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中國人“理解
曠野的精神”
以及愛吃油桃
外形似矮種馬的麒麟——長尾
或無尾,
矮小,淺棕色,長著普通的
駝毛和羚羊蹄,
這無角的麒麟,
用彩釉畫在瓷面上。
是一個中國人
構思了這件杰作。
——瑪麗安·摩爾《九桃盤》
瑪麗安·摩爾
(Marianne Moore,1887-1972)
美國女詩人。她出生於密蘇裡州的柯克伍德城,從小跟隨母親生活,大學期間開始發表詩歌。1919年後,她與母親一起住在紐約布魯克林,致力於寫作,向美國和英國的文學雜志投稿。她一生創作頗豐,1921年出版《詩集》,1924年出版《觀察》,三四十年代出版《詩選》《何謂歲月》《然而》,六十年代出版《詩和評論集》《詩全集》等,還翻譯了《拉封丹寓言》,曾榮獲普利策詩歌獎、美國國家圖書獎和博林根獎。
譯者簡介
倪志娟,杭州電子科技大學人文與法學院教授,哲學博士,主要從事哲學與文化、女性詩學研究以及詩歌創作與翻譯,出版專著《女性主義知識考古學》《“消化硬鐵”:瑪麗安·摩爾詩論》,個人詩集《獵·物》,譯有《去愛那可愛的事物》《詩歌手冊》《精深》等。
譯者序 _1
尖塔修理工 _1
英雄 _6
跳鼠 _10
沒有天鵝這般精致 _19
雙冠蜥 _20
軍艦鳥 _28
水牛 _32
九桃盤 _36
致一只可以獲獎的鳥 _39
魚 _40
在這艱苦奮斗的時代,無動於衷是好的,而…… _43
致不朽的治國之道 _45
詩 _47
咬文嚼字的學究 _50
批評家與鑒賞家 _52
猴子 _55
光譜原色時代 _57
彼特 _60
挑揀和選擇 _63
英格蘭 _65
當我購買圖畫時 _68
墳墓 _70
那些不同的手術刀 _72
赫拉克勒斯的勞作 _74
紐約 _76
人的環境 _78
蛇,貓鼬,耍蛇者,諸如此類之物 _83
草地滾球 _85
新手 _87
婚姻 _91
一條章魚 _106
大海的獨角獸和陸地的獨角獸 _116
猴謎樹 _121
不公正的園藝 _123
致軍事進步 _124
一個拉制的埃及魚形玻璃瓶 _126
致一臺蒸汽壓路機 _127
致一只蝸牛 _128
“沒有什麼能治癒生病的獅子,除非讓他吃掉一只猿” _129
致法蘭西的孔雀 _130
過去是此刻 _132
“他創作了這本歷史書” _133
寄居在鯨魚中 _134
沉默 _136
布萊克 _138
他製作這扇屏風 _139
致一只墻壁裡的老鼠 _140
緘默與饒舌 _141
護身符 _142
恐懼是希望 _143
致一位戰略家 _145
是你的小鎮尼尼微? _146
一個傻瓜,一種邪惡之物,一個不幸的瘋子 _147
勤勞是施魔法,正如進步是飛翔 _148
“磚塊倒塌了,我們將用鑿好的石頭重建。
無花果被砍倒了,我們將改種雪松。” _149
喬治·摩爾 _150
被你喜歡是一種災難 _152
像一根蘆葦 _153
玫瑰而已 _154
援軍 _156
黑色泥土 _157
根基 _162
碼頭老鼠 _164
何謂歲月? _166
苦行者 _168
光是言辭 _171
他“消化硬鐵” _174
學生 _178
浮躁如鳥 _181
斯賓塞的愛爾蘭 _185
穿山甲 _189
紙鸚鵡螺 _195
然而 _198
黃鼬 _201
大象 _202
一輛來自瑞典的馬車 _207
精神是一種迷人的東西 _211
不信任美德 _214
一張面孔 _219
情感的努力 _220
貪婪和真理有時相互影響 _222
禮節 _223
一個人編織的義大利之網 _226
迷迭香 _228
邏輯與《魔笛》 _230
哦,願化身為龍 _232
我能,我可以,我要 _233
致一條變色龍 _234
一只水母 _235
使用價值 _236
不如“一株枯萎的水仙” _237
在公園 _238
