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獻給中國多元性的輓歌
動輒辱華的年代，
當繁花不再生長，認同被剪裁成單一模樣，
如何活出不屈的生命？

國際人權新聞獎得主馮哲芸，
叩問「何謂中國何謂華？」的生命之作
✭《吃佛》作者芭芭拉・德米克、《國之荒原》作者歐逸文、《星火》作者張彥
海內外中國觀察家一致盛讚　
張潔平│獨立書店「飛地Nowhere」創辦人專文推薦

2019 年秋天，北京首都機場的拘留室內，一名美籍華裔記者正等待未知的審訊。她被指控是「黃皮白骨的香蕉人」，在長達三小時的盤查與電子設備搜查中，被要求「好好講一段中國故事」。這段經歷作為起點，開啟她對中國如何定義與控制身份的深刻追問。

在習近平治理下，中國進行一場為期十年的大規模民族復興工程。受到國家一統方針主導，人民唯有服膺於「漢族、講普通話、異性戀、對黨忠誠」等身份框架，才能被視為「堂堂正正的中國人」。而在高壓統治背後，則反映執政者對政權解體的恐懼，試圖透圖透過同化十三億公民，只許忠於黨意的「紅花」綻放以維繫國家安穩。一切不符合期待的多樣性，都將遭受打壓與噤聲。

本書作者馮哲芸帶領讀者穿透政治標語的迷霧，看見20位抗爭者守護靈魂色彩的生命故事。從維權律師、曾替國家出征的小粉紅、寫下新冠封城日記的作家，到香港書商、「徐州八孩鐵鍊女」與流亡的維吾爾父親。這些人在體制邊緣發出不平之鳴，有人選擇留下、有人被迫離散，也有人在沉默與自保間痛苦掙扎。儘管代價沉重，他們仍嘗試在縫隙中保有說話的權利，以及對自我身分記憶的認同。

本書為一部眾聲交響的精彩報導作品。馮哲芸筆下的每一個角色，有如在乾涸土地上掙扎生長的異色花朵。儘管國家只想允許紅花綻放，他們卻用生命證明不可磨滅的多樣性，挑釁地向獨裁政權傳達自由之聲。

◆709大抓捕後，中國維權人士如何在法律嚴冬中突圍？
◆中共如何透過「掃黑除惡」，將法律作為控制經濟與政治異音的工具？
◆中國互聯網審查機制下，「躺平」文化如何成為一場無聲的抗爭？
◆藏族、維吾爾族、蒙古族等少數族群，如何在高壓統治下守護語言文化？
◆從控制生育到人口販運，中國女性如何突破世代的性別不平等？
◆反送中之後，離散港人在海外尋求政治庇護與民主抗爭的未竟之路

本書特色
1.海外知名中國觀察家一致盛讚，當代最具公信力的中國報導文學之一
本書作者馮哲芸憑藉在美國國家公共電台與《金融時報》第一線的敏銳直覺，長期深耕維吾爾監控、晶片戰爭與疫情真相等核心議題，並屢獲肖倫斯特新聞獎等國際大獎肯定。這份厚實的報導底蘊，讓本書贏得芭芭拉．德米克、張彥與歐逸文等頂尖觀察家的聯合盛讚，作為當代報導文學界對「習近平時代」最完整深刻的定格與見證。

2.穿透鐵幕的真實見證：紀錄壓抑社會下的重大事件與人性
本書緊貼習近平時代下中國日漸緊縮的社會脈絡，挖掘被政策口號隱蔽的身影。內容涵蓋震驚國際的「徐州八孩鐵鍊女」、武漢肺炎清零政策下居民的共同記憶，以及影響深遠的 709 大抓捕與香港反送中運動。作者帶領讀者穿透國安政治與種族同化的層層迷霧，看見隱藏在政治事件背後，那些維權律師、失蹤書商與流亡者最真實的人性故事。

3.在兩岸動盪的局勢下，重拾民主與多元價值
在兩岸局勢日益緊張、訊息碎片化的當下，我們對對岸的認知往往流於兩極化的神話或汙名。本書提供一種珍貴的「第一線視角」，讓我們理解中國的身分認同並非鐵板一塊，而是一場充滿矛盾與掙扎的生存戰役。透過理解這份「多元駁雜」的真相，臺灣讀者能更冷靜審視鄰近大國的本質，並在理解他人的痛苦與勇氣之餘，更加珍視自身擁有的民主與自由價值。

