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類思想史後篇：衝擊權威與平行真理

本書始於近200萬年前手斧的發明，揭示出在人類和語言出現之前，一切最重要的概念是如何開始的。接著，以寬廣的視野展開思想，認為我們賴以生存的是逐漸形成的一些至關重要的思想，也正是這些思想史人類有別於其他動物。
除了人類最初語言詞彙、藝術起源，還描述了書寫產生、古代法律思想，以及祭祀和靈魂在宗教持久不衰的原因。並解釋科學、醫學、社會學、經濟學和資本主義是如何產生的，亦解釋新大陸發現如何改變人類思考方式等。

彼得‧沃森

出生於一九四三年，就讀於杜倫大學，倫敦大學和羅馬大學。出版十三本著作，包括《20世紀思想史》，並被翻譯為17種文字出版。此外，主持有關文化藝術的電視節目。自一九九八年以來，一直在劍橋大學麥克唐那考古研究所任助理研究員。

目錄

第四部分　從阿奎那到傑佛遜──對權威的攻擊、世俗思想和近代個人主義的誕生
第十六章　「上帝和人的仲介」：教皇進行思想控制的手段
第十七章　知識的傳播和精確的興起
第十八章　世俗的到來：資本主義、人文主義和個人主義
第十九章　想像力的爆發
第二十章　克里斯多佛．哥倫布的精神視界
第二十一章　「印第安人」的觀念：新大陸的思想
第二十二章　歷史走向北部：新教的理性衝擊
第二十三章　實驗天才
第二十四章　自由、物權和社群：保守主義和自由主義的起源
第二十五章　「無神論者的恐慌」和懷疑的出現
第二十六章　從靈魂到意識：探尋人性法則
第二十七章　工業思想及其重要性
第二十八章　美洲的創造

第五部分 從維科到佛洛伊德
第二十九章　東方的文藝復興
第三十章　價值的偉大顛覆——浪漫主義
第三十一章　歷史，史前史和深時間的產生
第三十二章　人類秩序的新思想：社會科學和統計學的起源
第三十三章　民族主義和帝國主義的使用與濫觴
第三十四章　美國式的思想和現代化的大學
第三十五章　十字架與《古蘭經》的敵人——靈魂的終結
第三十六章　現代主義和無意識的發現
結　語　電子、元素和難以捉摸的自我

