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花方作譜，宋代植物譜錄循跡：入詩、入畫也入口，花花草草如何擄獲宋人芳心？

博物不惑、格物致知
從茶經到花譜，字裡行間是自然哲思
不只認花識草，更要解讀宋代文化密碼
⚑　緣起與研究價值
本書聚焦於宋代植物譜錄的整理與研究，旨在補足過去對中國古代植物知識史研究中所忽視的一環。植物譜錄作為植物知識與審美文化的重要載體，記錄了許多罕見且獨特的植物資料。宋代是植物譜錄高度發展與繁盛的時期，不僅數量激增，內容涵蓋花卉、經濟作物、園藝技術，甚至延伸至文學與藝術領域，充分反映宋代社會對自然的關注。

⚑　研究方法與內容架構
本書試圖釐清植物譜錄之間的傳承、互動與異同。不僅重建各部譜錄的成書年代與編撰背景，也辨識其中的偽書與佚書，並追溯其版本流傳情況，並廣泛討論詩詞、繪畫、畫譜等相關文類，從而展現植物譜錄在宋代的多重功能與知識類型。作者強調，譜錄承載宋人對植物、自然與生命的哲學思考。

⚑　譜錄的分類與特色分析
書中涵蓋綜合性植物譜錄與附帶詩詞、繪畫的文學性與藝術性譜錄。這些譜錄不僅記述植物形態、用途與栽培技術，也反映作者的價值觀、美學趣味與時代精神。例如，《梅花喜神譜》以圖像表現梅花之美，堪稱植物畫譜的創新之作，象徵著文人審美與科學記錄的結合。

⚑　學術貢獻與文化意涵
本書不僅重建植物譜錄的發展史，更透過譜錄反映宋代士大夫階層與自然互動的知識系統與文化表述。作者指出，宋人對植物的觀察與記錄，既有科學的嚴謹性，也有審美與情感的投射，體現「格物致知」、「正德利用厚生唯和」等傳統思想。植物譜錄作為宋代知識分子對自然世界理解的一種方式，不僅展現其學術趣味與精神追求，也傳遞出古人追求多識、知物、敬自然的博物精神。

⚑　對當代的啟示
本書為傳統植物文化研究提供了堅實的文獻基礎與研究模型，尤其在當代生態危機與生物多樣性議題日益受關注的背景下，透過對宋代植物譜錄的再發掘，不僅有助於古代博物學與科技史的深化認識，也提醒我們重新思考人與自然、知識與文化、傳統與現代之間的多重關係。此書無疑是連結歷史知識與現代精神的重要橋梁，對自然史、文學、藝術乃至環境人文學等多領域皆具有重要的參考價值。

本書特色：本書以宋代植物譜錄為核心研究對象，透過文獻學方法深入考察其版本源流、撰者背景與社會脈絡，並對佚書與偽書進行嚴謹辨析，釐清譜錄間的關係。全書關注植物美學、文化象徵與知識傳播的歷程，展示宋代植物知識的多元面貌。其細緻考訂、廣泛引用古籍與版本資料，為古代博物學與植物文化史研究提供重要的學術資源與新視野。

久保輝幸，早稻田大學日本宗教研究所特約研究員。發表論文《前近代中國的芍藥栽培和選種（英文）》及《左圭〈百川學海〉版本流傳考》等文獻考證方面的文章。著有《吳越國：10世紀在東亞綻放的文化國家》、《醫學、科學、博物：東亞古籍的世界》、《簡明西藏通史》等書。

羅桂環，長期從事生物學史、環境保護史、西方在華考察史和栽培植物發展史的研究，主要著作有《中國歷史時期的人口變遷與環境保護》、《中國科學技術史‧生物學卷》、《近代西方識華生物史》、《中國栽培植物源流考》等。

