溝通分析的再決定療法(原著修訂和更新版)（簡體書）

作者簡介

瑪麗·麥克盧爾·古爾丁（Mary McClure Goulding）
社會工作碩士；國際溝通分析協會臨床教員；與丈夫羅伯特·L.古爾丁一同開發了溝通分析的再決定療法，並共同創立了位於美國加利福尼亞州沃森維爾的西部團體與家庭治療研究所。

羅伯特·L.古爾丁（Robert L. Goulding）
醫學博士；國際溝通分析協會創始成員；西部團體與家庭治療研究所聯合主任；於世界各地教授溝通分析的再決定療法。

譯者簡介

周司麗
香港中文大學咨詢心理學博士；國際認證溝通分析教師及督導師（受訓中），國際認證溝通分析師（心理治療方向）；中國心理學會注冊督導師，注冊心理師； 中華女子學院應用心理學教師。

在溝通分析流派的創始人艾瑞克·伯恩離世後，溝通分析流派內部劃分成三個分支學派，其中之一便是再決定學派。再決定療法的創始人羅伯特·古爾丁和瑪麗·古爾丁將溝通分析與格式塔療法進行了創造性的結合，創造出了這種兼顧理性與情感，能廣泛地應用於團體與個體心理治療的方法。古爾丁夫婦創辦了西部團體與家庭治療研究所，多年來一直為世界各地的治療師提供心理治療培訓。從書中大量的真實案例和對話中可以看出，古爾丁夫婦的治療充滿創造力、活力與生命力。在了解溝通分析基本理論的基礎上，《溝通分析的再決定療法》可以為你提供如何在不同情境中有效應用溝通分析的實用技術和方法。

《溝通分析的再決定療法》所表達的內容、精神和方向始於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1941—1945）產生的生存性需求。
簡單來說，全世界對人類的一個群體向另一個群體犯下難以理解的暴行感到憤怒。
每一位涉及其中的男性和女性，其自身的力量對阻止這場災難來說都必不可少。在武裝部隊中，這意味著工作人員受到心理傷害時，必須盡快恢復工作。
沒有時間可以浪費。然而，當時治療心理障礙的技術和理念都非常緩慢，治療結果通常也不理想。這些方法更側重於病理學。
更加快速有效的方法亟待出現。後來，心理療法側重於強化健康，以期快速見效。這種取向直接針對個人及其有待恢復的能力，並相信有可能實現。
新的關注焦點在於如何盡快恢復正常機能。有句老話“需要乃發明之母”，在此適用。人們很快發現人類重塑自我的潛能遠超過以前的想象。新的可能性開始浮現了。
這些努力在民間的私營心理診所顯效甚微。不過，在戰爭結束後的幾年，聚焦於整合、改變的希望以及相信人們能夠“康復”的療法開始顯露。它們嘲弄既有的心理療法並終於開始對其實施改造。格式塔療法、溝通分析、理性情緒療法、生物能量學、羅爾芬及其他一些身體療法、家庭治療和短期治療是其中的一些代表。
對這些新療法的創始人遭遇的各種“起起伏伏”，我不會進行贅述。現在，已經有足夠多的證據表明人類“有能力”成長和發生改變，他們可以為自身的幸福“負責”。
所有孩子出生時都非常弱小。他們身邊的大人引領他們成為功能完善的成年人。從出生起，這些大人就開始看管他們，或者在他們能夠看管時看管他們，因為沒有孩子可以照顧自己。
這些導師（父母）只能展示他們學會的東西。如果他們在學習如何成為功能完善的人的過程中存在缺失或扭曲，那麼，他們也會把這些傳遞下去。
這些導師盡己所能。但由於他們很少關注如何才能成長為功能完善的人，因此我們大多數人都是以未獲取資質的工作人員為基礎而建立自我的。課程大多聚焦於順從和服從，以此為沃土形成的有關個人的決定和結論通常是有害的。然而，這些決定和結論卻常常“感覺起來”是遺傳的。
對人們來說，希望感至關重要。對治療師來說，這種需要也至關重要。
有關希望的哲學、對人類成長和變化過程的理解、促使成長和改變發生的技術和方法、相信人們可以改變的“骨子裡”的絕對信念，可以將治療師“倦怠”的危險轉化為有希望的感覺以及他們確實可以提供幫助的信念。
我認為瑪麗·古爾丁和鮑勃·古爾丁完全理解以上內容。這使得他們能夠帶著慈悲、希望和確信感抵達每一個人身邊。他們相信人人都可以成為功能完善的人，並展示了如何用簡單、直接的方法實現這一目標。

