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暗時代的思想者：政治崩壞中的公共世界與人物素描

當世界陷入沈默，我們如何守住微光？
人如何在失序的黑暗中維持世界感與判斷能力？
寫給動盪時代的精神求生指南，一部關於「生存美學」與「道德勇氣」的經典作品

這是一本關於如何在政治災難與道德混亂中，依然保持人性尊嚴與思想亮度的著作。漢娜．鄂蘭透過描繪相近時代具體人物的生命故事，來探討這些議題。這本書不是一般傳統的傳記，而是鄂蘭對這些人物生命切片的「側寫」。這是她少見以人物為中心、語氣溫潤、平易近人的著作，寫給所有在混亂中尋找方向的人。

「黑暗時代」此一核心隱喻，借用自布萊希特（Bertolt Brecht）的詩句。指的是二十世紀極權主義興起、納粹大屠殺、戰爭頻仍，以及公共領域被謊言和宣傳遮蔽的時期。在這樣的時代，傳統與權威已崩塌，人們失去了方向。但鄂蘭認為，即使在最黑暗的時代，我們也有權盼望些許光明。我們不依賴權威或歷史必然性，而是仰賴具體個人的「人性光輝」與彼此的「友誼」，在公共領域中相互啟迪、相互照亮。這種光亮並非來自理論或概念，而是來自具體的個人――他們的生活、言行和作品發出的微光。這種光雖然無法驅散所有的黑暗，但足以照亮周遭，讓我們看清世界。

本書涉及的關鍵哲學主題：

●公共領域（The Public Realm）：
鄂蘭強調個體必須在公共領域中現身。人只有在與他人的互動、對話和共同行動中，才能展現其獨特性與自由。當政府被謊言充斥、言論自由受限、或社會陷入平庸的集體主義時，公共領域就會「暗淡無光」。鄂蘭描寫的人物通常是在公共領域崩壞時，依然試圖站出來說真話的人。她認為，沒有了公共領域，人與人之間就失去了「客觀的距離」，會變得過於擁擠或全然孤立。

●人性（Humanity / Humaneness）：
鄂蘭認為，人性不是天生的屬性，而是透過向他人開放、承擔對世界的責任、愛這個世界而獲得的。這是一種在極端惡劣環境中，依然能保持對他人的開放性，並堅持判斷是非的能力。人性不等同於內心的善良，而是在與他人的互動中、在承認彼此差異的前提下，所展現出的同理心與清明。

●友誼（Friendship）：
不僅僅是私人的情感，而是帶有政治意義的連結。這種友誼不是那種「因為我們很像，所以在一起」的取暖，而是一種「為了世界而建立的連結」。友誼是透過對話來確認現實的一種方式，在公共領域失靈時，撐起了一個真實的空間。

●世界性（Worldliness）：
這是鄂蘭哲學中極為動人的部分，常與「對世界的愛」聯繫在一起。世界性與地球不同，地球是自然的，世界則是人為的、需要維護的。鄂蘭讚揚那些即使在受苦、被放逐時，依然關心世界如何運作，而非逃避到內心或彼岸，仍熱愛並關懷這個世界的人。

●多元性（Plurality）：
每個人都是獨一無二的。書中收錄的人物背景迥異，有詩人、教宗、革命家、哲學家等，這本身就是對「多元性」的致敬。鄂蘭透過這本書告訴我們：在黑暗中，並沒有一種「標準」的生存模版，每個人發光的方式都是獨特的。

在充滿不確定性的今日，漢娜．鄂蘭的觀點，依然能為感到迷惘的人們提供一種極具穿透力的視角：

▌跨越時空的深度對話――
鄂蘭在這本書中，並沒有枯燥的哲學論述，而是將鏡頭對準了十位與她同時代（或精神相通）的人物，包括文學家、哲學家、革命家，甚至是一位教宗。但鄂蘭並非寫下偉人傳記，她寫的是這些人在面對困境時，在最沈重的黑暗中，他們也拒絕閉上眼睛，保有內心的清明與對世界的愛。

▌重拾對「人」的信心――
處在資訊爆炸卻真假難辨、價值觀混亂又對立的現代社會，我們常感到無力。本書提醒我們：一個人的存在本身就有重量。當我們開始思考、開始建立真實的友誼，黑暗就無法完全吞噬我們。真實的友誼不是情感依附，而是透過對話共同維護現實感。當公共空間被謊言侵蝕，友誼撐起了一個仍能說真話的場域。

▌優美如詩的政治思考――
鄂蘭的文字充滿感性與洞見，她探討友誼、真實、自由與勇氣，將深奧的哲學化作觸動人心的生命敘事。看見微光、得到啟迪，往往不是源於宏大的理論，而是來自某個人的生命姿態。當一個人在黑暗中散發微光，周遭的人就能看清方向。

