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百個星期六：與斯特拉‧萊維追尋失去的世界（簡體書）

邁克爾·弗蘭克（Michael Frank），為《紐約時報》《華爾街日報》《大西洋月刊》《耶魯評論》等多家報刊撰稿，曾任《洛杉磯時報·書評》特約撰稿人近8年。另著有小說《缺失之物》（What Is Missing）、回憶錄《強大的弗蘭克一家》（The Mighty Franks）。2020年古根海姆獎學金（Guggenheim Fellowship）獲得者。與家人一起在紐約以及義大利的卡莫利（Camogli）生活。

馬伊拉·卡爾曼（Maira Kalman），生於以色列特拉維夫，4歲時隨家人遷居紐約。為兒童和成人繪製、撰寫過30多本書，也是《紐約客》和《紐約時報》的撰稿人。

★《華爾街日報》2022年十大好書
★美國圖書行業通訊Shelf Awareness 2022年十大非虛構好書
★2024年溫蓋特文學獎（Wingate Literary Prize）入圍作品
★榮膺猶太圖書委員會頒發的2022年春季納坦杰出圖書獎（Natan Notable Book Award）
★榮膺猶太圖書委員會頒發的兩項美國猶太圖書獎（大屠殺回憶錄類和塞法迪文化類）
★榮膺表彰猶太文學杰出成就的索菲·布羅迪獎章（Sophie Brody Medal）

內含12幅手繪插圖，由獲得過普林茲榮譽獎（Printz Honor）的藝術家馬伊拉·卡爾曼繪製

一場關於故鄉、苦難、幸存和人生的交談。
一位非凡女性的故事，帶出一個民族的歷史；披露希臘羅得島猶太人鮮為人知的遭遇。

1944年7月23日，希臘羅得島上的1650名猶太居民被集體塞進三艘船，隨後是一列貨運火車，送往奧斯威辛集中營……幸存者斯特拉·萊維說：“我問自己這是為什麼，但沒有答案。你找不到答案，你只能講故事，你只能做這些。”

大海並非深邃的酒紅色，而是一片湛藍，清澈透亮，卻又深不可測，一眼望去令人心痛，仿佛看見某個人的眼神那般心痛。我凝視著這片深不可測的透明的藍色，側耳聆聽一位92歲的老婦人講述71年前發生在這片海邊的故事。
1944年7月23日，星期天。她告訴我，德國人故意選擇了星期天，因為星期天所有商店都關門。他們拉響空襲警報，盡管那天沒有飛機從頭頂掠過，也沒有炸彈從天而降，但警報會讓所有人——其余的所有人——待在室內。在那幾個小時裡——6個小時，也許更長時間——他們1650個人步行到港口，沒有一個平民親眼見證這一切，沒有人反對，或前來道別。
她說，他們就像一支送葬隊伍，隊伍裡的人在為自己哀悼。
整個羅得島的猶太社區的人就從我們現在站著的這個地方被裝上了三艘船。她屬於這個社區，這是她生活的島嶼，她將其視為自己的一小片土地。這1650個人將被運送到比雷埃夫斯港，然後被運送到海達裡的監獄，再從那裡被送上將在兩個星期後開往奧斯威辛的火車。從時間和地理角度來看，這無疑是所有驅逐行動中最漫長的一趟旅程，從很多方面來看，這即使不是最荒謬的行動之一，也差不太多了。
“我們都是些老人、年輕的姑娘和小孩，”她說，“包括我在內的大多數人一輩子都沒離開過這座島。直接在這裡把我們殺掉更省事，至少可以讓我們和其他猶太人埋在一起。”
現在，92歲的斯特拉·萊維望向海面，注視著地平線。她凝視著蔚藍的水天相接處那條清晰的分界線。然後，她轉頭看向我。她的臉蒙上了一層陰影，她的目光幽深，仿佛看到了我無法想象的東西。
她沉默了很長一段時間才開口道：“也許到了一定程度，回來的就不再是你本人。或許，你只能在記憶中回到過去。”

這不是斯特拉第一次來羅得島的猶太社區，但很可能是最後一次來。她來與她出生和成長的社區建立聯繫，或者說重新建立聯繫，也可以說是再次嘗試建立聯繫，就像她的父母、祖父母以及歷代祖先所做的那樣。這一歷史可以追溯到15世紀晚期，當時這些塞法迪猶太人被驅逐出西班牙，分散到歐洲和地中海各處。因為她來到這裡，所以我也來到這裡，哪怕我對她的了解還遠遠不夠。我在羅馬的時候，得知她計劃來一次晚年回訪羅得島之旅，於是也訂票過來，相當於自己邀請自己。後來她告訴我，這就是她決定把她的故事講給我聽的原因之一。後來我才醒悟，我之所以會到這裡來，一定程度上是為了贏得她的信任。

