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現代歷史意識的產生：從整理國故到再造文明（簡體書）

《中國現代歷史意識的產生》本書集結了著名歷史學家王晴佳先生有關中國史學史的討論共16篇。文章所論時段集中在20世紀中國近代史學轉型時期。作者以“現代歷史意識的產生”，作為理解和把握五四新文化運動以來中國史學革新的核心明天，除疑古史學、科學史學、後殖民主義、後現代主義等經典話題外，也有部分內容將中國歷史研究置於全球史學之中作橫向比較，或以新式研究方法對舊問題提出新解。本書分為兩個部分，第一部分“思潮與特徵”探討20世紀中國史學的整體轉向和發展趨勢，第二部分“人物和思想”著眼近代以來眾多名家、學派，提出作者個人的獨到見解。

王晴佳

美國羅文大學歷史系教授，北京大學長江講座教授（2007年至今），國際史學史、史學理論委員會理事（2005—2015年兼任秘書長），主要研究領域為史學理論、比較史學史和文化史。主要著作有《全球史學史：從18世紀到當代》（與格奧爾格•伊格爾斯和蘇普裡婭•穆赫吉合著）、《筷子：飲食與文化》、《外國史學史》（與李隆國合著）、《西方的歷史觀念：從古希臘到現代》等。

•國際史學史專家王晴佳中國史學史研究成果集錦
王晴佳教授系國內外知名的史學史專家。他曾於華東師範大學求學，師從我國西方史學史先驅郭聖銘先生；後赴美求學，師從國際權威史學史專家伊格爾斯先生。現為國際史學史、史學理論委員會理事，美國羅文大學歷史系教授，北京大學歷史系長江講座教授，英國季刊《中國的歷史學》（Chinese Studies in History）主編。
王晴佳主要從事中外比較史學、西方史學及史學理論的近代轉型、中國思想文化史等問題研究，尤其在史學史領域著述頗豐。他與老師或其他合編的《全球史學史》《外國史學史》《臺灣史學史》等作品，均為相關領域的權威著作。

