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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勝看八年:抗戰史新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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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08/12-2022/08/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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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簡介

作者簡介

目次

書摘/試閱

一本「複雜中尋求簡單,熟悉中找出陌生」的抗戰史

文、史大師,同聲稱「讚」
全書一百多幅抗戰珍藏史料
首度集中曝光

齊邦媛 白先勇 感動推薦
呂芳上 林桶法 劉維開 專業推薦

  全世界都在紀念「反法西斯戰爭勝利七十週年」的氛圍中,最被掩蓋的「中國戰事」──八年對日抗戰,已經清楚呈現在世人眼前了嗎?
  歷史像轟隆隆的列車經過,塵灰滿天,雜音貫耳,只有在塵埃落定之後,透過現場記憶的拼圖、重要文件的解密、多方時空的鏈結、人情義理的佐證,終能還原時態的真貌。
  本書由青年歷史學者廖彥博撰寫,完全出離了慘烈帶來的情緒偏激,解脫了政治兩極的立場桎梏,根據第一手研究資料,劫後餘存的珍貴影像,說一場離現在還並不太遠的戰爭,說一個近代史上大規模反抗侵略最有骨氣的故事。

抗戰過去七十年了,我的心上刻滿彈痕。九十歲還有很強烈的意志力,不是只為了活著,而是有話要說,有尊嚴要爭,我希望多一點年輕人來寫我們的故事,就像這本書。
──《巨流河》作者、台灣大學榮譽教授 齊邦媛

作者言簡意賅,將八年抗戰的來龍去脈重點式敘述得清楚明白,這是一本每個大學生都應該一讀的抗戰史入門。
——作家、加州大學榮譽教授 白先勇

這是一本「複雜中尋求簡單,熟悉中找出陌生」的抗戰史。在舊輪廓中屢見新說,
而且看不到教條口號,取而代之娓娓道來的是戰時中國的人與事。「信而有徵」、「不落俗套」,是中國抗戰勝利七十年的最佳獻禮。
──國史館館長 呂芳上

對史料的靈活駕馭,具史識的清晰論述,本書架起了研究者與普通讀者之間順暢無阻的橋梁。
──輔仁大學歷史系教授 林桶法

作者透過大量當事人的回憶,使讀者理解為何抗戰,為誰抗戰,什麼是抗戰勝利的關鍵因素。這是一本看過之後,值得深思的抗戰史。
──國立政治大學歷史系教授 劉維開
國立政治大學歷史系碩士,美國維吉尼亞大學歷史系博士班。曾經參與國史館《二二八事件辭典》條目撰寫、《蔣夫人宋美齡女士行誼口述訪談錄》撰稿,現從事著述、翻譯、近代史紀錄片及講座策畫。
 著有《三國和你想的不一樣》、《蔣氏家族生活祕史》、《個人旅行:西雅圖》、《愛新覺羅.玄燁:抹粉的聖君》、《一本就懂中國史》、《止痛療傷:白崇禧將軍與二二八》(與白先勇合著)等;譯有《大清帝國的衰亡》、《中國將稱霸21世紀嗎?》、《謊言的年代:薩拉馬戈雜文集》、《漫遊中古英格蘭》等書。
序 新視界出現後,期待史詩


「如果戰後沒有內戰,有一個穩定的國家,現在的史家一定會把這些抗日的歷史寫成一篇大無畏的英雄史詩。」──美國史家Lloyd E. Eastman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四日,日本正式投降,中國人總算渡過八年如夢魘般的悲慘歲月。
在戰爭中,日本固然掉入了難以自拔的「中國泥潭」(China’s quagmire),中國國民政府則在獲得遍體鱗傷之皮洛式勝利(Pyrrhic victory)後,隨即江山易色,勝利者反變成另一場戰爭的失敗者。其後政局的演變,似乎很難給兩岸史家環境和時間,寫出一本恰如其份的抗日戰爭史。
如果說抗戰是八年,那麼「九一八」後的六年是中國忍氣吞聲、一再退讓的隱忍時期。七七事變應該是中國人吃盡苦頭、退無可退的情況下,為求生存而奮起的開端。此後的九十七個月,在烽火下的中國百姓,過的何止漫漫長夜。八年中,前五十三個月,中國孤軍奮鬥,後四年才有盟軍並肩作戰,其間大小戰鬥無數,國軍確實是勝少敗多,即使勝利前夕,說國命堪危也不為過。此中原因之一是敵我國力懸殊,國軍應戰有如以中古戰士對上現代化的日軍,靠的是堅忍和毅力。一九四○年在湖北棗陽戰役中,第三十三集團軍司令張自忠與敵激戰九晝夜,命令部隊死守陣地,沒子彈用刺刀、用大刀、用石頭、用牙齒與敵纏鬥、拚個死活,這是以原始身軀對付現代武器的場景;又如戴安瀾,一九四二年三月率二○○師遠征軍入緬作戰,英軍司令佩服他帶著為數有限的精銳之師,遠征異域,竟能以寡擊眾殲敵五千,最後魂留異邦。
從戰前到抗戰末期,國軍在裝備、補給和訓練,都未上軌道,多半官兵素質不佳。這樣的軍隊能打垮強悍的日本「皇軍」,已故的美國史家易勞逸(Lloyd E. Eastman)說過這麼一番話:

