烙印：特派員的生存與勝利

「在貝魯特，如果你愛的人遲到，你就會開始擔心。」
一九八五年三月十六日，合眾社中東主任特派員泰瑞．安德森神祕失蹤。回教聖戰組織以美國間諜羅織罪名，自此安德森身繫囹圄，再暗無天日的囚房中度過漫漫長日，也許隔天就獲釋或被殺。
八○年代初期，中東時興一股綁架風潮，數十位西方人被各方激進團體囚禁達數月或數年之久，有的慘遭殺害。安德森猝然被鐵鍊禁錮、遭毆打、慘受非人待遇，卻通過肉體的煉獄，走入心靈的寬廣天地。
七年幽囚歲月，安得森在深刻的自省中發現自己，時有雋永睿智之語，並尋回失落多年的信仰。此外，他還要面對親人離散的考驗，父親與哥哥溘然長逝，與相戀一年的未婚妻曼德琳分離，未婚妻已有身孕，他在思念與不確定中飽受煎熬。
一九九一年十二月安德森獲釋時，素未謀面的女兒沙樂美已六歲半。誠如曼德琳所言：「泰瑞在那兒，我在這兒，我們只能經由堅強一起成長。」
「命運是你不能計劃或選擇的東西，它是為你注定。」但是安德森卻選擇以摯愛、堅持與寬恕，再黑暗歲月中點起不滅之光。

作者
泰瑞．安德森（Terry Anderson）
曾任合眾社中東主任特派員，為當時合聚社在國外最高職位之一，並曾派駐過日本、南非等地。一九八五年三月在貝魯特突遭回教聖戰組織成員綁架，囚禁近七年，於一九九一年十二月獲釋。現與妻、女定居紐約郊區。

譯者
張抒
台大中文系學士、美國印第安那大學比較文學碩士。曾從事新聞工作

自序

這本書主要是我過去八年經歷的紀錄，它嘗試界定我是誰，與在橫遭「凶險事件」壓力下的我變成什麼樣。書中有一小部分是我未婚妻的故事，她在懷孕六個月時如何面對我被綁架七年的孤單與心痛，以及她強烈展現的從容與勇氣。我試著將這些事放在外在世界的架構――伊朗軍售案，波斯轉戰爭，與許多在黎巴嫩發生、致使人質問題複雜難解的許多困境――並與我所知美國插手談判與交涉失敗的情況相比對。
這本書也應該掛上曼德琳的名字，所有掛她名字的章節都出自她的手筆。我只做編輯而已，而且更動得很少。
寫此書既難且易。說它簡單是因為這些年發生的事情仍栩栩如生；說困難是又要把我帶回黑暗的囚室，感受當年的感覺，不容我重獲自由的強烈情感恣意奔放。
能瞭解我歷劫的經過獲益頗大，不管對我個人或是與國內外事件相比照都是。更重要的是，曼德琳和我發現，各自寫各自的部分，我們是在相互對話，告訴對方那麼多事，兩人更加親近。不管別人會在書裡發現什麼，我們都覺得很成功。
我們不是要教訓任何人，在敘述事件之外也無弦外之音。我們不知道書中寫的是否對其他人有用。我們只是盡力而為，寫出我在「群獅之坑」生活期間的故事。

一

一九八五年三月十六日早上八點　貝魯特

綠色賓士轎車在微弱的晨曦中亮晃晃，轉進一條小路慢慢停了下來，就停在滿是塗鴨的那瑟（Gamal Abdul Nasser）紀念館的山坡上幾碼的地方。我們打完網球，合眾社年輕的攝影記者唐˙麥爾（Don Mell）在他公寓門前下車。他早在網球俱樂部裡就注意到這輛車了，看起來無啥重要。但現在那輛車著實讓他緊張一下，尤其是後窗用窗簾掩著。
「大頰鼠的車。」他說，用記者對那些在貝魯特街上蜂擁來往、荷槍實彈的年輕人的稱呼。
這原是個老掉牙笑話，然而三個蓄鬍的年輕人右手各握著九釐米手槍把車門打開跳下車時，這笑話就更不好笑。
我呆了幾秒，發覺事情不妙時，其中一人已經在駕駛座旁邊，猛力拉開車門，手槍抵住我的頭。「下車，」他惡狠狠地說，「否則我要開槍了。」
「好，」我立刻回答。把車鑰匙拔起來，丟到椅子上。「好，沒問題，沒問題。」
他伸手摘掉我的眼鏡。我離開座位，半蹲著，他把手放在我的肩膀上，強迫我保持蹲曲的姿勢。
「來，快來。」
我抬頭看麥爾，只是模模糊糊地看到他在車的另一邊，真希望他快跑，但不敢說出來。他嚇呆站住不動。

