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證佛學期刊第2期：佛教思想與社會正義特輯

印證佛學傑出系列講座由慈濟基金會贊助支持，邀集普林斯頓的太史文教授、Jonathan Gold、哈佛大學的汪悅進教授、哥倫比亞大學的傅雷教授、北京大學王頌教授、劍橋大學高亦睿教授、高諾佳教授、牛津大學的鄔瑞克教授、歐慧峰教授等一起發起這項系列講座。以榮耀證嚴上人及其師父印順導師對當代佛教之卓越貢獻，目標以研究當代佛教為核心，包括佛教在當代社會的義理與實踐之探討，希望能結合古代佛教與當代佛教之發展，此亦為「印證佛學傑出系列講座」成立之目的。
印證佛學講座在2021年9月1日正式啟動，由劍橋大學、哥倫比亞大學、哈佛大學、牛津大學、普林斯頓大學、北京大學、英屬哥倫比亞大學，以及2022年加入的法國東方語言文化學院共同成就。自2022年開始進入第二階段，擴大為印證佛學網絡，包含每年各校舉辦一場講座，每三年各校舉辦一場研討會，並出版《印證佛學期刊》中、英文版，網站，以及叢書出版等。
期望通過學界諸善友的努力，推進佛教的當代化研究，連接古代與當代佛教之義理與實踐的演進，進而窺探這項人類偉大宗教文明的奧秘，及其對當代世界文明之參與與影響。學術界作為累積人類文明事跡與思想的寶庫，盼能發揮其巨大的作用，為人類留下不朽的文明瑰寶，為人類文明的進步與轉化提出關鍵性的方向與內涵。
本期共收錄五篇論文：〈佛教寺院與精神療養院：前現代與當代東亞佛教中對身心疾病患者的監護〉、〈「白種姓」作為「有為行」：佛教實踐中的種族正義〉、〈佛教經濟學：公平、可持續、關懷經濟的基礎〉、〈哲學、哲學家與佛教論典 (Śāstra)〉、〈論冉雲華的中國佛教研究〉。

編者：《印證佛學期刊》編輯委員會
作者：何日生
佛教哲學與宗教NGO領域之實踐者暨研究者，長年致力於慈濟人文工作。著有《善治理：圓型組織的思想與實踐探究》、《慈濟學概論》、《一個詩人的帶誕生》、《善經濟：經濟的利他思想與實踐》、《利他到覺悟：證嚴上人利他思想研究》、《建構式新聞》、《一念間》、《慈濟實踐美學》、《清水之愛：見證骨髓移植發展史》；與Bill Kazer（華爾街日報資深記者）合著Co-Existing with the Earth；策劃編輯《慈濟宗門的普世價值》、《敘愛》、《環境與宗教的對話》等書。

其所著《善經濟：經濟的利他思想與實踐》獲得臺灣「金鼎獎優良出版品」、美國首屆「舍衛國人文獎」、中國大陸「2020年向光獎——年度研究特別獎」。

現為哈佛大學CAMLab特聘學者、慈濟大學副教授。2018-2020年為哈佛甘迺迪學院、牛津大學、劍橋大學訪問學者；北京大學哲學博士，美國南加州大學傳播碩士。多次受邀於哈佛大學、牛津大學、劍橋大學、麻省理工學院、北京大學等進行專題講座。

資深媒體人，電視主播與製作人；多次榮獲臺灣電視金鐘獎。所製作之《清水之愛：Great Love as a Running Water》世界骨髓移植紀錄片，入選2014年國際艾美獎（Emmy Award, International）亞非地區最佳新聞紀錄片。

