士大夫的理想時代：宋（簡體書）

本書以宋代政治史的書寫為主幹，將兩宋分成興起、守成、爭執、突變、中興、僵持和沉淪七個時期，詳細梳理了宋代政治演變的歷史脈絡，對於宋朝重要的歷史事件、歷史人物和每個時期的政治狀況、軍事形勢等皆有精到的分析和概述。同時，該書還簡要敘述了宋朝周邊的遼、西夏、金、蒙古等古代兄弟民族政權的興衰，以及彼此之間戰爭與和平、分歧與合作的關係。另外，該書對宋朝的政治體制、經濟、社會與文化也有簡明扼要的介紹，能夠幫助讀者更好地理解“華夏民族之文化，歷數千載之演進，造極於趙宋之世”。

主編之一李學勤（1933—2019）
著名歷史學家、考古學家、古文字學家、古文獻學家和教育家，被學術界譽為“百科全書式的學者”。曾擔任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所長、“夏商周斷代工程”首席科學家與專家組組長、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主任、中國先秦史學會理事長和名譽理事長。1997年當選為國際歐亞科學院院士，2018年被聘為清華大學首批文科資深教授。2013年獲首屆“漢語人文學術寫作終身成就獎”和“孔子文化獎”，2014年獲首屆國學大典“全球華人國學獎終身成就獎”，2015年獲第四屆“吳玉章人文社會科學終身成就獎”。
長期致力於中國古代文明的研究，在甲骨學研究、青銅器研究、戰國文字研究、簡帛學研究等多學科領域都做出了開創性的貢獻，提出了“重新估價中國古代文明”“走出疑古時代”等學術主張，引領和推進了中國古代史、考古學、古文字學等多學科的發展。出版了《殷代地理簡論》《東周與秦代文明》《古文字學初階》《新出青銅器研究》《比較考古學隨筆》《走出疑古時代》《簡帛佚籍與學術史》《重寫學術史》《中國古史尋證》《中國古代文明研究》《清華簡及古代文明》等學術著作40多部。

主編之一郭志坤
出版家，歷史學家，上海市文史研究館館員，享受國務院頒發的政府特殊津貼，被出版界稱為“學者型編輯”。曾擔任文匯出版社和上海人民出版社總編輯，榮獲首屆上海出版人金獎和“全國百佳出版工作者”稱號。策劃了《中國通史》（白壽彝總主編）和“中國斷代史系列”叢書，主編了《賢哲自述叢書》《香港全紀錄》《澳門全紀錄》，並著有《秦始皇大傳》、《隋煬帝大傳》、《荀學論稿》、《成語裡的中國通史》（與陳雪良合著）、《提問諸子叢書》（與陳雪良合著）等。

著者余蔚
1974年生，浙江寧波人。2004年畢業於復旦大學歷史地理研究中心，獲歷史學博士學位。現任復旦大學歷史系教授，博士生導師，中國宋史學會理事，以宋遼金史、歷史政治地理為主要研究方向。出版有《中國古代地方行政監察體系運作機制研究》《中國行政區劃通史•遼金卷》等。

1.這是歷史專業學者寫給大眾的歷史普及叢書《簡明中國通史》中的一冊；2.通俗而雅是本書的一大特色，語言淺白，書寫嚴謹；3.資料詳實，旁征博引，資料涉及傳世文獻、學術論著、考古文物等；4.圖文並茂，本書配有150多幅精美插圖，起到以圖佐史和圖文互證的作用。

