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抗與共鳴：從精神醫學到音樂治療，聽懂失控行為背後，那些說不出的真心話

★由兩位專業音樂治療師共同撰寫，帶領讀者走進真實的精神治療現場

★不單介紹理論與應用，更深入呈現治療現場的挑戰與真實歷程

★認識音樂治療的實務面貌，進一步理解音樂如何成為治療中的媒介、音樂治療師在臨床現場扮演的角色

內容簡介 警報從走廊盡頭那扇門響起，整層樓都聽得見。那種聲音刻意設計成你沒辦法忽略的東西。急性精神科病房裡，第一個衝進去的人不是音樂治療師——但音樂治療師，依然在場。

本書由兩位曾在德國南部大型精神專科醫院工作多年的音樂治療師翁宇蓉與李文程共同寫就。翁宇蓉長期駐紮急性精神科住院病房，面對的是語言剛剛失效的那一刻；李文程則在成癮醫療科，面對的是失控已久、卻還願意被靠近的人。

書中橫跨 ICD-10 的 F11 至 F60，涵蓋物質使用障礙、思覺失調症、躁鬱症、重度憂鬱症、焦慮與創傷、人格障礙等十七個真實臨床案例。每一個案例均經嚴格去識別化處理，記錄的不是音樂創造奇蹟的瞬間，而是那些失敗的嘗試、判斷失準的時刻，以及在極度混亂中「什麼都不做、只是在場」的選擇。

有人用五年換來三十秒的腦袋安靜，有人用二十年建構一套精密的自我毀滅系統，有人在音樂會結束後用母語說「我還活著」。這些人不是診斷，不是檔案上的數字——他們是會唱歌、會哭泣、會在某個下午突然說「下週還來嗎」的人。

對抗，是這份工作每天的現實——對抗失序、對抗絕望、對抗自己的無力。共鳴，是在那些對抗之後，偶爾發生的連結——一個節奏、一句歌詞、一個沒有說出口的謝謝。
這本書寫給所有在精神科場域工作的人，也寫給所有曾經或正在那扇門後面的人。

▌翁宇蓉
德國海德堡 SRH 大學音樂治療碩士。曾任職於德國南部大型精神專科醫院急性精神科住院病房，長期與思覺失調症、躁鬱症、重度憂鬱症、焦慮與創傷、人格障礙等患者工作。專長為精神科即興音樂治療與跨文化臨床介入。現為 Zoe 音樂療心室創辦人，致力於推動華語圈音樂治療的臨床實踐與公眾教育。

▌李文程
德國弗萊堡音樂學院打擊樂碩士、德國海德堡 SRH 大學音樂治療碩士。曾任職於德國南部大型精神專科醫院成癮醫學部門音樂治療師，與物質使用障礙、多重藥物依賴、焦慮創傷及人格障礙等患者進行個別與團體音樂治療。專長為成癮精神科即興治療、歌曲創作治療與企業音樂減壓。現為海德堡音樂治療創辦人，執業於台灣新竹。

〈推薦序／徐銘鴻 挪威音樂學院音樂治療教授〉

2022 年4 月，我參加了HOMESIDE 國際研究計畫的團隊會議。HOMESIDE 是一項跨國臨床試驗，探討由家庭照顧者運用音樂與閱讀活動，支持失智症患者及其照顧者的成效。會議期間，我有幸造訪德國Marktbreit，也就是阿洛伊斯‧阿茲海默（Alois Alzheimer）的出生地。漫步於這位失智症研究先驅的故居，我深深體會到，醫療照護領域許多最重要的突破，並非始於尖端科技，而是源自臨床工作者對眼前病人的細緻觀察。阿茲海默透過對病人的縝密描述，徹底改變了我們對失智症的理解，也啟發了一代又一代的臨床工作者與研究者，我自己亦是其中之一。

閱讀這本書時，我再次想起了那次難忘的造訪。

因此，能夠為翁宇蓉與李文程合著的這本作品撰寫序文，對我而言既是一份榮幸，也是一份喜悅。我首先要誠摯祝賀兩位作者完成了這部深具思考深度且適逢其時的重要作品。憑藉多年於德國精神醫療體系的臨床經驗，他們共同完成了一本兼具專業知識、人文關懷與臨床智慧的著作。我相信，本書將成為華語音樂治療領域的重要里程碑。