作者簡介

作者簡介
馮哲芸 Emily Feng
美國國家公共電臺（NPR）駐華府記者、前《金融時報》駐北京外派記者。馮哲芸畢業於杜克大學，以優等榮譽完成亞洲與中東研究及公共政策雙學位。2019年，她加入美國國家公共電臺，駐地北京與台北，關注議題範圍廣泛，包括半導體產業、中國對維吾爾族的監控，以及中國新冠疫情。馮哲芸曾獲多項國際新聞獎肯定，包含2022年因亞太區的報導貢獻，獲得美國肖倫斯特新聞獎；2023年因報導中國維吾爾族家庭的遭遇，獲頒丹尼爾・肖爾新聞獎（Daniel Schorr Journalism Prize）。此外，她曾兩度獲得人權新聞獎，並獲得海外新聞記者俱樂部表彰（2025）、波士頓大學熊曉鷗亞洲報導年度記者獎（2024）、國際頭條新聞獎與葛蕾西獎。
2025 年，馮哲芸調往華盛頓特區美國國家公共電臺分社，負責報導外交政策及美中關係。

譯者簡介
洪慧芳
國立臺灣大學國際企業學系畢業，美國伊利諾大學香檳分校MBA，曾任職於西門子電訊及花旗銀行，目前為專職譯者，從事書籍、雜誌、電腦與遊戲軟體的翻譯工作。

名人推薦

專文推薦
張潔平│記者、獨立書店「飛地Nowhere」創辦人

聯合推薦
李志德│資深新聞工作者
李明哲│人權工作者
李雪莉│《報導者》營運長
沐羽│作家
阿潑│記者、作家
塔依爾・哈穆特・伊茲格爾│維吾爾詩人、《等待在夜裡被捕》作者
劉文│中研院民族學研究所副研究員
劉致昕│《真相製造》作者
「馮哲芸以細膩精湛的筆觸，描繪出一個外界難以真正瞭解的當代中國。她把焦點放在那些勇於掌握命運、奮力活出自我的平凡百姓身上。她的筆下流露的時代氛圍，比任何統計數字更能真實地反映習近平時代的中國。」歐逸文，美國國家圖書獎得主，《野心時代》作者
「馮哲芸透過嚴謹的採訪與優雅的文字，講述那些勇於挑戰中國共產黨的人令人心驚的故事，包含維權人士、律師、維吾爾人、蒙古人、香港人等等。作為這個世代最傑出的中國通記者，她不畏持續的騷擾與壓力，仍堅持將這些故事公諸於世。」芭芭拉・德米克，美國國家圖書獎的決選入圍者、《我們最幸福》與《吃佛》作者
「這本書讓人得以一窺習近平時代的中國內幕，揭露政府如何背離那些曾讓中國脫貧致富的開放政策……透過十幾個細膩動人的故事，馮哲芸展現這個國家的多元面貌，也描繪出許多中國人當下的矛盾心境。在一個再次強調政治一致的國家，許多原本充滿創意的年輕人備受壓抑，他們該如何在這樣的環境中尋找出路？」張彥，普立茲獎得主、《星火》作者
「我一直很欣賞馮哲芸的深度報導，這本書完全不負所望。她以嚴謹的調查與動人的筆觸，真實呈現出在習近平時代的中國，身為『中國人』意味著什麼。書中的字裡行間洋溢著人性光輝，也時而令人心碎。」楊貝貝，CNN國際記者
「本書出自當代最勇敢的中國駐地記者之手，敘事引人入勝。透過馮哲芸的書寫，讀者得以深入洞悉更多元的中國面貌，遠超過任何旅人、甚至多數記者的所見所聞。」楊緣，英國國會議員、《私人革命》作者
「二○二四、二五年以來世局的變化，恐怕並不聽從人們善良的願望。《唯紅花綻放》書中的中國人、香港人，有些僅僅是為堅持做為一個人的日常，就得付出慘重代價。
中國硬實力的發展提醒我們，臺灣乃至整個世界，恐怕還要跟北京政權共處、周旋好一陣子。閱讀、分享仍在堅持理想的中國人的故事，對於我們想要在這個世道下保持身心健康，恐怕是最好的安慰和心理武裝。」李志德，資深新聞工作者
「馮哲芸筆下的中國人，幾乎都認同自己的國家，並不想和中國共產黨為敵。只是希望這樣的國家能遵守自己制訂的法律。讓自己的傳統能夠保存，生活能有基本的公平正義。他們維護自己權益的方法都符合國家法律規範，最終卻被國家拋棄，被當成國家安全的敵人。甚至被迫放棄家鄉，流亡海外。中國這兩個字甚至成為他們的惡夢。
香港人不願意步這些人的後塵，奮力想守護作為人的基本價值。但卻遭國家暴力蠻橫對待，只能拋棄所有，勇武抵抗。這樣悲涼的人禍，遍地成災。希望臺灣人透過馮哲芸的筆觸，理解他人的苦難，嚴肅思考臺灣該走的未來。」李明哲，人權工作者

