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聲的中國：演說的魅力及其可能性（簡體書）

作為“傳播文明三利器”之一，演說在晚清的興起，令人矚目。整個20世紀中國，但凡有效的思想啟蒙或廣泛的社會動員，都離不開“演說”這一利器。正因此，對於現代“演說”的研究，不僅涉及其具體內容，更牽涉演講的立意、文體、姿態、聽眾反應及傳播效果等諸多視角。而所有流傳久遠的“偉大的演說”，不僅系於演說者的個人才華與訴求，更與整個時代的風尚與精神相契合。

正如作者陳平原教授所言：“演說的魅力及其可能性，乃一時代社會是否活躍、政治是否開明、學術是否繁榮的重要表征。”本書亦希望借助那些隱匿於寂靜深處的“演說”，尋找觸摸歷史的入口。

陳平原，廣東潮州人，文學博士，現為北京大學博雅講席教授（2008—2012年任北大中文系主任），北京大學現代中國人文研究所所長，“長江學者”特聘教授，中央文史研究館館員，國務院學位委員會第六、第七屆中國語言文學學科評議組成員。2008—2015年兼任香港中文大學中國語言及文學講座教授（與北京大學合聘）。曾被國務院學位委員會評為“做出突出貢獻的中國博士學位獲得者”（1991）；獲頒發的、第二、第三、第五、第六屆高等學校科學研究優秀成果獎（1995、1998、2003、2009、2013），以及第四屆王瑤學術獎著作獎（2016）、第四屆思勉原創獎（2017）、第十四屆文津圖書獎（2019）、第五屆中國出版政府獎提名獎（2021）等。先後出版《中國小說敘事模式的轉變》《千古文人俠客夢》《中國散文小說史》《中國現代學術之建立》《觸摸歷史與進入五四》《作為學科的文學史》《左圖右史與西學東漸》《現代中國的述學文體》等著作三十余種。治學之余，撰寫隨筆，借以關注現實人生，並保持心境的灑脫與性情的溫潤。近期出版的隨筆集包括《故鄉潮州》、《大聖遺音》、《讀書是件好玩的事》（增訂版）、《懷想中大》（增訂版）、《花開葉落中文系》（增訂版）等。

演說，是現代中國非常重要的文化現象之一。而這聲音的背後，有人、有文、有思想、有時代。

雖然相較於文字，聲音更易於消失於歷史的深處，但那些留存下來的珍貴演講，那些關於演講氛圍的生動描摹，那些對於演講現場的光影留念，都為我們復原了一個“有聲”的現代中國。

陳平原教授的這部新作，可以說是一次特殊的探索：通過鉤稽“演說”的變化，兼及閱讀（文字）、傾聽（聲音）與觀看（圖像）三種觸摸歷史的路徑，呈現出一個有聲有色、有動有靜的現代中國，也借以透視整個時代的政治與文化氛圍。

導言：聆聽演說與觸摸歷史

章 演說之於現代中國

一、作為“聲音”的演說

二、演說之視覺呈現

三、演說之聽覺記憶

四、演說之魅力及其可能性

第二章 晚清畫報中的聲音

一、畫/話說聲音

二、“戲園子”如何“進化”

三、與學堂、報章結盟

第三章 現代中國的演說及演說學

一、“演說學”之傳入

二、演說的定義與溯源

三、分類、技術及姿態

四、“無邊的國事”與“有聲的文學”

第四章 聲音的政治與美學——現代中國演說家的理論與實踐

一、演說之氛圍

二、演說之鄉音

三、演說之變奏

四、演說之危險

五、演說之詩性

第五章 徘徊在口語與書面語之間——工作報告、專題演講以及典禮致辭

一、偽裝成口語的書面語

二、日漸進入書面語的口語

三、文體感的缺失與重建

附錄一 孫中山關於教育的六次演說

附錄二 作為演說家的聞一多

附錄三 “演說現場”的復原與闡釋——“現代學者演說現場”叢書總序

參考書目

關於演說的定義、功能、分類，這些技術性分析，更多屬於學院派的“紙上談兵”；有經驗的演說家，會根據現場氛圍以及主客關係隨機應變。談論“現代中國的演說學”，容易達成的是基本訓練，比如聲音、姿態、表情、手勢等；至於思想、立場、學養、修辭，那是長期積累的結果，無法一蹴而就。演說確實有技巧的一面，但談論現代中國的“演說”，絕不能限於技巧，必須把“無邊的國事”帶進來，這文章才可能做深、做細、做大。
梁啟超之所以特別強調“演說”對於改良群治的意義，很大程度基於他對中國教育現狀的了解：“大抵國民識字多者，當利用報紙；國民識字少者，當利用演說。”十年後，《圖畫日報》以圖文並茂形式表彰“上海社會之現象”，則便是《演說家》：“自歐化東漸，人民知西人演說之舉，易開通知識，灌輸文明，於是皆開會演說。初惟紳學界有之，近則商界及女界亦然，且恒有請人代表者。而尤以上海為獨開風氣之先，此舉更盛。因圖之以征社會之進化，並作贊曰：……”。又過了二十多年，余楠秋撰《演說學概要》，照樣呼應梁啟超這一思路：“現在的中國人，大多數是不識字，不能讀書，然而他們的耳朵，是可以聽的；吾人如果想要引這大多數的中國人，入到正軌，非先說服他們不可。”當初中國衰弱貧困，教育極為落後，“演說”顯得很重要；但今天中國，基礎教育普及、高等教育毛入學率已過半，為何還需要“演說”？這就說到，在接受信息、傳遞知識、培育思想方面，眼睛與耳朵各有分工。任何時代，即便滿腹經綸的學者，也都願意傾聽——假如演說很有質量的話。
這裡所說的演說的“質量”，主要不是指技巧，而是內容。所謂“振聾發聵”，指的不是音質、音高或音量。所有流傳久遠的“偉大的演說”，不僅系於演說者的個人才華，更與整個大時代的精神氛圍相契合。有感於此，我才會在章的結尾寫下這麼一句：“所謂演說的魅力及其可能性，乃一時代社會是否活躍、政治是否開明、學術是否繁榮的重要表征。”
一百年前，那位曾追隨孫中山鬧革命的留日學生袁澤民（1881—1927），撰寫了中國部上軌道的演說學著作，強調演說對於現代政治的功用：“上可以應援政府，指導政府，監督政府；下可以警醒社會，開通社會，改良社會。小可以結合志意之團體，大可以造就世界之輿論，利益之處，不可勝言。”這一設想，未免過於理想化。起碼在現代中國，作為一種技術及文化的演說，“警醒社會”可以，“指導政府”則做不到；至於“造就世界之輿論”，那必須背後有強大的政治/經濟實力。

現代中國著名教育家和社會活動家孫起孟（1911—2010），曾撰有《演講初步》，提及神聖的抗戰“為我們衝破了說話的禁忌”，否則，“我們只要想一想茶館酒樓裡貼著‘莫談國事’條子的時候是怎樣一番光景”，就明白演說的邊界與局限。演說並不透明，聲音背後有人、有文、有制度。借勾稽演說的變化，來透視整個時代的政治及文化氛圍，未嘗不是一個好主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