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人情緒障礙跨診斷治療的統一方案：應用實例（簡體書）

近年來，對於焦慮、抑鬱及相關情緒障礙的概念化，更多地強調了它們之間的相似性而非差異性。鑒於此，針對這些障礙的治療方法已從傳統的有關特定障礙的治療手冊，轉向關注似乎跨越不同障礙的心理過程的治療方法。這些“跨診斷”的循證治療可能更具成本效益，並有可能增加循證治療的可用性，以滿足公共衛生需求。而情緒障礙跨診斷治療的統一方案（簡稱統一方案）是具有辨識度且應用廣泛的跨診斷治療方案，已經獲得了大量實證支持。《成人情緒障礙跨診斷治療的統一方案：應用實例》在統一方案的治療手冊的基礎上提供了一份“操作指南”，進一步指導如何使用統一方案來治療成人常見而多樣的心理障礙。每一章都涵蓋了一種特定的焦慮、抑鬱或相關情緒障礙，並重點討論和闡述了與治療相關的重要的跨診斷過程。全書通過案例研究，展示了這一獨特的認知行為治療方案的現實應用，並指導臨床工作者從跨診斷的角度掌握評估、個案分析和治療的基本步驟。

主編介紹

戴維·H. 巴洛（David H. Barlow）博士

美國波士頓大學精神病學和心理學榮譽退休教授，波士頓大學焦慮及相關障礙治療中心的創始人；他已發表600余篇論文和章節，以及80余本學術專著和臨床手冊，內容大多涉及情緒障礙的性質與治療以及臨床研究方法學。

托德·J．法爾基奧內（Todd J. Farchione）博士

美國波士頓大學心理學與腦科學系研究副教授，波士頓大學焦慮及相關障礙治療中心臨床研究小組的成員。

主譯者介紹

王建平

北京師範大學心理學部二級教授，臨床與咨詢心理學院首屆副院長，心理咨詢與研究中心創始人；中國心理學會首批督導師，臨床心理學注冊工作委員會第四屆和第五屆常委；中國心理衛生協會認知行為治療專業委員會首屆副主任委員；首都醫科大學臨床心理學系首屆副主任；美國國際認知治療學院會士及認證治療師；貝克認知行為療法研究所國際顧問委員會委員。她主編和翻譯了相關教材及專著40余部，發表中外學術論文190余篇；從事精神科臨床工作10年，從事心理咨詢／治療30余年；開發了認知行為療法2年連續培訓項目，並創立了認知行為療法培訓與督導團隊。

在心理治療和精神醫學領域，從業者要想為患有各種心理健康問題的來訪者提供精準、有效的治療，往往需要花費大量時間、精力和經濟成本，參加眾多精細化的循證干預方法培訓，想要全部掌握幾乎是奢望。同時，面對心理疾病的共病現象，尤其是與情緒障礙的共病問題，常讓治療師一時難以做出很好的治療決策並推進干預工作。對此，統一方案是一種高效、靈活且結構化的解決方案。

隨著《成人情緒障礙跨診斷治療的統一方案——應用實例》的出版，針對成年來訪者群體的統一方案中文版圖書就都和讀者見面了。在閱讀《治療師指南》和《自助手冊》並初步掌握統一方案之後，這本《應用實例》將進一步幫臨床工作者開拓視野、打開思路，深入理解統一方案為何能成為一種個性化的治療實踐，可以做哪些多樣化的調整和應用。本書以它在焦慮障礙，強迫症，重性抑鬱障礙，雙相障礙，創傷後應激障礙，酒精使用障礙，進食障礙，失眠障礙，非自殺性自傷，自殺，人格障礙，以及團體治療中的應用為例，充分地展現了它的這一特點。而它未來還可用為治療哪些心理問題帶來啟發，還能應用於哪些治療設置，如何結合我國的文化背景做出更本土化的調整以更好地服務我國心理咨詢與治療的來訪者，均將成為值得我國臨床工作和研究者進一步探索的重要議題。