作者：陳金華 編

發刊詞
何日生 Rey Sheng Her、陳金華Jinhua Chen
宗教必須回應世間的需要，宗教才有存在的價值。佛教歷經兩千六百年，流傳全世界，成為世界的五大宗教之一。佛教的教義倡議因緣生法，萬物相生相依，因此自、他不二，爰此平等愛一切眾生。
佛陀的原始教義經過後代無數佛弟子大量的記載、詮釋與轉譯，佛陀的原始教法無法純然地從經典中一字一句地去考據，而是需要放在整部佛教歷史的脈絡中，梳理出它的根本教法；甚而將這些教法放諸歷史的框架之中以呈現它的意義與影響。因而，研究佛教歷史與研究佛教的當代適應，兩者必須同步進行。
學術界對於佛教的研究長期著重歷史的面向，不管是佛教史、佛教典籍的義理探討、佛教文學、佛教儀式、佛教戒律、佛教藝術都有十分豐厚的研究成果。而對於佛教之於當代社會的適應與影響，是當代佛學界必須跨出的一大步。
佛教是活生生的宗教，它不只活在過去，它更是活在今天。過去的佛教對今日的佛教之關聯不是一個切割的關係，而是如大江大河般的源遠流長，始終相繫相連。理解當代佛教的適應必須理解佛教歷史，理解佛教歷史更必須關注當代佛教的發展。這一切的研究有助於我們更好地理解佛教這個古老的世界文明，亦能裨益我輩在梳理這項人類文明中，參與世界文明的建構。
在這樣的信念底下，日生（Rey Sheng Her）提議並與金華（Jinhua Chen）發起「印證佛學傑出系列講座 Yin Cheng Distinguished Lecture Series on Buddhism」；由慈濟基金會贊助支持，邀集普林斯頓大學的太史文教授（Stephen Teiser）、文化社會與宗教中心主任喬納森‧戈爾德（Jonathan Gold）教授，哈佛大學的汪悅進教授（Eugene Wang），哥倫比亞大學的傅雷教授（Bernard Faure），北京大學的王頌教授，劍橋大學的高亦睿 （Imere Galamous）教授、亞洲與中東研究系高諾佳（Noga Ganany）教授，牛津大學的鄔瑞克（Ulrike Roesler）教授，以及法鼓文理學院佛教學系歐慧峰（Matthew Bryan Orsborn）教授等一起發起這項系列講座。本講座以榮耀證嚴上人及其師父印順導師對當代佛教之卓越貢獻，故命名為「印證佛學傑出系列講座」，其目標以研究當代佛教為核心，包括佛教在當代社會的義理與實踐之探討，希望能恰如其分地結合古代佛教與當代佛教之發展。這是「印證佛學傑出系列講座」成立之目的。
印證佛學講座在 2021 年 9 月 1 日正式啟動。感謝夥伴學校劍橋大學(Cambridge University)、牛津大學(Oxford University)、哈佛大學 (Harvard University)、哥倫比亞大學(Columbia University)、普林斯頓大學 (Princeton University)、北京大學(Peking University)、英屬哥倫比亞大學(UBC)，以及 2022 年加入的法國東方語言文化學院（INALCO），共同成就。自 2022 年開始進入第二階段，擴大為印證佛學網絡(Yin Cheng Network for Buddhism)，包含每年各校舉辦一場講座，每三年各校舉辦一場研討會，出版《印證佛學期刊》中、英文版，網站，以及叢書出版等。
期望通過學界諸善友的努力，推進佛教的當代化研究，連接古代與當代佛教之義理與實踐的演進，進而窺探這項人類偉大宗教文明的奧秘，及其對當代世界文明之參與與影響。學術界作為累積人類文明事跡與思想的寶庫，盼能發揮其巨大的作用，為人類留下不朽的文明瑰寶，為人類文明的進步與轉化提出關鍵性的方向與內涵。
高山仰止，望之彌高；步步踏實，終能登頂。學術的殿堂亦如高山，在尊崇印順導師及證嚴上人的思想與精神實踐的高度之際，學者們一樣在攀登自己學術的高頂。只有我們站在高頂上，才能眺望另一高頂，才能俯瞰佛教在人間廣袤的大地上開展的點點滴滴。我們並不一直遵循著前人的足跡而行，而是必要時必須自己披荊斬棘，開闢新的文明路徑，直到我們的雙足踏上文明智慧的高頂，仍不停止。
期待印證佛學網絡的興辦，能推進一座座學術的峰頂，參與建構當代佛教與人類新文明。