「馮哲芸以長年駐地採訪的深度與節制而動人的筆觸，描繪習近平時代中國的身分困境。她以一則則生命故事拆解身分、權力與忠誠的邊界，揭示國家如何塑造，也如何抹去個體。從被迫分離的維吾爾家庭，到堅守良知的人權律師、守護母語的蒙古族教師與流亡他鄉的香港人，她讓一個個具體生命走到讀者面前。本書不僅是對二十個具體生命的深度紀實，更是一種理解當代真实中國不可或缺的思想座標。」塔依爾・哈穆特・伊茲格爾，維吾爾詩人、《等待在夜裡被捕》作者

序

前言
機場的入境留置室向來不是我發掘創作靈感的地方。但二○一九年十月那個夜晚，我在北京首都機場，腦海卻思緒翻騰。萬一今晚我被拒絕入境，無法回到北京市朝陽公園附近的公寓，接下來幾個月該怎麼辦？我甚至開始思考，若有必要，該如何從中國境外繼續報導這個國家。
過去幾個月，我頻繁往返於北京與香港，採訪香港爆發的反政府抗議活動。然而，離開中國變得愈來愈難。每次從北京機場通關，我都會被邊檢人員攔下來做額外盤問。回程更是麻煩，通常得經歷兩三小時審問。他們會質問我在北京的工作、在香港的活動，並檢查我的手機與公務電腦。那晚機場的警官告訴我，若拒絕接受電子設備檢查將被直接遣返。他說我的記者身分已被列為「關注對象」，每次持美國護照入境中國時都會被系統標記出來。
此刻的我身邊沒有手機，坐在留置室的冰冷金屬椅上，思考著自己的處境。過去三個月一連番的奔波與密集的新聞壓力，以及日益針對我本人與報導內容的攻訐已讓我身心俱疲。官方人員曾對我說，即便我在海外出生長大，我本質上還是中國人，理當透過報導向國際社會「講好中國的故事」。
* * *
接下來那幾年，我被中國官媒貼上「民族叛徒」的標籤，我被指控勾結「境外敵對勢力」，更被嘲諷是一個「香蕉人」。意思是我外黃內白，徒有黃皮膚，內在則全盤西化，藉由華人身分偽裝自己蒐集惡意報導的情報。隨著二○二○年全球疫情爆發、中國關閉邊境，這類攻擊在官媒與社群媒體上愈演愈烈。但矛盾的是，即使面臨無休止的機場盤查與國家監控，我依然有一種強烈的渴望，想繼續留在中國工作。為何這個國家讓我如此著迷，想要持續報導它？又為何在重重困難下，我依然深愛著這裡的生活？
這些問題的答案，最終指向了「身分認同」。不僅是我個人的身分認同，更關乎中國人如何看待自己，以及他們如何了解「中國人」這個身分對同胞的意義。那天晚上在機場的經歷為這本書埋下種子。最終我獲准進入北京，並繼續在當地報導。然而，在三年後的二○二二年，我的好運終於用盡，中國拒絕讓我再次入境。於是，我開始動筆寫下這一切。
* * *
這本書探討的是中國的身分認同問題，包括國家如何掌控身分的表述，以及誰有資格被視為中國人。對身分認同的執著不是我獨有的關切。在習近平擔任中國共產黨領導人的十二年中，他始終致力於推動「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並在此過程重新界定「中國人」的身分。
他所定義的理想中國公民範圍日益狹隘，你必須是漢族，而非其他五十五個官方認可的少數民族；必須說普通話，而非數百種各地方言或少數民族語言；必須是異性戀者。而最終極的標準，是對執政的共產黨絕對忠誠。要強化中國就必須全民參與，因此在我駐中國報導的那些年，塑造統一的身分認同成為當局的首要任務。
對於非華裔、從未在中國生活過，或不屬於「中國觀察圈」的讀者而言，你可能很納悶：為何要關心中國的身分認同問題？我認為，瞭解中國政府如何看待自己、希望塑造怎樣的公民是解讀中國政策的基礎。而這些政策，正日益影響全球的外交與經濟政策走向，尤其是美國。然而，這不是一本歷史書，我關注的是活在當下的人。如今外人愈來愈難進入中國，能夠在當地長住、感受日常生活脈絡的機會更是少之又少。因此，我想把焦點放在那些普通百姓上，看他們一方面塑造當代中國身分的樣貌，另一方面又受制於國家的身分政策。
