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復12000顆心（簡體書）

斯蒂芬·韋斯塔比 1948年，斯蒂芬·韋斯塔比出生於英國北部一個貧窮家庭，後來成為世界頂尖的心臟外科醫生。他曾任職於牛津約翰·拉德克利夫醫院,主導心胸外科長達30年。作為當之無愧的“硬漢派”醫生，他曾為成人和兒童累計完成約12000次開胸及主動脈手術。他做過的很多手術足以讓其他醫生嚇得六神無主。代表作有《打開一顆心》和《刀鋒人生》。

一、“我們最大的弱點是輕言放棄，而成功的必由之路是永遠再試一次”。這句話最能概括斯蒂芬·韋斯塔比的一生，他是世界領先的心胸外科醫生。他狂妄、自負、天才般的耀眼，堪稱真人版“豪斯醫生”。這本書記錄了他外科手術生涯的成功與失敗，挽救和延長的生命，他開發的創新(如人造心臟)，以及他的研究發現。

二、生動、鮮活、強紀實性，書中的醫療案例都非常具有典型性，情節跌宕起伏。感人處又高能催淚。他用用鑿子和錘子打開女孩的胸骨，手術開始驚心動魄的縫合時刻，被派來收集證據的警探昏倒在地……“在我的手術記錄上，我通常把患者姓名一欄留到以後填寫。有時候，我也許永遠都填不上。我覺得“逃之夭夭”這個詞是為我而創的。但不論怎樣，她是某個人的女兒、姐妹，或者是某個孩子的母親。她對某個人來說是寶貴的，盡管我不是她的主治醫師，但這並不意味著我可以棄之不顧。”

三、診斷是推理的過程，不是高深的科學。在CT掃描技術、直升機急救技術等還未完善的時代，到如今人工心臟可以更好輔助病人生存的時代，斯蒂芬·韋斯塔比在一次次的手術中進行探索積累經驗，“丘吉爾曾勉勵我們永不，永不，永不屈服。我將這種精神用於救治創傷患者上,盡管並非每次都能成功,但常常讓我收獲頗豐。”

四、本書也是一本實用的緊急救治指南。書中強調了“黃金一小時”原則的重要性，為讀者提供了關鍵時刻可能挽救生命的知識和技能。無論是醫療專業人員還是普通大眾，都能從中獲得寶貴的信息和啟發。