第十六章 「上帝和人的仲介」：教皇進行思想控制的手段
亨利四世在卡諾薩／亨利與格里高利七世
一○七七年一月末，正處嚴冬，神聖羅馬帝國的皇帝亨利四世（Holy Roman Emperor Henry IV）來到了卡諾薩（Canossa），義大利北部城市帕爾瑪（Parma）東南方二十英里處的一座城堡。亨利當時年僅二十三歲，身形健壯，精力充沛，長著日耳曼人典型的藍眼睛和亞麻色的頭髮。他來卡諾薩探望住在城堡中的教皇格里高利七世（Gregory VII），此人被稱為「教皇中的朱利斯．凱撒（Julius Caesar）」。當時五十出頭的格里高利，後來被教會尊為聖人。但是，正如教會史學家威廉．巴里（William Barry）曾說的，他實際上是「人們所說的極度狂熱者」。早在那個月的初期，他甚至已經將皇帝驅逐出教會，表面上是因為亨利膽敢在德國任命主教，實際上是因為他沒有採取任何行動去制止普遍存在的買賣聖職、購買官位等行為，並且縱容神職人員（包括主教）結婚。【1】
一月二十五日，亨利獲准進入城堡。據傳，他站在深雪裡，光著腳，禁食，並且只穿了一件長衫，在刺骨的寒冷中等了三天，格里高利才同意見他，同時也宣布赦免了他。在一場醞釀了多年並將持續兩百年的爭吵中，這種公開的侮辱是個戲劇性的轉捩點。
主教敘任權之爭
上一年的年末，格里高利在自己寫的《教皇訓令》（Dictatus papae）中聲明，「羅馬教會從來沒有犯過錯誤，而且永遠都不會犯錯」。他宣稱，「任何人都不能對教皇本人進行審判」，並且「教皇的宣判，任何人都不能取消」。格里高利還宣稱，教皇「可以宣布免除臣民們對邪惡的人的效忠」，並且「所有君主都必須而且只向教皇行吻腳禮」；教皇「有權……廢黜帝王」並且「只有他可以使用皇帝的紋章」。【2】
這場激烈的爭執被稱為主教敘任權之爭（the Investiture Struggle），是一次為了控制教會事務而與世俗政權展開的曠日持久的纏鬥。其中，格里高利僅是第一位參與的教皇，其後有一長串繼任者跟隨他的腳步加入其中。【3】這場由他開始的鬥爭終結於一一二二年《沃姆斯協約》（the Concordat of Worms）的簽訂［法國教皇卡利克斯特二世（Calixtus II）一一一九～一一二四年在位期間），根據該條約，皇帝同意放棄主教敘任權，並且允許教會自由選舉。在歷史學家看來，這場圍繞主教敘任權而展開的鬥爭，或者說競爭，是一場廣泛開展的運動的一部分，該運動可以稱為教皇制度革命（the Papal Revolution）。【4】它最直接的後果就是將神職人員從皇帝、國王和封建貴族的支配下解放出來。獲得對手下神職人員的控制後，教皇這個職位很快就成為一位觀察家所稱的「可怕的、集權的官僚權力體」，一個集中了讀寫能力這項中世紀強有力工具的機構。【5】一個多世紀後的英諾森三世（Innocent III）任職時期（一一九八～一二一六），教皇的權力達到頂峰；也許在中世紀，甚至所有的教皇中，英諾森三世的權力是最大的，他曾坦言：「如同創世主上帝在天空安置了兩盞巨燈，亮一點的照耀白天，暗一點的點綴夜晚（《創世記》11:5,16），上帝也在所有教堂的天空放置了兩個值得尊敬的東西，崇高一點的主宰白天，即靈魂；稍次一點的主宰晚上，即身體。這些值得尊敬的東西就是教會權力和王室權力。並且正如月亮從太陽身上汲取光芒，而她的光在質、量、位置和效果方面都次於太陽一樣，王室權力也從教會權力身上獲得高貴品質的光輝。」【6】
這是挑戰性的言論，但事情遠不止如此。從一○七六到一三○二年，又有兩位強硬的教皇重申教皇職位的優越性，同時又有四位國王或是被驅逐出教會，或是受到了驅逐出教會的威脅。一三○二年的訓令《一聖教諭》（Unam sanctam）被普遍認為是中世紀教皇至上說的頂點，無疑，當時的教皇卜尼法斯八世（Boniface VIII）把它當做是不斷延續最高權威的宣言。【7】但是，該教諭並沒有明確提及引發該教諭的法國國王菲力浦四世（Philip IV），他下令禁止本國錢幣的出口（這使教皇失去了豐盈的稅收收入）。兩個人之間本來是可以達成協議的，但卜尼法斯堅持要求絕對的服從，這激怒了法國國王，進而發布了一系列控告，對卜尼法斯進行討伐，其中包括怒斥其為異端。為此，教皇用另一篇教諭來加以反擊，企圖瓦解對菲力浦效忠的民眾；這種公開的侮辱對效忠於國王的支持者來說太過分了，他們衝進了羅馬東南方五十英里阿那格尼（Anagni）的教皇住所，逮捕了卜尼法斯。他很快便獲救，但一個月後就因驚懼而亡。繼任者很快就被選舉出來，但只在位九個月。從那之後，紅衣主教們爭吵了兩年，教皇波爾多（Bordeaux）才被選舉出來。他的周圍都是法國的紅衣主教，他定居在亞維儂（Avignon），在此後的六十多年裡（一三○九～一三七八），亞維儂一直是教皇首府的所在地。【8】這些事件震驚了整個歐洲，成為教皇命運中的轉捩點。從此以後，沒有一個教皇享受到像在《教皇訓令》和《一聖教諭》之間教皇享有的至高無上的權力。