1.著名學者，專業可靠：作者余蔚是復旦大學歷史學系教授，中國宋史學會理事，為國內宋史學界的青年才俊，他精研宋史多年，長於宋代政治制度史的研究，不為過去史學界一些“主流”觀點所束縛，具有廣闊視野，新穎的視角，不僅為本書在史實和文獻方面提供了專業保障，還推陳出新，為本書的創新觀點提供了充分條件。
2.偏重政治，個性鮮明：本書描繪了宋代的政治變遷、制度設計、社會經濟、文化生活等各個方面，而以政治史為主，將宋代歷史分成興起、守成、爭執、突變、中興、僵持和沉淪七個時期。全書十一章，有關政治部分的書寫就達到了九章，這也代表著作者眼中的宋史樣貌，具有鮮明的個人特點。
3.重回歷史，客觀真實：在本書之中，作者對許多宋代歷史上的重要問題，重新回到歷史情境中進行同情之理解。比如，對於宋遼宋金和議、熙豐變法、高宗收兵權殺岳飛等事件，作者沒有站在片面的立場進行解讀，而是從宋代的歷史和當時實際的效果中予以評析。這些內容與視角，可以為普通讀者提供新的看待歷史的方式。
4.通俗易懂，圖文並茂：本文雖然語言文雅，但整體行文通俗易懂；而且配有一百余幅插圖，以文釋圖，以圖佐文，圖文並茂；附錄的皇帝世系表和大事記，也極大地方便了大眾讀者閱讀本書，快速了解宋代歷史。

序一
上海的郭志坤先生是我多年的老友。在十幾年前世紀之交的時候，我同郭先生曾經有過一次非常愉快的合作，就是依照他的提議，共同編寫了一本通俗講述中國古代歷史的圖書，題為《中國古史尋證》，列入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名家與名編——世紀初的對話》叢書出版。當時沒有料到這本書印行後博得相當不錯的反響，這使郭先生和我都覺得所做的一番努力是值得的。
以這件事為契機，郭志坤先生同我有多次機會談起歷史學的通俗化問題。我們都認為，有必要組織編寫一套系統講說中國歷史，將學術界的豐碩成果推廣給大眾的圖書。郭先生精心擬出規劃，並很快約請到多位學養深厚的作者，形成老中青結合的團隊，投入了撰寫的工作，其成果便是現在這套《細講中國歷史叢書》。
《細講中國歷史叢書》從夏商周三代寫起，一直到最末的王朝清朝為止，全套共十二冊。這套叢書的編寫，貫穿了兩條原則：就書的閱讀物件來說，是“面向大眾”；就書的語言風格而言，是“通俗化”。我認為郭志坤先生的這兩條原則提得好，也提得及時。
先說“面向大眾”。我近些年在不同場合屢次說過，歷史雖不能吃，也不能穿，似乎與國計民生渺不相關，實際卻是社會大眾的一種不可缺少的精神需求。我們每一個人，不管從事什麼職業，具有何種身份，都會自然而然地對歷史產生一定的興趣，這或許可以說是人的天性使然吧。一個人活在世界上，不但要認識現在，也必須回顧過去，這就涉及了歷史。我從哪裡來，又往哪裡去，是每個人都會意識到的問題，這也離不開歷史。人們不能只想到自己，還要考慮到我們的國家和民族，這就更應該了解歷史。社會大眾需要歷史，歷史學者自當“面向大眾”。