為國府說句公道話,它與一個組織、訓練、裝備上占絕對優勢的敵軍戰爭中,堅持了整整八年。與法國相比,法國對德國的抵抗,僅僅六個星期便崩潰了;和英國相比,英國從美國獲得大量的物資支援。所以中國軍隊的抵抗,乃是一個決心和自立的奇蹟。

他又說如果戰後沒有內戰,有一個穩定的國家,現在的史家一定會把這些抗日的歷史寫成一篇大無畏的英雄史詩。
其實,二戰中的中國戰場抗日史,最需回答兩個問題:一是從抗戰開始,中國即面臨一個必敗的局面,卻終於贏得最後的勝利,靠的是什麼?二、勝利者於戰爭結束後,隨即遭逢失敗,勝敗之間,又有什麼關鍵因素?戰爭要付出怎樣的代價?抗戰的價值與意義何在?這本書透露一些玄機。
作者廖彥博是史界青年俊秀,他知識廣博、筆端細緻、文字優美,其著作極能吸引讀者。由於篇幅限制,本書對抗日戰史不能暢所欲言,因此在寫作手法上,試圖在複雜中尋求簡單,在熟悉中找出陌生。因為「簡單」,可以讓讀者很快掌握八年抗戰史的輪廓,明白戰爭始末;因為有「陌生」,故可以屢見新說,不會人云亦云,了無新義。尤其重要的是,這一本書看不到政治教條、信仰口號、偉人說教、特定史觀等陳腔濫調,取而代之娓娓道來的是戰時中國的人與事。顯然作者深切瞭解:歷史作品如認同特定主張,依附權勢,必會據其偏見「發明」歷史,必會隨政局浮沉;但如能依靠文獻,據實以道,就會「發現」歷史,給人客觀與信賴。這本抗戰史,有回溯、有前瞻,有多角度的回想、多元的詮釋,是部「信而有徵」、「不落俗套」的歷史著作,是中國抗戰勝利七十年的最佳獻禮。
呂芳上 謹誌
二○一五年六月十五日
(歷史學家,尤專長於中國近現代史。曾任東海大學歷史學系教授、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長,現任國史館館長。)
序 新視界出現後,期待史詩 呂芳上
 
第一章 七月七日深夜的盧溝橋
第二章 血肉長城:淞滬會戰
第三章 「到大後方去!」
第四章 大戰台兒莊
第五章 苦難深重
第六章 重慶大轟炸
第七章 孤軍奮戰
第八章 遍體鱗傷的強國
第九章 一號作戰:日本空前攻勢
第十章 驚天動地:衡陽保衛戰
第十一章 天亮前的堅持
第十二章 勝利的代價
第五章 苦難深重 1938-1939

一九三八年四月七日,台兒莊大勝的消息傳到中國的臨時首都武漢。在滿城鞭炮、歡慶遊行聲中,得到捷報的蔣中正委員長,反而顯得憂心忡忡。他在這天的日記裡寫下:

接台兒莊捷報,即令宣傳部勿事鋪張,免敵不得下場也。下午滿城鞭爆聲,自午至夜不絕於耳,聞聲生憂而作歎矣。

為什麼會「聞聲生憂」呢?此時蔣內心正不斷焦思盤算,思考各種可能的局勢發展和變化。上段日記裡的「免敵不得下場」,在同天日記的另一段裡,就有答案:

敵以台兒莊慘敗必圖報復,其攻俄計畫,因此停頓,轉以主力攻我乎。

在四月的武漢,滿城歡慶與爆仗聲裡,蔣中正卻沒有喜悅情緒,他正在密切注意中俄邊境上的局勢,憂心日本在慘敗之後,將會調集原本防禦蘇聯的主力師團,轉而向中國方面進攻。這樣夾雜著勝利和憂慮、希望與威脅交替出現的日子,正是抗戰初期短短不到一年「武漢時期」的最好寫照。

武漢時期

雖然平津、上海相繼失守,國都南京也淪陷在日本的鐵蹄底下,武漢時期的民心士氣仍然維持在高點。就在台兒莊的中日兩軍還在激戰之時,執政的中國國民黨在武漢召開臨時全國代表大會,除了通過《抗戰建國綱領》之外,還推舉蔣中正、汪精衛出任黨的正副總裁。對此,蔣的反應是:

為黨國奮鬥三十年,至今方得全黨之認識,本黨動搖已十有五年,至今方得穩定,真為不幸中之幸乎。

原先在抗戰爆發之初,國民政府準備設立大本營,以蔣中正出任大元帥,統領三軍,指揮作戰,但是蔣認為這只是虛名而婉拒,仍然以軍事委員會委員長的名義領導抗戰。在軍委會的布置下,分全國為六個戰區,編定各軍戰鬥序列,重整旗鼓,迎戰日軍。「以空間換取時間」、「以游擊戰輔助正規戰」的持久戰略,此時也已經確立,成為抗戰的最高戰略方針。
政府為了團結各界,一致抗戰,做出許多努力。本來預定進行的制憲國民大會全國選舉,因為抗戰爆發而停擺,政府於是在一九三八年七月,改以設立國民參政會作為替代。國民參政會遴選國內各黨派、團體和僑界人士出任參政員。國民參政員可備政府諮詢,並且向政府提出質詢,是抗戰時期惟一的中央民意機關。為了表示舉國團結,中共的毛澤東、董必武等人,也被政府遴選為國民參政員(不過毛澤東從來沒有出席過會議)。
蔣中正和國民政府在戰前堅持「攘外必先安內」,是為了避免抗日之際,還必須同時應付中共。既然中共發表《共赴國難宣言》,願意接受政府領導,保證實行三民主義,於是改組後擴大編制的軍事委員會政治部,同樣也讓前來武漢共赴國難的中共人士加入。政治部部長由陳誠兼任,副部長則是周恩來;政治部下轄三廳,主管宣傳的第三廳,由著名左派文人郭沫若擔任廳長,許多在此前還是政府緝捕對象、抱持反政府立場的左派文藝人士,像田漢、洪深等,這時也在第三廳任職。政治部第三廳努力工作,組織了話劇、歌唱隊,到處巡迴公演,宣揚抗戰。這些年輕熱誠的工作隊員深入窮鄉僻壤,在廟埕村口跳跳唱唱,對著幾乎完全不識字的農民,用劇情、念白和演技,告訴他們為什麼必須愛國、為什麼必須抗日的道理,又為什麼「抗戰必勝,建國必成」。
《放下你的鞭子》就是這樣的一齣抗日愛國宣傳話劇。這齣話劇是田漢根據德國作家歌德(Johann von Goethe)小說所改編,寫成適合街頭演出的話劇。故事描述一對父女在「九一八」事變之後,逃出淪陷的東北,在內地流浪,四處賣唱;某天,女兒香姐唱到中途,因為不堪飢餓而暈倒,老父氣得拿起鞭子要打,這時在觀眾裡,會有安排好的演員上前大叫一聲:「放下你的鞭子!」並奪下皮鞭,詢問原因,父女兩人於是開始泣訴東北淪陷以來的種種苦難。這樣的戲碼,演的人真情流露,看的觀眾更是全心投入。