《成人情緒障礙跨診斷治療的統一方案：應用實例》聚焦於情緒障礙跨診斷治療的統一方案的臨床應用。我們想在開篇就為讀者闡明本書不會探討的內容，希望對讀者有所幫助。首先，它並不是對統一方案的深入解析。更新並修訂後的統一方案治療師指南，以及詳細地包含了統一方案所有必要元素的患者自助手冊將很快出版（Barlow，Farchione，et al.，2018；Barlow，Sauer-Zavala，et al.，2018）。此外，本書不會更多地討論統一方案的基礎性理論和概念及相關研究結果；不過在必要時，這些主題會出現在不同的章節中。本書的重點是提供在各種情況下使用統一方案的具體的實操建議，比如複雜的共病個案；或者治療師在治療和問題解決過程中可能遇到的典型難題。

有些讀者zui初翻閱本書目錄時，可能會因其中呈現了不同類型的《精神障礙診斷與統計手冊》（Diagnostic and Statistical Manual of Mental Disorders，DSM）的診斷分類而感到困惑，如重性抑鬱障礙、雙相障礙和進食障礙。畢竟，我們提出的是一種聚焦適用於所有情緒障礙的核心共同治療要素的跨診斷評估和干預方法，為何又將它置於特定障礙的背景下呢？為此我們再次強調，本書旨在闡明如何從一個關注共同氣質特徵的框架視角來概念化不同的情緒障礙（大多存在共病的情況），使得五個核心的跨診斷要素均能應用在這些障礙上。因此，本書對這種治療方法在每種障礙中的應用都進行了詳細的分步介紹，從向患者解釋治療的基本原理開始，到對每個核心模塊或元素的應用。

開發這種跨診斷治療的宗旨是減輕一線臨床醫生的工作壓力，因為他們要面對各種各樣的情緒障礙患者，如社交焦慮障礙、抑鬱障礙和驚恐障礙，其中大多數障礙到目前為止都有自己的單一診斷循證治療方案，而且不少方案的差異很大。很少有臨床醫生知曉所有可用的方案，更不用說精通它們了。而熟悉統一方案的臨床醫生的經驗之談是，那些核心的跨診斷治療要素幾乎就是他們解決情緒障礙所需掌握的全部內容了。

本書第1章概述了統一方案在過去幾十年的發展，描述了統一方案的組成要素，以及目前支持統一方案的有效性的研究，其中包括zui近由美國國家精神衛生研究所（National Institute of Mental Health，NIMH）贊助的一項大型臨床試驗。該試驗表明，統一方案在治療主診斷為焦慮障礙的患者時，其效果至少與基於個體和單一診斷的治療方案一樣好（Barlow et al.，in press）。第二章介紹了跨診斷評估和個案概念化的重要內容，通過對患者進行逐步深入的心理教育，使他們了解情緒的本質以及自身的臨床問題與其生活中的情緒失調機制之間的聯繫。接下來的11章囊括了當前常見的特定障礙或類型，比如雙相障礙（第六章）、情緒障礙合並酒精使用障礙（第八章），還有被認為在所有情緒障礙中zui嚴重的邊緣型人格障礙（第十二章），及其他一些典型的障礙。第十三章和第十四章討論了複雜的臨床表現（當然在一線臨床實踐中，這是常態而非例外），具體到不同的個案中，可能表現為關注到其他失調的情緒，如羞恥、內疚或尷尬。第十五章是極其重要的關於團體治療應用的內容。在團體中應用可能是統一方案的新優勢，因為統一方案中共同的跨診斷治療要素使得患有不同情緒障礙（焦慮、抑鬱等）的個體得以形成異質性團體，從而提高治療效率。第十六章是關於跨文化應用的章節，其中涉及我們在世界上非常不同的文化背景下使用統一方案的經驗，包括在經歷了哥倫比亞長期內戰的個體身上的應用，以及zui近在日本的應用。zui後，我們在第十七章中總結了統一方案未來的運用方向，包括我們在使用這些原則來預防情緒障礙方面做出的初步努力。

許多臨床醫生每天都要與這些複雜且可能無法完全匹配任何一種DSM診斷的情緒問題做斗爭。我們真誠地希望他們能從本書所提及的特定個案研究中發現對其日常實踐有幫助的治療要素。隨著統一方案使用經驗的拓展與延伸，未來將出現更多元化的應用方向，我們也很期待聽到臨床醫生分享他們的使用經驗。