任何國家都會試圖凝聚共同的國民認同、促進民族團結，中國也不例外。但在中國採訪期間，令我印象最深的是這種對身分認同的執著，遠超出廣泛的政治價值觀，並滲透到日常生活的每個細節。這種執著的背後其實是一種根深柢固的恐懼，那就是害怕中國共產黨的命運最終會步上蘇聯的後塵，先是長期內部分裂、社會撕裂，最後突然崩解。誠如二○一二年習近平在一次內部講話中所說：「最後戈巴契夫輕輕一句話，宣布蘇聯共產黨解散，偌大一個黨就沒了。按照黨員比例，蘇共超過我們，但竟無一人是男兒，沒什麼人出來抗爭。」
習近平選擇正面迎戰這種潰敗的恐懼。他接任黨的領導人不久，就以一份後來稱為《九號文件》的內部通報，明確表達他的因應方向。當這份文件外流時，我還在大學念書。那是我第一次真正注意到中國的新聞，當時我心想：「原來報導中國可以這麼有意思。」《九號文件》揭示了國家控制的新戰線，那是一場有關文化、身分、思想的抗爭。這份通報清楚指出，這將是習近平與他領導的整個黨機器必須全力投入的一場戰役，目標是贏得十三億中國人的思想與忠誠。
該文件也指出，數十年來，中國人民受到西方普世價值的蠱惑，例如民主選舉與政府問責等觀念。一群敢於揭弊的中國記者和蓬勃發展的網路平臺，讓這些與共產體制格格不入的激進思想進一步擴散。對習近平而言，他的任務是「絕對不能讓錯誤思想或觀點有傳播的機會或途徑」。此外，《九號文件》否定了新聞自由與人權等概念的普世性，並提出一個大膽的主張：中國有自己獨特的「中國特色」治國之道，而這套模式只能由黨來主導。
* * *
我從大學畢業後就移居中國，最初幾年的親身經歷與《九號文件》中所倡導的思想完全不符。那段時間我深深愛上這片土地，它的遼闊與多元遠遠超乎我的想像。中國從來不是單一樣貌的整體。舉個小例子來說，在首都北京，我努力學習的普通話，其實是一種融合各地方言與口音、在中國作為標準語的半人工語言。然而，我和身邊的北京人卻完全聽不懂我父母與南方親戚交流時使用的吳語。如果搭乘高鐵再往南行，粵語跟它的變體又成為主流，那對講吳語的人來說也同樣難以理解。
我大學時修過一門中國史課程，讀到毛澤東那句著名的口號：「百花齊放，百家爭鳴。」諷刺的是後來那些響應他的號召、敢於表達不同意見的人多半都遭到整肅。然而，當我搬到北京後，卻初次體會到中國社會的思想獲得解放時可迸發出何等能量。在那裡，我結識中國的叛逆文青與作家、社運人士與模特兒。他們大多不是北京人，而是在外地出生成長。透過他們，我認識了中國各省獨特的生活節奏與地方歷史。他們帶我參與性別平權、法治建設、勞工權益等活動。有生以來我第一次用中文接觸到顛覆自身舊有思維的文章與觀點，在字裡行間感受到思想碰撞的火花。
那段時間我幾乎一直在路上。為了採訪，我走遍中國各地，從礦區和工業城鎮，到宗教團體與共產黨的朝聖地。週末我會安排短程旅行，去看海、爬山，走訪那些貫穿中國的大江大河。我特別喜歡西北的風景，甘肅、寧夏、青海等地荒涼壯闊的地貌像極了火星表面，與我從小在中國水墨畫裡看到的運河與柳樹截然不同。