舊瓶新酒

宣傳抗戰的熱情,讓文藝界前所未有地團結起來。一九三八年三月二十七日,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簡稱「文協」)在武漢成立。文協會刊《抗戰文藝》,創立於同年的「五四」紀念日。
作家老舍是文協的領導人物。文協成立後,其中最重要的工作,是對大眾宣傳抗戰。宣傳抗戰的主要內容,是「文章下鄉,文章入伍」及「舊瓶裝新酒」的運動。所謂「文章下鄉,文章入伍」,就是希望透過編寫通俗讀物,讓宣傳抗戰的力量,普及到士兵與普通民眾之間。而編寫通俗讀物的辦法就是「舊瓶裝新酒」,也就是以既有的民俗文化表演形式(比如民謠、鼓詞、彈詞、小曲等),傳達抗戰精神和理念。
在文協創立之前就提出「文章下鄉,文章入伍」口號的作家老向(原名王煥鬥),就是編寫這類通俗讀物的主要作家之一。他也是一九三八年一月於武漢創刊的通俗讀物《抗到底》半月刊的主編。在該年三月出刊的《抗到底》中,便有一篇由老向所寫的〈抗日三字經〉:

人之初,性忠堅
愛國家,出自然
國不保,家不安
衛祖國,務當先
昔岳母,訓武穆
背刺字,精忠譜
岳家軍,奮威武
打金兵,復故土
唐張巡,稱忠良
祿山反,守睢陽
與城池,共存亡

抗戰期間這樣形式的文藝創作,在城鄉地區流傳很廣。作家們受到愛國熱情的驅使,勉力以自己所不熟悉的「舊瓶」,承載著宣揚民族大義的「新酒」。
然而,儘管「紙彈」(抗日文字宣傳)和「舊瓶新酒」運動風起雲湧、方興未艾,軍事上,台兒莊一役也重挫日軍,敵人的兵鋒仍舊快速進逼。一九三八年五月十七日,國軍退出徐州;月底,河南的蘭封、歸德相繼失陷,日本機械化部隊有由北面攻打襄陽、樊城,威脅武漢的可能。局勢頓時變得嚴重起來。為了延遲日軍的進展,於是有造成重大災難的黃河決堤發生。

黃河決堤

一九三八年六月六日拂曉時分,駐紮在河南鄭縣京水鎮的陸軍新八師大部分官兵都還在睡夢之中。師長蔣在珍突然被尖銳的電話鈴聲驚醒,來電者赫然是第一戰區的第二十集團軍總司令商震上將。商總司令在電話中對蔣師長說,日軍直逼開封,為了遲滯敵人,我軍本來已在趙口決黃河大堤,但是尚未成功,現在命令新八師加派工兵一團前往協助。蔣在珍不敢怠慢,趕緊在濛濛天色中,帶上師部參謀熊先煜上尉一同驅車到趙口視察。
早在抗戰爆發以前,中國軍方就已經有炸毀黃河堤防、以洪水阻止日軍機械化部隊前進的構想。黃河流域是中華文明的發源地,可是為了馴服這條時常氾濫的大河,歷朝歷代都有人為此投注心力。挾著黃土高原的泥沙,黃河來到地勢平坦的河南地界時,因為流速變緩,泥沙淤積,河床愈來愈高,為了防止決堤氾濫,兩岸的堤防也愈築愈高。到了後來,河南一段的黃河成了高過地平面的「懸河」,滾滾洪流一旦潰堤而出,百萬河南民眾的生命財產必定會大受傷害。
可是,現在為了阻止日軍前進,已經顧不上這麼多了。為了避免日軍快速拿下鄭州,沿平漢鐵路南下直取武漢,蔣委員長下令第一戰區司令長官程潛破壞黃河大堤。程長官先是將任務交給第五十三軍進行,最初選定的決堤地點是中牟縣的趙口,但是熊先煜到達趙口後觀察,卻發現當初計畫炸堤,對黃河水勢估計過大,對於堤防的牢固程度又太過輕視,以致於炸藥雖然炸開了趙口河堤一段缺口,中間大堤竟然久沖不垮。工兵部隊雖然努力施工挖掘,但是軍情如火,無法再等。熊先煜向蔣在珍建議,另找決堤地點。蔣在珍要熊上尉在新八師防區內找尋適合的地點,熊先煜推薦了花園口。
六月六日深夜十一時許,新八師派出包括熊先煜在內的工兵營施工部隊,到達花園口,勘查確切決口位置。幾百名官兵在黃河大堤沿岸開始行動,誰知道帶來的手電筒不但光線微弱,燈泡竟然一一燒壞。因為茲事體大,不敢摸黑盲目選址,一行人被迫等到天亮。天剛破曉,熊先煜等幾名軍官就逆黃河而上勘查。他們發現一座冷清的關帝廟,廟門大開。所有人都進到廟裡去,以菸代香,對著關帝君磕了三個響頭。熊先煜向神像跪下,在心底默禱:

關老爺,中華民族眼下遭了大難,被日本鬼子欺侮得慘。我們打不過他們,萬般無奈,只好放黃河水淹,淹死了老百姓,你得寬恕我們。

一個小時後,熊先煜選定在關帝廟西邊三百公尺處決堤。兩千多名工兵開始以人力挖掘,相隔五十公尺,挖出一道倒「八」字型的缺口。七日下午三時,集團軍參謀處長魏汝霖少將從鄭州趕來監工;之後,每隔一小時,武漢統帥部就打來一次電話,詢問工程進度。六月八日,為了加快進度,魏汝霖宣布,如果能在隔天上午決口成功,就賞施工官兵一萬元法幣。九日上午八時,決口成功,開始放水。熊先煜有記日記的習慣,這天他滿懷悲痛的寫道:

當放水瞬間,情緒緊張,悲壯淒慘。起始流速甚小,至午後一時許,水勢驟猛,似萬馬奔騰。決口亦因水勢之急而迅速潰大。遠望一片汪洋。京水鎮以西以北轉眼間皆成澤國。預料不數日將波及若干縣境,心甚痛焉。

熊先煜知道,決開黃河大堤是萬般不得已下的悲壯之舉。這場人造洪水的水深很淺,大約在六十到九十公分之間,氾濫範圍四十四個縣,五萬四千平方公里;它確實絆住了日軍機械化部隊的腳步,但是也奪去了八十九萬民眾的性命。由於事關機密,決堤之前地方政府毫不知情,無法事前警告。可是,就算事先警告,效用也不會太大:在這片一望無際的平原上,放眼望去只有泥造的矮房,惟一高於地面的建築,就只有縣城的城牆與黃河的堤防。洪水來襲的時候,有些老弱婦孺走避不及,當場淹死;但有更多的人是在接下來的幾星期和幾個月後,死於飢餓和傳染病。還能走避的幾百萬民眾則淪為災民,家園農地成了一片汪洋(事後統計,淹沒耕地近兩千萬畝),他們不敢往東走,那裡是日軍占領區;超過六百萬災民扶老攜幼,往河南西部和陝西省境內,尋找棲身之處。
熊先煜和施工官兵在放水後搭木船脫困。中國方面對國際宣傳,黃河堤防是日軍飛機炸毀。以幾十萬人命、數千萬畝良田作為代價,只求遲滯日軍裝甲車的速度,不要在準備不足時倉皇接戰。國民政府對此責無旁貸,卻也是各種無奈之下的孤注一擲。這年九月一日,蔣中正在日記裡寫下這麼一句話:
每念人民受戰禍之烈與婦孺受敵軍蹂躪之酷,不禁腸斷心裂。
黃河決堤的軍事效用,是打破日軍從平漢路南下、快速占領武漢的企圖。一九三八年七月起,國軍調集近百萬部隊,沿著長江南北兩岸布陣,和三十萬日軍進行大規模會戰。這場會戰進行了四個月的時間,中國軍隊更在十月初的萬家嶺戰役裡,將孤軍深入的日本第一○六師團幾乎完全殲滅。直到十月下旬廣州失守,武漢失去原先的戰略地位,國軍才主動撤出。