托德·J. 法爾基奧內（Todd J. Farchione）

戴維·H. 巴洛（David H. Barlow）

第1章

情緒障礙跨診斷治療的統一方案：引言

第二章

跨診斷評估和個案概念化：統一方案的基本原理與應用

第三章

焦慮障礙的統一方案應用

第四章

強迫及相關障礙的統一方案應用

第五章

重性抑鬱障礙的統一方案應用

第六章

雙相及共病障礙的統一方案應用

第七章

創傷後應激障礙的統一方案應用

第八章

酒精使用障礙共病焦慮障礙的統一方案應用

第九章

進食障礙的統一方案應用

第十章

失眠障礙的統一方案應用

第十一章

非自殺性和自殺性自傷意念與行為的統一方案應用

第十二章

邊緣型人格障礙的統一方案應用

第十三章

慢性疼痛的統一方案應用

第十四章

高度複雜性共病個案的統一方案應用

第十五章

團體治療的統一方案應用

第十六章

統一方案的跨文化應用：日本與哥倫比亞的個案

第十七章

統一方案應用的未來方向

參考文獻

第1章

情緒障礙跨診斷治療的統一方案：

引言

凱瑟琳·A. 肯尼迪和戴維·H. 巴洛

情緒障礙跨診斷治療的統一方案的發展，zui早可追溯到大約在30年前出版的《焦慮障礙與治療》（Anxiety and Its Disorders；Barlow，1988）一書中的記載。在題為“減少恐懼與焦慮過程：情感療法”的一章中，作者基於情緒理論嘗試提出了一種適用於所有情緒障礙的一以貫之的治療方法。在他所描述的跨診斷治療的目標中包含了要改變伴隨強烈情緒出現的行動傾向（action tendencies），即我們現在熟知的情緒驅動行為（emotion-driven behaviors）。其他需要改變的核心目標包括對生活壓力事件彌散性的失控感（現在被研究團隊視為神經質本身的核心氣質之一），以及消極的注意偏差（包括對自身內在、情感性和自我評價圖式的關注）。

這些理念之後被擱置了10多年，我們更關注的是進一步開發和評估單一診斷的治療方案，如驚恐障礙治療的大型臨床試驗（Barlow，Gorman，Shear，& Woods，2000）等。直到2004年，我們把關注點重新放在情緒障礙的共同特徵上，並發表了一篇題為《通向情緒障礙的統一治療》（Toward a Unified Treatment for Emotional Disorders；Barlow，Allen，& Choate，2004）的文章。當時，我們意識到已經有過多針對DSM-Ⅳ分類下的各種焦慮、心境及相關障礙的治療手冊，於是決定回歸於1988年提出的方法，以求形成一套適用於改善上述各類障礙的通用方法。

與此同時，和蒂姆·布朗（Tim Brown）共同進行的對情緒障礙的分類和性質的研究強調了一個事實：與DSM-Ⅳ和DSM-5診斷系統中的症狀表現相比，焦慮、心境及相關障礙的主要氣質特點更接近這些障礙的本質（Brown & Barlow，2009）。這一研究結果使人們更加關注神經質等相關人格特質下的潛在氣質，如外傾性（extraversion），又稱積極情感（positive affect）。這也是干預不再聚焦於特定障礙的症狀而直接針對這些氣質特點進行工作的概念化起點，並zui終形成了一套由五個核心治療步驟組成的跨診斷的（transdiagnostic），或者說是適用於所有情緒障礙的方案，具體細節在後文中呈現。本章的其余部分將致力於解釋這套方案的基本原理，並描述其發展現狀。本書的後續章節則重點闡述統一方案在各種情緒障礙中的應用。

統一方案的基本原理

近年來，整合不同領域的研究成果為我們創建一個統一的治療情緒障礙的跨診斷方法提供了強有力的理論依據。情緒障礙間的共性被越來越多地報告出來，包括高共病率、在共病情況下對治療的相似性反應，以及共同的神經生物學綜合征表現。此外，有研究提出了情緒障礙中聚焦於氣質核心維度的層級結構，也就是說，有那麼一些共同的特質和傾向，會讓個體更容易產生一系列心理問題，如驚恐發作、闖入性思維、創傷後應激反應、擔憂和抑鬱。近期，我們對情緒障礙存在諸多共性的原因有了新的認識：它們都是由相似的功能性加工過程維持的，比如以明顯的消極反應應對強烈的情緒體驗。接下來，我們會對其中涉及的各個研究做簡明扼要的介紹。