•以全球視角理解中國近代史學轉型，由名家學派細究現代歷史意識的產生

本書涉及疑古派、科學史學等多種史觀，客觀中立地分析了其產生背景、主要觀點和代表學者；同時結合後殖民主義、後現代主義等全球性思潮探討20世紀中國史學的轉型和發展。

序　言
此書收入的16 篇論文，希圖從多個方面討論中國史學觀念和歷史書寫的變化。這裡我想借寫作這篇序言的機會，簡單地對“歷史意識”這一概念做一個界定。從最普通和最簡易的角度來理解，我們或許可以這樣說：歷史意識指的是人們持有的一種觀念，認為過去與現在和將來之間存在著某種聯繫，因此有必要記住過去、理解過去和書寫過去。以我的管見所及，如果從這一寬泛的定義出發，那麼全世界所有的民族都具有“歷史意識”，只是表現形式有所不同。再從這個定義出發做一點延伸，那麼“歷史意識”可以細化為幾個方面。若想對過去發生的人和事之間的關係及其原因做深入且抽象的思考和概括，那麼這一努力可以稱作為歷史哲學。若想就人們記憶和書寫過去的行為加以探究，那麼這一做法可以歸作歷史方法論。若有興趣探討人們認識和重建有關過去的認知如何可能、受到何種限制，那麼這一興趣可以屬於歷史認識論。最後，若想探討和總結人們如何書寫歷史，書寫的體裁和方式又在歷史過程中發生了何種變化及其原因，那麼這一探索便是史學史的研究。上述這些方面是相互聯繫、交互重疊的。譬如探討歷史方法論，往往會采取歷史的方法，將以往人們記憶和書寫過去的行為加以總結，如此這般的研究，與史學史的書寫便有很多相似性。而歷史認識論的研究，常常可以是歷史哲學的一支抑或其發展，因為若想對過去加以思考和概括，需要考察和分析今人認識過去的可能。無怪乎在現代西方學界，歷史認識論與分析歷史哲學有著近乎相同的含義。1
雖然歷史意識存在於全世界所有的人類文明中，但將之作為一個研究物件，則是現代，特別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出現的現象。以“歷史意識”（historical consciousness）冠名的著作，基本都出現在20 世紀下半葉至今，便是例證。這一現象本身或許也值得略作解釋。上面已經提到，歷史意識的一個表現是，人們意識到有需要記住過去，認為過去與現在有所關聯。書寫過去便是其中的一個方式（口口相傳有關過去的故事和史詩當然亦是一種方式），於是便催生了我們通常意義上的歷史學。久而久之，以研究和書寫歷史為職業的歷史學家，便成了表達歷史意識，也即有關過去所有知識的代言人。19 世紀中葉開始，歷史學家走向職業化，更加強了這一趨向，鞏固了歷史學家的地位——職業歷史學家的作品，因其遵循既定的研究方法和寫作規範而逐漸被視作表述過去、解釋過去的權威讀物。但二戰之後，西方的學術文化產生了一個明顯的變化，其影響波及到了世界其他國家和地區。這一變化的表現是，公眾不滿職業史家獨霸天下的做法，挑戰其研究和講述過去的觀念、方法和體裁，試圖嘗試獲得自身對過去認知的話語權。值得注意的是，職業史家中也有不少人認同這一改變。二戰之後，史學界出現的許多新的流派和研究趨向，如社會史、婦女史、日常生活史、新文化史、記憶研究等等，大致都由學院派內部的職業史家參與乃至發起。
發明和使用“歷史意識”這一概念，與上述史學界出現的新潮，頗有關聯。現舉一例，加拿大學者彼得• 塞依克斯（Peter Seixas）在2006 年主編了《歷史意識的理論化》（Theorizing Historical Consciousness）一書，成為這一領域為數不多的著作之一。塞依克斯在書中提到，他所謂的“歷史意識”與記憶研究的興起有關，因為後者讓人注意到，有關過去的觀念和認知普通大眾也有參與。的確，“歷史意識”這一概念的使用，有意且有助突破職業史家代言過去的傳統，提供了一個考察過去與現在關係的新視角，讓人看到歷史認知的社會面向和文化背景。塞依克斯在序言中還提到了美國歷史地理學家、文物遺產研究倡導者大衛• 勞文沙爾（David Lowenthal）在1996 年出版的一部著作，原題為《懷古：文物產業和歷史的殘余》（Possessed by the Past: The Heritage Industry and the Spoils of History）。1 在我看來，勞文沙爾此部著作之所以被點名，是因為其書名表達的便是“歷史意識”的一種形式，也認定了過去對現在的重要性。而這一重要性並不為職業史家的作品所限，因為書中處理的內容是文物遺產。勞文沙爾寫作該書的意圖和取徑，想來是為了擴大和超越職業歷史學的傳統視野。“懷古”體現了有關過去與現在關係的一種認知，是歷史意識的一種表現形式，並不局限於西方，也見於中國傳統史學（參見本書第二章）。既然歷史意識的表現多種多樣，那麼發現和討論其時代性抑或歷史性便有可能。本書所謂的“現代歷史意識”，就是一個嘗試。德國歷史思想家約恩• 呂森（Jörn Rüsen）對“歷史意識”（有時他將德文“Geschichtsbewusstsein”［歷史意識］譯為英文“historical thinking”［歷史思維］）做過比較詳細的歸類分析。他將“歷史意識”或“歷史思維”分為四種：（1）傳統型（traditional）；（2） 鏡鑒型（exemplary）；（3） 批判型（critical）；（4） 創生型（genetic）。也就是說，人們對過去的看法或態度，可以用上面四種類型概括。1 如果按照他的分類，“懷古”應該是傳統型的歷史意識，而鏡鑒型的歷史意識希望從過去中提煉概括出經驗教訓，以求垂訓今人及後人。批判型的歷史意識與上述兩種不同，主張過去與現在本質上不同，而現在需要對過去持以批判的態度。創生型的歷史意識則基於變化的理念，看到歷史發展的階段性和時間性，希求在不斷變化的歷史場景中重塑過去和現在的關係。