前言
序章
血浴
再出發
猜疑的心
情況不妙
失望
文化衝擊
美國之道
不必要的死亡
“拉起就跑”與“就地搶救”
漸入佳境
修補一顆破碎的心
天時地利
後記

前言

經歷過全新體驗洗禮的心，再也回不到從前的模樣。
——小奧利弗·溫德爾·霍姆斯
盡管在一般人看來，創傷外科可能是沮喪、絕望的代名詞，我卻沉浸其中。它的不可預測性和緊迫感讓我著迷。當鮮活的生命一點點地消逝，那是我與時間的賽跑，與死神的較量。當手術刀劃開破碎的胸腔或腫脹的腹部，那感覺就像拆聖誕禮物。只是我的靴子上浸透了鮮血。
想象一下創傷給感官帶來的衝擊。支離破碎的骨頭、變形扭曲的肢體、血淋淋的內臟，傷者的痛苦呻吟縈繞在耳畔，空氣中彌漫著消毒液的刺鼻氣味，混雜著地上灑落的各種體液的味道。一個人要具備哪些特質才能夠每天與這些重大創傷打交道？如何在找不到專科醫生的時候自信滿滿地給傷者開顱、開胸或者開腹？如何在緊要關頭放下常人本能以即興發揮？如何在做手術時將個人恐懼、顧慮與同理心統統置之一旁？只有精神病態才能做到。
對以外科醫生、戰士為代表的高壓職業人群而言，他們的職業特性決定了他們要具備在逆境中做出決策的能力。來自牛津大學的著名心理學家凱文·達頓在其所著的《異類的天賦》一書中引用了一位美國海豹突擊隊上校的話，“還用猶豫嗎？如果不扣動扳機，下一秒穿過我腦袋的可能就是AK-47突擊步槍射出的子彈了”，引人深思。這本書的副標題是《聖人、間諜和連環殺手的成功密碼》，我猜我應該被歸於連環殺手這類吧。盡管我傾盡了全力，在我漫長的從醫生涯中，還是失去了很多患者。其實不論是救治重病的患者，還是挽救將死的傷者，我都會竭盡全力，從不放棄。我就是憎惡死亡，憎惡它帶來的痛苦以及回天乏術的無力感。
2019年秋天，在切爾特納姆文學節上，我第一次遇見了凱文·達頓。他為我主持了一場訪談，現場座無虛席。我們一同探討了如何才能成為一名心臟外科醫生，也聊到了我前不久出版的《刀鋒人生》一書。身為特種部隊顧問的凱文，曾因公開指出美國總統特朗普“黑爾精神病態量表”的得分高於阿道夫·希特勒而引發爭議。在那天的文學節上，他是這麼（之後他也將這段話寫進了他的新作《灰度思考》中）介紹我的：
斯蒂芬·韋斯塔比是世界上最杰出的心臟外科醫生之一，也是最硬漢的外科醫生之一。他曾任職於牛津約翰·拉德克利夫醫院，領導心胸外科長達30年。他做過的很多手術足以讓其他醫生嚇得六神無主。他全身心奉獻於醫學事業，在手術臺上，為了使自己長時間保持專注，甚至不惜借助導尿管尿在自己的手術靴裡。（那是我在我的第一本書《打開一顆心》中提到的）。
在那個不那麼墨守成規的時代，他以英勇自負的形象聞名。手術室裡，他身著橄欖球服，一邊聽著大聲外放的平克·弗洛伊德的歌曲，一邊揮舞手中的手術刀和鋸子。作為一名被診斷為精神病態者的外科醫生，他在凌晨時分的漆黑的醫院走廊裡巡遊，像一個無情的殺手追捕者，對死神窮追不舍，幾乎將其逼至絕境。他不會放過任何與死神爭鬥的機會，甚至不惜為此編造借口。如果他幸運地找到了機會，通常都會勝出。
“謝謝你，凱文”我輕聲說道。毫無疑問，凱文這番頗具畫面感的介紹引得臺下的觀眾對接下來的故事走向變得敏感起來。於是，我開始據理力爭，向他們解釋能夠在外科領域脫穎而出的，一定是那些行事果斷、在危急關頭迎難而上的人。為了更好地闡述這一點，我展示了幾張我救治過的一例胸部貫通傷的圖片，血淋淋的傷口觸目驚心，原本安安靜靜的觀眾發出一陣騷動。有位敏感的人更是直接暈倒了，從椅子上重重地摔了下來，癱倒在地。
之後，在休息室裡，我和這位剛認識的心理學朋友聊起我出版過的關於重大創傷的教科書，他建議我為普通大眾寫一些故事。他說：“很多人都會對這樣的書感興趣，我們身邊的精神病態者比你想象的要多。比如我特種部隊的朋友們，他們一定會喜歡的。”