慢慢地，我不得不承認也許中國官方的說法有幾分道理。即使我在美國出生成長，我的確有一部分身分是「中國人」。我之所以喜歡住在中國，是因為我發現那些原本只屬於我自己的特質竟能在這片土地的脈動中找到共鳴。只不過我不是當局狹隘定義的那種中國人。愛上一個國家，也意味著更深入了解它。我很快就意識到在習近平主政下，我所珍惜的多元性反而被視為一種隱患。網路討論的審查日益收緊，當權者對異議人士的監控不斷加強，甚至連「異議人士」的定義範圍也持續擴大；而國家對宗教和少數民族社群的打壓更是變本加厲。如今的中國，誠如一位消息人士套用毛澤東時代的口號所形容，「只允許紅花綻放」。
* * *
但我更喜歡「百卉千葩」這個成語。它描繪百花盛開、千姿百態的景象，象徵著蓬勃發展的多元性。這個成語恰如其分反映我當初被吸引投入中國報導工作的原因。那讓我有機會短暫走進一個國家、接觸形形色色的生活，見證他們在飲食、思想、言語、行為上如此大的差異與特色。當然，更珍貴的是見證他們在面對龐大脅迫與同化壓力下，依然堅守本真的韌性。這些見聞成為我報導的核心主軸，他們的故事在我離開中國後始終縈繞我心，令人念念不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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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本書收錄的就是那些人的故事。我從中國開始寫起，描寫抱持不同政治理念的代表人物。接著，我把目光拉到曾是帝國邊陲的新疆、內蒙、寧夏、甘肅等地。在這些地區，語言、民族與宗教認同在國家主導的身分認同計畫中始終充滿爭議。其後我跨出中國本土，探訪歷經多輪身分認同爭議的香港，思索這座城市在中國宏大藍圖中的發展軌跡。最後，當回到美國家鄉時，我發現「何謂中國人」的叩問，早已在我自幼熟悉的海外華裔社群中掀起波瀾。因此，本書最終是以美國的脈絡作結。
這本書大部分是在臺灣書寫及修訂完成。臺灣是一個民主自治的島嶼，但中國聲稱擁有其主權，並揚言必要時不惜以武力犯臺。中國當局撤銷我的居留證也不再核發記者證後，我於二○二三年初搬到臺灣。驟然切斷了在中國的生活讓我深受打擊、無所適從，為了尋求心靈的慰藉，我開始探尋七十多年前那批逃離中國內戰、離鄉背井來到臺灣的百萬移民的故事。當年這些離鄉的人幾乎都以為他們只會在臺灣暫時落腳，心中始終懷想著海峽對岸的故土。
然而，他們大多終其一生未能再踏上歸途。我不願像那一代的流亡者般沉溺於懷舊的思緒中，卻對臺灣的美好視而不見。之後兩年，我在臺灣找到新的歸宿。這個過程讓我領悟到身分認同可以超越民族國家的疆界，不必局限於單一的政治體制。
二○二三年十二月，我與臺灣的政治人物馬英九會面時，腦中正反覆思索這些想法。那時距離臺灣的總統大選只剩幾週。馬英九和我一樣，父母也是中國人。他們在中國內戰後逃離大陸，將他帶到臺灣。
臺灣民主化後，他最終獲選為總統，但他父親始終提醒他別忘了家族在中國的根。二○二三年初，馬英九首次造訪中國，我問他那趟旅程的感受，他看起來十分開心。當我看到的是習近平主政下日益緊縮封閉的政治環境時，他卻看見滿懷熱情迎接他的群眾，從中感受到一種正在萌發的自由開放。他表示：「如果你拿現在的中國跟三十年前相比，真的有很大的不同。他們其實懂得民主的重要，只是不知道那個詞。」當他看到我一臉難以置信的表情時露出笑容。我們彷彿雞同鴨講，談論的是兩個截然不同的國家。
如今回想那次對話，我能體會他當時的心境。雖然我已不在中國生活，但仍希望被視為中國人，對那片土地懷著深切的思念。但後來我明白，就像本書中許多人物一樣，我們每個人心中所懷想的其實是不同版本的「中國」。我們所追尋的，或許是一個早已不復存在、甚或從未真實存在的中國願景。