幾個月前，我們倆才在紐約大學義大利研究系位於格林威治村的義大利之家認識。2015年2月的一天晚上，我要去參加一場講座，遲到的我匆忙找了張椅子坐下，那是長方形木桌旁唯一一個空著的座位。就在我平復喘息的時候，一個帶著濃重義大利口音的詢問飄了過來：“你從哪裡這麼著急趕來？”
問這個問題的女人上了年紀，舉止優雅。她的五官分明，頭髮染成棕色，打理得十分有型，完美襯托她的臉型。她上身穿著一件開襟羊毛衫，下身是一條深色裙子，修長的手指上交替戴著鑲有寶石的銀戒指。
我告訴她我才下了法語課。她了然地點了點頭。
我和她一樣，來義大利之家是為了聽一場有關博物館、記憶和納粹法西斯之間關係的講座。演講人會討論有關紀念館的話題，探討這些紀念發生過令人憎惡的事件的現實建築所面臨的挑戰，或在不相關的地方紀念這些令人憎惡的事件所面臨的挑戰。
她又問了第二個問題：“我能問問你為什麼學法語嗎？”
她那雙褐色的眼睛閃爍著好奇的光。我感覺到她想要或是期待著一個深刻的，或者至少是一個有趣的答案。我只能如實回答。我解釋說，因為法語是我從初中開始學的第一門外語。我告訴她，在說了這麼多年義大利語之後，我想重拾舊課。我表示，我不想在旅行時讓自己陷入尷尬境地。而且，我希望有一天能用普魯斯特的母語閱讀其作品。
不知為何，在她熱切的注視下，我擔心從我嘴裡說出來的一切會變成法棍-羊角麵包-貝雷帽——我在巴黎的商店裡希望買到的東西。
她又點了點頭，繼續問道：“你想知道法語對我的人生有什麼幫助嗎？”
意識到我說義大利語時，她換了一種語言，於是我也換成義大利語答道：“當然。”
“我到奧斯威辛的時候，”她講述道，“他們不知道該拿我們怎麼辦。不會說意第緒語的猶太人？這算什麼猶太人？我試圖向他們解釋，我們是來自羅得島的說拉迪諾語的塞法迪義大利猶太人，但沒什麼用。他們問我們會不會說德語。不會。波蘭語？不會。法語？‘會，’我回答，‘我會說法語……’”
說到這裡她停頓了一下。“我會說法語，會一點，因為我的姐姐們參加了世界猶太聯盟。她們會在家分享學到的東西。除此之外，我還在學校繼續學習這門語言。羅得島的很多女孩都會學法語。因為我們會說法語，在奧斯威辛，他們把我們跟法國和比利時的女人們關在一起，她們會說法語和意第緒語，也會一點德語，足以充當翻譯，也能和我們交流。而且，她們了解當時的情況。因為清楚發生了什麼，她們設法活了下來，我們也跟著活了下來。”
她向後靠在椅子上，繼續說了一句：“這就是法語對我人生的幫助。”
第二天一早，我接到納塔利婭·因得裡米的電話，她是總部位於紐約的普裡莫·萊維中心的主任，該中心致力於研究義大利猶太人歷史，這次講座就由其組織。我會認識納塔利婭，是因為我曾請她幫忙調查一個發生在戰爭年代的義大利故事。我20多歲時曾在義大利生活過一段時間，從此以後就對這個主題很感興趣。
納塔利婭告訴我，前一天晚上坐在我旁邊的那個女人叫斯特拉·萊維，她很高興能認識我。在我表示我也很高興認識她之後，納塔利婭接著說，斯特拉寫了一些關於她在羅得島的童年和青年時代的東西，準備在即將於普裡莫·萊維中心舉辦的晚會上做簡短演講。由於對自己的英語寫作水平沒有把握，她想知道我是否願意和她見一面，幫她修改一下演講稿。
兩天後，當我從大學廣場的綠色遮陽篷下走過時，絲毫沒有意識到這是接下來的6年裡我要和這個女人一起度過的第一個星期六。在我眼中，這個女人就是山魯佐德、歷史見證人、魔術師，以及邀請我一起旅行的時間旅行者。
或許，你只能在記憶中回到過去？
或許。