前言（節錄）
植物譜錄是中國古代很有特色的一類植物專著，而宋代是其大量湧現的繁榮時期。當時埃及、西亞以及歐洲雖然出現了如《檸檬論》、《獵鳥的藝術》（The Art of Hunting with Birds）等動植物專著，但是這類動植物專著在13世紀以前的文獻中並不多見。
因此，全面系統地梳理和研究宋代及宋代以前的植物譜錄，對更好地探討中國古代植物知識的發展有著重要意義。自20世紀後半葉以來，已有一些學者對譜錄類著作做了相關研究，大多研究的重點在於譜錄類著作中的古代科技成就。雖然譜錄類著作一般是短篇，內容說不上非常豐富，但卻有不少其他書中鮮有的獨特記載。
研究譜錄類著作時，我們還可以更多關注它們的作者和時代背景，以及作者之間的人際關係和著作相互產生的影響，譬如考訂各種譜錄的成書時期、存世情況、記述內容；作者的出身、經歷、人際關係、生卒年、所處年代，乃至他們編撰譜錄的緣起、目的、背景等。有鑑於此，本書將宋代的植物譜錄作為主要研究對象，透過文獻學方法，加以墓誌、書法作品等石刻史料，重新整理宋代各種植物譜錄的相關訊息，追溯編撰者的個人經歷以及社會背景，考證譜錄的版本流傳，並甄別書籍的真偽，以期更加深入地釐清宋代植物譜錄的發展脈絡，闡明植物譜錄的興盛與當時社會的關係。

前言
導言
第一章　宋代和其以前的主要植物文化概述
第二章　譜錄的出現與發展
第三章　宋代的竹譜、桐譜
第四章　宋代的花譜―牡丹、芍藥
第五章　宋代的花譜―菊花、梅花、蘭花
第六章　宋代的花譜―其他花卉譜錄
第七章　宋代的茶書
第八章　宋代的食用植物譜錄
第九章　宋代植物譜錄的價值和意義
附錄1　宋代及以前的植物譜錄年表
附錄2　宋代各時間段植物譜錄數量的統計比較
附錄3　歐陽脩《洛陽牡丹記》善本影印

第一章　宋代和其以前的主要植物文化概述
中國擁有西南高原、北方平原和南方水鄉等廣闊且多樣的自然環境，並逐漸形成獨特的地域文化。植物的分布受環境條件的影響，南北兩地的植物文化自然也會有所不同。明代的江盈科記載的〈北人啖菱〉這個趣聞，正好體現了南北兩地植物文化的差異。
楚人有生而不識薑者，曰：「此從樹上結成。」或曰：「從土地生成。」其人固執己見，曰：「請與子以十人為質，以所乘驢為賭。」已而遍問十人，皆曰：「土裡出也。」其人啞然失色，曰：「驢則付汝，薑還樹生。」
北人生而不識菱者，仕於南方。席上啖菱，並殼入口。或曰：「啖菱須去殼。」其人自護所短，曰：「我非不知，並殼者，欲以清熱也。」問者曰：「北土亦有此物否？」答曰：「前山後山，何地不有。」
夫薑產於土，而曰樹結；菱生於水，而曰土產。皆坐不知故也。
南宋時期，在中原地區屢次遭到北方游牧民族入侵後，北方的一批文人士族最終移居到了常綠闊葉林帶的南方。南方的氣候和江河地勢成了抵禦游牧民族再次南下入侵的天然堡壘，將江南定為首都的王朝憑藉其地區的富庶繁榮一時。但是，那樣的王朝由於北方勢力的吞併最終也宣告滅亡，與此同時，南北文化也經歷了反覆的交替融合。南北兩地分割的局面在距今約七百年前的南宋時期落下了帷幕。
因此，難以一言概括中國文人的自然觀。日本的著名漢學家青木正兒曾寫過相關的論述考察的文章。特別是關於宋代，研究中國古代文學的著名專家小川環樹在文學解說中也有所提及。艾朗諾的《美的焦慮》（The Problem of Beauty）（2006年）、中尾佐助的《花和木的文化史》（花と木の文化史）（1986年）、漢學家胡司德（Roel Sterckx）的《古代中國的動物與靈異》（The Animal and the Daemon in Early China）（2016年）也可以作為參考。但是，集中於中國植物文化的研究在中國國內外都寥寥無幾。李惠林的《中國園林花卉》（The Garden Flower of China）（圖1–1），李約瑟等人寫過論述考察中國植物學知識的文章、法國的梅泰里（Georges Métailié）也做過相關研究。除此之外，還有羅桂環的《中國科學技術史：生物學卷》（2005年）以及曾雄生的《中國農學史》（2008年），這些都是對中國植物文化的系統整理。基於以上的研究，本節將著眼於南方文化對古代中國植物文化的貢獻，探討從先秦到宋朝滅亡期間，中國植物觀的變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