作者簡介
漢娜．鄂蘭（Hannah Arendt，1906-1975）
出生於德國漢諾威，是二十世紀極具影響力與原創性的政治思想家，一生從事政治評論與思想研究，著述豐富。鄂蘭師從德國哲學家卡爾．雅斯培（Karl Jaspers），於海德堡大學（University of Heidelberg）取得哲學博士學位。她的思想養成深受德國哲學傳統影響，但其後的人生經歷，尤其是流亡與戰爭，則深刻形塑了她對政治與人類處境的理解。

1933年納粹上台，身為猶太人的鄂蘭被迫離開德國，流亡至法國，期間曾投入協助猶太難民兒童移民巴勒斯坦的工作。1941年，她輾轉抵達美國，並於1951年成為美國公民。這段跨越歐洲與美洲的流亡經驗，使她的思想持續關注極權主義、無國籍處境與公共世界的瓦解等核心問題。

鄂蘭的著作橫跨政治理論、歷史分析與思想評論，深入探討極權統治的本質、現代政治的危機，以及人在歷史斷裂與道德崩解之中的責任與判斷能力。她不僅重新界定了政治思想應當關注的核心問題，也持續啟發人們思考：在支撐瓦解的世界中，學會理解世界、維持判斷，並重建公共生活。

譯者簡介
王婉卉
臺大翻譯碩士學程畢業，現為自由譯者。音樂、影視、動漫來者不拒，最近迷上每天觀察新養的薜荔，不過最愛仍是充滿文字魅力的閱讀世界。譯有《燒腦老球迷的哲學勝利法》、《為什麼我們總是相信超自然？》、《成功心理學》等。

序言

本書所收錄的隨筆與文章，是十二年間在各種因緣際會下撰寫而成，內容主要在探討人物──談他們的人生歷練、生活軌跡，以及歷史時代對他們的影響。齊聚於此的這幾位人士簡直相差十萬八千里，不難想像如果他們對此有權置喙，恐怕會出聲反對，抗議為何要被迫聚集在這麼一間公共交誼廳。因為他們的共通點既非才華或信念，亦非專業或出身背景，唯有一個例外：他們幾乎互不相識。但他們都屬於同時代，即便分屬不同世代──其中當然不包含萊辛，不過作為開場的這篇文章就有如視他為同時代的人物般。他們彼此共享的便是一生所處的時代，在這個二十世紀上半葉的世界裡，共同經歷政治劇變、道德災難、藝術與科學的驚人發展。這個時代扼殺了其中幾位，形塑了其他幾位的人生與作品，少數幾位卻鮮少受到影響，而沒有哪位稱得上真正深受其影響。想在這些人當中費心尋覓時代人物，尋求時代精神的代言人，尋找歷史的代表人物，將是徒勞之舉。

即便如此，我認為這個歷史時代，也就是書名提及的「黑暗時代」，在本書中隨處可見。這個說法是我借用自布萊希特的名詩〈致後世之人〉（To Posterity），詩中談到動亂與飢餓、濫殺與屠殺、對不公不義的憤慨，以及「唯有不公正，卻無憤慨時」的絕望，而理所當然的憎恨使人顯得醜惡，理由十足的憤怒使聲音變得粗啞。所有這一切都發生在光天化日之下，再真實不過，別無祕密或神祕可言。然而，這個時代並非任誰看來都顯而易見，要察覺其存在也並非輕而易舉，因為直到災禍臨頭的那一刻，掩飾此時代真面目的不是現實，而是幾乎所有官方代表的口若懸河和故弄玄虛，他們以各種花言巧語，接連不斷為令人不快的事實和情有可原的擔憂找到開脫之詞。當我們想到黑暗時代以及置身其中的百姓，也得將這種由「當局」──或當時所謂的「體制」──打造並散播的假象納入考量。若公共領域的作用是提供一個闡明公眾事務的空間，讓人可以透過無論好壞的言行舉止，展現其為人與能力，那麼當這種闡明之舉因「信任差距」和「不可見的治理」而消失，因不揭露真相卻將其掃落至地毯下的言論而消弭，因藉故要維護舊有真理，將所有事實貶為微不足道的規勸、道德等而消逝，黑暗便隨之降臨。

