瘧疾文化史：看不見的征服者，瘧疾如何重寫人類歷史？

如果歷史上最強大的帝國，

不是敗給敵軍，而是敗給一隻蚊子呢？

 

瘧疾曾讓軍隊潰散、讓城市荒廢、讓國王殞命。

它無聲、無形，卻改寫了世界的地圖――

 

【沼澤中的幽靈：羅馬與瘧疾的起點】

本書從一處震撼人心的考古發現寫起：羅馬附近一座嬰兒墓地中，數十具幼童在短時間內接連死亡。DNA研究指出，他們極可能死於瘧疾。自此，一條隱形的歷史線索展開――瘧疾早已潛伏於古羅馬文明的心臟地帶。河水氾濫、沼澤遍布、農業開墾，使羅馬成為瘧蚊的樂園，「羅馬熱病」成了揮之不去的陰影。帝國的擴張、軍隊的遠征、人口的流動，都讓這種疾病隨之蔓延。瘧疾不只是醫學問題，而是悄悄改變歷史走向的無聲力量。

 

【從神祇到體液：古人如何理解熱病】

在人類尚未知道寄生蟲與蚊子之前，瘧疾被視為神的懲罰、星辰的預兆或濕氣瘴氣的產物。希波克拉底與蓋倫描述間歇熱、三日熱、四日熱，卻仍以「體液失衡」解釋病因；羅馬人祭拜熱病女神菲波里斯，佩戴寫著「Abracadabra」的護符，喝草藥酒、吞食奇特藥方。人們知道沼澤不利健康，卻不知道真正的敵人是蚊子。這一章描繪的是人類在無知與恐懼中摸索理解疾病的過程――既迷信，也充滿智慧的萌芽。

 

【真正的世界性瘟疫】

瘧疾從地中海擴散到埃及、印度、中國與歐洲各地。尼羅河氾濫滋養文明，也滋養蚊群；印度長期被瘧疾折磨，數以千萬計的人受苦；中國南方的「瘴疫」使軍隊折損；近代北美因水壩與戰爭造成沼澤積水，引發疫情。隨著貿易與殖民擴張，瘧疾成為全球性的疾病。它跨越氣候、文化與國界，是人類共同面對的長期威脅。

 

【人類的反擊：從金雞納到青蒿素】

在長久的對抗中，人類逐步找到武器。金雞納樹皮與奎寧為歐洲帶來希望；寄生蟲的發現揭開瘧疾真相；20世紀青蒿素的問世，為無數生命帶來轉機。屠呦呦團隊的突破，使古老草藥轉化為現代醫學的重要成果。從祈禱神祇到實驗室研究，這是一段人類智慧與毅力不斷升級的歷程，也是文明在疾病陰影下的自我救贖。

 

本書特色：本書以瘧疾為主線，串起古羅馬、埃及、印度、中國與近代歐美的歷史場景，描繪一種疾病如何深刻影響戰爭、遷徙與文明發展。以生動故事與歷史片段，呈現人類從迷信祈禱到科學突破的漫長歷程，重新梳理文明發展與疾病之間的關係。

余鳳高，作品有《魯迅雜文中的醫學史知識》、《馬雅可夫斯基的愛情悲劇》、《天才與瘋癲之間》、《那些巨匠和他們的繆斯女神》、《在現實和文學中的愛》、《西方性觀念的變遷》、《插圖的文化史》、《莎樂美：歷史與藝術》、《風流名士》、《肺結核文化史》等著作五十餘部。

