藩屏：明代藩王的藝術與權力（簡體書）

柯律格（Craig Clunas）
牛津大學藝術史系榮休教授，英國國家學術院院士。曾於英國維多利亞與艾爾伯特博物館長期從事策展和研究工作，並先後任教於薩塞克斯大學、倫敦大學亞非學院和牛津大學。其研究和出版活動主要圍繞明代中國，同時也涵蓋20世紀及當代藝術。已出版的專著包括：《回音室：1897—1935年跨國的中國畫》《長物：早期現代中國的物質文化與社會狀況》《蘊秀之域：中國明代園林文化》《明代的圖像與視覺性》《雅債：文徵明的社交性藝術》等。

黃曉鵑（譯者）
美國普林斯頓大學東亞研究系博士，獨立學者，從事明清社會史、宗教史及藝術史方面的研究。

1. 知名藝術史學者、牛津大學榮休教授柯律格明代藝術代表作
◇ 以藩王為主要研究物件，填補明代藝術史學研究空白
◇ 譯文、插圖全面煥新，增補作者親筆序言

2. 一部向“權威”歷史發問的開拓之作，探索藩王的藝術貢獻與政治意義
◇ 南北兩京是明朝的中心，朝廷與士人是明史的主角。歷史的聚光燈之外，生活在“邊緣”地域、作為“他者”存在的藩王過著怎樣的生活，又如何通過藝術影響王朝的發展？
◇ 以藩王的物質文化為線索，以跨文化的比較視角反思被史學界長期忽視的明代宗藩及其文化參與，力圖構建更全面多元的明史敘事

3. 立足於實地與實物的學術考察，開啟一場豪華豐富的“藩王”主題藝術之旅
◇ 太原的晉祠和崇善寺、武漢的“梁莊王珍藏”、濟南的“魯王之寶”、成都的蜀王陵遺跡……以藩王為線索，串聯中國各省的藝術寶藏
◇ 建築、書法、繪畫、金銀器、青銅器、樂器……不問媒材，多角度、多層次地展示明代藩王的文化參與

4.巫鴻、趙世瑜、霍吉淑、賴毓芝、黃小峰等中外知名學者聯袂推薦！
◇ 《藩屏》一書的再版證明此書的持續生命力，通過對考古資料、文獻記載以及傳世書畫和文物的綜合研究，揭示出世襲貴族在確立明代文化風尚和藝術趣味中所起的核心作用，矯正了以往研究中對文人和官僚階層的偏重，對理解和研究明代美術史和文化史具有重要意義。此書並為從社會學角度研究文化藝術拓出一條新的路徑，已經激發並將繼續激發進一步的探討。
? 巫鴻（芝加哥大學教授，美國文理學院院士）

◇ 正如作者在序言中所說，本書原是寫給對中國歷史文化不太熟悉的英語讀者的，因此，選取明代藩王的藝術品味作為描述物件是不錯的選擇。當然，這一點對歷史學者，特別是明史學者以外的中國讀者來說也適用，畢竟關於明代藩王的研究著作很少。? 趙世瑜（北京大學歷史學系教授）

◇ 針對藩王從事藝術活動的研究非常少，尤其像《藩屏》這樣從藝術作品的角度切入藩王具體生活，通過研究這些視覺圖像的產生與傳播，來掌握藩王的社交活動，溝通起帝王宮廷與民間社會之間的關聯，可以說是第一本。
? 黃小峰（中央美術學院人文學院院長）

◇ 柯律格是研究明代的杰出專家和學者，他關於收藏和明代社會的著作已經徹底改變了這一領域。《藩屏》將他的工作引向了一個全新的境界……它是一項很大的貢獻，將會帶給我們新的、令人振奮的深刻見解。
——雷德侯（海德堡大學東亞藝術史系主任）

◇ 《藩屏》是一次特別的、雄心勃勃的嘗試，目的是同時講述藩國的歷史與地理，寫下藩國藝術生產的歷史。這是一本開拓性的專著，它力圖修正人們對明代藝術的理解。
——裴珍妮（多倫多大學藝術學院副教授）