西南聯大

我們在前幾章裡曾經提過的美籍華裔歷史學者黃仁宇,在一九三七年抗戰爆發時,還是天津南開大學電機系的一年級學生。還沒滿二十歲的黃仁宇,這時正在和父親爭論,他想放下學業,從軍報國。可是父親勸他,中日之間根本沒有正式宣戰,很可能才剛穿上軍服,戰爭就已經結束,要是這樣,停止學業去當兵,就是很不智的決定了。那年九月,教育部下令合併原來平津的三所高等學府——北京大學、清華和南開大學,遷往湖南長沙,組成國立長沙臨時大學(簡稱長沙臨大)。南遷師生的費用由政府支付。黃仁宇還沒有做出決定,學校倒是遷到他的家鄉來了。
黃仁宇最後沒有回到長沙臨大念書。一九三八年初,父親和他各讓一步。父親同意讓黃仁宇投筆從戎,條件是要他去成都報考中央軍校。黃仁宇棄學的決定不是特例,長沙臨大裡出現志願從軍的熱潮,校方苦苦勸說,想要投軍的學生卻不為所動,只好勞煩政治部長陳誠上將,特地來到長沙對學生訓話。陳誠對這些學生說,中國有成千上萬士兵,卻最缺有知識的人,「你們是中國最後的希望」,要為戰後重建的中國做好準備。
陳誠的這番話應該打動了一些人。而臨大的主事者在日軍步步逼近的時候,苦苦思考將學校遷往更安全的處所,好讓師生能安心向學。一九三八年一月十九日,校方宣布由長沙遷往雲南昆明,有八百二十名學生填好表格,願意隨學校遷往雲南(和黃仁宇一樣選擇休學從軍、或是轉學、返回家鄉的學生,也有六百多人)。遷徙的路線有兩條。所有的女生和能夠負擔得起旅費的男生,可以選擇由鐵路到香港搭船至河內,然後轉赴昆明。二月十九日下午五時,二百四十四名經過體能篩檢合格的男生,組成「長沙臨時大學湘黔滇旅行團」,在十一名教師和幾名軍官的帶領下,徒步朝雲南前進。清華大學教授、著名詩人聞一多,就是領隊教授當中的一位。
每個學生都背負超過十公斤重的行李,施打兩倍劑量的破傷風疫苗,每天平均走上二十五公里的路,每行進三天就休息一天。對於這些原來是北方最高學府的天之驕子來說,這趟旅程既艱辛又大開眼界。他們在湘西邊境差點遭遇土匪,在貴州村落和苗民一起唱歌跳舞,在雲南看見遍野的罌粟花田;有的學生白天趕路,晚上熬夜打牌,困苦之中興致盎然。經過七十一天行軍,旅行團到達昆明。他們將和走海線鐵路、於五月初到達的八百名師生會合,校名也由長沙臨大改名為國立西南聯合大學(簡稱西南聯大)。聯大的校歌由文學院長、哲學家馮友蘭作詞,既懷念學術人才在烽火動盪之中萬里南遷的不凡旅程,又鼓舞師生,將來總有重返舊校園的一天:

萬里長征,辭卻了五朝宮闕。
暫駐足衡山湘水,又成離別。
絕徽移栽禎幹質,九州遍灑黎元血。
盡茄吹弦誦在山城,情彌切。
千秋恥,終當雪;中興業,須人傑。
便一成三戶,壯懷難折。
多難殷憂新國運,動心忍性希前哲。
待驅逐仇寇復神京,還燕竭。

西南聯大以北大、清大、南開三校的校長為常務委員,而以清大校長梅貽琦實際負責校務。在本校執教的師資,例如朱自清、聞一多、錢端升、陳達、吳晗、潘光旦、費孝通、馮友蘭、錢穆、吳宓、梁漱溟等,全都是當時知識界的翹楚。西南聯大的物資設備,在開創之初極為艱難,但是政府很快就下定決心,即使處在戰時這樣的艱困時期,也要排除萬難,保住培育人才的一脈香火。聯大學生的伙食、學費和住宿,不但由政府全數負擔,每月還可以領到一筆補助費用,讓他們購買書本和文具。在對外交通還沒有中斷的抗戰初期,學生們頗能苦中作樂,雖然生活艱困,他們的心情卻昂揚快樂。