抗日戰爭時期，歷史學前輩錢穆先生在西南聯大講授“中國通史”課程，所撰講義（出版後書名《國史大綱》）一開頭便標舉：“當信任何一國之國民，尤其是自稱知識在水平線以上之國民，對其本國已往歷史，應該略有所知。否則最多只算一有知識的人，不能算一有知識的國民。”歷史學者的工作，不應只限於自身觀察歷史、探索歷史，更有責任把所認識、所了解的歷史，原原本本地告訴社會大眾，使大家對歷史有應有的認識和必要的了解。
特別是在今天，當我們的國家、民族正在走向偉大復興之際，尤其有必要推動歷史學“面向大眾”。中國有五千多年的文明歷史，我們的先人創造了輝煌而且源遠流長的文化，對人類的發展進步做出過豐富卓越的貢獻。我們有義務把這樣的史實告訴社會大眾，增強大家建設祖國、走向世界的凝聚力和自信心，從而為今後人類的發展進步做出更多更新的貢獻，這應當成為歷史學者的襟懷和抱負。
再談“通俗化”。“面向大眾”與“通俗化”是結合在一起的，要想真正做到“面向大眾”，歷史著作就必須在語言和結構上力求“通俗化”。
說起“通俗化”，我聯想到我國“二十四史”之首《史記》的作者司馬遷。司馬遷是學究天人的大學者，是“讀萬卷書，行萬裡路”的典範，然而他撰著歷史，引經據典，還是在通俗上下了很大功夫。比如他論述唐虞以來古史，自然離不開《尚書》，他本人曾受學於《尚書》博士孔安國，親得古文《尚書》之學的傳授，然而他在引用《尚書》時，對於古奧費解的字詞，都採用意義相同的字詞來代替，這應該說是在“通俗化”方面的重要創意。另外，司馬遷還盡力將史事的敘述情節化，使之活現於讀者眼前，無愧於歷史家的大手筆。這都是後人需要學習的。
必須說明，“通俗化”並不意味著降低歷史學著作的學術水準。相反，編寫“通俗化”的歷史作品，實際上對作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絕不是輕易就能夠做到的。在這裡，我還想附帶說一句，即使是專供學術界專業閱讀的論著，其實也應當（而且也能夠）寫得簡明流暢一些。不少著名的前輩學者，例如胡適、郭沫若、馮友蘭等先生，他們的著作不都是這樣的嗎？
《細講中國歷史叢書》是“面向大眾”的，並且在“通俗化”方向上做了很大的努力。郭志坤先生還說過：“通俗，通俗，只有通然後才能俗。”這也很有道理。這十二冊書是一個整體，作者們在上下五千年的一個“通”字上花費了不少精力，對於內容的構架和文字作風也下了一番苦功夫，相信這套書的讀者都會體認到他們的用心。