我與翁宇蓉的結識，始於國際音樂治療社群。當時，她邀請我參與她為推廣華語音樂治療所製作的 Podcast（播客）節目。此後，我們持續保持聯繫，也多次在國際音樂治療研討會中相聚，共同見證並投入音樂治療在臨床、研究與國際合作上的發展。因此，能夠見證翁宇蓉與李文程多年累積的專業經驗，最終凝聚成這本著作，更讓我感到由衷欣慰。

雖然本書聚焦於精神醫學，而非失智症照護，但它所展現的精神，與一個多世紀前阿茲海默所秉持的理念如出一轍，那就是細緻而謙遜的臨床觀察。在書中的每一則臨床故事裡，作者始終提醒我們，不要只看見疾病與症狀，而要看見疾病背後的那個人。他們讓我們理解，真正具有療癒力量的治療關係，建立於先傾聽、後回應；先觀察、後行動；先理解、後介入。本書最令我深受啟發的地方之一，是作者對「選擇不介入」的深刻反思。

近年來，隨著音樂治療逐漸發展為成熟的臨床專業與研究領域，我們所提出的問題也日益深化。近期包括 Cochrane 系統性文獻回顧在內的重要證據綜整，除了探討音樂介入的療效之外，也開始關注其可能帶來的不良反應或非預期後果。然而，相關研究同時指出，目前對於這些結果的測量與報告仍相當有限。正是在這一點上，本書提供了一個極具啟發性的臨床視角。

作者提醒我們，正因為音樂具有深刻影響人心的力量，更需要被謹慎而審慎地運用。有些時候，過早介入音樂、過度刺激，或尚未充分理解個案當下的心理與情緒狀態，都可能不是最適切的治療選擇。相反地，等待、觀察、沉默，以及安靜而真誠地陪伴，反而才是最適切的介入方式。這並非治療的缺席，而是建立在細緻評估個案需求、準備度與情境之上的高度臨床判斷。

這樣的理念，也與我在失智症照護中的臨床經驗產生深刻共鳴。我至今仍記得一位失智症個案，在一次治療開始時便處於極度焦慮與不安的狀態。我當下的第一個決定，不是播放音樂，甚至不是開口交談，因為任何額外的刺激，都可能使其原本已高度亢奮的情緒更加惡化。我選擇安靜地陪伴，同時盡可能降低環境中的刺激，甚至一度刻意離開個案的視線範圍，只留下穩定而安全的陪伴。直到對方逐漸恢復平靜後，我們才開始輕柔地交談，最後才慢慢將音樂帶入彼此的互動之中。

這段經驗，再次印證了本書所傳達的重要理念：音樂治療的專業，不在於每一次都使用音樂，而在於知道何時應該使用音樂、何時應該等待，以及如何讓音樂真正回應眼前這個人的需要。

閱讀本書的過程中，我逐漸體會到，未來音樂治療研究除了持續探索音樂如何促進健康與福祉之外，更值得我們深入思考的是：臨床工作者究竟如何判斷，何時應該讓音樂先等待。真正促成改變的機制，或許不僅存在於音樂本身，也存在於治療師持續評估情境、理解個案準備度，以及做出適切臨床判斷的歷程之中。翁宇蓉與李文程正是將這份經驗豐富的臨床智慧，清晰而深刻地呈現在本書之中。

最後，我誠摯祝賀翁宇蓉與李文程完成這部優秀的著作。我相信，本書不僅將深化華語讀者對音樂治療的理解，更將引領我們重新思考治療真正的核心價值。

真正卓越的音樂治療師，不只是懂得如何運用音樂，更擁有判斷音樂何時應該開始、何時應該保持沉默的智慧，並明白這兩種選擇，同樣蘊含著療癒的力量。若本書能夠啟發更多讀者將這份智慧帶入自己的臨床實踐，那麼翁宇蓉與李文程已經為音樂治療專業留下了一份深遠而珍貴的貢獻。