書摘/試閱

八書店老闆
二○一五年十月二十四日，香港書商林榮基徒步從香港跨過邊界，進入中國。通關程序通常很快，隊伍不長，只要檢查完證件、搭上地鐵就能進入中國。在那裡，共產黨管控嚴密，但林榮基始終覺得自己還有香港當作後盾。香港作為「特別行政區」，是金融家與異議人士向來能自由進出、各行其道的地方。至少在二○四七年以前，人人都能在英式普通法體系的保障下在此隨心所欲，享有公民自由與活躍的獨立媒體。
林榮基常常刻意讓這條界線變得模糊。他的身材瘦削、戴著眼鏡，過去已往返於香港與中國數十次。他會偷偷攜帶各種中文書到中國，包括煽情的驚悚小說、政治人物傳記與通俗言情小說。這些書因為涉及中共高層內幕或揣測敏感黨史，在當地常遭到查禁，因此十分搶手。他只有在二○一三年一次差點出事。當時，中國的邊防官員發現他偷運書籍，拘留他幾個小時。不過在他塞了紅包、開了幾句玩笑後，他們還是放他走了。此後，他改以郵寄方式，從香港把書寄給一批匿名的客戶。
林榮基在香港開設的實體書店名為「銅鑼灣書店」，店面緊鄰一家內衣店。這家店是中國遊客的熱門去處，他們會來這裡探聽最新的政治八卦。香港其實有多家專門販售「禁書」的書店，但林榮基的書店人氣特別旺。他常年待在狹小的辦公室，每天工作長達十三個小時，有時事情一多就乾脆直接睡在店裡。儘管中國近在咫尺，他卻覺得做這一行很安全。「一國兩制」的政策就像一道堅實的屏障，在中國諸多限制與香港的蓬勃生意之間築起一道滴水不漏的法律防火牆。他相信中國會繼續尊重這道界限。
正因為如此放心，那天他從香港過境前往中國時，心情格外輕鬆。這趟行程是為了私事，他要去東莞探望中國女友。東莞這座製造業的重鎮離邊境僅約八十公里。然而，當林榮基刷卡通過第一道閘門，準備離開香港時，前方的閘門卻未如常開啟，他被卡在兩道閘門之間。突然，十多名中國警官將他團團圍住。林榮基認出其中一人，那人曾在二○一三年審問過他。這次對方的態度嚴厲許多。這名警官連同其他十人，把林榮基強行推上一輛等候在旁的廂型車，隨即把他載往深圳派出所。林榮基在那裡坐了一整夜，手腳都被綁在椅子上。次日清晨，他被戴上手銬、蒙住雙眼，押上火車，整整坐了十三個小時。當他下車時眼罩微微滑落，他從路標認出自己身在寧波。那是位於中國東海岸的港市，離香港極為遙遠。他向隨行的警察提問，但對方都置之不理，沒人告訴他為什麼會被帶到這裡。
XXX
在寧波，林榮基被帶到一間寬敞、四周鋪著軟墊的房間。房裡有扇窗，可以看見天空。他回憶道：「我這才發現，隔著鐵窗聽到的鳥鳴與自由時聽到的完全不一樣。」兩名警衛全天候看守著他，每四小時輪班一次。他留意到房間裡所有東西都被固定住了，連牙刷也不例外。
在此之前，他已被迫簽下文件，放棄會見家人及自行聘請律師的權利。他之所以簽字，是因為飲食和飲水全掌握在這些來歷不明的人手中。後來，辦案人員終於表明身分，他們來自中國共產黨的「中央專案審查小組」，負責調查反黨活動，這次他們要追查的是林榮基販售的禁書。他們質問林榮基為什麼向中國讀者銷售那些書籍、如何將書寄給他們，以及每年從中國的訂單中獲利多少。他們反覆強調，從香港販售這些書是在破壞國家穩定與抹黑國家領導人。林榮基聽了錯愕不已，他實在無法理解像中國這樣龐大又強勢的黨國體制，為何會如此在意一家小小的書店。