新版序：再讀《藩屏》

我的第一本書出版於1984年。在超過40年的寫作生涯中，我作為作者的一個習慣是不去回顧已經寫下的東西，在完成一個題目後頭也不回地轉向下一個。因此，讓我回顧你正在閱讀的這本書的寫作過程，並再次思考其中提出的關於明代藝術與文化的課題，對我而言是個有點令人畏懼的任務。明代是我作為學者關注的焦點，但不是唯一的焦點。然而我並不畏懼，反而十分高興能有機會對本書的出版方、編輯與譯者表達誠摯的感謝。他們看到了再版《藩屏》的價值，並且十分溫和且高效地修正了我的一些錯誤，令此書能夠以更好的面貌呈現在中國讀者面前。我非常感謝他們。
需要說明的是，我的所有書（自然）都是以英語寫就的，最初面向的是英語讀者。這個讀者群很小，主要由中國藝術史學者與歷史學家組成。這反映了我研究的課題在英國的語境中是很晦澀的。在這裡關於明代歷史與文化的知識並不普及，在中國盡人皆知的名字與歷史常識，在英國卻只有極少數專家才會知曉。如果中國讀者能通過翻譯從我的思考中汲取對你們而言有意思的內容，我當然會感到開心與榮幸。但似乎有必要強調，在我最初寫作這本書的時候，縈繞在我腦海中的問題是西方讀者知道（或不知道）什麼。一直以來，我都希望至少能讓英國讀者以對他們有意義的方式，獲得一定對明代歷史文化的了解（當然，這並不取決於我，而取決於他們是否願意有所了解）。
我想首先講講我是如何“發現”明代藩王及其文化角色的。最膚淺的答案是：我根本沒有“發現”他們，他們其實一直都在那裡。但在一定程度上，在我接觸的有關中國藝術或明代歷史的英文學術文獻中，明代藩王可以說是一個“隱藏在眾目睽睽之下”的課題。這樣說的意思是，當文獻中提及藩王時（這種情況實際上非常少見），他們通常被認為無關緊要，或是被丑化為那個時代裡完全負面的角色，是一種文化和歷史編纂中的“黑洞”。在本書的第一章，我解釋了出現這種情況的一些原因，以及直到目前為止藩王在明代綜述中被忽視的原因（其中一些原因較為容易理解）。1991年，我開始研究明代園林文化。早在那時，我就驚訝地發現明代北京城內的一些名園不屬於士人精英，而屬於世襲貴族。因此，我心中一直
都知道，文人並非唯一值得關注的群體。回顧筆記，我意識到自己首次公開討論這個課題是在2005年5月。當時，我在位於倫敦的英國皇家亞洲學會就明代貴族的文化贊助這一主題發表演講。而早在同年2月，我就已經開始記下關於這個話題的一些想法了，包括當我們談論明代統治者的兒子時，為什麼應該將“王”翻譯為英語中的“king”（國王）而非“prince”（皇子）。如讀者所知，我沒能成功地說服西方的歷史學者，在幾乎所有英文明代論述中，“prince”仍然是“王”的標準譯法；所幸這對中國讀者而言不成問題。2004年初，我出版了一本以文徵明（1470—1559）的生平與藝術事業為主題的專著。從那年起，我還做了一系
列公共講座，講座內容構成了我在2007年出版的一本專著的基礎。這本專著從小的視角（一個明代人的生平）轉向了對明代視覺與物質文化的更宏觀的探討。在從特殊走向一般的過程中，我顯然開始思考明代文化的多樣性，而不局限於在歷史上處於明代論述中心的江南文人，即便當時我自己也傾向於只關注江南文人的著作與藝術作品。我開始探索江南大都市之外的明代文化，並且很快就發現，江南與明帝國其他地方不同的一個特點在於，這裡的社會景觀中完全沒有貴族人物。宗室成員生活在帝國其他地方。我開始好奇我們能從這些貴族階層身上了解到什麼，畢竟我所讀到的丑化藩王的單一敘述完全不能令人滿意。藩王一定不止如此吧？於是，我展開了調查。
回顧2005年英國皇家亞洲學會講座的講稿，我發現自己當時閱讀的是一些權威的明清史料，尤其是當時的畫論。諸如17世紀《名畫錄》的這類文獻讓我知道了明代宗室成員會進行藝術創作。但我很快意識到還有許多更加具體的資料可以查閱，比如內容更為豐富的《藩獻記》。《藩獻記》引領我注意到了一部15世紀時作於太原的叢帖——《寶賢堂集古法帖》。2006年，我在芝加哥大學就這部叢帖做了講座，並圍繞講座內容於2010年發表了論文。《藩屏》中第三章的內容同樣是以此為核心的。這一過程反映了我的工作方法。我會圍繞一份關鍵性證據（一件藝術品、一篇文本、一個事件）使更多想法逐漸匯聚。出版之前，我總喜歡通過講座來發展我的想法。