推薦序　鄧煌發　中華民國犯罪學學會前理事長
推薦序　尤俊衛　台灣新竹國泰綜合醫院骨科主任
推薦序　王淑榮　《IC之音‧竹科廣播》資深製作暨主持人
推薦序　林正修　台灣精神科、兒童青少年精神科專科醫師
推薦序　柯廷佳　新竹市藥師公會第十四屆理事長
推薦序　紀宛婷　德國海德堡大學心臟內科與急診醫學專科
推薦序　徐銘鴻　挪威音樂學院音樂治療教授
英文原版　Original Preface (English Version)
推薦序　鄭蓓欣　德國系統神經科學博士
前言

▋ 第一部　MOVEMENT I 走進那扇門

第一章　成為治療師之前
第二章　理解精神科

▋ 第二部　MOVEMENT II 案例現場：當音樂走入病房

第三章　ICD-10 精神疾患框架與音樂治療介入
第四章　F11-F19 物質使用障礙群
第一節　F11 鴉片類物質使用障礙：海洛因的囚徒，與一條被音樂照亮的縫
第二節　F15 其他興奮劑使用障礙：身體記得回家的路
第三節　F19 多重藥物使用障礙：封閉的迴路與旁邊的窗
第五章　F20 思覺失調症：當現實的牆裂開了
第六章　F31 躁鬱症：快到來不及呼吸的節奏
第七章　F32-F33 重度憂鬱症：當沉默成為最大的聲音
第八章　F42-F43 焦慮、強迫與創傷：當儀式關不住的水，與河邊那瓶威士忌
第九章　F60.2-F60.3 人格障礙群：當關係本身成為武器

▋ 第三部　MOVEMENT III 理解共鳴

第十章　為什麼音樂能做到這些？
第十一章　當心走音時，音樂怎麼接

▋ 尾聲　CODA

餘音
後記　六百人、八個國家、五年追蹤、一個尚未寫完的答案

附錄：如果你正在路上
求助資源

〈第一章 成為治療師之前〉

▌一、在語言失效之前

精神科病房有一種特別的寂靜，聲音和意義之間斷了線。走廊上有人說話，有人在哭，有人把頭壓進枕頭裡低聲喃喃——那些聲音都在，但各自漂浮，彼此之間沒有一個共同的世界。你如果在那裡工作過一段時間，大概都遇過同一種狀況：坐在一個人面前，他的眼神沒有完全渙散，身體也沒有明顯的激動，但你跟他說話，他的回應和你說的事情之間，總是差了一點什麼。語言在那個人身上已經無法好好運作——每一句話從嘴裡出來的時候，似乎都在途中迷了路，抵達你耳朵的版本和出發時想說的，已經是兩件事。

這個時候繼續用對話做治療，收穫有限。語言本身已經失去了承接的功能，它沒辦法再托住那個人當下真正的狀態。病房裡的醫師、護理師、心理師都知道這件事，他們也都知道，在語言還沒準備好的時候，總要有什麼別的東西先進去。音樂治療通常就是在這個節點被引進來的。但它要處理的問題，比「語言失效」更早一步：在一個人還沒辦法開口之前，他能不能先被接住。接住的方式有很多種，而音樂的方式是讓聲音直接進去，在關係還沒有任何形狀之前，先讓它存在。

這本書裡的兩位治療師，翁宇蓉和李文程，各自在德國的精神科系統裡工作了將近十年。他們的起點不同，面對的病房不同，走進這個領域的理由截然不同。但他們同樣在某一天站在那個節點上，發現語言已經到了邊界，然後各自找到了音樂。

▌二、亮晶晶禮服到黑色寬鬆衣褲

▎翁宇蓉
她從小學鋼琴、雙簧管、聲樂、琵琶，多樣的樂器讓她很早就養成在不同聲音系統之間切換的能力，但她並沒有意識到這件事有什麼特別。音樂對她來說是一件很自然發生的事，從來沒有認真想過它可以用來做什麼。大學念的是音樂教育，出路清楚：教書、演奏，然後再教書。她沒有特別排斥那條路，只是還沒有真正決定要走。