發刊詞
編輯室報告
佛教寺院與精神療養院：前現代與當代東亞佛教中對身心疾病患者的監護（羅柏松（James Robson））
「白種姓」作為「有為行」：佛教實踐中的種族正義（喬伊•布倫南 （Joy Brennan）、安•格萊格（Ann Gleig））
佛教經濟學：公平、可持續、關懷經濟的基礎（克萊兒‧布朗（Clair Brown））
哲學、哲學家與佛教論典（Śāstra）（帕利默•帕提爾（Parimal G. Patil））
論冉雲華的中國佛教研究（李建欣）
徵稿簡約
編輯體例

佛教寺院與精神療養院：前現代與當代東亞佛教中對身心疾病患者的監護
羅柏松（James Robson）
邁可．多爾斯（Michael Dols）在關於伊斯蘭醫院起源的開創性研究中，重述四世紀拜占庭教堂發源的慈善機構，如西部的「臨終關懷醫院（xenon）」或「療養院（nosokomeion）」，以及敘利亞辭彙「賽東道棟（xenodocheion）」（意即「療養院」或「臨終關懷醫院」）。多爾斯認為九世紀的伊斯蘭病院稱為「bīmāristān」或「māristān」（波斯辭彙，意為「病人的地方」），「在對精神病人的照顧上是引人注目的」。這些詞義等同於「療養院（nosokomeion）」和「賽東道棟（xenodocheion）」以及中世紀後期的「病人的地方（bīmāristān）」。最早此類機構於公元前873年建於開羅一座清真寺附近。後來一位旅行者描述位於開羅的納西爾（Nasir）醫院，這只是許多可能的例子之一：
（與醫院的其他兩座建築物）相鄰的第三座建築物是一個很大的地方，房間裡有鐵窗；作為監護精神病患的地方。他們還有人每天檢查病患的狀況並給他們適合的東西。所有這些都由蘇丹監督、檢查與詢問，並要求提供病人最大的照顧和關注。在富斯塔特（Fustat，舊開羅市中心）還有另一家完全相同模式的醫院。
多爾斯認為，在拜占庭，教堂和修道院為精神病患提供庇護所，同時也是他們接受驅魔治療的場所，但伊斯蘭機構獨特之處在於他們「以蓋倫（Galen）的體液病理學取代基督教的超自然療法」。然而，深受多爾斯研究啟發的佩里格林．霍登（Peregrine Horden），在一系列開創性文章中，挑戰了多爾斯所描述的伊斯蘭和拜占庭精神病機構，形成鮮明對比。霍登蒐集關於教會—例如類似於「瘋人院」的君士坦丁堡聖安娜斯塔西婭教堂（Church of Saint Anastasia in Constantinople），如何收容並約束（事實上是綑綁）精神病患的證據，而非僅僅是進行驅魔的場所。霍登有關教會在協助精神病患的超自然療法的證據令人信服，並且促使我重新思考閱讀不同類型的東亞佛教史料。
在中世紀伊斯蘭和東歐拜占庭城市中曾經存在慈善機構，但在西歐最早機構之一是義大利佛羅倫斯的新聖母瑪麗亞醫院（Ospedale di Santa Maria Nuova）。該醫院的章程可追溯至西元1500年左右，於1288年在聖艾智德修道院（Sant’Egidio）的遺址上建立，其中描述該醫院的一個重要部分是「醫院有八個房間，配有壁爐、洗臉盆、廁所和其他便利設施，供較高社會階層的病人使用，例如貴族，他們因貧困或宗教信仰決定來求治……我們稱醫院另一處附屬的地方為 Sapientia，在那裡由牧師和神職人員照護病患；那裡掛著一個鈴，他們可以按鈴求救。還為那些因病而失去理智的人開闢了另一處地方，他們被鎖在那裡。」如凱瑟琳．帕克（Katherine Park）和約翰．韓德森（John Henderson）所述，新聖母瑪麗亞醫院「就像它的穆斯林和拜占庭前身一樣……在理念和組織上，它既是宗教機構，也是醫療機構，受明顯帶有宗教色彩的法律和法規管轄」。