我們當然不一定要完全同意呂森的歸類和界定，但他的歸類的確有助於我們認識到歷史意識或歷史思維的時代性，即傳統和現代的區別。呂森所謂的傳統型和鏡鑒型，主要代表了傳統社會的歷史意識，而批判型和創生型更傾向於代表現代人對過去的態度。呂森對歷史意識的這一總結，與前人的相關論述有一定的相似之處。比如美國的《歷史和理論》（History and Theory）雜志在1964 年曾發表過一篇由喬治• 奈德爾（George Nadel）寫作的論文，探討（德國）歷史主義之前的歷史哲學，而作者的主要論點便是，鏡鑒型的歷史思維是歷史主義興起之前歐洲人對過去的基本態度。1 在1990 年出
版的《過去的疏離：現代歷史意識起源研究》（The Estrangement of the Past: A Study in the Origins of Modern Historical Consciousness）一書中，作者安東尼• 肯普（Anthony Kemp）具體論證到，歐洲人對過去態度的改變，由文藝復興和宗教改革促成，他們由此看到過去與現在（他們所處的時代）之間出現了明顯的斷裂。2 易言之，既然過去被“疏離”了，與現在不再有一脈相承的聯繫，那麼就沒有什麼鏡鑒價值，也無需對之頂禮膜拜、抒懷古之幽情了。而更重要的是，這一歷史意識的變化，之後成為近代歐洲歷史學發生、發展的一個前提：一個已經被“疏離”的過去，恰可成為今人對其“客觀”研究、
冷靜處理的物件了。代表近代史學的德意志蘭克學派，便以提倡客觀治史、不偏不倚和如實直書而影響深遠。
上述的論著，對我們理解歷史意識的傳統和現代，頗有幫助。不過筆者認為，過去被疏離抑或過去與現在出現斷裂的情形，在近現代之前並非史無前例。中國歷史上便有先例可尋，而這些斷裂發生之後，同樣促成了歷史書寫的繁榮。譬如漢代滅亡之後，中原大地經歷了數個世紀的分裂狀態。隋唐兩朝在6 世紀末7 世紀初的崛起和統一，開創了一個新的歷史時代，與南北朝的過去相疏離。而其結果之一，便是官修歷史在唐代的高度繁榮——唐代史家修撰了多部之後被稱為“正史”的史書，數量占所有“正史“的近三分之一，並對整個東亞地區的歷史編纂產生了典範性影響。英國史學史專家赫伯特• 巴特費爾德（Herbert Butterfield）並非中國史學史的專家，但他對中國史學傳統有所涉獵後便關注到一個更早的相似現象，那就是漢代史學的興盛。他認為這與歐洲文藝復興稍有類似之處，因為秦朝的崩潰標示了過去的結束，因而漢代孕育了一種新的歷史意識，“不僅想通過歷史書寫來借鑒過去，還有恢復古典文化的努力”。1
盡管有上述先例，但清末以來中國在歐風美雨的侵蝕下所經歷的巨變，更易讓人產生過去與現在之間斷裂不續、需要重新認識過去的認知。梁啟超在1902 年發表《新史學》，便是一個十分明顯的標志。他指出，甲午戰敗後的中國必須走出傳統治史的路徑，從“君史”轉向“民史”，通過發動一場“史界革命”來推動民族主義觀念的普及，並在此基礎上建立民族國家。本書主要討論和分析的，正是這一過去與現在斷裂和疏離之後所催生的現代歷史意識，及其在人物和思想等方面的具體表現。
在題為“思潮與特徵”的第一部分，筆者首先簡單討論一下史學史研究之於歷史研究的價值，接著從現代回視過去，從文化比較的角度重新審視中國史學的傳統。筆者認為，在這一悠久的歷史書寫的傳統中，中國傳統史家不僅出產了大量歷史作品，而且還對歷史的進程做了獨特的抽象思考。具體言之，漢亡之後有關朝代正閏問題的爭論，其實是一種歷史哲學的思考，堪稱主導中國歷史思維的“元敘述”。之後的三章，是第一部分的重點。筆者以為，梁啟超提出創建“新史學”的必要之後，胡適、顧頡剛和傅斯年等五四學人將之付諸實施。他們看到，傳統的歷史智能已經無法指導20世紀的中國。基於這一過去與現在已經“疏離”的立場，他們用科學方法重新研究過去、寫作歷史。胡適“整理國故，再造文明”的口號，正是這一努力的真切寫照。從表面上看，胡適及其弟子的意圖似乎還是表現為一種“懷古”的心態，但其實與傳統史學有著本質上的不同。“整理國故”希圖在現代的立場上看待和研究過去，而“再造文明”則是要以新的觀念和方法重新寫作中國的歷史。他們在20 世紀二三十年代的嘗試，拙以為是“現代歷史意識”的集中體現。可是，如所周知，20 世紀上半葉的中國，堪稱多事之秋。在劇烈動蕩的政治、社會背景下，五四學人對“現代歷史意識”的探尋（包括梁啟超寫作《中國歷史研究法》及其續篇），經歷了幾次比較重大的方向性轉折。改革開放之後，中國史學進入了一個蓬勃發展的時期，其中一個表現就是對現代思潮的吸收和互動。第一部分的最後兩章從後殖民主義和後現代主義對近代史學的批評入手，探討它們與中國史學的關係，並希望對其發展前景，做一點前瞻性的思考。