但顯然，他們極其在意。因為這些書籍，或者更準確地說，這些得以出版的書籍正象徵香港張揚的本土意識，那正是黨日漸擔憂的。最初，這片前英國殖民地只是一座多岩的島嶼。在第一次鴉片戰爭中，積弱不振的大清帝國慘敗給英國等西方列強，被迫割讓香港。一八九八年，為了容納激增的人口，大英帝國迫使清廷簽下九十九年的租約，租下新界。這片廣闊的土地涵蓋林木茂密的山丘與海岸線，與維多利亞港隔海相望，直接與中國大陸接壤。由於簽訂租約的關係，香港的範圍大幅擴張。
一九八○年代初期，隨著租約即將到期，此時中國早已告別帝制，由共產黨執政。中國要求全面收回對香港的政治主權，經過多年的漫長談判，中英兩國的領導人最終簽署協定，確認移交主權，並為這片即將回歸中國的土地制定一套新的憲制架構，後來稱為《基本法》。在這段談判過程中，香港人幾乎完全被排除在外。一九九七年，這片殖民地在滂沱大雨中正式「回歸」中國。英國的國籍伴隨著禮炮鳴響緩緩降下，紅底黃星的中國國旗冉冉升起。當時雨勢之大，幾乎讓威爾斯親王的講稿濕透了。根據移交協議，中共承諾以較為寬鬆的方式管治香港，讓香港在一國兩制下維持獨立的司法制度與公民自由。這項承諾至少會維持五十年，直到二○四七年，屆時雙方將再重新評估情況。私底下，英國外交官也期望到彼時，中國其他地方也會逐漸開放，變得更像香港，亦即保有中華文化底蘊，但在政治上更貼近西方的民主體制。
中國接管香港後，香港人開始摸索出新的身分認同。他們逐漸凝聚出一套核心價值的共識，包括自由、人權、民主、法治，以及廉潔透明的政府。從一開始，香港的身分認同就是一種對理想的追求，而不是建立在共同的族群血緣上。這些核心價值，讓香港人跟幾乎未曾享有這些價值的中國大陸同胞存在差異，也與過去未曾賦予港人這些權利的英國殖民統治者做出區隔。不過，儘管《基本法》的起草者曾暗示「一人一票」普選是香港的「最終目標」，但在《基本法》下港人仍未獲得普選權。在那一天到來之前，表達民意最確切的方式始終是走上街頭與遊行發聲。
香港人確實也一次又一次走上街頭。從一九九七年主權移交後，香港接連出現大規模抗爭。二○○三年，數十萬人走上街，迫使一項將賦予中國更大執法權力的國安法草案暫時擱置。二○一二年，民眾再度集結，反對歌頌中共、貶抑多黨民主的新課綱。二○一四年，當中國公開宣告普選無望，並表明將由中共預先篩選香港特首候選人時，港人再次感受到被背叛而湧上街頭。
在那些風起雲湧的歲月裡，像林榮基一般的香港書商依然照常營業。他們就像礦坑裡的金絲雀，只要這些書店還能自由存在，就代表香港的核心價值尚未消失。這座城市有如為替中國減壓的閥門，它緊貼著邊境、開啟讓壓力得以釋放的政治縫隙。幫中國觀光客去香港度假時，他們會湧入林榮基的書店，一頭栽進另一個世界。在那裡，無論是前中共高層將領的祕密內幕、權貴精英的私生活醜聞，都能被以白紙黑字印成書。一些從中國的大學圖書館下架的史料與書籍最終也流入香港，呈現出一段更黑暗、赤裸，也更詳盡的中共掌權史。林榮基長年與多名中國作者合作，深知中國的新領導人習近平正把中國帶回意識形態掛帥的黨國體制。但他和許多人一樣相信這種改變會在「一國兩制」那道防線前止步。那是中共二十幾年前對英國和香港人民許下的承諾。那承諾具有不容忽視約束力。他相信法治，也認為自己在香港是安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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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林榮基被囚禁在寧波那間貼滿軟墊的房間時，他渾然不知香港還有幾位書商也在短短幾週內相繼失蹤。他們有一個共同點，那就是長期投入禁書的出版與販售。最早失蹤的人之一是桂民海，他是一名身材微胖的作家，同時也是巨流傳媒公司的共同創辦人。這家在香港註冊的出版商後來收購了林榮基的書店。