改變發生在一場醫院工作坊裡。她聽到一位治療師分享音樂如何幫助特殊需求兒童，那個分享讓她停下來。她意識到音樂可以在人最脆弱、最沒辦法用語言表達自己的時候抵達那個人―這個認知打開了一道她之前根本沒想過存在的門。她開始跨系修習心理、體育、特教課程，試著把不同的知識系統接在一起，看它們在什麼地方可以彼此支撐。

後來她去了波士頓伯克利音樂學院，跟著前世界音樂與醫療協會主席Dr. Suzanne Hanser 正式學習音樂治療。那是她第一次在一個完整的框架裡理解這個領域―臨床評估怎麼做、治療目標怎麼設定、音樂在不同族群裡的作用機制各有什麼差異。框架給了她語言，讓她能夠說清楚自己在做的事情，以及為什麼這樣做。再後來是德國海德堡 SRH大學的碩士，歐洲體系對精神分析取向有更深的著墨，也更早要求學生進病房實際工作。她在那裡開始理解「在課堂上讀到的個案描述」和「這個人此刻坐在你面前」是兩件本質上完全不同的事。

碩士畢業後，在正式進入德國南部這所大型精神專科醫院之前，她已經在德國中部一所大學附設醫院的精神健康中心全職工作了一年多。每天在病房裡走，看著一個又一個狀態各異的人被送進來，再以各種方式被送出去。她說那一年給了她精神科真實的節奏感：有時候是等待，有時候是突然，有時候一個星期都沒有任何進展，然後某一天有個小小的東西鬆動了。那個鬆動通常很安靜，安靜到你如果稍微走神就會錯過。

她後來進入北區的急性精神科住院病房，全職擔任音樂治療師，同時承擔實習督導的責任。急性病房送進來的個案，很多都還在極度不穩定的狀態裡——剛發病、剛失控、剛被送醫，或是已經在這個系統裡進出了很多次，每一次都帶著更難被觸及的防衛結構。思覺失調急性發作，現實感瓦解，情緒完全失去邊界——在這些狀態下，語言往往是第一個失效的東西。她的工作從那裡開始：在個案狀態最不穩定的時候進去，用低門檻、有彈性的方式提供接觸，讓失序的狀態有個可以停靠的地方。這種介入需要高度的臨場判斷能力——什麼時候進、什麼時候退、什麼時候什麼都不做只是待著，這些決定都在幾秒鐘之內發生。一個個案今天狀態好一點，你進去做了一段即興，他跟著節奏動了幾下；明天醒來，可能又退回到昨天你進去之前的樣子。進展很少是線性的。你學會在很細小的變化裡辨認方向，學會把「他今天讓我坐下來了」當成一個真實的事件，學會對「沒有任何改變」保持耐心，因為沒有改變有時候就是他能給你的全部。在一個每天都在處理人的崩潰的地方，你必須有辦法讓自己不跟著一起垮掉，但又不能為了保護自己而變得疏遠。

▌三、從失去開始的問題

▎李文程
他走進音樂治療這個領域，起點是一個失去。
在弗萊堡音樂學院念打擊樂的第五年，他失去了一位親密的好友，一位俄羅斯裔鋼琴家。兩人原本計畫一起創辦國際音樂教室，那個計畫消失了，宿舍裡的那個句點沉默地待在那裡，讓他開始問一個沒有預期要問的問題：如果我更了解人，是不是可以做些什麼？這個問題把他帶進了海德堡，帶進了SRH 大學的音樂治療碩士班，也帶進了他後來所有臨床工作的底層動機裡。

碩士班的頭幾年並不容易。滿滿的心理學、精神醫學、發展理論，授課全德文，完全離開了音樂人熟悉的語言。他曾四門課被當，幾乎退學，靠著一次次補考撐過來。這段經歷後來成為他面對困難個案時的某種底氣——他知道在陌生的系統裡重新學會站立是什麼感覺，知道那種站不穩的狀態，也知道怎麼在那種狀態裡繼續走。