從一○七五年訓令到一三○二年訓令，是教皇至上的一段時期，也叫做教皇專制時期，是歷史上最特別的時期之一。這段歷史隱藏著中世紀中期三次同時進行的鬥爭，三種雖然在出現時間和地點上相互交錯（有新聞價值），但從概念上來說截然不同的彼此競爭的觀念。關於誰更有地位這個問題，教皇和國王之間發生了第一次的鬥爭。這次鬥爭再次反映了神權的性質和在這種等級制度中國王的位置。在東正教會的國家中，國王宣稱是耶穌在世上的代表而得到了權力。而在天主教會的國家中，教皇利用聖彼得（St Peter）的使徒傳統，將權力授予國王。就像我們所見的，在西方國家因為城市和商業的發展，增強了商人階級的獨立性，使他們不會像以前的農奴和騎士一樣，為了國王的利益而發起戰爭。對國王權力的質疑越來越多，議會和社會等級越來越頻繁地表達新興階級和他們的利益。如人們有時候看到的那樣，如果教皇擁有比國王更大的權力，如果國王不再是至高無上的，國王們會越來越遵守法律。這是個很大的轉變。本章和後文將對這個轉變進行描述和討論。
我們應該考慮的第三個觀點是在前一章提出的，也就是對宗教信仰的新的理解，將其理解為一個人內在的東西，是可以從一個人身上找到的東西，是新個性的一個部分。在某些方面，這是個最有意思的問題。內在的信仰如果在神學方面講得通，並且像《聖經》裡顯示的那樣，可證明與耶穌的教導更一致時，對於有組織的教堂來說，實際上是一個起弱化作用的腐蝕劑。私人的信仰遠離了牧師或主教；而且私人的信仰可能會墮落成為非正統的，甚至是異端的思想。把這三個問題以及本章餘下部分討論的其他問題結合在一起的（雖然我們不應該再一次做過多的結合），是理性的（因此也是政治的）權力。如果國王和教皇要求神認可他們的地位和權勢，而他們之間卻存在公開的激烈爭論（就像他們所做的那樣），如果個人的信仰是實現真正的拯救的方法，那麼無論是從神學上還是從政治上來說，這難道不是一種新的形勢、一種新的困境嗎？這就意味著或許對於這種新的個性有一種觀點，對一個世俗世界有進行思考的新的自由。
這是很重要的，因為它可以幫助我們解開這個時期的幾個謎團，而如果我們要想完全了解中世紀盛期（High Middle Ages）的歐洲，理解這幾個謎團是至關重要的。例如，以上簡單的分析可以解釋為什麼兩位強勢的教皇──格里高利七世和英諾森三世──卻出現在教皇的實權實際上逐漸減弱的時期，之所以說教皇的實權被削弱，是從較為長遠的歷史角度來看的；此外，也可以解釋紅衣主教學院（the College of Cardinals）和地區元老院（the Curia）成立於這個時期的原因：在新的心理和神學環境中，教堂暴露出其內在的弱點，成立這兩所學院只是在嘗試著加強教堂做為一個團體的凝聚力，同時也有助於解釋歐洲的歷史，尤其是英國、法國以及義大利的歷史。有些人試圖恢復君主的權力，但大都不是借助宗教手段：例如路易九世（Louis IX）的聖封和燒炭黨人以及金雀花王朝（the Capetians and Plantagenets）試圖透過「皇家觸摸」等手段來復辟王權的行為，他們聲稱這種觸摸可以治癒淋巴結核。但是此時，在英國和法國，商業革命剛剛結束，議會剛剛成立，而在城邦國家義大利，公社思想演變成一種完全獨立的（世俗的）權威。
當我們考察那個時期的思想史的時候，這些問題中的每一個都是很重要的。它們與我們現代世界的產生密切相關，確切地說，正是這些事件產生了現代社會。正如我們要看到的，專業的歷史學家已經不再把文藝復興看做是現代的起源，取而代之的是，正如R．W．S．薩森（R.W. S. Southern）所說的，除了一七五○年到一九五○年這段年限差不多的年代，一○五○年到一二五○年這段時期在宗教、商業、政治以及學術上，是西方歷史上最重要的時代。教皇命運的改變與此密切相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