不同情緒障礙間的共性

第1，自世紀之交，研究的重點就開始轉向各種情緒障礙的共性（Barlow，2002；Brown，2007；Brown & Barlow，2009），特別是高共病率、共病的情緒障礙間普遍的治療反應以及共同的神經生物學機制，都表明各種情緒障礙間的相似性多於差異性。從診斷層面看，當前和終生的高共病率體現了情緒障礙間的相互重疊（例如，Allen et al.，2010；Brown，Campbell，Lehman，Grisham，& Mancill，2001；Kessler et al.，1996；Roy-Byrne，Craske，& Stein，2006；Tsao，Mystkowski，Zucker，&

Craske，2002，2005）。例如，美國波士頓大學焦慮及相關障礙治療中心進行了一項由1127名患者參與的研究，結果表明，55%的主診斷為焦慮障礙的患者在評估階段都至少患有另外一種焦慮或抑鬱障礙（Brown et al.，2001）。當統計包括了終生診斷時，這個比例上升至76%。此外，根據DSM-Ⅲ-R或DSM-Ⅳ的診斷標準，60%的被診斷為驚恐障礙的伴有或不伴有場所恐怖症（panic disorder with or without agoraphobia，PDA）的患者都符合另一種焦慮或心境障礙的診斷標準，或同時符合二者。統計終生診斷時，這一數據上升至77%。擁有zui高共病率的診斷包括創傷後應激障礙（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PTSD）、重性抑鬱障礙（major depressive disorder，MDD）、惡劣心境（dysthymia，DYS）和廣泛性焦慮障礙（generalized anxiety disorder，GAD），尤其是在社交恐懼症（social phobia，SOC）和心境障礙（mood disorders）之間、驚恐障礙和創傷後應激障礙之間，以及創傷後應激障礙和心境障礙之間，都能發現明顯的共病模式。梅裡坎加斯（Merikangas）等人對500名參與者持續跟蹤了15年的一項研究（Merikangas，Zhang，& Aveneoli，2003）顯示，只患有一種心境障礙或焦慮障礙的人相當少。

第二，針對一種障礙的心理治療往往會改善共病的焦慮或心境障礙，雖然那些共病問題並不在治療計劃中（Allen et al.，2010；Borkovec，Abel，& Newman，1995；Brown，Antony，& Barlow，1995；Tsao，Lewin，& Craske，1998；Tsao et al.，2002）。布朗等人（Brown et al.，1995）對接受認知行為療法的驚恐障礙患者做共病診斷進程檢查時發現，患者的總體共病率從治療前到治療後有顯著下降（從40%到17%）。另一項研究表明，多種情緒障礙（包括重性抑鬱障礙、強迫症和驚恐障礙）都對於抗抑鬱藥物治療有相似的反應（Gorman，2007）。這些研究結果可能意味著，針對單一診斷的治療能同時作用於多種障礙的症狀，或者說它至少在某種程度上能作用於所有情緒障礙下的核心特徵。

第三，情緒神經科學的研究顯示，情緒障礙具有共同的神經生物學機制。例如，被診斷為焦慮及相關障礙的患者的腦區活動顯示，持續增強的消極情緒與邊緣系統的過度興奮和皮質結構有限的抑制控制相關

（Etkin & Wager，2007；Mayberg et al.，1999；Porto et al.，2009；Shin & Liberzon，2010）。具體而言，廣泛性焦慮障礙（Etkin，Prater，Hoeft，Menon，& Schatzberg，2010；Hoehn-Saric，Schlund，& Wong，2004；Paulesu et al.，2010）、社交焦慮障礙（Lorberbaum et al.，2004；Phan，Fitzgerald，Nathan，& Tancer，2006；Tillfors，Furmark，Marteinsdottir，& Fredrikson，2002）、特定恐怖症（Paquette et al.，2003；Straube，Mentzel，& Miltner，2006）、創傷後應激障礙（Shin et al.，2005）和抑鬱障礙（Holmes et al.，2012）的相關研究都表明，其中存在 “自下而上” 認知加工過程的增加和紊亂的杏仁核區皮質抑制反應。研究也發現，高水平神經質個體的杏仁核會相對不受抑制地被過度激活（Keightley et al.，2003）。