這樣做的好處在於，聽眾會指出我的錯誤，同時我也能感受到聽眾理解了或未能理解哪些我所講述的內容，從而認識到哪些部分的闡述是不夠清晰的。因此，在我開始思考藩王和最終於2013年出版英文版《藩屏》之間的時光中，我對許多地方的聽眾講過這個主題：倫敦東方陶瓷學會、宮廷研究學會（對我而言的重要之處在於，這個學會並不專注於中國歷史）、加拿大亞洲藝術協會、布裡斯托大學、比利時中國研究所，以及位於臺北和劍橋的大學與博物館。兩個學術工作坊對我思想的形成尤為重要。其中之一於2011年在德國沃爾芬比特爾舉辦，主題是“統治者、宮殿與更大的世界：禮儀與文化聯繫（Rulers, Palaces, Wider Worlds: Ritual and Cultural Connections），探究了一系列不同的地區和歷史時期。這個工作坊迫使我在比較的框架下去思考和闡釋我的材料。第二個工作坊更加聚焦，以“明代的省級宮廷”（Ming Provincial Courts）為主題，由美國頂尖明史學者魯大維（David M. Robinson）在他任教的科爾蓋特大學舉辦，匯聚了一小批專家。我在那裡有幸結識了中國研究明代宮廷文化的重要學者趙中南，以及其他就這個課題展開各角度研究的中國和西方同僚。我不想讓讀者誤認為我是那時唯一一個關注藩王和藩王文化的人。事實上，正是其他學者對藩王的宗教贊助與出版活動的關注，讓我相信這是一個值得深入探索的主題，一個我作為藝
術史學者應該注重的主題。
我學習中國文學出身，文本一直是我工作的中心。但我在職業初期擔任策展人的經歷顯然也影響了我做事的方法，讓實實在在的物質在我的思考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在我開始著手研究明代宗室這個課題之後不久，出現了一個幸運的巧合——梁莊王墓這一50年來最重要（且最相關）的考古發現被出版成書。《梁莊王墓》出版於2007年3月，分上、下兩冊，我第一時間從倫敦的專業書店裡入手了這部精美的大作。我甚至說服英國的藝術期刊《阿波羅》讓我為此書撰寫書評，因為我深信它將是明代文化研究的分水嶺。早在1986年我還在博物館工作時，我發表了一篇短文論述金銀貴金屬器的低留存率扭曲了我們對明代物質文化的認識。而貴金屬器正是為明代精英所廣泛使用的。文獻資料告訴我們金銀曾在明代享有重要地位，但物質史料講述的卻是全然不同的故事。梁莊王墓中的考古發現（將在本書第五章重點論述）印證了文獻資料的記載，為這個領域帶來了新的視角，也讓我開始關注過去幾十年中明代考古的豐碩成果。2009年春天，我在中國社會科學院與英國國家學術院的學術互訪項目中赴中國考察。這次經歷對本書的形式與內容起到了關鍵作用。我於2008年夏天申請訪問中國，於次年3月23日至4月18日得到了中國同僚無比熱情與慷慨的招待。他們以各自的方式向我展示各種東西，講解各種事情。我選擇訪問山西和湖北，因為這兩個省份在明代都是藩王最為密集的地區。山西是《寶賢堂集古法帖》誕生的地方，而湖北是梁莊王墓的所在地。我深感這兩個地方是研究明代藩王的“雙星”。考察期間，我去了北京、太原、五臺山、武漢、襄陽、鐘祥、荊州，以及其他許多地方。我尤其感謝湖北的院文清，他對當地考古與文化的知識無與倫比，讓我認識到了其豐富和複雜。如今回憶起我們探訪梁莊王墓的難忘之旅，我仍會感到激動不已。我的日記告訴我，我在2009年去往中國時就想好了《藩屏》的英文書名，因此我那時顯然已有寫作一本研究專著的計劃；但日記中還說，我不確定我經常合作的出版方是否會願意出版這個似乎十分小眾的話題。更重要的是，這次考察之旅以及我在旅途中建立的人脈，使許多中國機構慷慨地借展支持我於2014年在大英博物館聯合策劃的展覽“明：盛世皇朝50年”（Ming: 50 Years that Changed China）。這場展覽令倫敦觀眾得以欣賞許多明代早期與藩王和藩王文化相關的珍寶。