李學勤
2014年８月17日
序二
我和李學勤先生在討論歷史學的通俗普及問題的時候，很自然地回憶起吳晗先生。20世紀50年代末，吳晗以史學界權威和北京市副市長的身份，向學界提出：“要求各方面的學者、專家也來寫一點通俗文章、通俗讀物，把知識普及給民眾。”吳晗不僅撰文提倡，向史學界遊說，還親自主編影響很大的《中國歷史小叢書》。這段回憶讓我們萌發了組織編纂《細講中國歷史叢書》的打算。
當我向李先生提交了編纂方案後，他認為，編纂這樣一套書對以史鑒今、以史資政、以史勵人是極有意義的事，很值得做。隨後，我們又把多年醞釀的編纂構想做了大致的概括：突破以“階級斗爭為綱”和“殘酷戰爭”描寫的局限，注重階層、民族以及國家之間的友好交融和交流的記述；突破“唯帝王將相”和“否帝王將相”兩個極端的局限，注重客觀反映領袖人物的歷史作用以及“厚生”“民本”思想的弘揚；突破長期分裂歷史的局限，注重闡述統一始終是主流，分裂無論有多嚴重，最終都會重新走向統一；突破中原文化中心論的局限，注重全面介紹中華文化形成的多元性和影響力；突破歷朝官方（修史）文獻的局限，注重正、野史兼用，神話傳說等口述歷史與文物文獻並行；突破單一文字表述的局限，注重圖文並茂，以考古文物圖表為相關歷史表述提供佐證。
《細講中國歷史叢書》的編纂重在創新、面向大眾和通俗化。李先生認為這一美好的願望和構想要付諸實施並非容易的事。他特別強調要組織專業隊伍來撰寫，並提出“讓歷史走向民眾是史家們義不容辭的責任”。令我欣喜的是，精心撰寫這套書的作者團隊本身就是教師。他們中有的是學殖精深、卓有建樹的史學名家，有的是以“滔滔以言”享譽學界的優秀教育工作者，其中多為年輕的歷史學博士。由這樣一個團隊來擔當編寫中國歷史讀物的重任，當得起，也信得過。
我們把編纂的原則性方案統一後，在同作者商議時產生了某些疑慮：一是認為這類圖書沒有多大的市場；二是認為通俗作品是小兒科，進不了學術專著之殿堂。經過一番調查分析後，我們取得了共識，一致認為：昨天的歷史是創造明天的向導，讀者從中可以汲取最好的營養，好的歷史通俗讀物是很有市場的，因為青年讀者中普遍存在歷史饑餓感。本套叢書的作者深感，編寫中國歷史通俗讀物，歷史工作者最有得天獨厚的條件和義不容辭的責任。旅外學者得悉我們在編纂這套叢書，認為這是很有價值的，也很及時。美國紐約州立大學歷史學博士張德文參加撰寫並專門來信期待我們早日推出這套叢書。她在信中說：“在知識大眾化、數字化的年代，歷史學者不應遊離在這個歷史進程之外。個人計算機以及智能手機的普及，大大促進了人們對微知識的渴求。在此背景下，歷史學者的通俗表述為微知識的傳播提供了必要的積澱和範本。”行文雖然不長，但一語中的，說清了普及歷史知識的重要性。復旦大學歷史地理研究中心鄒逸麟教授、華東師範大學歷史系王家範教授等讀了叢書的文稿後還專門撰文評說，認為這既是一套通俗的、面向大眾的歷史讀物，又是一套嚴謹而富於科學精神的史著，對於廣大讀者學習和發揚中華民族的愛國傳統、學習和發揚中華民族的奮斗精神，推動中華民族復興的中國夢早日實現很有作用。
這一切，讓我們得到莫大的鼓舞。作者在通俗方面做了極大的努力，他們中的不少人在寫作中進行了刻苦的再學習。從史實的查證到篇章的構架，再到文字的通俗化以及圖片的遴選，都花費了他們大量的時間和心血。叢書採用章節結構的敘史形式，目的在於令讀者通過目錄就能夠對書中的大概內容一目了然。中國歷史悠久，史料浩如煙海，讀史者歷來有“一部二十四史，不知從何讀起”之嘆，講史時以“時間為綱”，即可以從紛繁中理出頭緒來，再輔之以“專題為目”，這樣在史料取舍上就更加突出主題。本叢書注重以故事取勝，以真實的歷史故事吸引人，感動人，啟迪人。圖文並茂也是本叢書通俗化的一途。中國歷來重視“右文左圖”，以文注圖，以圖佐文。
通俗而雅，也是這套叢書的一大特色。雅者，正也。通俗不是低俗，亦不是庸俗，它是在科學和學術的基礎上展開的。把應該讓讀者知道的歷史現象和歷史觀念用最淺顯明白的方式告訴讀者，這就是我們所需要並強調的通俗。本套叢書的學者們在撰寫時一是力求語言上的通俗，二是著力於情節中的通俗，繼承和發展了太史公司馬遷那種“以訓詁代經文”的傳統，把佶屈聱牙的古文經典用活了。所以說，深入淺出的通俗化工作更是一種學術活動。
為了增加生動性、可讀性，作者盡量對某些有意義的人和事加以細講，如對某些重要的出土文物予以介紹評說，對懸而未解的疑問加以釋惑，對後人誤傳誤解的問題予以糾正，對某些典故加以分析，對某些神話傳說進行詮釋。在圖表上盡量做到隨文提供佐證。在每冊圖書之後增加附錄，旨在增強學術性和通俗性：附錄大事記，旨在讓讀者對本段時期重大歷史事件有個大致了解；附錄帝王世系表，意在讓讀者對本朝創業、守業和虛位之君的傳承有所知曉。另外，所列主要參考書目，目的在於為讀者提供進一步學習本段歷史的相關資料索引。
意願和努力是如此，最終的結果如何，誠望讀者鑒定。