弗吉尼亞·薩提亞

第1章　再決定療法簡介

第二章　再決定與溝通分析
禁止信息
決定

第三章　症結與再決定
小結

第四章　合約
制定合約的過程
不自殺和不殺人合約
不發瘋合約
與不情願或非自願的來訪者制定合約
改變不可接受的合約
沒有合約的治療
隱藏合約

第五章　安撫
給予安撫
接受安撫
尋求安撫
自我安撫

第六章　情緒
憤怒
壓抑的憤怒
責備
悲傷
壓抑的悲傷
恐懼和焦慮
壓抑的恐懼
羞恥
內疚
後悔

第七章　告別

第八章　再決定
再決定的場景
背景、他人和來訪者

第九章　治療抑鬱
如果情況太糟，我就自殺
如果你不改變，我就自殺
我會自殺，這樣你就會後悔（或愛我）
我差點死了，這樣你就會後悔（或愛我）
我會讓你殺了我
我會證明給你看，即使那會要了我的命
即使要了我的命，我也要給你點顏色看看
總結

第十章　強迫症：案例一則

第十一章　恐懼症：一個周三的下午

第十二章　童年期虐待
性虐待
身體虐待
情感虐待

第十三章　如何釣魚：實施再決定

第十四章　結語

第三章
症結與再決定

症結是兩股或更多股相對抗的力量匯聚的點——卡住的地方。一個人坐在金門大橋的欄桿上。他停下來，對自己說：“但我不是真的想死。”他的另一部分說：“是的，我想死。”只要他在橋上處於衝突的平衡狀態，就是處於症結之中。如果他跳下去了，症結就打破了。如果他退回來決定不尋死了，症結也打破了，他站在了生存的一邊，至少暫時如此。未來，他可能再次面對相同的症結，但在此刻，症結解決了。（我們並不滿足於這種暫時的解決，它通常是由“成人”決定的。我們會努力獲得“兒童”的再決定，無論當下還是未來都不會自殺。）
鮑勃將症結劃分為三種類型或三種程度。一度症結存在於個體的“父母”和“兒童”之間，以應該信息為基礎。像我們之前解釋過的那樣，在世的父母從他的“父母”發出信息，例如“要努力”。父親告訴兒子“任何值得做的工作都值得做好”“永遠要多付出10%的努力”。想要取悅父親並得到父親認同的小男孩從他的“小教授”（A1）做出了通過努力討好父親的決定。他帶著對父親的取悅一直努力工作到了55歲，對此仍舊沒有覺察。55歲時，他決定放慢一點速度，所以他從“成人”做出決定，每天只工作8小時，每周工作5天，另外每年放1個月假。然而，僅從思考的“成人”做出決定往往不夠。他一慢下來就開始頭痛，甚至在開始打高爾夫球時發現自己每天要打36洞，讓自己筋疲力盡。他去釣魚也不是放鬆，而是在黎明時分就到達黃石公園，忙忙碌碌一整天，試圖把公園裡所有的魚都釣完。他還在聽從過去的“父母”信息，即應該信息，然後努力，取得成功，“把工作做好”。他還處於症結中，因為他還沒有深入自己的內心，沒有從早年的“兒童”中的“成人”做出再決定。
針對他的治療必須具有以下性質：他需要連接到童年時的一個場景，在這個場景中，他正在與父親對峙（當然是想象）。他看著父親並告訴父親他不會再繼續努力工作了。通常，人們確實會記起一個真實的場景，並能夠感受到那個場景中的情緒。例如，我們馬拉松團體中的一位成員想起他想報名參加少年棒球聯賽時，他的父親（一個小農場的農場主）卻不讓他去，因為他需要采摘漿果。這位患者回到那個場景，告訴父親，無論父親說什麼，他都要去打棒球。他不打算那麼辛苦地工作了。
他第一次對父親這樣說時，繃起了自己的肩膀，仿佛父親要打他一般。我們請他換一種方式再說一次，然後成為父親，用父親會響應的方式來做出響應。他坐在父親的椅子上（作為父親），說：“你不要這樣跟我頂嘴。滾回卡車裡。”然後，他坐回自己的椅子，再次告訴父親他要去打棒球而不是工作，父親已經沒法傷害他了。然後他詢問父親為什麼在他想玩的時候從來不讓他玩，父親回答：“因為我們要吃飯，我自己幹不完所有的活，如果你不幫忙，我們就沒飯吃了。”然後，作為自己，他回答道：“曾經是這樣，但現在不是了。我已經賺了足夠多的錢，不需要一直超額工作了。”在“兒童”做出再決定後，他成功地制訂了“成人”的計劃：“我要去菲爾丁（一所研究生院，有校外學位項目）讀書。並且我要減少個人執業時間，這樣我就不會日夜工作了。我會搬到一所便宜些的公寓，把比較昂貴的車換成便宜一點的型號，這樣我就能負擔得起了。”