52
斯特拉打開門，看起來似乎前一天晚上一夜未眠，或是睡得很少。她的眼神空洞呆滯，蒙著一層陰影。她重重地跌坐在慣用的扶手椅裡。
她開口道：“我昨晚夢見了我的兩個姐姐薩拉和勒妮。一團糟——我告訴過你，勒妮不喜歡這種字眼，是吧？在夢裡，她們對我們在羅得島的房子充滿疑問，搞不清現在誰擁有它……”
“斯特拉，誰擁有它呢？你知道嗎？”
“20世紀70年代末我回去的時候，我終於可以找人問問我們被驅逐出境後發生了什麼事。我聽說當時島上的希臘人都快餓死了，他們闖進來，把所有能吃的都吃光了，帶走了所有能賣錢的東西。冬天時，他們還把我們的家具當柴火燒了。我甚至不知道這是不是真的……”
房子呢？“別忘了，房子是我祖母的，幾個堂兄弟對房子的歸屬有不同意見，他們認為自己也擁有部分產權。就像對我母親的珠寶首飾一樣，我們也對這棟房子放了手。我們以極低的價格賣掉了屬於我們的產權，基本上放棄了與猶太社區的最後一點有形聯繫。我們家沒人想要這房子。你會發現，猶太社區裡沒有人再回去長居羅得島。我們中的許多人甚至好幾年、幾十年都沒回去過……”
勒妮首先出現在夢裡，接著是薩拉，房子一團糟，她們大惑不解。一開始，房子似乎是羅得島的房子，後來又變成了不同的房子，一棟現代的房子，勒妮在夢裡對斯特拉說：“你不想來這棟房子嗎？這棟房子比其他的都好。”
流離失所，重新安置，對於家在哪裡、家是什麼感到困惑：很難想象出更符合斯特拉情況的夢境，尤其是現在，考慮到我們最近談話的主題。
她繼續對我說，夢在她的生活中扮演著重要角色。而且，夢不僅僅對她一個人如此重要。她說，勒妮曾做過一個夢，除了她們的媽媽和斯特拉，她當時從沒把這個夢告訴過任何人，而在此之前斯特拉也從沒泄露過這個秘密。
首先，她設定了場景：離凱安察廣場兩扇門的地方，就在但丁·阿利吉耶裡協會旁邊，有一棟帶陽臺的建築，可以從陽臺上俯瞰廣場。在勒妮的夢裡，有兩個年長的女人站在這個陽臺上。一個是她們的外祖母薩拉·諾特利卡，另一個則是薩拉的姐妹馬扎爾托夫·德·雅各布·帕夏，她（在現實生活中）離開羅得島去了西雅圖生活。陽臺上還有其他幾位年長的女性，但勒妮想不起來她們是誰。下面的街上，站著兩個拉比，整個社區的人都從他倆面前走過。拉比們對他們說著“你走這兒”和“你走那兒”。斯特拉、薩拉（薩拉·諾特利卡，斯特拉的表妹）和勒妮也在這群人中，薩拉和勒妮後來都和斯特拉一起被關進了奧斯威辛集中營。她們的外祖母薩拉·諾特利卡（表妹薩拉·諾特利卡的祖母）哭喊道：“可她們是我的孫女呀！”
第二天早上，勒妮把這個夢告訴了她們的母親，米麗婭姆跑到猶太教堂點起一盞油燈。她跑出門的時候還念叨著：“一切都會好起來。”
勒妮在被驅逐出境之前做了這個夢——多久之前？幾個月前。
斯特拉說：“勒妮根本不是會做這種夢的人。她並不愛搞神神秘秘那一套。她自己都不敢相信自己會做這樣的夢。她不停地搖頭，我也不停地搖頭……”
斯特拉繼續向我講述了猶太社區的一些事情。人們會做夢，會看到幻象和幻影。她的舅舅艾薩克·諾特利卡在去美國之前，在至聖日（High Holy Days）之前的一天凌晨，他正走在去誦讀贖罪詩（selichot）的路上，就在離他住的海之門附近不遠的地方，他看見一群身高是普通人三倍的巨人，沿著馬路緩慢前行。後來，他把這件事告訴了米麗婭姆，他將那些巨人描述成我們中最優秀的人。也就是說：天使，或是像天使一樣的人。他知道他看到了什麼，他知道他們是誰。
德國人占領羅得島，並開始將義大利士兵和軍官送往戰俘營之後，斯特拉做了一個重要的夢。1943年夏天，路易吉·諾費裡尼回到義大利。他加入了遊擊隊，再也沒有回到羅得島，因為從那以後就不可能再回來了。他離開了他的好朋友真納羅·泰肖內。
