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戰啟示錄美蘇冷戰歷史系列專題報告（1945-1991）

代序：聚焦冷戰的因與果/ 沈志華

過往的冷戰史研究以往史學界對於冷戰起源和冷戰發生的研究，大體上局限於國際政治體系的範圍內，而安全結構、地緣政治、意識形態是這一體系的基本範疇。國際政治體系對於冷戰史研究無疑是十分重要、十分必要的，數十年來冷戰史學家正是在這一理論體系的運用中取得了豐碩的研究成果。20 世紀50 年代初在西方學術界出現的正統學派（Oethodox School）或稱傳統學派（Traditional School），强調蘇聯作為「邪惡强權國家」的影響，認為蘇聯的地緣政治擴張和建立世界霸權的野心導致了冷戰的發生，美國則是為了捍衛民主制度、遏制共產主義擴張而被動地捲入了冷戰。20 世紀60 年代崛起的修正學派（Revisional School），以批判美國對外政策為出發點，强調美國為控制世界資源、在全球建立霸權而進行了帝國主義式的擴張，這才是冷戰發生的根本原因。到20 世紀70 年代後期，隨着美國歷史檔案陸續開放，又出現了後修正學（Post-Revisional School）。這一派學者努力重建歷史叙事，認為冷戰的起因主要在於美蘇雙方在對外政策上發生的相互誤判，並由於意識形態極端對立而進一步產生的過度反應。
由於冷戰的意外結束和俄羅斯檔案逐漸公佈於世，西方學界出現了以約翰．加迪斯為代表的「冷戰史新研究」的學術潮流，其特點是强調利用多國檔案特別是美蘇雙邊檔案，加强對國際關係理論的探索，從而使冷戰研究成為真正的國際史而非美國外交史。在這方面，美國伍德羅．威爾遜國際學者中心發揮了重要作用。在冷戰起源的問題上，這些學者從冷戰的結局出發，認為蘇聯和斯大林應該為冷戰的發生負責，共產主義的意識形態和蘇聯的政治制度本身具有進攻性，對西方構成了安全威脅。其中最典型的就是加迪斯的這一說法：只要斯大林統治着蘇聯，冷戰就是不可避免的。當然，這種觀點也受到一些學者，如M.P. 萊夫勒、G. 倫德斯塔德的質疑和挑戰，同樣作為曾經的「後修正學派」，他們指責加迪斯回到了「傳統學派」的立場。
上面提到的這些研究無疑大大加深了人們對冷戰本質和緣起的理解。但是，我在研究中感到，如果僅限於安全結構、地緣政治和意識形態範疇，似乎有很多問題是無法解釋清楚的。比如，在美蘇形成冷戰對抗的格局前，彼此都不是對方的安全威脅；雙方都沒有感受到來自對方的軍事威脅，不安全感不過是意識形態偏見帶來的幻覺，而非現實。所謂陷入安全困境主要是第一次柏林危機、朝鮮戰爭以後的事情，如何用安全結構或安全觀念來解釋冷戰的形成？又比如，就冷戰起源而言，美蘇意識形態的對立無疑是最具根源性的，但在考察冷戰發生時，情况就未必如此了。在蘇南衝突出現之前，斯大林並沒有在其勢力範圍內宣揚和推行蘇聯模式的社會主義道路，甚至有些美國决策者也看到了這一點，那麼如何用意識形態來解釋冷戰的發生？再比如，在冷戰爆發前，美蘇並沒有地緣政治的交集，雙方分別從中國和朝鮮半島撤軍甚至表明他們盡力避免這樣的交集。我的研究表明，伊朗危機的根源和本質是蘇聯對石油資源的訴求，而不是佔領或分割伊朗領土；美蘇對德佔領政策分歧的實質是戰後賠償問題，而不是永久性地分別佔領德國。所以，僅在國際政治體系內討論冷戰起源，尤其是冷戰發生的問題，顯然是不夠的，必須從經濟角度重新審視這一問題。關於研究資本主義歷史的方法，馬克思和恩格斯特別指出：「一切社會變遷和政治變革的終極原因，不應當在人們的頭腦中，在人們對永恆的真理和正義的日益增進的認識中去尋找，而應當在生產方式和交換方式的變更中去尋找；不應當在有關的時代的哲學中去尋找，而應當在有關的時代的經濟學中去尋找」。我對這種研究方法完全認同，考察冷戰起源、冷戰發生乃至冷戰結束的歷史過程，不能離開經濟學的研究，甚至可能首先需要從經濟學的視角開始。
从經濟角度看冷戰的發生如果加入經濟因素的考量，人們就會發現，從二戰結束到戰後初期，冷戰的發生過程大致在兩個領域展開：國際政治領域和世界經濟領域。前者表現為戰後國際秩序的安排及美蘇勢力範圍的劃分，後者表現為戰後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的重組及其與蘇聯的關係。從國際政治體系看，戰時同盟在雙方認同的雅爾塔體系中得以延伸，美蘇在安全關切和霸權目標上的矛盾完全有可能在大國合作機制中得以緩解，而避免走向衝突。