再說一次，一度症結是針對應該信息做出的響應。孩子最初決定按照父母的要求去做，例如要努力。只要他能夠通過努力工作獲得安撫，沒有感覺工作干擾了生活中其他願望的實現，就會覺得這沒有什麼問題。但是當他想要改變，減少工作時，就會感到卡住，“無法”改變，這時他就處於症結中。想要打破症結，他需要從“自由型兒童”中的“成人”做出再決定——與做出要努力這一早期決定相同的“小教授”。
在二度症結中，“小教授”是針對禁止信息做出了決定，而非針對應該信息。例如，父母的“父母”給出了“要努力”的信息（一度症結），父母的“兒童”給出了“不要做小孩”的禁止信息。那麼，孩子可能的決定是“我再也不會做幼稚的事”。我們訓練和治療的很多治療師都屬於這種類型。他們非常努力，花很少時間玩耍。當他們玩耍時，也不像沒有接受過這種禁止信息的人那樣自發、自由、天真。他們甚至利用假期的時間來我們這裡接受1個月的培訓！
這些治療師可以從他們的“成人”做出不那麼努力工作的決定，也可以從“成人”做出更常玩耍的決定，但是他們的玩耍仍舊是程序化的，而非自由的。二度症結存在於孩子早年“兒童”中的“成人”（A1）與父母的“兒童”之間，父母的“兒童”現在已經成為孩子早年的“父母”（P1）。二度症結的解決與一度症結的解決相比，會卷入更多情緒。要想成功解決二度症結，患者要將自己帶回對真實父母的記憶中，他們的聲音聽起來如何，他們看起來如何，他們感受起來如何。二者的差異通常在於父母的情緒，一度症結的工作通常不會飽含那麼多情緒。解決二度症結時，治療師會創設出一個與患者最初做出決定時情緒強烈程度相當的場景。患者必須處於他的“兒童”而非“成人”！這個場景通常是一個早期場景，其中，患者不僅能再次生動地體驗當時的地點和人物，也能再次生動地體驗自己和他人的情緒。
建立對話，患者陳述自己的目標：“如果我去玩，我是好的。如果我做幼稚的事，我是好的。如果我大笑、快樂、興奮，我也是好的。”
在努力打破症結的過程中，對話持續，患者扮演父母的角色並發出禁止信息，然後再次成為自己。有時，他內化的父母會緊抓不放，患者必須向前一步，在自身其他部分——“兒童”中的“父母”——的反對面前做出再決定。有時，他從自己內在的其他地方找到支持，比如內化的另一位父母或內化的祖父母——或者內化的治療師。有時，他不得不為自己創造出新“父母”，這樣他的“兒童”中的“成人”和他的“兒童”中的“父母”最終才會同意做出再決定。最後，他說出、相信並體驗到“我正在玩，我正在做幼稚的事情，我正在大笑，我很快樂，很興奮！我像個孩子，我是好的！”。
這項工作並不容易。治療師需要仔細傾聽和創設環境。如果治療師只是每周單獨見患者1小時或2小時，這項工作極其困難，但如果是在團體中或者持續整個周末、1周或1個月的工作坊中，難度將沒有那麼大。
三度症結是指患者體驗到自己總是自己感覺的那個樣子。例如，成功修通了二度症結並做出了不自殺的再決定的抑鬱患者可能會——很高的可能性——放棄他的抑鬱。不過，他可能仍舊感覺自己沒有價值，並說總是感覺自己一文不值。他不覺得這種感受是源自父母的禁止信息和自己選擇順從的結果，而是感覺自己自然的存在狀態就是如此。他說，他“天生”就是這樣的。在三度症結裡，禁止信息非常早並且（或者）以非常強的非言語形式傳遞，所以患者沒有意識到自己曾被給予過。因此，二度症結的工作（在患者的“兒童”及幻想的父母的“兒童”之間）無法觸及三度症結的根源。即使我們知道患者有某種禁止信息並做出了早年決定，但是他無法感受到這一切。那麼，工作的關鍵就在於他自身的“小教授”的兩面之間——順從的“小教授”和自由型兒童的“小教授”，後者能夠憑借直覺找到一種新的生活方式。這項工作完全在“兒童”的兩面之間，以“我–我”的雙重獨白而非二度症結通常使用的“我–你”對話的方式進行。
再說一次，來訪者處於三度症結時，會相信自己一直都是固執、憤怒、毫無價值或不能玩耍的，或者相信自己真的是相反的性別，只是不幸地出生在錯誤的身體裡。要解決這類症結，患者需要同時考慮兩個方面——“我是男性的我”以及“我是女性的我”，或者“我是愛玩的我”以及“我是從來不玩的我”——交替成為每一面，直至他體驗到自由“兒童”這一部分的能量。當他體驗到，例如自己是有價值的，就會知道開始改變的興奮感。這是非常有力量和感動的體驗——來訪者做出再決定，放棄似乎會持續終生的特質，感受自身的自由和自主。