郭志坤
2014年８月19日
 

目 錄
導言 / 001
第一章 大唐的遺產
五代的形勢 / 009
契丹踏入中原 / 012
幽云十六州 / 016
第二章 興起：太祖、太宗朝
從夾馬營到陳橋驛 / 024
杯酒釋兵權 / 029
未完成的統一進程 / 032
太祖的兄弟關係及末年遷都之爭 / 036
燭影斧聲 / 042
終結十國與宋遼開戰 / 048
“抑武”的制度保障 / 052
文治與科舉、學校 / 056
第三章 守成：真宗、仁宗、英宗朝
對峙的鞏固與鼎立的醞釀 / 063
東封西祀 / 068
宋夏戰爭 / 073
關南誓書與宋遼夏三邊關係 / 078
宋的南疆政策與儂智高之亂 / 082
仁宗朝的軍事形勢與財政狀況 / 086
第四章 爭執：神宗、哲宗朝
因憂患而思變 / 095
“理財為方今先急”——新政的主要內容 / 099
“三不足”與“一道德” / 105
整飭軍政與開邊 / 111
翻云覆雨 / 118
第五章 突變：徽宗、欽宗朝
“端王輕佻” / 126
開邊的新成果與宋的幽云情結之泛起 / 131
遼的統治格局及其危機的產生 / 133
遼金戰爭與“海上之盟” / 138
北伐幽云 / 140
盟邦反目 / 144
第一次圍城和城下之盟 / 147
北宋滅亡 / 152
第六章 中興：高宗朝
逃亡 / 160
防線的重建與政權的重建 / 164
宋與偽齊的戰爭 / 172
和戰之間 / 176
和議與收兵權 / 179
達成和議的外部環境——“恢復”的困境 / 184
秦檜專權 / 190
完顏亮南侵與高宗之退位 / 195
第七章 僵持：孝宗、光宗、寧宗朝
隆興北伐與和議 / 204
金的政局動蕩 / 208
“獨斷”與“近習”用事 / 212
兩宮不睦與光宗“禪位” / 216
慶元黨禁 / 224
開禧北伐 / 229
史彌遠專權與理宗之立 / 235
蒙古侵金與宋金混戰 / 238
第八章 沉淪：理宗、度宗、恭帝朝
理宗的身份危機 / 248
李全之叛及宋失山東 / 252
宋蒙聯合滅金 / 255
端平入洛與宋蒙戰爭的爆發 / 259
理宗朝的宋蒙戰爭 / 262
賈似道的時代 / 267
襄陽失守與宋之滅亡 / 273
厓山海戰 / 277
第九章 宋代政治體制概說
中央的權力架構與權力平衡 / 287
地方行政 / 291
財政 / 295
科舉 / 301
第十章 宋代的經濟與社會
工商經濟與城市網絡 / 311
城市生活——以開封為例 / 316
海外貿易 / 323
社會救濟 / 329
第十一章 宋代的文化
理學 / 338
史學 / 344
宋詞 / 350
科技 / 352