從世界經濟體系看，美蘇經濟體制之間的本質性差异，只有在兩國建立戰略互信且認同統一的國際經濟秩序的條件下才能逐漸彌合。蘇聯對美國主導的布雷頓森林體系雖感到有利可圖，但也心存疑慮。在美蘇關係不斷惡化的情况下，蘇聯首先放弃了加入布雷頓森林體系的機會，進而斷然拒絕參與歐洲經濟援助計劃，使得戰時的美蘇經濟合作關係無法在戰後國際經濟秩序的重構中延續下去。所以，作為冷戰本質的制度對抗首先是在經濟領域顯現的，冷戰的發生也是從經濟領域的脫鈎開始的。當蘇聯拒絕加入布雷頓森林體系時，雅爾塔體系的經濟基礎實際上已經開始動搖；當蘇聯和東歐拒絕加入馬歇爾計劃，决心與西方世界做徹底的經濟切割時，冷戰便發生了。如果從經濟的角度觀察，人們還會發現，戰後美蘇關係實際上是極不對稱的. 這種不對稱性不是表現為政治影響力，而是表現為經濟實力。以往把戰後初期的蘇聯看作另一個超級大國，可能是一種錯誤認知。如果僅從意識形態和政治制度看，或許可以這樣說，但是如果從美蘇經濟實力差距和經濟關係特徵的角度觀察，必然導致對過去思維定式的懷疑。在經濟成就、科技創新以及在此基礎上的整體經濟和軍事能力等方面，蘇聯與美國之間差距非常之大，以至於根本無法將二者放在同一個天平上衡量，戰後初期尤其如此。
正是這一點而不是其他，决定了戰後斯大林的戰略考量：在安全戰略上，蘇聯不可能主動向美國挑戰，而在經濟戰略上，蘇聯需要與美國繼續合作。美國也是因為經濟實力超强才會擁有沃勒斯坦所說的霸權（hegemonic）地位，或如萊夫勒所說的權力優勢（preponderance ofpower）。如同英語作為國際語言表明了大英帝國曾經的世界霸權地位，美元作為國際貨幣也顯示了美國現實的世界霸權地位。正是在這樣的基礎上，美國在戰略上提出了由美元主導戰後國際經濟秩序的布雷頓森林體系，在策略上則把美元貸款作為撬動對蘇政治和外交的經濟槓桿。而蘇聯對戰後與美國經濟合作的實際運作開始產生猶疑和不滿，也恰恰首先反映在這兩個問題上。對抗是如何一步步升級的根據我的觀察，在冷戰起源過程中，由於外交行為超越了外交目標，或者說經濟目標與政治手段的錯位，直接催化了對抗升級，這樣的案例很多。
例如，二戰末期，當歐洲戰事告終，美蘇經濟需求已出現根本分歧：美國主張「壓縮或削減對蘇租借援助」，而蘇聯因戰後重建「恰恰需要加大援助力度」。羅斯福雖以對日作戰為由堅持「無條件援助」方針，但這反而「加深了美國內部左右政治派別的矛盾」，並「鼓勵了蘇聯提出更大需求的野心」。蘇聯戰後拒絕簽署解决剩餘物資的「3-c 協定」，導致在其他盟國順利獲取貸款時，蘇聯僅得2 億美元租借貸款，遠不及英國（44億），甚至比不上波蘭（2.25 億）。這一裂痕為「戰後美國迅速調整對蘇政策埋下了伏筆」，也成為雙方互信瓦解的第一道經濟傷疤。再比如，蘇聯在伊朗的根本目標純屬經濟利益——「石油租讓權」，但手段嚴重偏離目標。「在其佔領地區策劃組建伊朗民主黨」「組織武裝游擊隊」，以政治施壓迫使伊朗讓步。這種做法導致西方認定蘇聯的真實意圖是領土擴張和政治干預，「石油問題只是幌子」。儘管蘇聯最終撤軍並放弃租讓權，但其過激的手段「為美國右翼勢力改變白宮外交政策提供了口實」，成為美國對蘇强硬派的關鍵證據。這一案例深刻表明，蘇聯「最大的敵人其實是他自己」—— 合理的經濟訴求因不當手段淪為冷戰導火索。
最後，賠償問題是美蘇經濟矛盾撕裂歐洲的致命一刀。蘇聯視德國為「經濟殖民地」，將賠償視為重建核心：蘇軍攻入德國後以「沒收戰利品」的名義「瘋狂拆遷工業設備」，計劃運走的物資「高達400 萬噸，合14.8 億美元」。而美國堅持「恢復德國經濟優先」，主張在復興基礎上賠償。雙方在波茨坦會議上雖然妥協形成「分區賠償」原則，但根本目標的對立使合作無法持續。蘇聯的掠奪式政策「成為美國在佔領政策上指責蘇聯的依據」，而美國將德國經濟納入西方體系的决心，最終導致「盟國共同索賠政策的終結」。正是這一經濟分歧，使「波茨坦會議相互矛盾的兩原則—— 經濟統一和分區佔領—— 為德國分裂埋下伏筆」。蘇聯在德國賠償問題的談判中沒有及時做出讓步，最終導致了馬歇爾計劃的出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