有趣的是，我把自己這特殊的外科醫生形象歸功於我受過的一次頭部創傷。時光倒流，回到那個性別歧視盛行的搖擺的20世紀60年代，那時我19歲。彼時還沒有所謂“覺醒”的概念。對於我這個來自斯肯索普、曾經在鋼鐵廠打工的無名小卒來說，要想在倫敦的醫學院混得開，橄欖球是bi備技能。幸運的是，我在這方面非常有天賦。然而，在一個寒冷的冬日下午，我在康沃爾的一次橄欖球巡回賽中被對手一腳踢中頭部，當場昏倒失去了意識。我面部朝下躺在泥濘的水坑裡，而我杰出的隊友們還在球場上奮力奔跑。對他們來說，是擊敗這些鄉下人重要，還是拯救隊友重要？當然是前者。但頭部受到的重創，加上缺氧，令我當時的情況十分兇險。
由於頭部傷勢嚴重，大腦腫脹，特魯羅當地的醫院將我轉到位於倫敦河岸街的老查令十字醫院治療。在那裡，彼時還是一名靦腆的年輕學生的我發生了明顯的性格變化。我的出院記錄上甚至寫著“該病人對醫生表現出攻擊性，與夜班護士混在一起，缺乏自制，行為失檢。凱文認為，我這種變化是經典心理學教材中的菲尼亞斯·蓋奇現象。菲尼亞斯·蓋奇是一位鐵路工人，在一次爆破作業中，意外被一根鐵棍穿透了顱骨和額葉。雖然奇跡般地存活了下來，但他性情大變，失去了自制力，變得粗暴無禮，最終被送進了精神病院。至於我，幾周後我當選為醫學院的社交秘書和聖誕演出主持人。最終，從害羞和自我懷疑中解放出來的我，以“最有可能成功的學生”的身份順利畢業。
對於外科醫生這一職業而言，放縱不羈與大膽無畏是受歡迎的特質。但在其他方面，菲尼亞斯·蓋奇現象給我帶來的卻是災難。我的感情生活就深受其害。正式成為一名醫生後，我娶了讀文法學校時的青梅竹馬。簡是劍橋醫學院的高才生，性格活潑大方，畢業後成為一名老師，手術室裡的血雨腥風就是她的全世界。很不幸，那場意外徹底改變了我。我再也不是那個來自斯肯索普的內向醫學生了，我變得狂妄自大，睪酮分泌旺盛，雄心勃勃。只想成為外科醫生的我經常接連幾個晚上和周末都在醫院度過。放蕩不羈加上持續性失眠，那時的我就像達頓描述的那樣，在午夜徘徊，只不過不是在醫院走廊，而是在護士宿舍裡尋歡作樂。我辜負了簡。
那個年代，不忠似乎是外科醫生的個性特徵之一，我身邊好幾位同事的婚姻都因此破裂。沒有任何一個人引以為傲，事實恰恰相反，但至少我還可以將之歸咎於腦部創傷。相比之下，規培醫生們的心態明顯不同。他們中打橄欖球的寥寥無幾，大多是自尊心強、低調穩重的知識分子，一直以來都是如此。18世紀，皇家內科醫師學會不允許粗魯的“理發師手術匠”入會。那群在不麻醉的情況下給病人截肢的異類不得不在離倫敦市區約一英裡[]遠的林肯律師學院廣場自立門戶，成立自己的組織。至少他們離那裡的律師近一些，關鍵時刻可以幫他們擺脫困境。
我清晰地記得第一次參加皇家外科醫師學會會員考試失敗的情景。在大廳入口的解剖學家約翰·亨特的雕像旁，成功考取的少數候選人的名字被高聲宣讀出來。緊接著，獲此殊榮的外科醫生被邀請進入神聖的大廳領取精致的證書。而我們這些落敗者，只能到艦隊街上走走晃晃，喝幾杯悶酒來安慰自己。
十年後的1978年。我不負母校的期望，成為一名嶄露頭角的規培外科醫生，師從劍橋大學著名移植外科醫生羅伊·卡恩爵士。卡恩是一位網球高手，喜歡有運動天賦的學生加入他的團隊。他鼓勵我繼續打橄欖球，我也確實聽進去了，結果成了阿登布魯克醫院急診科的常客。一個陰冷的冬日下午，我穿著滿是泥濘的球衣坐在護士站，愁容滿面，等候一位正畸醫生來檢查我的顱骨X光片。就在聖誕節前，我的下頜骨不幸骨折，導致一顆臼齒連根脫落，引得一旁的實習護士們對我同情不已。突然，薩拉·麥克杜格爾護士長衝了進來，讓我趕緊跟她去急診室。不用說急診室了，縱使天涯海角，我也會跟隨這位美麗的女士欣然前往。但到了急診室我才發現，等待我的是迄今為止我職業生涯中最棘手的挑戰之一。
傷者是一位在高速摩托車事故中受傷的年輕人，已經失去意識，並伴有左胸腔內出血。值班麻醉醫生已經為他上了呼吸機，同時快速補液，但血壓仍在持續下降。阿登布魯克醫院沒有胸外科醫生，但護士長知道我曾在皇家布朗普頓醫院做過心臟外科住院醫師，問我是否願意幫忙，即便我的膝蓋滿是泥濘。我答應了。