接下來我想反思與同時代世界其他地方的貴族與王室相比，明代藩王有何特別之處。就這個問題而言，考古學和物質文化在我們的理解中扮演的角色，比我在2013年出版《藩屏》時更加令我震撼。直截了當地說，明代貴族有大量隨葬品。這些隨葬品種類繁多，但我始終認為這證明了明代文化中極大的多樣性，並且是個人品味的表達。可以合理地推測，考古證據只會越來越多，而這必然會以新的方式影響我們對這一主題的把握。梁莊王喜歡鑲有南亞和西亞寶石的奢華服飾，與帖木兒帝國、文藝復興時期的義大利和英格蘭等同時代世界其他地區的貴族相似。一些學者甚至設想，當時有一種松散的貴族文化在歐亞大陸廣泛傳播。然而，正如我試圖在本書中論述的，明代中國的宗室貴族文化在許多方面都非常獨特，其中最突出的一點在於他們對當時最具盛名的文化形式——書法——的參與。明代早期的貴族和同時代的英國貴族都喜愛打獵和使用大量金銀餐具，但作為中國“高雅藝術”的書畫在西方卻沒有直接的對應之物，當然也沒有西方貴族投身於書畫之中。歐洲精英歷史在世界歷史中的獨特之處在於，由於主流的宗教力量（基督教）堅持一夫一妻制，規定統治者只能有一位女性伴侶為其生育子嗣，因此皇室和貴族世系常因沒有男性繼承人而面臨無以為繼的危機。這樣的結果在歐洲歷史上隨處可見，一個值得注意的例子便是英王亨利八世。他的第一位王後沒能生下繼承人，而羅馬教宗不允許他與妻子離婚，因此他不惜在英國發動了一場宗教改革。這在明代的中國和絕大多數前現代國家是不可想象的。多數國家面臨的問題是一夫多妻制產生的子嗣過多，而非過少。與之類似，統治者合法和非法子嗣之間的緊張關係在歐洲歷史上屢見不鮮，但這在明代中國和大部分前現代文化中卻是聞所未聞的。歐洲才是世界史中格格不入的異類，而大部分歷史學者由於缺乏對其他文化歷史的了解，並不總是能意識到這一點。
藩王在明代重要嗎？我堅持認為，如果你生活在明代的湖北，比起進士，你更有可能遇見（至少是看到）一位宗室成員。誠然，關於宗室人口（以及隨之而來的宗祿）的怨言在明代的文獻中隨處可見。一位作者記錄了嘉靖八年（1529）的宗室人口數量。這年，宗人府的檔案中記載了8203人，其中30人為親王。考慮到明太祖分封了25個藩王，這個增長率其實算不上高。一些世系已經絕嗣，平衡了新冊的宗藩。這8203人中有203個郡王，438個鎮國將軍，1070個輔國將軍，1137個奉國將軍……但人數最多、占據總人數近一半的則是4300個“未名封”的人。這些人雖是皇室後代，但皇族血統已然稀薄，獲得的宗祿也相應較少。但如果我們退一步來思考這些龐大的數字，假設嘉靖時期的總人口數為1.5億，那麼這些常被視為多和冗的宗室，實際上只占據總人口的約0.0055%。如果我們以比較的視角思考這個問題，就會發現同時期有封號的法國貴族占總人口數的約1%，英國貴族為2%，西班牙和匈牙利均為5%，而波蘭立陶宛聯邦為6.6%。如果說貴族是明帝國的財政負擔，那麼我
們同樣應該意識到，早期現代歐洲貴族通常也會享受優待地位，使他們能夠避免承擔一定的經濟負擔。我不是在為明代社會的不公正辯護，而是要指出，我們需要通過與其相稱的方式來認識明代宗室，並且認識到皇朝有責任照顧其子孫，無論這些皇子皇孫的數量有多少。
自《藩屏》的英文版於2013年出版以來（中文版首次出版於2016年），中文和英語的學術界都有了更多關於藩王的研究。我認為，這一群體較以往而言已經不太會被排除於對明代的論述了。2019年，王崗（Richard Wang）以英語寫作的關於藩王與道教的著作出版了中文版。藏於日本的蜀王文集孤本近年也在中國出版，就藩王的文化生產提供了更多材料。西方與中國的青年學者同樣愈發認識到，藩王這個研究領域內容豐富且大有可為。[1]而在藩王的角色獲得更多關注的同時，勛臣等其他曾經研究不足的明代統治精英也得到了相應的重視。
明代藩王在當今還有意義嗎？在我2009年的中國之旅中，我確實感受到了他們及其各種形式的歷史遺跡仍然是地方自豪感與地方記憶的焦點，並且證明了其藩國所在的地方在中國歷史框架中的地位。雖然我在自己的學術研究中努力從他們的角度去理解他們，盡可能審慎地理解在當時有意義的概念，但我知道自己作為一個外國人和一個現代人，必然與明代那些有意義的概念相隔甚遠，將永遠是藩王所處世界的局外人。這是每個歷史學家都要面對的悖論。現在，請作為讀者的你來判斷我在多大程度上成功處理了這個悖論。
柯律格
2024年10月於牛津

第一章 “藩屏” 1
第二章 王家景觀 33
第三章 晉王的書法 81
第四章 周王的繪畫 125
第五章 梁王的珠寶 175
第六章 潞王的青銅器 211
第七章 燈憶 241
附錄 2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