第二部分“人物與思想”，選擇了一些當時史學界的“弄潮兒”做具體的案例分析。第一篇從當代史學理論的新視角出發，探討梁啟超、胡適等人的治史風格與其扮演的“學者角色”之間的差異，由此揭橥在中國歷史大轉折的時期，個人與社會之間複雜的雙向互動。清末民初社會變遷在歷史書寫形式上的表現，便是新式歷史教科書的出現，所以我接著以“中國史學的西‘體’中用”為題，描述了進化論思潮的影響，及其如何通過這些歷史教科書的寫作和使用，漸漸深入人心。這一變化與外來思潮的影響密切相關，從西方傳教士到日本漢學家，他們的作品都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留美歸來的中國學人如胡適、何炳松等的作用，亦不可小覷，而且其風格還各有千秋。他們的言傳身教，促成了他們學生輩顧頡剛、傅斯年等人的成長。與他們的老師一樣，他們對“現代歷史意識”的探尋和貢獻，重要且不同。顧頡剛以辨偽書入手，對中國古史的真實性提出了懷疑，而傅斯年在歐洲受到了多種現代學科的訓練，歸國
之後首先對殷墟進行發掘，為中國古史的重建做出了影響深遠的貢獻。他們的努力，從不同的角度促進了科學方法研究歷史的進展，而錢穆在其早期學術生涯中，也對這一“科學史學”有所貢獻，以其《先秦諸子系年》和《劉向歆父子年譜》等著作為標志。在海外遊學多年、“大器晚成”的陳寅恪從東方語言文字的學習入手，專研佛教的東傳，成為了一位受人尊敬的文字學家（philologist），但抗戰的爆發讓他轉向了歷史研究。陳寅恪在抗戰期間寫作和出版的《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和《唐代政治史述論稿》，讓他以唐史研究而享譽國際。“文字學”是胡適對philology 的譯法，而傅斯年則譯為“語言學”（也有其他學者譯作語文學、語義學）；後者在1928年建立歷史語言研究所，英文名稱便是“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Philology”。陳寅恪的學問得到傅斯年的激賞，在成立該所的時候便積極延攬陳作為該所骨幹，兩人惺惺相惜、視為知己。無奈抗戰全面爆發之後，戰火紛飛、生靈塗炭，史語所的成員亦不得不流散各地。筆者以史語所保存的檔案為基礎，分析了陳寅恪和傅斯年在20 世紀40 年代的不同經歷及最後的分道揚鑣。他們當時的分別（也是兩人的永別）是中國現代史學演化道路上的一個終結，筆者也以此作為本書的終篇。
此書各篇論文的寫作，時間跨度約有二十年。此書將之匯集在這裡，希望能為有興趣的讀者對中國史學的悠久傳承和自清末以來的深度變遷，提供一個思考、分析的視角。筆者對歷史意識的關注，及以此角度考察中國的歷史書寫從傳統到現代的轉化，主要始自我博士畢業在美國任教之後。這些篇章的寫作，或許便有點自然地帶上了某種跨文化比較的維度，但這些論文又大多以中文寫就，其契機常常是中文學界師友的熱情邀約及為參加臺海兩岸召開的相關學術會議。拙稿寫成或發表前後，亦得到眾多師友和雜志編輯的批評和指正。本書得以此形式問世，筆者須對下列人士呈上我的謝忱（以姓氏拼音字母為序）：陳懷宇、陳啟能、古偉瀛、管琴、郭秀文、胡逢祥、胡簫白、黃俊杰、黃克武、黃自進、蔣維菘、李明輝、李又寧、劉東、羅志田、歐陽哲生、潘光哲、錢永祥、秦麗、孫衛國、王汎森、王學典、伍安祖、邢義田、許麗梅、張國剛、張越、鄒振環。最後我想對世紀文景/ 上海人民出版社對出版本書的支持和編輯周官雨希的辛勞，表示我由衷的感謝。本書所含的錯誤，則當由筆者一人負責。
王晴佳
2023 年10 月14 日於美國費城東南郊霽光閣

序言　1
第一部分　思潮與特徵
01 歷史學與史學史　13
02 比較視野下中國古代史學的特徵　27
03 中國史學的元敘述：以“文化中國”說考察正統論之意涵　49
04 從整理國故到再造文明：五四時期史學革新的現代意義　73
05 中國20 世紀史學與西方——論現代歷史意識的產生　96
06 論20 世紀中國史學的方向性轉折　123
07 後殖民主義與中國歷史學　199
08 後現代主義與中國史學的前景　239
第二部分　人物和思想
09 美德、角色、風氣：清末到五四學術思想變遷的一個新視角　265
10 中國史學的西“體”中用
——新式歷史教科書和中國近代歷史觀之改變　294
11 胡適與何炳松比較研究　316
12 顧頡剛與《當代中國史學》　335
13 科學史學乎？“科學古學”乎？
——傅斯年“史學便是史料學”之思想淵源新探　353
14 錢穆與科學史學之離合關係（1926— 1950）　372
15 陳寅恪的“體、用”觀及其魏晉隋唐史研究　403
16 陳寅恪、傅斯年之關係及其他
——以臺灣“中研院”所見檔案為中心　4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