“我和真納羅很多時間都在一起，我們一起出去玩，一起唱歌，互相傾訴，交換詩歌……他本人就是一首詩，他也寫詩，其中一些是寫給我的。我有一整本他寫的東西。也許有一天我會拿給你看……”
說完這些，斯特拉陷入了沉默。
“我之前跟你說過他的事。但我從沒告訴過你這件事。”
她的夢：她在1943年12月做了這個夢，確切地說是在8號晚上。泰肖內赤裸裸地躺在猶太社區的中心廣場上。就是這樣：一個影像，她如此關切的男人真納羅·泰肖內無聲的裸體影像。
斯特拉醒來後十分不安，像之前的勒妮一樣，她跑去向母親描述了她的夢，她的母親立刻說：“去門柱聖卷那祈禱一下，然後去教堂再祈禱……快點。”
斯特拉照做了，但祈禱無濟於事。她一整天都心神不寧。最後，她騎車去了阿博格戴爾玫瑰酒店，她知道島上的軍官們某個特定時間都在某個特定房間用餐。在騎到義大利廣場之前，她被泰肖內的衛兵（soldato attendente）攔了下來，他說：“斯特拉小姐，我正要去找你。我們收到命令，泰肖內必須離開這座島，被送往德國的監獄。德國人告訴他，他必須執行命令，他已經回家準備了。”
“準備？”斯特拉問道。
“收拾衣服和其他東西。”
一小時後，泰肖內的另一個朋友，一名叫尼諾·加爾佐裡尼的中尉來到斯特拉家門口，告訴她泰肖內進了醫院。他不願意進監獄，選擇了開槍自殺。當晚，他就去世了。
我問斯特拉，她怎麼可能在夢中看到這場悲劇，或者說它的夢境版？
“猶太社區的生活就是這樣。我們會感知到一些東西，一些跡象，一些預言。我想，我們可能更容易接近……那些看不見的東西，也許是因為我們的關係如此緊密，或許……我真的不知道為什麼。在這裡就絕不會發生這種事。我幾乎不認識這棟樓裡的人，更不用說格林威治村了，而我已經在這裡住了半個多世紀。”
因為這是一起自殺事件，他們不允許在比較大的聖喬瓦尼教堂舉行葬禮，只能在較小的聖弗朗切斯科教堂舉行儀式。“我們都去了，連我的母親和她的一個朋友都去了，她們待在外面，我、勒妮、薩拉·諾特利卡、維多利亞·科恩和其他幾個朋友都進了教堂裡面……”說到這兒她停頓了一下，“我這輩子從來沒有……從來沒有感受過……”
斯特拉說不出話來了，但她的表情代替話語完成了無聲的交流。70多年過去了，我還能清楚地看到這場死亡是如何糾纏、困擾著她。
泰肖內留下了幾封信。在給他的上校的信中，他用正式而凝重的語氣表示，他很清楚他和其他士兵目前無法為義大利在愛琴海地區遭受的侮辱復仇，他拒絕在不光彩（senza onore）的投降後當俘虜。他說他已經做出了他覺得必須做的決定：
作為一名長期駐扎在愛琴海地區的軍官，我的行為準則比較老派，我將留在這裡，帶著額頭裡的子彈被埋葬在這裡，我將親手平靜地把子彈送進額頭。
在決定以這種方式奉獻自己時，我的內心已經做好了準備，我將滿懷力量與信念，以及從未感受過的內心的平靜，予以執行……
義大利再生之時，替我向其致意。
告訴她，我愛她勝過自己的生命。
他對他的父親寫道：
人們會告訴你，我是一名值得尊敬的士兵。我已盡我所能來捍衛家族榮耀。
我要擁抱你、媽媽和所有人。我感覺從未與你如此親近。
當他們返回猶太社區時，鄰居家的一個女孩低聲說：“看斯特拉，她在為她的義大利男朋友（fidanzato italiano）哭泣。”
斯特拉搖著頭說道：“誰不會為失去這樣一個人而哭泣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