列奧納多·達·芬奇的 _242
花崗巖和鋼鐵 _245
精神,棘手之物 _247
夢 _249
舊遊樂園 _252
一種權宜之計——列奧納多·達·芬奇的——和一種疑問 _254
致一頭長頸鹿 _259
亞瑟·米切爾 _261
譯者序
(節選)
雖然在移居紐約之前摩爾已經展現了自己的詩歌才華,但她的詩歌風格與紐約以及先鋒藝術圈的滋養不無關係,她與這個圈子的藝術家保持了相同的追求方向,紐約的都市風貌、先鋒藝術圈、博物館和藝術畫廊,也開拓了摩爾的詩歌視野。當摩爾打算定居紐約、加入格林威治村的藝術家群體時,她的朋友對此感到擔憂,摩爾自己卻很坦然,她說,“首先,我不認為任何人想要傷害我,其次,即使他們真的傷害了我,也沒什麼大不了的。”摩爾是一個思路敏捷的人,對許多問題都有自己的見解,在談話時她能迅速轉換話題,這種質量吸引了很多詩人並成為她的朋友。她交往的物件,有畢肖普這樣比她年輕的女詩人,也有比她年長的男詩人,包括艾略特、龐德(Ezra Pound)、史蒂文斯、威廉斯(William Carlos Williams)等。他們彼此通信,撰寫評論,以詩歌為紐帶建立了一種友好的私人關係,她可以肆意發展自己的特性而“不必忍受粗暴無禮”。克林堡曾在文章中提到,在美國先鋒詩人群體中,有部分詩人極為欣賞摩爾,她悅耳流暢的多音節以及她對書籍的熟悉程度令格林威治村的許多男詩人感到敬畏,也從她那裡得到了諸多教誨。
1924年,摩爾的詩集《觀察》(Observations)出版,這本詩集收錄了五十三首詩,其中有部分詩歌來自《詩集》,《墳墓》(“A Grave”)《紐約》(“New York”)和《一條章魚》(“An Octopus”)三首詩贏得第二屆《日晷》(The Dial)雜志詩歌獎,這本雜志隨後刊發了五篇關於摩爾詩歌的評論。
1925年7月,摩爾成為《日晷》雜志的執行編輯,她在這個崗位做了四年,直到1929年雜志停刊。摩爾接手編輯工作時,這本雜志的辦刊宗旨轉向藝術領域,不僅刊發文學評論,也刊發音樂、戲劇、繪畫、攝影、雕塑等評論,以小眾品味對抗大眾品味,在眾多文藝雜志中脫穎而出。摩爾擔任編輯期間,表現出很強的包容性,她推崇多元、共存、和諧的詩歌氛圍,更願意用一種感受性、體驗性的方式去閱讀詩歌,她的觀點充滿彈性,接近19世紀印象式的審美批評方法。同時,摩爾也強化了《日晷》雜志的藝術風格,使這本雜志相比於美國同時期的其他雜志如《他者》雜志等,更少政治性、先鋒性和論戰性,堅持了更純粹的藝術趣味。
摩爾的編輯能力得到了許多人的認可,但也不乏批評之音。比如,文學批評家高漢姆·B. 蒙森(Gorham B.Munson)批評摩爾作為編輯缺少“公正、自由的判斷力”。在與唐納德·霍爾(Donald Hall)的訪談中摩爾也談到了哈特·克萊恩(Hart Crane)就編輯問題和她發生的爭執,哈特抱怨摩爾武斷,擅自修改自己的詩歌標題。還有人認為在摩爾擔任編輯期間,《日晷》雜志的風格趨於保守而非進步,摩爾的詩歌評論缺乏張力和有效性。
從事編輯的四年,摩爾的創作基本停止,不過,隨著她與詩歌界的交往逐漸深入,她受到的關注也日益增多,逐漸成為現代詩群的精神領袖之一。1929年之後,摩爾重新回歸寫作。1933年,她和母親從格林威治村搬到了哥哥在布魯克林海軍基地(Brooklyn Navy Yard)的公寓,並在那裡住到1966年。