來不及換下身上的橄欖球衣，我套上手術衣便走上了手術臺。一邊開胸一邊不時回頭往身後的洗手池裡吐口中的血。不幸的是，這場車禍切斷了這個年輕人的主動脈——人體內最大的血管，導致大出血，徒手根本止不住。最終，由於失血過多，回天乏力，他的生命在一片血泊中定格，手術臺前的我也早已被濺得滿身是血。但至少我已傾盡全力。就在這個時候，我的正畸醫生來了，有人告訴他“韋斯塔比正在急診室開胸”。顯然他被嚇到了，以為自己來晚了，導致我已將那顆牙齒吞下，此時正躺在手術臺上接受搶救。
我那折斷的下頜骨倒也幫了我個忙。它阻止了我像上次那樣靠口才蒙混過關，通過皇家外科醫師學會會員的口試考核。在積累了大量腹部手術經驗後，我轉到心臟外科接受培訓。在劍橋大學的每一分鐘都沒有白白浪費，無論是在腸道、膽囊，還是生殖器上動手術。精細操作儀器、對身體組織的輕柔處理和臺上的明智決策，只來自年復一年經驗的累積、日復一日地勤學苦練。像木工一樣，外科手術也是一門需要精雕細琢的手藝。要在一個活動的目標上動手術需要高超的技巧。相信我，能給兒童做心臟手術的巧手和自信，絕非能靠看書、聽播客或做計算機模擬練習獲得的——盡管當今的領導者也許會這麼跟你說。唯有實踐方能得真知。
縱使我對創傷外科充滿熱忱，心臟外科始終是我的主戰場。但在我的整個職業生涯中，我也未曾停下救死扶傷的腳步，牛津成為英國首批重大創傷中心之一之後尤為如此。此外，參觀美國、南非和亞洲的創傷中心的經歷也讓我學到了許多實用的外科技術。尤記得在東京一家醫院的急診室裡，我目睹了一位創傷外科醫生搶救一名因高空墜落致肝臟破裂大出血的建築工人的情景。只見他打開傷者的左胸，夾閉了胸主動脈。這一看似簡單的操作切斷了下半身的血液供應，迅速止住了出血。然而，傷者的肝臟嚴重碎裂，最終還是不幸去世了。但這段經歷深深地啟發了我，之後，我成功地用這種方法挽救了牛津大學的創傷患者。
繼《打開一顆心》與《刀鋒人生》取得成功之後，我需要一些鼓勵來寫第三本傳記。當時還處於疫情封控時期，但既然凱文這樣杰出的心理學家都對這本書寄予厚望，我不禁開始思考：我還能做些什麼呢？新書的主題聚焦於“如何讓英國的醫療環境變得更好”。20世紀70年代，我的醫學生涯剛剛開始，那個時候還沒有院前急救的概念，救護車會直接把重傷患者移送到最近的設有急診科的綜合醫院，而接診的通常是剛取得醫師資格的新手醫生，對於多發傷完全無能為力。即便有腹部外科和骨外科規培醫生值班，他們通常都和他們的帶教老師一起在手術室或門診忙碌。與此同時，躺在急診室裡的傷者仍在不斷失血，不斷接近死亡。更糟糕的是，腦外科和胸外科專科醫生分別在不同醫院，很難在第一時間前來支援。然而，就我個人而言，這給我提供了寶貴的鍛煉機會。作為一個無所顧忌、雄心勃勃的年輕外科醫生，為了挽救生命，我可以在患者身體的任何一個部位開刀。我也確實是這麼做的。我真的不想失去任何一位患者，然後向他們處於失去至親的悲痛中的家人解釋。我知道，這種可怕的情況必須得到改變，我也很榮幸能夠為推動這一改變盡一份綿薄之力。所以我寫了這本書，記錄這段難忘之旅。
挽救生命固然是美好的，但正如我之後會解釋的那樣，20世紀那種大膽剽悍的外科醫生的刻板印象已不復存在，我講述的故事屬於逝去的年代。在當今這個倡導平等與多元化的時代，外科醫生和其他任何職業一樣，有明確的工作時間。與過去相比，他們的培訓時間更短，而且術業有專攻。不要指望胃腸外科醫生做開胸手術，或心臟外科醫生做開顱手術。也不要期望泌尿外科醫生能夠做胃部手術。那些日子已經一去不復返了，或許也是好事。所以，看病時請一定找對醫生，開車時，請千萬系好安全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