這一切並不陌生。三十年前，沙特（Jean-Paul Sartre）便在《嘔吐》（La Nausée，我認為依然是他的最佳傑作）中，將上述情況形容為以嚴肅精神（l’esprit de’sérieux）掩飾惡意，由此來看，每個受到公認的人無不是混蛋，而所謂的一切既費解又無意義，混亂蔓延，厭惡四起。四十年前，海德格（Martin Heidegger）在《存有與時間》（Being and Time）中，描述得精確至極的正是同樣的情況（雖然目的完全不同），那幾段文字探討「人人」、他們的「空談」，以及大體上所有不受自我隱私保護而公諸於眾的一切。他在描述人類的存在時，表示任何真實或可信的一切，都受到公眾領域必然會形成的「空談」這股壓倒性力量所侵襲，進而影響日常存在的每一個面向，或預期或摧毀未來可能發生一切的意義或無意義。按照海德格的說法，要從這個平凡無奇世界的「費解瑣事」中逃脫並無可能，唯一的例外就是遺世獨立，過上帕門尼德斯（Parmenides）和柏拉圖以降的哲學家認為與政治領域相對的獨居生活。本書要探討的重點與海德格的哲學分析無關（依我看，他的分析無可爭辯），也與分析背後的哲學思想傳統無關，僅僅聚焦在該時代的特定根本經驗以及那些經驗的概念描述。就本書脈絡而言，重點在於那句聽來反常的諷刺陳述，「公眾之光掩蓋一切」（Das Licht der Öffentlichkeit verdunkelt alles.），其無疑切中了核心，實際上也不過是最能簡扼總結現況的描述。

我在此所提出更廣義的「黑暗時代」，嚴格來說，不等同於本世紀的駭人聽聞之事，這些確實是前所未有的可怖之事。相形之下，黑暗時代不只並不陌生，綜觀歷史更是屢見不鮮，雖然就美國史來說或許史無前例，但除此之外，這種時代在今昔往往充斥犯罪與災難。即便身處最黑暗的時代，我們仍有權盼望些許光明，這一絲光明很可能與其說是源自理論和概念，更可能是來自男男女女於公於私所發出的微光，這盞光雖然往往微弱又搖曳不定，面對幾乎任何情況卻都會發亮，照亮人生在世的這段歲月──此信念正是描繪這些人物時未言明的背景。我們早已習於黑暗的雙眼，簡直難以辨別他們的這盞光究竟是燭光，抑或是熾烈陽光。但對我來說，這種客觀評價已是其次，大可放心交由後世之人來評斷。

1968年1月

序言
01. 黑暗時代的人本精神：兼論萊辛
02. 羅莎．盧森堡：1871-1919
03. 安傑羅．若瑟．龍嘉理：一名自1958至1963年坐在聖伯多祿宗座上的基督徒
04. 卡爾．雅斯培：頌辭
05. 卡爾．雅斯培：世界公民？
06. 伊薩克．狄尼森：1885-1963
07. 赫曼．布洛赫：1886-1951
08. 華特．班雅明：1892-1940
09. 貝爾托特．布萊希特：1898-1956
10. 瓦爾德馬．居里安：1903-1954
11. 藍道．傑瑞爾：1914-1965

黑暗時代的人本精神：兼論萊辛（節錄）

漢娜．鄂蘭於1959年獲頒「萊辛獎」，她藉由德國啟蒙思想家萊辛，思考一個核心問題：當世界陷入黑暗，人與人之間還能如何維持人性與友誼？在這篇著名演講中，鄂蘭提出她對「黑暗時代」最深刻的理解——即使政治世界崩壞，人的對話、理解與友誼，仍然能保存人性的光。

一份由自由市所授予的榮譽，一個以萊辛1為名的獎項，實為莫大殊榮。我承認自己並不清楚我為何會榮獲此獎，對我來說，內心要能完全接受這份榮譽，也實屬不易。既然我都坦承了，就可以完全不理會我何以獲獎的敏感問題。就這點而言，一份榮譽等於是為我們上了強而有力的一課，教導我們何謂謙遜，因為這意味著如同他人的功績與成就是由我們所評斷，我們自身的功績無法由自己來評斷。每一個獎都是世界在發聲，如果我們要受獎並為此表示感激，就只能將自己置之度外，完全按照框架行事，而這個框架就是我們對世界所抱持的態度，對那個讓我們有空間可以發聲且聲音為人所聽見的世界與公眾。

不過，榮譽不只特意提醒我們要對世界心懷感激，同時也代表我們對其負有重責大任。既然我們始終都能選擇拒絕接受榮譽，那一旦接受，就不只是鞏固我們在世上的地位，也是同意自己對其做出某種承諾。一個人得以現身於公眾面前，公眾也接納並肯定這個人，絕非理所當然。唯有天才是由於才華洋溢，不得不進入公眾視野，因而不必決定是否要接受榮譽。單就天才的情況來說，榮譽只不過是與世界繼續保持和諧一致，在眾所矚目下響起的既有和聲，此和諧之所以出現，無關乎所有考量與決定，也無關乎所有責任，彷彿是在人類社會中迸發而出的自然現象。對於這種現象，事實上可以套用萊辛自己的話來說明，他在這兩行優美無比的詩句中表達了對天才的看法：