結束語 / 357

主要參考書目 / 361
附錄一：宋代大事記 / 365
附錄二：宋代皇帝世系表 / 372
重版後記 / 375

北宋滅亡
太原淪陷之時，北宋滅亡的命運便很難避免了——假如金軍沒有重大失誤的話。原因有三：第一，宋中樞的抵抗意志已完全崩潰，一州一縣的分散抵抗不可能扭轉局勢；第二，太原已失，河北諸州基本上也不可能抵抗東路金軍的進攻，開封北面失去堅實屏障；第三，救太原的過程中，宋已消耗大量兵力，種師中、姚古的陜西部隊潰散，真定府守將劉韐率領的數萬河北兵也同樣被擊潰，加上其他多支援軍及河東本地軍隊，損失不下三十萬，而要將陜西剩餘軍隊都集結起來，時間已來不及。
比起上次圍城，此時的形勢要惡劣得多。宋軍甚至在人數上已沒有優勢了。金軍兩路統帥小心翼翼地協同步調，部分宋境重鎮，甚至過而不攻——若在開封城下誘宋軍來援，以金人擅長的野戰解決問題，比起圍攻堅城豈非省力得多？
靖康元年（1126）十一月二十四日，完顏宗望率東路金軍到達開封城下；閏十一月初二，完顏宗翰也率西路軍從太原一路趕到開封城下。時“勤王兵不至，城中兵可用者惟衛士三萬”，開封軍民傾力血戰，以御十萬金軍。但困守孤城的結果是沒有懸念的。金軍盡克周邊諸城，以十余年來習得的各種攻城方式施於開封，而宋軍技窮，乃以“神人”郭京的“六甲神兵”出城應戰，為金人掩擊潰回，金軍遂尾隨而入。苦守二十五日之後，開封外城淪陷。
欽宗最後一次表現他的所謂勇氣，親自來到金軍營地請和。金人扣留了欽宗，又挾“太上皇”及“太上皇后諸王王妃公主駙馬都尉等出宮”至營地。此時請和當然已無可能，亡國之勢已成。金軍統帥不顧百官萬民“存立趙氏”之請求，要求眾人另舉異姓為帝。眾人遂推舉前宰相張邦昌，勸他暫時“接受”帝位，以安金人之心，俟其退軍，另作他圖。靖康二年（1127）三月，金人立張邦昌為“楚”帝，同月，搜羅府庫所余財物、皇家各種禮器，劫持兩任宋帝及在開封的所有宗室、宮人、內侍、工匠，部分官吏，盡皆北遷，意圖令趙氏無法復國。
一位輕佻的君主，在百年難遇的變局面前，將國家步步導向滅亡，這給後人以極惡劣的印象。從宋、金結盟，議共同滅遼而分其地，到金攻陷開封、滅北宋，其中的每一步，宋人似乎都犯了錯。整個過程，當然被看作一個徹頭徹尾的錯誤。亡國前夕，即有人公開批評徽宗的政策，南宋時更有人在朝堂之上提出，從一開始，想要回幽云之地，就是一個極大的失誤。若非我們主動想得到土地，也就不至於在攻燕時泄露虛實，也不至於因為平州而背約，更不至於再次撕毀城下之盟而拒不割河北三鎮，最後就不至於南渡了。但是，我們若是把海上之盟，當作宋人在周世宗、宋太宗、宋真宗三朝四次北伐的延續，當作澶淵之盟一百多年以後，大一統情結的反彈，那麼徽宗的動機，未必應受譴責。在這一百多年的和平時期裡，宋在軍事上明顯是處於弱勢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在地理形勢上，處於河北平原的邊境不適於防御，遼人就曾尖銳地指出，白溝這道防線，一葦可渡。故而，若有更往北的幽云形勝之地作為邊疆，那麼不管北方是遼是金還是別的什麼政權，宋的防御就有利得多。而宋對於平、營、灤三州的執著，其實是出於同一原因，即獲得平州境內的榆關，東北境即能構成完整的防線。金滅遼的大變局可遇不可求，借此以重構防御體系，符合宋政權的利益。
只能說，唯一可以確定的錯誤就是兵力如此之弱而不自省，神宗以來對於革新成果的高估，不僅在此後成為一種慣例，且在徽宗朝臻於極致，更在此基礎上豪擲兵財、輕開戰端，完全失去了仁宗朝以前與國家的實力相匹配的理性。等到發現自己缺乏實力後盾之時，超邁祖宗、成就偉業的幻想，令徽宗無法在挫折面前止住步伐，希望靠“謀略”——實際上是取巧——來實現戰略意圖。不過，缺乏武力的支持，謀略同樣行不通。更不幸的是，這些“謀略”是建立在違約行為之上的。軍事失敗所體現的無能，違背盟約所體現的無信，令金人對徽宗的態度急劇轉變。如金初勢力最大的將領完顏宗翰，原先對“趙皇”頗懷敬意，對宋的國力不乏畏憚，認為宋既立國百余年，必有強大國力保障方可。不過兩國交往數年，深悉宋的真實情形之後，完顏宗翰變成了對宋最強硬者。而欽宗和他的大臣們在簽訂城下之盟後，立即毀諾，更使宋金關係走向絕路。那些聲稱自己是為國家和祖宗著想的朝士，並沒有考慮到，本國有沒有能力償付違約的成本。在這一點上，他們與徽宗沒有區別。若宋方不是數度毀約，金是否會興師滅宋？宋之富庶與無力，必會引起金之覬覦，然而金人未必會直接進行攻擊，更不致滅之而後快。證據何在？在於金先後立偽楚、偽齊政權，而並未立即將所得宋地直接並入本國疆域。直至十年之後，對本國的疆域有了新的構想，才再度興兵攻取了淮河以北。可以說，“靖康之恥”的發生，主要是徽宗於政治道德、政治智能的雙重缺失所致，也是北宋後期六十年的革新事業日益畸形的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