1935年,摩爾的《詩選集》(SeLected Poems)在美國麥克米蘭出版社(Macmillan Publishing Co.)和英國費伯與費伯出版社(Faber & Faber)出版,這本詩集再次修訂了《詩集》和《觀察》中的部分詩歌,也收錄了後來發表的部分詩歌。艾略特為這本書撰寫了序言,再加上出版社的商業宣傳,這本詩集的發行量很大。艾略特在序言中稱讚摩爾是在世最偉大的詩人,他分析了摩爾詩歌的情感特徵、主題和形式特徵,精準概括了摩爾詩歌的主要成就,就評論界圍繞摩爾詩歌進行的爭議做出了肯定性回答。這本詩集也受到了布萊克默(R.P.Blackmur)、肯尼斯·伯克(Kenneth Burke)、蘭瑟姆(John Crowe Ransom)和克林斯·布魯克斯(Cleanth Brooks)等評論家的關注,推進了摩爾詩歌在普通讀者中的接受度。摩爾的研究者舒爾曼(Grace Schulman)認為,這些評論家對摩爾的關注有正面作用,也有負面意義,他們固化了對摩爾詩歌的某些定義,導致了讀者對摩爾的誤讀。比如,舒爾曼認為布萊克默對摩爾“音節詩”的定義,使得後來的評論家常常將關注點放在音節數,將詩行印刷排版的外觀置於聲音的節奏形式之上,使讀者偏離了對更重要的形式問題的關注,哪怕摩爾後來的創作中降低了音節因素,也無法扭轉成見。
此後的幾十年間,摩爾間隔性地出版詩集。先後出版了《穿山甲及其他的詩》(The Pangolin and Other Verse,1936);《何謂歲月》(What Are Years,1941);《然而》(Nevertheless,1944)等小冊子。1951年,摩爾將這些小冊子合為《選集》(Collected Poems)出版,這本詩集幫助摩爾贏得了普利策詩歌獎(Pulitzer Prize for Poetry)、國家圖書獎(National Book Awards)和博林根獎(Bollingen Prize)。20世紀40年代中期摩爾開始翻譯《拉封丹寓言》(The Fables of La Fontaine),這本書耗費了她大量精力,出版過程卻幾經周折,直到1954年才得以出版。她之後又出版了《像一座堡壘》(Like a Bulwark,1956),《哦,願化身為龍》(O to Be a Dragon,1959),《告訴我,告訴我:花崗巖,鋼鐵及其他主題》(Tell Me, Tell Me: Granite, Steel, and Other Topics,1966)等作品。
1948年,《文學評論季刊》(Quarterly Review of Lierature)舉辦了“瑪麗安·摩爾專題研究”,史蒂文斯、畢肖普、蘭瑟姆和路易絲·博根(Louise Bogan)等人對摩爾進行了讚賞性評論。她先後贏得了其他一些重要獎項,比如1940年的雪萊紀念獎(Shelley Memorial Award)、1944年的哈裡特·門羅詩歌獎(Harriet Monroe Poetry Award)、1945年的古根海姆獎金(Guggenheim Fellowship)、1946年獲得美國藝術文學學會以及國家藝術文學所的聯合資助。
摩爾不定期受邀到大學講授創作課程或朗讀詩歌,包括布林莫爾學院、瓦薩學院(Vassar College)、加州大學(University of California)、哈佛大學(Harvard University)等。1949年,她被威爾遜學院(Wilson College)授予文學博士學位,這是一長串榮譽學位的開端。
晚年的摩爾逐漸成為一個社會名流似的人物,頻頻出現在一些時尚報刊或社會活動上。《紐約客》(New Yorker)、《紐約周刊》(New York)等報刊時有發表她的報道,她的作品甚至出現在《VOGUE》和《時尚芭莎》(Harper’s Bazaar)等雜志上;福特汽車公司邀請她為一款新型轎車命名,雖然最終沒有采納她的建議;1968年,摩爾在洋基體育場(Yankee Stadium)為棒球比賽開球。她對於生活的熱情和好奇不曾隨著年老而消減。