情緒障礙的層級結構

對情緒障礙潛在維度特徵的研究揭示了基於氣質的兩個核心維度——神經質和外傾性——的層級結構（Barlow，2002）。外傾性泛指對世界有積極的看法，包括精力充沛和善於社交的性格。相反，神經質被描述為一種在應對壓力時頻繁產生強烈的消極情緒體驗的傾向，且伴隨無法控制（無力應對）的感覺。外傾性也被叫作積極情感或行為激活（behavioral activation），相對應的神經質則被描述為消極情感（negative affect）、行為抑制（behavioral inhibition）和特質性焦慮（trait anxiety）。神經質和外傾性被認為在解釋焦慮障礙和心境障礙的發生、症狀的重合和維持中都扮演著重要角色（Brown，2007；Brown & Barlow，2009；Brown，Chorpita，& Barlow，1998；Gershuny & Sher，1998；Griffith et al.，2010）。

對於神經質的研究已經持續了幾十年，許多學者在文獻中都描述過與神經質（以及外傾性）相似的特徵（Eysenck & Eysenck，1975；Gray，1982；Kagan，1989，1994；McCrae & Costa，1987；Tellegen，1985；Watson & Clark，1993）。一些重要的人格理論，如“大三人格（Big Three）”和“大五人格（Big Five）”都引用了這些人格維度（McCrae & Costa，1987；Tellegen 1985）。格雷（Gray，1982）的行為抑制–行為激活系統理念似乎對應於不同強度的神經質和外傾性（例如，高水平的行為抑制與高水平的神經質相關），而戰或逃系統則類似於恐懼情緒（驚恐）。克拉克和沃森（Clark & Watson，1991）基於兩個核心維度——神經質／積極情緒和外傾性／消極情緒——提出了他們的三元模型理論（Clark，2005；Clark，Watson，& Mineka，1994；Watson，2005）。

為了更清楚地弄明白這些概念，研究者用潛在變量模型探究這些人格特質在焦慮和心境障礙中扮演的角色（Brown et al.，1998；Chorpita，Albano，& Barlow，1998；Clark，2005；Clark & Watson，1991；Watson，2005）。布朗及其同事（Brown et al.，1998）證實了情緒障礙的層級結構：從神經質到廣泛性焦慮障礙、社交恐懼症、驚恐障礙、強迫症和重性抑鬱障礙的顯著通路，表明神經質和外傾性在層級結構內屬於更高級別的因素。值得注意的是，低水平的積極情感與重性抑鬱障礙和社交恐懼症之間的顯著通路相關。除此之外，羅塞利尼、勞倫斯、邁耶和布朗（Rosellini，Lawrence，Meyer，& Brown，2010）發現，場所恐怖症也和低水平外傾性相關，並由此與驚恐障礙進行了區分。

其他一些研究團隊重復了這些研究，並得出了相似的結論（例如，Griffith et al.，2010；Kessler et al.，2011）。一項以青少年為研究物件的使用自評和他評測量的大型研究顯示，神經質是心境障礙和焦慮障礙終生診斷的共同因素（Griffith et al.，2010）。雖然焦慮障礙和心境障礙的各診斷分類裡的具體症狀無法被完全歸類到更高級別的氣質維度上，但是基於這些數據可以得出結論，情緒障礙之間的相似性比重大於差異性。

