不顧後果的戰爭。在納粹德國，軍工生產、人力、行政和情報均未得到合理集中；裡賓特洛甫曾在紐倫堡審判中堅稱，所有的外國情報都不是來自他們的外交部，而是來自三十家相互競爭的機構，此言基本為真。德國的政治和行政結構並不是納粹黨人所說的“金字塔式”和“大一統式”，而是由私人企業集團、私人軍隊和私人情報機構構成的一團亂麻。其實，不負責任的絕對主義（absolutism）與極權政府是不相容的；因為面對政治的不確定性、隨意改變的危險和對個人報復的恐懼，所有人，無論地位高低，要保護自己，避免意外，都必須盡可能保住自己想方設法從公共資源中獲取的權力。最終導致的結果就是，公共資源不復存在。統治者的不負責任會導致國民的不負責任；聯合體（Commonwealth）這一概念將僅存在於政治宣傳中；政治將變成封建無政府狀態，一個毋庸置疑的暴君或許可以利用個人權力隱瞞這一狀態的存在，但無力改變它。

許多人對這一暴君的了解也大錯特錯，常常將他當作工具，然而事實是，他的個人權力之大毋庸置疑，在死之前，他一直牢牢掌控著自己創造的這場混亂，並隱藏了它的真實本質——甚至在死後，他仍然能從墳墓中操縱那些站在紐倫堡被告席上軟弱又不中用的下屬們！如果沒有任何外部力量來約束、控制這種絕對主義，那麼我們也無法指望其內部的抵抗能夠糾正它了。沒有人能逃脫絕對權力的腐蝕。當權力受制於不安全感或競爭時，才會產生可能影響權力行使的自我抑制、謹慎和自省；在希特勒的最後幾年中，你是不可能找到他在職業生涯初期用過的那些外交手腕和做出的妥協退讓的，也不可能找到《我的奮斗》中提及的他的有所保留和偶爾謙遜。

還有納粹主義本身，它是這場德國巨變的信仰，為它取得短暫但轟轟烈烈的成功奠定了基礎、提供了激勵，它在德國政治中的重要性不亞於加爾文主義在早期動蕩時代中的重要性。許多值得敬重的學者研究過這個充斥著野蠻的北歐式荒誕的龐大體系，分析了它的組成部分，找到了它遙遠的起源，解釋了它的意義，並糾正了它的錯誤。不過在我看來，關於這一令人沮喪的主題，最好、最有啟發性、最有價值的研究成果並非來自勤奮的學者，也不來自該運動中善良的受害者，而是來自一個失望的納粹黨人（因為失敗往往是比勤奮和美德更好的政治教育）。赫爾曼·勞施寧（Hermann Rauschning）是東普魯士的一名產業大亨，也是在該運動初期加入的軍事貴族之一。這些軍事貴族希望利用這一運動達成自己的目的，他們為該運動的成功做出了貢獻，但卻被竊取了應得的回報，還見證了他們這一階級在1944年大清洗中的最終毀滅。比其他人更聰明的勞施寧早早地就從這場他既無法控制也無法阻止的運動中逃了出來，他還寫了兩本書，在書中用清晰到可怕的描述揭露了這場納粹運動的真正意義。他無論是入黨還是退黨，動機都不單純。他不是民主主義者，不是和平主義者，也不是殉道者（如果這些身份代表動機單純的話）；他的頭腦之所以能清醒過來，不是因為清晰了解了痛苦，而是因為清晰看到了自己理想的破滅。不過，真理與激勵人們發現真理的因素無關，也與指導表達真理的環境無關；“勞施寧也不比他這一階級的其他人優秀”，不該成為批評他所寫書籍的理由。他在這些書中展示了納粹哲學虛無主義的本質，這是開了先河的。這種虛無主義是在表達對現存世界的失望，它促進了初期納粹運動的發展。在運動的全盛時期，它被其他更積極的利益遮掩了光彩，這些利益漸漸寄生在它身上；但在該運動的末日，也就是本書所探討的這一階段，所有的希望和利益都已消失，所有的競爭對手都被消滅或都已逃離，這個擁有著毋庸置疑的權力的黨派再也沒有任何積極的東西可以提供，這時，虛無主義再度登場，成為這場運動的終極哲學和告別致辭。在1944年那個蕭瑟的冬天和1945年春，柏林變成了一座死氣沉沉的城市，這時的它所發出的聲音，才是真實的納粹主義的聲音，失去了所有附屬的魅力和全盛時期的特權，再一次欣然接受了它原始公式的計算結果——成為世界強國或走向徹底毀滅。