畢業後他沒有走向演奏廳，而是走向了德國醫療體系裡一連串邊緣的現場。弗萊堡地區的居家音樂治療，去個案家裡工作，在一個不屬於任何機構的空間裡面對面。德國西南部一家醫院的青少年精神科，那是另一種邊緣——年齡很小，狀況很複雜，每個人身上都帶著各自尚未成形但已經很沉的東西。後來是特殊教育學校裡酗酒販毒的青少年、漢堡精神科醫院的厭食暴食與自殺個案、柏林處理舞台焦慮的工作坊。每一站都很不一樣，但每一站都在積累某種別的地方給不了的臨床現實感。

最終他進入了德國南部同一所大型精神專科醫院的成癮與心理治療科。那裡的個案多是司法轉介，物質依賴與精神科共病幾乎是標配，同時幾乎都帶著長期關係斷裂之後形成的各種防衛結構。高度失序、低度動機、對治療充滿懷疑、對治療師充滿戒備——這是他每天面對的工作條件。他從零在這個部門建立了一套以歷程導向與心理治療取向為核心的音樂治療工作方式，整合主動與接受性方法，發展出對應不同個案狀態的介入策略。在病房裡，那種信任通常要花上好幾週甚至好幾個月，才能在某一天從一個很小的動作裡透出來。

他為這群個案發展出的其中一個形式是「個案音樂會」——邀請部分個案在陪同下，為其他同儕呈現個人的音樂表達。重點在於它提供了一個讓個案得以在他人面前真實存在的機會，有結構、有支撐，但不需要語言。在成癮科工作的個案有些已經進出系統十幾年，每一次的治療關係都建立在前一次的廢墟上。你要做的，有時候就是讓這一次的廢墟比上一次少一點點，讓他在這段住院期間的事情裡有一個值得記得的東西。不一定是突破，有時候只是一段他自己唱出來的旋律，一個他在音樂會上站著的下午。

▌四、音樂為什麼能到達那裡

兩個人都走過海德堡，都在那裡受過訓練。海德堡的特殊性在於，它很早就要求學生進入現場工作，而不是在課堂上學完再去。你很快就會碰到一個現實：現場沒有標準流程。有時候整段治療裡只出現一個節奏，對方沒有任何其他反應; 有時候聲音是破碎的，帶著攻擊性，或者根本不穩定到讓你不知道怎麼接。這個時候你不能急著修正，因為要先判斷：他現在這個樣子，是他目前唯一還能撐著的方式嗎？如果是，那你要做的事是跟上去，讓那個樣子被接住，而不是把它導回你覺得「比較正常」的狀態。

音樂之所以能在精神醫療體系裡站穩，原因很直接：它在語言還沒形成之前就能先抵達一個人。一個節奏、一段聲音、一個呼吸的頻率，都可以。這是臨床上反覆被觀察到的事實―在許多狀態下，語言通道是關閉的，但聲音的通道還開著。

音樂治療有神經科學的基礎。當一個人聽音樂或演奏音樂時，大腦的多個區域同時被活化：聽覺皮質處理聲音，運動皮質控制演奏動作，小腦協調節奏和時間，邊緣系統（包括杏仁核和海馬迴）處理情緒和記憶，前額葉皮質負責計劃與決策。這種全腦同步活化是音樂獨特的地方―很少有其他活動能同時啟動這麼多區域。

更重要的是，音樂可以觸發神經可塑性，也就是大腦重新組織和建立新連結的能力。這在成癮治療裡特別關鍵：長期藥物使用會改變大腦的獎賞迴路，讓那個人對正常的快樂愈來愈沒有反應，只對藥物有感。音樂可以提供一個替代的、健康的獎賞途徑，讓大腦在旁邊慢慢長出一個新的迴路。這是神經科學可以在影像上觀察到的事情，有具體的生物學基礎。