對情緒體驗的消極反應

與健康的同齡人相比，患有情緒障礙的個體會呈現更高水平的消極情感或神經質（Brown & Barlow，2009），表達消極情緒的頻率會更高（Campbell-Sills，Barlow，Brown，& Hofman，2006；Mennin，Heimberg，Turk，& Fresco，2005）。更重要的是，他們往往對情緒體驗有更消極的反應（Barlow，1991；Barlow et al.，2011；Campbell-Sills et al.，2006；Brown & Barlow，2009），更難以接納情緒（McLaughlin，Mennin，& Farach，2007；Tull & Roemer，2007；Weiss et al.，2012），更無法容忍消極情緒（Roemer，Salters，Raffa，& Orsillo，2005）。因此，很多情緒障礙患者都想盡可能減少消極的情緒體驗（Aldao，Nolen-Hoeksema，& Schweizer，2010；Baker，Holloway，Thomas，Thomas，& Owens，2004）。這樣的消極反應是由個體在情緒體驗發生時的處理方式導致的（Sauer & Baer，2009；Sauer-Zavala et al.，2012）。例如，驚恐障礙的早期模型zui早呈現出了這樣具有功能性聯繫的關係：個體在經歷了一次驚恐發作後，會將身體症狀（如呼吸急促）與這次發作聯繫起來，並喚起焦慮，使個體關注接下來要發生的事情（如暈厥或再次驚恐發作），從而進一步加劇身體症狀和認知症狀（Barlow，1988；Clark，1986）。沒有驚恐障礙的個體在經歷驚恐發作時並不會誘發相似的情緒反應（因此被稱為非臨床性驚恐發作）（Bouton，Mineka，& Barlow，2001）。所以對於患有驚恐障礙的個體來說，擔心驚恐發作及發作時的消極情緒反應比驚恐發作本身更能對症狀起維持作用。對情緒的消極解釋會強化情緒體驗，這一現象並不專屬於驚恐障礙，在其他焦慮和心境障礙中都很常見。例如，拉赫曼和德席爾瓦（Rachman & de Silva，1978）發現，強迫症患者和對照組在壓力下會產生相似的消極的闖入性思維，但是只有強迫症患者組對那些明顯的消極想法產生了強烈的痛苦和焦慮反應。另一個例子是，當遇到潛在的壓力情境時，患有廣泛性焦慮障礙的個體會嘗試通過表達擔憂（以密集的語言過程激活大腦抑制情感的結構區域），或者通過相關的檢查和確認行為，來緩解他們的情緒；而非廣泛性焦慮患者不會這樣做（Newman & Llera，2011）。情緒障礙間的差異（例如，驚恐障礙、強迫症和社交恐懼症之間的不同症狀表現）可能是由早期特定的習得性經驗決定的（Barlow，Ellard，Sauer-Zavala，Bullis，& Carl，2014）。無論如何，情緒障礙的心理病理核心機制或者功能性關係都是由消極的情緒反應和繼發的想要緩解情緒體驗的嘗試形成的。

反映功能性關係的相關組塊

當前，已有多項與情緒障礙的發展和維持相關的跨診斷組塊（constructs）通過研究得以明確，它們共同描述了一種對情緒體驗感到厭惡的傾向（Barlow，Ellard，Sauer-Zavala，Bullis，& Carl，2014）。這些組塊包括經驗性回避、焦慮敏感性、缺乏正念覺知力、消極評價和歸因，它們均反映了神經質中的失控感（見圖1.1）。

經驗性回避（experiential avoidance）是一種想要逃離或回避不舒服的內在體驗（如想法、回憶或情緒）的衝動（Hayes，Wilson，Gifford，Follette，& Strosahl，1996）。一些研究表明，患有焦慮或抑鬱障礙的個體在自我報告中呈現出了高水平的經驗性回避（Begotka，Woods，& Wetterneck，2004；Berking，Neacsiu，Comtois，& Linehan，2009；Kashdan，Breen，Afram，& Terhar，2010；Shahar & Herr，2011）。李、奧爾西洛、羅默和艾倫（Lee，Orsillo，Roemer，& Allen ，2010）發現，在考慮了與消極情感頻率有關的方差後，經驗性回避能夠預測廣泛性焦慮障礙的症狀。另外值得注意的是，此組塊在神經質與創傷後應激障礙之間起中介作用（Maack，Tull，& Gratz，2012；Pickett，Lodis，Parkhill，& Orcutt，2012）。而近期的研究發現，在有高水平經驗性回避的個體中，回避的應對策略在消極情緒體驗和主要抑鬱症狀間起部分中介效應（Cheavens & Heiy，2011）。患有情緒障礙的個體往往會使用各種形式的回避性應對策略，包括情緒抑制和思維反芻。情緒抑制（emotion suppression）是一種個體試圖消除消極的、不想要的情緒喚起體驗的策略。然而，這些情緒通常會以更激烈的形式卷土重來，並導致消極情感的增加（Abramowitz，Tolin，& Street，2001；Rassin，Muris，Schmidt，& Merkelbach，2000；Wegner，Schneider，Carter，& White，1987）。患有情緒障礙的個體，包括抑鬱障礙、廣泛性焦慮障礙、強迫症和創傷後應激障礙，都報告了高水平的情緒抑制（Purdon，1999）。