一、疫情
二、著名患者
三、古代戰事
四、病因
五、文學
六、防治（上）
七、現代戰爭
八、防治（下）
九、青蒿素
十、遺補

一、 疫情

1.1 羅馬

西元1988年至1992年，美國亞利桑那大學的考古學家戴維．索倫（David Soren）和他的團隊，在義大利羅馬附近翁布里亞區的盧格納諾－因泰韋里納（Lugnano in Teverina, Umbria），發掘出約47具西元5世紀嬰兒的屍體。研究發現，這些嬰兒都是在一個短時間內陸續死亡，然後被埋葬於羅馬時期別墅遺址旁的一處墓區。墓葬中發現疑似帶有民間信仰或驅邪意味的物品，包括一只幼犬的下顎骨、一頭被剖開的狗的屍體、幾支刻劃過的爪骨以及燒過的金銀花。其中一名約兩歲的孩子，兩手兩腳都被碩大的石塊和瓷磚壓住。
世界頂級自然科學刊物《自然》在2001年8月30日出版的一期，以〈DNA（去氧核醣核酸）在古羅馬嬰兒墓地查明最早的瘧疾〉為題，報導這一考古發掘時，引索倫的話說：「這不是正常在羅馬墓地埋葬的模式」，原因是在埋葬地點發現有巫術的跡象，包括小狗的骷髏，也許是為了抵禦被認為引發該病的惡魔。研究人員透過對嬰兒骨骼進行DNA分析，證實其中存在惡性瘧原蟲（Plasmodium falciparum）的遺傳物質；骨骼上多處蜂窩狀的圖像則顯示貧血，這與瘧疾的典型症狀相符，而且當時的文獻上也提到那段時間流行嚴重的瘧疾。據此，羅馬大學的寄生蟲學家馬力歐．科倫茲（Mario Coluzzi）表示，鑑於這些骨骼與分子證據的情況，「瘧疾是導致（這些嬰兒）死亡的最合乎邏輯的解釋。」
這是瘧疾在西元5世紀就已侵擾著義大利人的人類學證據。
在羅馬附近的盧格納諾發現古代瘧疾的證據具有明顯的典型意義。事實是，即使到了西元19世紀，義大利，特別是中部台伯河畔的羅馬，仍是世界著名的瘧區。這與義大利，尤其是羅馬的地貌不無關係。
瘧疾不像哮喘或某種癌症，是一種環境造成的疾病。然而它的傳播，卻要取決於環境條件。它需得有肥沃的基地、適量的水分和充足的陽光。另外，蚊子叮咬宿主――人或動物傳播瘧疾，也需要有一定的條件。儘管瘧原蟲是世界上最致命的病原體之一，但是如果蚊子叮錯了宿主，或者牠體內太冷或太熱，或者瘧原蟲未及在蚊子體內發育成功就死亡，可能仍舊不能傳染疾病。此外，除了滅蚊，天氣也影響瘧疾的傳播，例如乾旱夏日或秋冬季節都不利於蚊子繁殖。在所有影響瘧疾傳播的因素中，最重要的是蚊子的種類。地球上有460多種瘧蚊，其中約有70種能夠傳播瘧疾。例如在北歐，就不常能夠看到熱帶非洲的瘧蚊。而傳播瘧疾的瘧蚊，也需將卵產於水中，讓其在那裡孵化並以水中有機物為食。幼蟲的存活還取決於適應其種類的環境。綜合這些因素看，從地貌學看，羅馬便是一個有利於瘧疾流行的地區。
早在西元前1500年的青銅器時代，甚至更早，就有人在這個後來被稱為羅馬的地方居住；到西元前1000年初，開始有人在這裡定居；200多年後，西元前753年，在台伯河岸建起羅馬古城。
台伯河原出亞平寧山脈的法爾泰羅納山（Monte Fumaiolo），向南穿過一系列山脈和寬谷，流經羅馬之後，於奧斯蒂亞附近注入地中海的第勒尼安海。台伯河經常洪水氾濫，尤其在雨季，更加嚴重。古代的羅馬人也曾作過努力，希望控制河的下游，但受限於當時的技術與河道條件，防洪成效有限，結果留下一個個水塘和水坑。這些水塘和水坑，便成為蚊子的孳生地；在古典時期，瘧疾已成為羅馬的地方病，以致出現「羅馬熱病」（Roman fever）或者「羅馬瘟疫」（Roman plague）等專指瘧疾的名詞。美國羅馬史專家凱爾．哈珀在《羅馬的命運：氣候、疾病和帝國的終結》中這樣分析地貌的改變使羅馬瘧疾流行：
羅馬人不只是改造地形，而且會將自己的意志強加於自然。他們砍伐樹木，燒毀森林，改造河道，抽乾湖泊，還在最棘手的沼澤中修建道路。人類對環境的入侵是一種危險的遊戲。它不僅讓我們接觸到陌生的寄生蟲，還能引發連鎖的生態變化，帶來不可預知的後果。在羅馬帝國，自然實施了殘酷的報復，其主要手段是瘧疾。透過蚊子叮咬傳播，瘧疾成了羅馬文明無法擺脫的痛苦。在羅馬城中，山丘下面的大片沼澤，還有河谷，更不用提遍布全城的水池和噴泉，都是攜菌蚊蟲的避風港，使這座永恆之城變成了瘧疾的泥沼。無論在城市還是鄉村，瘧疾都是嚴格惡毒的殺手。（李一帆譯文）
古羅馬人深知，像羅馬南方肥沃的蓬廷沼澤地（Pontine Marshes）很適合農業種植，但也知道這些被雜草和灌木叢覆蓋的沼澤地中，停滯的汙水和瘧疾之間的關係，特別是在夏季期間。古羅馬詩人賀拉斯（Horace，西元前65～前8年）在他的諷刺詩中曾寫到，他夜裡穿越這些地方，受蚊子干擾，不得入睡。另一位作家西里烏斯．伊塔里庫斯（Silius Italicus, 25-101）則把這些地方說成為是「繁殖疾病」的地區。羅馬大科學家老普林尼（Pliny the Elder, 23-79）也在他的《博物誌》中提到，道路「穿過山丘」可能阻礙天然的排水，從而為昆蟲創造出新的繁殖地。從羅馬經羅馬平原（Campagna Romana）、通往義大利南部著名的阿庇安大道（Via Appia），可能也因此改變了局部排水條件，進而影響蚊子的孳生。
從西元前1世紀的朱利葉斯．凱撒，和以後的多位教皇，到拿破崙和墨索里尼，都曾試圖排乾義大利中南部著名、長期成為瘧疾溫床的蓬廷沼澤，直到1930年代在墨索里尼時期的大規模整治下，才達成這個目標。在這麼長的時間裡，不知有多少人被瘧疾奪去生命，遭受其痛苦。如西元1861年宣布義大利統一、成立義大利王國僅三個月後，首任總理加富爾去世，當時曾被認為與瘧疾有關；西西里島的2,200名鐵路工人中有1,500人染有瘧疾，180,000常備軍中約10,000人因瘧疾住院，相關統計顯示瘧疾在當時極為嚴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