小結
至此，我們討論了TA的主要原則。首先介紹了三種自我狀態的基本概念——成人自我狀態存儲和加工信息，並依據信息采取行動；兒童自我狀態是童年經歷的總和，包括真實發生的事以及想象的事；父母自我狀態以養育自我或養育他人的方式行動，是從父母、代理父母或個體利用自身“兒童”和“成人”的力量創造出的“父母”那裡獲得的。
我們也曾寫過有關溝通、安撫和遊戲的內容，解釋過扭曲情緒（即長期的刻板情緒）、禁止信息、應該信息和早年決定。本章，我們聚焦於症結並開啟再決定這一主題。
我們的目標是什麼？並非發展一種新的語言或說服他人使用我們的語言。術語沒有魔法；它們可以被替換。這些術語只是為理解有關行為發展的理論提供了便捷的標籤。只有當它們能夠幫助人們過上更快樂的生活時，才是有用的。
我們的目標是創立一種改變的環境。我們創造出一個密集而非寬泛的環境，鼓勵患者在短時間內改變自我——1個周末、1周、2周或1個月——然後出去練習自己的這些改變，而不再接受進一步治療。我們不鼓勵負向或正向移情。我們不反對患者喜歡我們本身的樣子。我們知道我們在以一切方式鼓勵患者為自己的行為、思維和情感負責。我們不鼓勵依賴。我們對個體內心的改變更感興趣，而不是分析溝通、團體過程和人際關係。我們對團體過程興趣不大，對此很少談及，不過我?在工作坊中當然鼓勵“過程”。這一真實的過程每天24小時發生著，人們一起吃飯、一起玩耍、一起住在2~4人的房間裡。在團體中，我們主要做一對一治療。因為如果現場的情況保持簡單，真正參與者的數量保持在最低水平，患者就更容易維持在兒童自我狀態，並做出再決定。再決定的工作過後，患者可以練習他學到的東西——在泳池裡、餐桌邊，以及在彈奏吉他和安靜交談的夜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