在急性精神科的場景裡，這個機制的作用更直接。一個思覺失調發作的個案，現實感已經開始瓦解，語言對他沒有幫助，因為語言需要一個穩定的現實作為背景才能運作。但節奏可以繞過這一步——它直接進入身體，進入那個還在呼吸的系統裡。翁宇蓉在急性病房裡最常做的事之一，就是跟著個案的呼吸節奏用樂器發出聲音，讓那個聲音慢慢成為一個外在的錨點，讓他的內在系統有個東西可以對齊。

在成癮科，同樣的神經學邏輯以不同的方式展開。一個多重藥物使用的個案，身體已經習慣了同時維持好幾種物質的平衡，戒斷期的感覺是全面的失控——盜汗、痙攣、嚴重焦慮、失眠。李文程在這些個案的早期介入，往往是進房間坐著，輕輕地撥幾個低音弦，什麼都不要求。那個聲音的作用是提供一個背景的穩定感，讓神經系統在混亂裡有個頻率可以感知。

▌五、不同取向，一個目標

音樂治療在過去幾十年裡發展出幾個主要的學派，每個學派對「音樂如何治療」有不同的理解。翁宇蓉和李文程的臨床工作都以實證為基礎，整合多個取向，但他們各自的工作場域讓他們在不同時候倚重不同的框架。這些框架有四個，彼此之間沒有高低之分，只有適不適合眼前這個人、這個時刻。

▎精神動力取向
精神動力取向源自精神分析，把音樂視為一個讓無意識內容浮現的空間。治療師和個案一起即興演奏，音樂成為一面鏡子，反映個案內心的衝突、防衛機制，乃至移情關係。這個取向在李文程的成癮科工作裡很常出現——成癮的個案身上往往有深層的、語言很難觸及的東西，而音樂的即興有時候能讓那些東西在一個安全的距離裡現身。

有一個個案，來自前東德，海洛因重度成癮，同時帶著強烈的仇外傾向，拒絕與任何外籍醫療人員接觸。前幾週的治療，他每次都坐在角落，雙手交叉抱胸，曾對治療師吐口水、扔椅子。治療師選擇繼續出現，繼續彈——彈他聽慣的東德搖滾，後來甚至冒險彈了他那個世界裡的音樂，極右派的旋律。那個選擇風險極高，但它說的是一件事：我願意進入你的世界，即使那個世界充滿仇恨。兩個月後，那個個案第一次主動開口說話。從精神動力的角度看，他的仇外傾向不只是一種信念，更是一種防衛機制——透過仇恨來維持自我認同。當音樂進入那個邊界，信任才開始有了可能。

▎人本主義取向
人本主義取向強調無條件的接納，把個案的任何音樂表達都視為有意義的，治療師跟上去、回應它，而不去糾正或引導。這個取向在翁宇蓉的急性病房工作裡尤其核心，因為急性期的個案最需要的，是感受到自己當下這個混亂的狀態是被允許的，可以被另一個人承接的。

有一位戒斷期的個案，多重藥物使用，整個人在極度不穩定的狀態裡，「像在發電」，無法靜止。治療師讓她坐到爵士鼓前，說：你就隨意打。她打的方式毫無節奏可言，但治療師坐在旁邊用電吉他跟著她的節奏——跟著她，讓她的混亂變成一個有人回應的對話。打鼓打到一半，她突然笑起來，說：「我現在像個瘋子。」治療師說：「你現在像個鼓手。」她笑得更大聲了。那個接納本身就是治療——她感受到「我的混亂是被允許的」，而那個經驗讓她慢慢找到自己的節奏。

▎神經學取向
神經學取向音樂治療由神經科學家 Michael Thaut 發展，強調節奏對運動系統的直接驅動、旋律對語言功能的促進，以及音樂結構對記憶與注意力的支撐。這個取向最初為中風和帕金森氏症個案設計，但它的邏輯同樣適用於精神科―特別是那些知覺系統已經受損的個案。