大頰鼠綁架行動

這個黝黑的年輕人，一副阿拉伯人長相，二十幾歲，把我拉往四、五呎外的賓士轎車，依然命令我半蹲。
「進去，要不然我開槍了。」他叱責我，把我推到後座，「蹲下來，蹲下來。」　我試著在前後座之間窄窄的空間蹲下來，另一個年輕人從車子另一邊跳上來，把我推倒在地，又把一絛舊毯子扔到我身上，然後用雙腳壓我的頭和身體，我可以感覺到槍管抵住我的脖子後面，「蹲下去，蹲下去。」
車子上了檔，瘋狂加速衝上山坡，幾乎滑上一個轉角，又一個，然後爬上一個短丘。
前座的人靠在椅背上，「別擔心，這是因為政治。」他說來輕鬆，車子前後晃動，司機在路上蛇行進出。
這段奇怪的話顯然是為了安慰我，但並沒有達到效果。當我重新恢復思考時，我想起一些在貝魯特因政治因素而被綁架的美國人。威廉˙巴克萊（William Buckley），失蹤十二個月。班哲明˙威爾（Benjamin Weir）牧師失蹤十個月。勞倫斯˙馬丁˙真柯（Lawrence Martin Jenco）神父，失蹤兩個月。
那時我還沒有感到恐懼，都被腎上腺素淹沒了。內心只不斷重複一個聲音：「安德森，你這個大白癡，你麻煩大了。」
車子繞過一個又一個轉角而晃動不已，忽左忽右。我的左臉頰緊緊壓在地上，硬地毯使我呼吸困難。還有隻腳停放在我的頭上，車子晃動時，腳就從我頭上滑來盪去。我知道這條路線，我來這幾條街好幾次了，不管是冒險或是找樂子：經過巴斯塔（Basta）港口遠滿是什葉派（Shiite）難民的貧民窟，然後往上開到漠拉（hamra），往下到美國大學校區前的布利斯街，車子猛煞車，蜿蜓下坡到位於地中海岸的科尼奇（Corniche）。然後筆直往車水馬龍的地方開了好一陣子，司機切進附近巷弄，按喇叭驅走其他車子，沿海岸進入在機場邊的貧民窟烏寨（Ouzai）。
車內的人並沒有交談，除了偶然發出「下去，下去，」踢我或是槍柄頂我背部的聲音。槍手們並不多言。
十五、二十分鐘後，車子駛離大路，直接開進一個像是車庫的地方。金屬門垂下，隔絕外面嘈雜的聲音。車門猛然開了，一些人抓住我，把我拉直，但仍小心翼翼把毯子蓋在我頭上。他們用阿拉伯文私語，喉音很重，我不知道他們說什麼。
有人拉走我頭上的毯子，同時又用一塊髒布包住我的頭部，然後以膠帶一圈圈裹好。有人抓住我，用力脫掉我的網球鞋。有人拉我的金項鍊，亂摘一通才把項鍊打開，然後是我右手的金手鍊，左手的錶，全沒了。
「不要，」我不自覺地抗議，「這是別人送的，不要拿。 」
「我們不是賊。」其中一人說，把我的錶塞進我的襪子裡，項鍊和手鍊卻沒有，從此我再沒有看過這兩樣。
我的腰、手臂也纏上膠帶，被拉出車子，顛簸地被帶到車庫的另一邊，被推到一個滿是汽抽味的髒覆蓋物裡。
我的腳關節、膝蓋、大腿被膠帶緊緊纏住，坐不直也滑不動。有人扶起我的手臂和肩膀，讓我靠牆支撐。
他們談了幾分鐘，一些人先行離去，好像只剩下一個人，來回踱方步。
過了二十分鐘吧？還是一小時？不知道，他們又回來了。有人扶我站起來，帶到房間的另一邊，讓我坐了下來。
「你叫什麼名字？」一個口音很重的聲音問。
「泰瑞˙安德森。我是記者。」
「你的公司？」
「合眾國際社，一個新聞通訊社。」
他似乎對我的回答不感興趣，不是他懂得什麼叫新聞通訊社（這不太可能），就是他不在乎。

指控

「你為什麼要抓我？你是誰？」他用阿拉伯語說：「安靜，是我在問話。你知道你在哪裡嗎？」
「不知道。」要解釋我的邏輯似乎並不聰明。
「你是間諜。 」
「不，我是記者。我在合眾國際社工作。你想要我怎樣？」
問話持續進行，幾乎沒有目的，沒有交集。只是指控，否認。
「你為什麼有這個東西？」有隻手把一個東西推向我，經過我的鼻子，經由膠帶小小的縫隙，我看我項鍊的金色咒文――可蘭經的一段刻文。
「這是別人送的。」
「你是回教徒嗎？」
「不是，我是天主教徒。」
「你為什麼戴這個？」
「我太太給我的。」
「她是回教徒嗎？」
「不是，天主教徒。」
「你不是回教徒，為什麼要戴可蘭經經文？」
「它很美，它是上帝的話。」
他顯然不太滿意，和他的同伴喃喃說話。然後是更嚴肅的問題。
「你還知道其他哪些美國人？在你辦公室工作的有誰？」
「我不能告訴你。」
「你非說不可，告訴我們所有你知道的美國人的名字。」
「不，我不能照辦。」
「我們有辦法讓你說。 」
「我知道你可以，你可以傷害我，但我不能告訴你我朋友的名字。」
「我們有電擊，你知道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