這篇論文聚焦於佛教，開頭引入古典時代晚期、伊斯蘭和基督教醫院的歷史，以及它們與教堂和修道院的關聯，而這也僅觸及龐大學術研究的冰山一角。學者們將研究方向從病因學及現代精神疾病類型比較（這是一項艱巨任務）轉移到收容和照顧精神病人的機構歷史。閱讀這類學術著作揭示了將前現代對精神病患照顧與宗教機構聯繫起來的共同線索：一些是在前殖民、前傳教時期的背景下，另一些則與殖民主義下基督教在全球擴展有關，這些線索都啟發了我的研究。我發現早期佛教資料中一些散落證據，以及佛教寺院與東亞現代精神醫院之間的有趣關連，從而開始這項研究計畫。本文主要關注機構歷史，僅討論傳統療法（這將在我後續出版的著作中進一步討論），因為他們有助於將這些機構所提及的實踐置於語境之中。
當我們將目光轉向東亞時，會發現關於前現代時期照顧精神病患制度史的學術研究尤其缺乏。然而，最近隨著瘋病被病理化為一種精神疾病，從而催生新的制度安排，一些關於中醫史、瘋病史和現代精神病院的優秀出版物顯著增加。在中國歷史上對精神病患的早期關注，大多是針對刑事定罪（登記和監禁）轉變，尤其是在十八至十九世紀的清朝。
這些研究大部分都致力於追溯前現代的瘋癲與精神錯亂的早期歷史，有時還包括一些述評，關於無法得到家人照顧或容易被家暴的精神病患可能被安置在宗教機構。然而，仍然缺乏系統性研究來探索前現代宗教機構與照顧精神病患之間的連結史。缺乏學術研究是因為佛教機構沒有發揮重要作用嗎？換句話說，宗教與精神病患照護的交會史是否有待撰寫？鑑於該領域現狀以及該領域先前缺乏學術研究，我只能給出試探性結論。日本案例的材料比中國和臺灣的材料更豐富，但中國和臺灣有一些不確定、零碎但有啟發性的材料，應該鼓勵進行更詳盡的研究。
佛教與精神疾病
當代佛學研究領域的學者們愈來愈關注佛教與醫學之間的關係，這一主題的文獻數量日益增加，顯示出此領域日趨重要。東亞關於佛教與醫學的研究顯著增加，不僅大大豐富了我們對佛教與醫療連結的認識，也留下關於制度背景的研究盲點。9 這種對佛教與醫學交融的最新興趣，是過去百年來佛教研究中的最新一次。然而，儘管學者們對亞洲各地佛教醫學文獻進行了許多全面的研究，以及對現代靜坐與正念的正面效果進行了無數研究，令人驚訝的是，對於佛教和精神疾病的關係，特別是東亞語境的研究仍然缺乏。關於佛教與精神疾病研究的缺乏反映了前現代中國和日本普遍缺乏精神疾病的研究。歷史和科學研究的缺乏也與正嘗試各種佛教心理治療形式的心理治療師、諮詢師和心理衛生工作者人數的急劇增加不成比例。上述發展源於西方對佛教日益增長的興趣，以及公眾和科學界愈來愈對神經科學與佛教之間的關係感興趣，如「心智與生命研究所」（Mind & Life Institute）等。儘管佛教教義（包括佛教心理學和實踐的歷史概念）及其可能應用於心理學或精神疾病治療研究和資訊明顯不足，這些發展仍在繼續進行。佛教心理學已廣泛應用於許多不同領域，包括心理療法和精神障礙，以及自助療法。對於這些療法的積極主張，不僅科學證據基礎嚴重不足，而且關於佛教心理學或心理治療在傳統中的地位，研究基礎也同樣薄弱。