有一個個案，使用迷幻藥長達十二年，出現持續性知覺障礙，即便在戒斷期仍持續幻覺——走廊上有東西撲過來，牆壁在移動，人臉會突然變形。治療師選擇了框架鼓（Rahmentrommel）——音色溫暖，低頻明顯，那種穩定的共鳴對於知覺容易飄移的個案來說，是一個身體可以抓住的錨點。治療師打節奏，個案唱土耳其歌謠。治療師注意到，當他在唱歌的時候，眼神是聚焦的，不再飄向牆角或天花板。那個旋律把他的注意力帶回到當下，帶回到他自己的聲音裡。框架鼓的低頻振動刺激了本體感覺系統，幫助他重新定位自己的身體在空間中的位置; 唱歌則活化了前額葉皮質，增強了執行功能和現實檢驗能力。

▎行為主義取向
行為主義取向把音樂視為一個強化物：當個案展現期望的行為，音樂活動成為獎賞。在成癮治療裡，這個邏輯對應的是大腦獎賞迴路的重建——讓一個原本只對藥物有反應的系統，重新學會對別的東西有反應。
有一個個案，多重藥物使用，身體已經習慣了同時維持四種物質的平衡，戒斷管理極度複雜。住院前三週幾乎每天都在與戒斷症狀搏鬥。第一次治療，他躺在床上，臉朝著牆壁，說：「我不想動。」治療師說：「好。那我坐在這裡就好。」然後非常輕地撥了幾個低
音弦，像是背景裡的聲音。大約十五分鐘後，他翻過身來，說：「繼續。」那個「繼續」是他說過最重要的一個字——他正在學習一個新的行為：用音樂來調節自己的內在狀態，而不是藥物。

這四個取向在實際的臨床工作裡從來不是分開使用的。一段二十分鐘的個別治療，可能在開頭用神經學取向穩定身體，中間轉入人本主義的即興，在結尾產生一個精神動力的洞察，然後用行為主義的邏輯強化那個改變。取向是工具，不是身分——治療師需要知道每個工具在什麼時候有用，以及怎麼在當下做出選擇。

▌六、同一家醫院，不同的邊緣
翁宇蓉在急性病房工作，她在失序的當下進場。李文程在成癮與心理治療科工作，他面對的個案很多已經在失序的狀態裡待了很多年——長期磨損之後的那種脆，和急性爆發是完全不同的質地。他在旁邊等一個人準備好，然後待著。

兩種進場方式，兩種不同的考驗。翁宇蓉需要的是快速判斷：這個人現在的狀態能不能承受接觸、什麼時候可以靠近、什麼時候要退。這些判斷壓縮在幾秒鐘裡，沒有時間慢慢想，但又不能魯莽，因為每一個決定都在關係裡發生，做錯了很難補救。李文程需要的是另一種能力：在一個人對你完全關閉的情況下繼續留著，讓自己的存在本身成為一個條件，而不去強行推開什麼。

兩種工作方式指向的是同一件事：在一個人還沒辦法開口之前，他能不能先被接住。接下來你讀到的案例，記錄的是兩個人在不同的臨床現場裡，一次次面對這個問題、試著回答的過程。有些時候音樂到達了。有些時候它沒有。兩種結果他們都會告訴你。

▌七、失控之前很久，已經有什麼在崩解

臨床裡很少有真的突然爆發的失控。大多數時候，往回看會發現它是一連串很小的事情慢慢積累起來的：呼吸跟身體的張力開始不同步，情緒已經在上升但語言還沒形成，時間感變得鬆散，跟周圍人的互動開始缺乏可以預期的回應點。這些事情發生的時候，外界通常什麼都沒注意到，但在那個人的內在系統裡，整合已經在一點一點地瓦解。等到外在行為終於被看見、被標記為「失控」，已經是很後面的事了。音樂治療處理的，往往就是那些更前面的節奏問題——在失控之前很久就已經出現、但很少被注意到的斷裂。

◆ ◆ ◆

翁宇蓉有一次被問到，她怎麼知道自己走了一條對的路。她想了一下，說：「我不知道對不對。但這是一件還沒有做完的事，而我還想繼續做。」

李文程說的版本更簡單：「我是因為失去才走進來的。現在還在，是因為這裡還有值得待的理由。」

這就是兩個治療師成為治療師之前的故事。接下來，我們走進病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