思維反芻（rumination）是另一種認知策略，指的是個體反復固著於消極心境和可能導致這些心境的原因、意義與結果（Nolen-Hoeksema，1991）。經證明，思維反芻會強化消極情感。隨著消極心境的不斷增加，思維反芻也會越來越多，直到個體轉移注意力，開始使用回避行為（如反復檢查、物質濫用或自傷行為）（Selby，Anestis，& Joiner，2008）。因為暫時性地免除了個體所承受的令人痛苦的憂慮，這樣的循環也得到了負強化（Lyubomirsky & Nolen-Hoeksema，1995；Lyubomirsky，Tucker，Caldwell，& Berg，1999）。這種策略的使用在情緒障礙中普遍存在，並能預測焦慮和抑鬱症狀的加重（Aldao et al.，2010；Butler & Nolen-Hoeksema，1994；Calmes & Roberts，2007；Hong，2007；Nolen-Hoeksema，2000；Nolen-Hoeksema，Larson，& Grayson，1999；O’Connor，O’Connor，& Marshall，2007；Sarin，Abela，& Auerbach，2005；Segerstrom，Tsao，Alden，& Craske，2000）。

另一個被確定為情緒障礙的發展因素的跨診斷組塊是焦慮敏感性（anxiety sensitivity，AS），指一種相信焦慮和恐懼的症狀會有消極結果的傾向（Reiss，1991）。除與情緒本身的持續時間和嚴重程度相關外，它還特別影響了不同人在情緒體驗發生當下的個體性反應。雖然對焦慮敏感性的討論主要是在伴有或不伴有場所恐怖的驚恐障礙背景下進行的（例如，Maller & Reiss，1992；Plehn & Peterson，2002；Rassovsky，Kushner，Schwarze，& Wangensteen，2000），不過也有一些研究證實焦慮敏感性和其他焦慮與抑鬱障礙有所關聯（Boswell et al.，2013；Naragon-Gainey，2010；Taylor，1999；Boettcher，Brake，& Barlow，2016）。

有意思的是，焦慮敏感性除了能預測焦慮體驗的傾向性之外，還能夠跨診斷地預測焦慮與抑鬱障礙的發作（Maller & Reiss，1992；Schmidt，Keough，Timpano，& Richey，2008）。在治療期間焦慮敏感性的降低預示著患者的康復（Gallagher et al.，2013）。除此之外，焦慮敏感性對於心境障礙和焦慮障礙症狀的預測甚至比神經質擁有更高的增值效度（Collimore，McCabe，Carelton，& Asmundson，2008；Cox，Enns，Walker，Kjernisted，& Pidlubny，2001；Kotov，Watson，Robles，& Schmidt，2007；Norton et al.，1997；Reardon & Williams，2007）。這支持了一個論點，即個體與消極情緒的關係，和消極情感的持續時間或嚴重程度一樣，都是情緒障礙發展的決定性因素。因此，我們目前正致力於將對焦慮敏感性的研究成果拓展至普遍意義上的情緒敏感性。

缺乏正念覺知力也是情緒障礙的特徵之一。正念（mindfulness）指的是對個人體驗（包括當下的情緒）的覺察和接納，無論這些體驗有多麼令人不悅（Cheavens et al.，2005；Hayes et al.，1996；Kabat-Zinn，1982）。跨診斷研究發現，不同的情緒障礙都會呈現正念覺知力的缺乏（Baer，Smith，Hopkins，Kritemeyer，& Toney，2006；Brown & Ryan，2003；Cash & Whittingham，2010；Rasmussen & Pidgeon，2011）。zui近的一項研究發現，在實驗室壓力源的作用下，有高水平正念覺知力的個體比低水平個體報告了更少的焦慮感，並且顯示了更低的皮質醇反應（Brown，Weinstein，& Creswell，2011）。另外，和消極情緒的固有傾向相比，個體運用正念來應對消極情緒的頻率更能預測精神病性問題（Segal，Williams，& Teasdale，2002；Sauer & Baer，2009）。與經驗性回避和焦慮敏感性相似，這些研究結果支持了聚焦於個體對消極情緒發生時的反應的重要性。

zui後，鑒於貝克（Beck）博士自20世紀70年代就開始的先驅性工作（如Beck，1976），我們已經認識到所有情緒類的障礙都和對他人（包括自己）及情境的歸因與評價有關，這些歸因和評價往往是悲觀且消極的，並且非常僵化和自動化。如上所述，雖然這些消極的解釋與評估zui初是在對抑鬱障礙的研究中發現的，但它們其實在焦慮與心境障礙中也普遍

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