令他感動之事物，令人感動。令他滿意之事物，令人滿意。
他那愉悅的品味即世界的品味。2

依我來看，在我們這個時代，最曖昧不明的就屬我們對世界所抱持的態度，最不該被視為理所當然的，則莫過於與公眾現象的和諧一致，而這種和諧伴隨著榮譽強加於人身上並證實其存在。在我們這個世紀，就連天才都只能在與世界及公共領域的衝突中，才得以一展長才，不過如同以往，自然便會發現其與受眾之間存在著獨特的和諧關係。但世界並不等同於居住其中的眾人。世界介於人與人之間，這個中介比起（人們通常認為的）眾人或甚至個人，如今才是最為人所關切的對象，並在全球絕大多數國家中引發最顯而易見的動盪。即便世界的秩序尚在成形或維持半成品的狀態，公共領域卻已然喪失本該有的啟發能力。隨著古代世界沒落，西方
世界開始將政治自由視為一種基本自由，而在西方世界的國家裡，愈來愈多人利用這種自由，從世界抽身，逃避世間責任。像這樣與世界脫節，未必會為個人帶來危害，此人甚至有可能在培養優秀天賦的過程中，達到天才的境界，於是繞了一圈，再次為世界所用。但每有一人脫節，對世界來說，幾乎等同於顯而易見的損失，損失的便是本應在此人與同胞之間形成的中介關係，這種獨特關係往往無可取代。

因此，若按現況來思考公共榮譽和獎項的真正意義，我們可能會想到漢堡邦政府（Hamburg Senate）決定將該城市頒發的獎項冠上萊辛之名，其實就像在為乍看無解但想法轉個彎就有解的問題找到解決之道。因為萊辛從未在當時的世界感到自在，恐怕也從未打算這麼做，但他仍按自己的方式，始終投身其中。這段關係受獨特的環境因素所影響。德國民眾當時還無法理解他的思維，就我所知，也從未在他生前授予榮譽。根據萊辛自己的看法，他本身缺乏那種與世界達成美妙自然的和諧關係，也就是在機緣下得以一展長才，他與歌德都認為這就是天才現身的跡象。萊辛認為自己由於被評為「近乎天才」而受惠，但他的努力卻從未能真正與世界達成

自然和諧的關係，在這世上，當德行（Virtù）顯現，命運女神（Fortuna）便報以微笑。這或許有其重要性，卻不是關鍵因素。這簡直就像在某一刻，他決定尊崇天才，向擁有「愉悅品味」之人致敬，自己卻仿效那些他曾半諷刺稱為「智者」的人，他們「目光所及之處，那些無人不知的真理，其支柱便為之動搖」。他對世界抱持的態度既非肯定也非否定，而是帶著尖銳批判的精神，對他當時的公共領域則採用全然的革命精神。但這種態度也始終與世界連結，從未離開過世界的堅實地基，更不曾訴諸感性烏托邦主義的極端思想。萊辛身上的這種革命精神，與一種奇妙的偏袒心態有關，也就是對具體細節的堅持，一絲不苟到誇張又近乎迂腐的地步，因而引發不少誤解。萊辛之所以偉大的其中一個因素，就在於他從不容許所謂的客觀影響自己對人事物的抨擊或讚揚，讓自己無法看清人事物與世界的真正關係，以及其在世界中具有的真正地位。這種態度無助於他在德國建立聲譽，因為該國對批判的真正本質不比其他地方來得瞭解。就一般意義而言，公正與客觀可說是沒有太大的關係，這對德國人來說實在難以理解。

萊辛從未與自己生活的世界和平共處。他喜歡「挑戰偏見」，喜歡「對宮廷寵臣說實話」，卻也為這些樂趣付出巨大代價，但他是真的樂在其中。曾有一次，他試著要對自己解釋「苦中有樂」從何而來，表示「所有強烈情感，就連最令人不快的情感，都令人愉快」，因為「這類情感讓我們⋯⋯更意識到自己的存在，讓我們覺得更真實」。這句話明顯令人想到希臘人的情感學說，例如，此理論將憤怒歸為令人愉快的情緒，卻認為希望與恐懼同屬令人不快的情緒。這種評判結果是取決於現實中的差異，正如萊辛的判斷方式，而不是以現實如何投過情感影響心靈的力量為基準，反倒是以情感投射在多少的現實上來衡量。就希望而言，心靈無視現實，而就恐懼來說，心靈從現實中退縮。但如果是憤怒，尤其是萊辛那種憤怒，將揭露世界的本質，就像萊辛在喜劇作品《明娜．馮．巴恩赫姆》（ Minna von Barnhelm）中的那種笑，意欲與世界達成和解。這種笑有助於人在世界中找到容身之處，但諷刺的是，這也意味著想找到就不能向世界出賣靈魂。所謂的樂，是一種根本上對現實抱有的強烈意識，源自對世界展現開放無比的心態，以及對世界的熱愛。即便知道人有可能會為這個世界所摧毀，也無損於「苦中有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