儘管缺少有關精神疾病在佛教中地位的研究，但一些有趣的材料顯示，這個故事還有很多內容有待講述。在討論佛陀作為醫師的表述時，人們常常看到《增支部》中的以下段落被引用：「諸比丘！此等是二種病。二者為何?身病與心病是。見於有情，能有一年亦稱身無病，二年、三年、四年、五年；十年、二十年、三十年、四十年、五十年；或百年亦稱身無病者。諸比丘！然而，於世間有稱須臾無心病之有情難得，除漏盡者。」從這個角度來看，所有人都患有不同程度的精神疾病，而佛教傳統專注消除煩惱，依此來治癒。這不僅是前現代的觀點，現代心理治療師也將禪修解釋為一種療法，描述如下：「我將把神經病症的概念擴展到包括每個人，將治療的概念擴展到包含證悟體驗。」縱觀東亞佛教傳統的歷史，可以找到許多專門從事治療的僧侶的紀錄，旨在處理被鬼魅困擾或附身的人。
我將首先透過追溯各種來源（從教義文本到法規）中，有關精神疾病的引用，來討論精神異常在佛教中的地位。該論文隨後介紹東亞佛教寺院與精神病院之間的制度聯繫史。在討論的第二部分，將介紹在佛教寺院範圍內或毗鄰地方發展現代精神病院的例子。由於現代社會照護精神病患形式改變，例如強制住院作為解決暴力行為的手段，導致早期佛教寺院與精神病患之間的聯繫被切斷。佛教寺院與精神病院之間究竟是何種關係？本文的主要目標是復原部分歷史，並展示佛寺在中國、臺灣和日本為精神病患提供治療、神異療法和日常護理方面的作用。
米歇爾．傅柯（Michel Foucault）在他的《瘋癲與文明》一開始就明確討論宗教與精神異常間可能存在關聯。在闡述他野心勃勃的論文過程中，他論點是理性與非理性的逐漸分離，即智與精神異常，以及對後者的日益限制。他還推測所謂「愚人船」可能是航向聖瑪修蘭德拉尚聖殿（Saint-Mathurin de Larchant）、聖伊爾德維特德格尼聖殿（Saint-Hildevert de Gournay）、貝桑松（Besançon）以及赫爾（Gheel）等地的朝聖船，裝載著尋求康復和理性的精神病患。傅柯論述這些被他稱為「反朝聖之地（即精神病患被視為朝聖者的地方）」治癒與排擠的興趣是一致的：瘋子被限制在期許奇蹟的聖地中。赫爾村很可能是以這種方式發展起來—一個由聖地變成病房的聖殿，這是一個精神病患希望得到解脫的聖地，卻被古老主題給暴力地「儀式性劃分」。儘管一些研究歐洲精神疾病與精神病院的歷史學家對傅柯的方法表示極大疑慮，尤其是他缺乏對不同時期和文化背景關注—這是他更大研究計畫的一部分。另外，他的歷史主張，例如他關於「愚人船」的理論，已被他人證明是錯誤的。但無須全盤接受傅柯整體研究，就能欣賞他對宗教場所與精神病患可能連結的洞察。若傅柯今日仍在世，他無疑會發現這很有趣，特別是因為他對日本佛教寺院生活的持續興趣。
十九世紀時，位於京都的岩倉區眾多的精神病院被認定為日本的「赫爾」。若他得知在日本歷史上，精神病院區域包括兩座重要的佛寺，與被視為有精神疾病的患者有著悠久的歷史關聯，他的興趣可能會加深。這個日本的「反朝聖之地」是否也正是人們滿懷解脫希望而前去的地方？在此處是否像歐洲一樣，發生了理性與非理性之間的暴力的儀式性劃分？對於這些具體問題的答案，我們將不得不留至本文稍後部分，而在抵達那個豐富且有充分文獻支持的論點之前，我需要從較一般性的討論開始，質詢精神異常在佛教中的位置，並以非常廣泛的筆觸描述佛教相關部分從印度到日本的明顯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