因為到1944年冬，除了少數仍然盲目的信徒外，所有人都知道該公式已經不可能實現那個好的結果。該結果通常被稱為“世界強國”或“歷史性的偉大”；更具體地說，它只意味著一件事——征服蘇聯、滅絕斯拉夫人、殖民統治東歐。這才是納粹主義的真正要旨，也是《我的奮斗》的主題思想；它被掩蓋在“毀滅”這個更普遍的術語之下，但貫穿於勞施寧所記錄的所有對話之中；當蘇聯人來到柏林總理府門口時，希特勒寫下了最後的遺言，在這份遺言中，他留給自己人民最後的、也是唯一積極的目標仍然是“征服東歐的領土”。這一東歐政策是納粹主義的本質所在；其他所有積極的目標——征服法國或英國——都只是次要的和它所附帶的。法國的罪行在於它傳統的東歐聯盟政策，這一政策使得法國對德國進行了長達三個世紀的干預。英國的罪行在於它拒絕滿足於已經擁有的海上霸權，且它一貫堅持阻止歐洲被單一大陸強國支配。而蘇聯的罪行在於它的存在本身。由於它們各自的罪行不同，德國的應對方式也不同——至少在希特勒被成功衝昏頭，拋棄一切區別對待和外交手腕之前是這樣。法國將不再是一個強國，它將被削弱成一個二等國家，可能成為西歐的克羅地亞或斯洛伐克，獨立，但無法左右歐洲政策。英國將成為一個純粹的海上強國，希特勒一直打算“保證大英帝國的地位”，認為沒必要把它也降到二等地位，但它絕不能再干預歐洲大陸的政治。因此，納粹的西歐政策就是要確保德國能夠按照自己的意願、不受妨礙地處理東方的根本問題。對蘇聯就沒有這樣寬容了。蘇聯的存在即犯罪，因此給它的判決是滅絕。對西歐的戰爭是傳統的，是帶有外交目的的有限目標戰爭，仍然會遵守部分國際公約；對東歐的戰爭是一場“十字軍東征”，一場“意識形態的戰爭”，一切公約都會被無視。我們必須記住納粹主義的反蘇性質，這是它的基本原則。這一可怕信條的所有一般性概念都隱含著特殊的反蘇意味。種族主義意味著德國人對斯拉夫人的霸權；“生存空間”和“地緣政治”意味著征服他們的領土；“優等民族”的統治意味著奴役他們的幸存人口。要開展“十字軍東征”就必須有“十字軍”，正是在納粹主義的反蘇特性中，我們發現了黨衛隊的意義：黨衛隊是這一新信仰最狂熱、最神秘的傳道士。正是他們，在宣揚種族主義和“生存空間”，在實行滅絕和奴役；正是他們，將外國的“日耳曼人”也組織到了反蘇軍團中，讓這場“十字軍東征”的規模不斷壯大；正是他們，不遺余力地貫徹北歐神秘主義，投入到連希特勒都嘲笑的地步；最終仍是他們，準備以向西歐投降為代價來開展這場東歐的“十字軍東征”，這個代價是希特勒所拒絕的。將這一北歐信仰以最駭人的方式表達出來的不是希特勒，而是黨衛隊的“大祭司”希姆萊，關於蘇聯的部分尤其駭人。對納粹主義反蘇特性的理解不僅是理解納粹主義本身的必要條件，也將在一定程度上解釋希特勒在德國國內遭遇的最大反對——來自陸軍總參謀部的反對。

希特勒與陸軍總參謀部之間的斗爭是二戰期間納粹歷史的最有趣特徵之一。陸軍總參謀部是一個反希特勒的中心，盡管他成功摧毀了它，但卻永遠無法征服它。1924年，希特勒在寫《我的奮斗》時，回憶稱該德軍總參謀部是“世界上有史以來最強大的存在”；但一掌權，他就深感厭惡地發現，陸軍總參謀部並不滿足於做他實施政策的強大工具——它有自己的政策。就像它曾對舊時德國皇帝發號施令一樣，它也試圖對元首希特勒發號施令。希特勒不費吹灰之力地清算了工會，通過恐嚇讓中產階級屈服，賄賂了實業家，也沒有遭遇任何來自教會的阻礙；至於共產主義者，由於他們很久之前就已經放棄了自己的獨立性，也就成了所有人中最容易被改變的。但陸軍拒絕改變信仰，拒絕被賄賂和恐嚇。希特勒需要陸軍，因此既不能無視它，也不能清算它，還得強化它。有一次，在1934年，陸軍甚至迫使希特勒鎮壓了他自己的激進的羽翼，並公開聲明自己與“毀滅革命”無關。由於無法攻占這座最後的堡壘，希特勒開始削弱它，並給它埋下了“地雷”。通過對陸軍人員的強制任免，他取得了部分成功，但也只是部分而已。1938年，慕尼黑陰謀（Munich Crisis）期間，哈爾德麾下的總參謀部決定推翻這個瘋狂的政府，但張伯倫接受邀請，要訪問慕尼黑的消息突然傳來，打掉了他們準備用來進攻的武器。從短期來說，希特勒在慕尼黑的成功對陸軍領導者們的打擊是毀滅性的。他們從未獲得任何外部支持，他們只代表自身，面對一個能取得這類勝利的獨裁者，他們根本無力反抗。有一段時間，來自總參謀部的阻力再次變得微不足道。不過，德國政府未來三年的政策與他們的政策本來也並不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