追溯摩爾的詩歌創作史是一件較為困難的事,在漫長的寫作生涯中,她一直在修訂自己的詩歌,最突出的例子是《詩》(“Poetry”),這首詩曾一度被修訂為只剩下三行,後來又恢復了長度。在不同階段,摩爾修訂的方向不同,她會強化音節特徵或者減弱音節特徵,會改變詩行斷句方式,刪減詞語,從而改變節奏。不過摩爾的詩歌風格在《觀察》《詩選集》和《選集》三本詩集中已臻於成熟。她的研究者瑪格麗特·霍莉(Margaret Holley)將她的詩歌創作生涯細分為八個階段:1907-1913年,主要在布林莫爾學院雜志發表詩歌;1915-1917年,她和母親居住卡萊爾時期創作的詩歌;1918-1924年,創作或修訂《觀察》中的詩歌;1932-1936年,創作或修訂《詩選集》中的詩作;20世紀40年代早期,創作抒情詩,1946-1956年翻譯拉封丹時創作的詩作;1956-1966年,在布魯克林居住期間創作的詩歌;1966-1970年,去世前創作的詩歌。
與摩爾同時代的許多詩人離開了美國,如H.D.、艾略特、龐德等,他們不滿足於美國的詩歌創作氛圍,前往歐洲,尋求更有益的詩歌創作環境。但摩爾堅持留在美國,和史蒂文斯、威廉斯等人一起開拓美國現代詩歌傳統。摩爾明白留在美國本土寫作的困難,但她也理解美國文化的特質和優勢。在《英格蘭》(“England”)一詩中,摩爾將美國與幾個主要歐洲國家比較,突出了美國實用主義的樸實傳統,強調其粗糙的文化外觀下包含著可能性和精神力量:
……美國,
它的南方有微弱而古老的搖搖欲墜的維多利亞傳統,
它的北方街道上繚繞著雪茄的煙霧;
沒有校對者,沒有蠶,沒有胡扯;
它是野蠻人的土地;沒有草,沒有沙丘,沒有語言的國度,它的文字不是
西班牙語,不是希臘語,不是拉丁語,不是速寫,
而是樸素的美國式的,貓和狗都能讀懂!
南方維多利亞傳統與北方粗獷雪茄煙霧中羅列的是一系列否定,摩爾的這種否定,如同一個雕刻家挖除雕刻材質上多餘的部分:校對者、蠶、胡扯、語言等物件代表文化的過度裝飾或精深,美國文化尚不具備這些質量。它的特點是文字和口語同一,準確、明晰、簡潔,不會產生歧義,貓和狗都可以理解,摩爾暗示了這種語言對於詩歌創作的正向意義。此外,這首詩歌中運用的剝除式的、貼近事物本源的刻畫方法,正是摩爾擅長的還原手法。
龐德曾在信中詢問摩爾創作的影響源,摩爾只承認克雷格·戈登(Craig Gordon)、布萊克(William Blake)、托馬斯·哈代(Thomas Hardy)等有限幾個作家對她的影響,在龐德的提示下,她的閱讀範圍慢慢拓展。後來在她的書信和隨筆中,她提到的作家越來越多,包括培根(Francis Bacon)、康拉德(Joseph Conrade)、班揚(John Bunyan)、蕭伯納(George Bernard Shaw)、托馬斯·布朗(Thomas Browne)、哈德遜(W.H.Hudson)等都是她關注的作家,在詩歌中她有時直接與引發她興趣的作家進行對話。在美國本土作家中,她最推崇的是亨利·詹姆斯,她在大學時代和佩吉·詹姆斯的交往,使她與這個著名的美國家庭有機會往來。
布魯姆在評論摩爾的詩歌時分析了摩爾的詩歌淵源。他認為摩爾的美國詩歌前輩不是艾米麗·迪金森(Emily Dickinson)和瓦爾特·惠特曼(Walt Whitman),而是稍弱一些的斯蒂芬·克萊恩(Stephen Crane),他的詩歌在摩爾早期的詩歌中回蕩,同時摩爾更隱晦地模仿了愛倫·坡(Edgar Allan Poe),她最緊密的英國詩歌之父可能是哈代,從哈代那裡她學習在詩歌中如何控制不協調的東西,她的詩歌也近似於哈代帶有聖經風格的、諷刺意味的世俗化詩歌。也有評論家辨識出摩爾詩歌與文藝復興時期或者17世紀文學傳統的關聯,比如霍莉在分析摩爾的象徵模式時指出了喬治·赫伯特(George Herbert)對摩爾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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