桂民海出生於寧波，也就是林榮基此刻身陷囹圄的城市。他在年少時離開思想閉塞的中國鄉村，考上北京最負盛名的北京大學歷史系，從此踏入一個充滿活力的新銳知識分子圈。然而，他骨子裡始終都是一名詩人，在這些前衛的圈子裡，他開始探索一種情緒張力十足的寫作風格。曾被派駐北京的瑞典大使、後來與桂民海成為朋友的外交官馬思中（Magnus Fiskesjö）回憶道：「他寫的東西非常大膽、有衝勁，讓人讀來熱血沸騰。」在一九八○年代的自由化風潮下，桂民海的許多同學留在中國，直到天安門事件為那個時代劃下血腥的句點。在很早以前，桂民海就已遠走他鄉，落腳在瑞典。後來他入籍成為瑞典公民。由於中國不承認雙重國籍，他很快就放棄了中國籍。之後，他短暫回到香港投入出版工作，推出通俗情色小說，也出版政治調查書籍。二○一五年，根據傳聞，他與巨流傳媒的員工正在編輯一本有關新任國家主席習近平私密情史的書。
那本書始終沒有出版，因為桂民海在泰國度假時失蹤了。當時，中國已加強從第三國祕密引渡本國公民的行動，但桂民海的遭遇顯得極不尋常，因為他被帶走的部分過程被拍了下來。泰國芭達雅公寓的監視器拍下他失去自由前的最後身影。透過模糊的影像中，我們能看到一名中國男子在桂民海外出採買返家時攔下他。桂民海把手上的雜貨交給大樓警衛，便上了那名中國公安人員的車，從此失去蹤影。兩週後，同一組監視器拍到另外四名中國男子。他們宣稱是來幫桂民海收拾行李，說他人在柬埔寨賭博。當他們等待電梯上樓時，其中一人在大廳的盆栽裡捻熄菸頭。當時，儘管泰國移民局沒有保留桂民海的出境紀錄，但他早已被悄悄押回中國。一週後，林榮基在邊境遭到拘留。接著，如同骨牌效應一般，巨流傳媒的另兩名員工，包含股東兼總經理呂波，以及業務經理張志平也相繼下落不明。他們的家屬隨後向香港警方報案。
銅鑼灣書店的股東李波是一名外表斯文的男子，他平時也住在香港。那年十二月，他想必也意識到自己身處險境，而寫了一封電郵給桂民海正在英國求學的女兒安琪拉表達擔憂。他寫道：「我寫信是想詢問麥可（桂民海的英文名）的下落。不知道你是否已經得知，他失蹤二十幾天了？我們擔心他是因政治因素被中國的公安人員帶走。」後來，安琪拉在Skype上收到來自父親帳號的訊息，但語氣顯然是出自他人之手，內容是要求她停止為父親失蹤一事奔走發聲。
幾週後，持有英國國籍的李波成為最後一名失蹤的書商。他最後一次現身是在十二月三十日，也就是桂民海失蹤兩個多月後。當天，他前往公司位於香港的倉庫，之後就再也沒有回家。幾天後，他的妻子接到一通陌生來電，電話那頭是李波。他說他在深圳，正在協助警方進行調查。通話時，他沒有使用母語廣東話，而是改用中國通用的普通話。他也叮囑妻子不要對外談論他的事。後來，香港入境事務處向他的妻子證實他們沒有李波離境的紀錄，但不知何故，他也到了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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