長沙大火

西南聯大師生在昆明安頓下來約半年以後,他們原來南遷停留的第一站長沙,遭遇了一場毀滅性的焚城大火。和黃河決口一樣,這場大火是中方自己發動,對於民眾的生命財產,同樣造成極大的損失。
先是在十月二十二日,廣州失守;兩天之後,國軍主動退出武漢,宣告武漢會戰正式落幕;十一月十一日,日軍占領距離長沙只有一百五十公里的岳陽,湖南省政府開始疏散文職人員和民眾,更引發長沙軍民的恐慌情緒。
長沙全城被焚,始於湖南省主席張治中的誤判。張治中在淞滬會戰初期圍攻計畫沒能奏效後,就被調離前線戰場,改任湖南省政府主席。當時為了打破日軍「以戰養戰」(以當地物資進行補給)的策略,若干軍方將領開始提倡「焦土抗戰」策略以為反制,目的在於「堅壁清野」,不將任何戰略物資遺留給敵人。十一月九日,蔣委員長來到長沙主持軍事會議,曾經表示「長沙如失陷,務將全城焚毀」。十一月十二日,正好是孫中山誕辰紀念日,張治中通知長沙警備司令部、省保安處、警備團:每三名士兵編成一個放火組,共一百組,準備破壞長沙;張還特別指示:如果聽聞警報聲響,或見到一處起火,就可以放火。當天深夜,南門外傷兵醫院不慎失火,士兵一見火起,就四處放火,用洋油和木柴朝屋頂或屋內拋擲,引燃全城大火。烈焰足足燒了三天,到十六日還有餘燼未熄。由於全城房屋多半是木造建築,三萬二千間房屋裡,全毀高達二萬一千餘間。這場大火造成萬餘市民罹難,二十萬人無家可歸。
大火燒光了長沙城,日軍卻沒有進攻。湖南民眾譏諷,這是「不抗戰而焦土」。一位英國人在大火撲滅後不久,留下這段現場觀察:

自從我抵達這裡,已經過了五個禮拜,這座城市猶然死氣沉沉。少數幾個極為貧窮之人,已經慢慢出現在城裡,在斷垣殘壁之間用蓆子搭建他們棲身的小棚……可是主要的通衢街道不但全被焚毀,而且幾乎所有痕跡全被抹煞殆盡,全成了難以看出區別的一片殘瓦碎石、焚後灰燼。

長沙大火消息傳出以後,各方反應非常激烈。蔣中正被迫於十七日再回長沙處理此案。各方關切的責任追究問題,為了保住張治中的政治生命,變得相當棘手,最後將警備司令、保安處長、警備團長三人(均黃埔學生)全數判處死刑作為交代。但是本地民眾對這樣的處置並不以為然,難民安置所裡議論紛紛,甚至貼出大字報,指謫張治中才應該負起最大責任。流傳最廣的,是一幅嵌入張治中姓名的對聯:「治績云何?兩大政策一把火;中心安忍!三顆人頭萬古冤。」橫額則是「張皇失措」。張治中不久後終於離職,省主席一職由薛岳接替。
長沙全城的生命財產,在這場大火裡白白葬送。陳誠事後追憶,「如僅僅為了堅壁清野之名而放火燒城,並不計較有無成效,致使萬萬千千無辜的人民做毫無代價的犧牲,這就談不到什麼計畫或政策了,而是一種無可原恕的殘暴。」抗戰史學者戴安娜則認為,長沙大火「是高層浮誇愛國言詞與基層顢頇無能兩相結合之下的犧牲品」。

苦難深重

一九三八年是中國抗戰驚心動魄的一年。這年以南京大屠殺開始,北方院校師生從長沙遷到昆明,春季有台兒莊大捷,夏初藉由黃河決口以遲滯日軍;在秋季結束時,則以撤守武漢三鎮,結束武漢會戰;冬季又爆發長沙大火。戰爭帶來的這一切,造成中國民眾種種慘重的傷亡和損失。因此,一九三八年,可以說是苦難深重的一年。
這一年,畫家劉國松才六歲,已經離開山東老家,隨著父親四處為家。他的父親擔任營長,作戰勇敢,在武漢會戰當中拚死守土,壯烈犧牲。父親戰死,讓劉國松和母親、年幼的妹妹頓時陷入愁雲慘霧之中,在接下來的日子裡,他們在湖北、陝西、江西、四川、湖南各地流浪。為了活下去,母親做過紡織工,劉國松上山砍柴,全家吃「鹽水泡發了霉結成霉塊的米飯」;冬日晚上,凍得睡不著,母子三人抱著默默流淚。
劉國松的遭遇,只是抗戰當中數十萬孩子孤苦流離的縮影。在黃河決口、長沙大火這樣的重大劫難裡,和親人分散、甚至不知父母下落的孩子哭聲,被淹沒在難民的洪流裡。至於各地戰事造成的家庭離散、戰場遺孤,更是不知凡幾。中國戰時兒童保育會在一九三八年三月成立,會長由蔣夫人宋美齡擔任。到這年的年底,在四川、貴州、廣西、福建、江西、廣東、香港、浙江和陝甘等地區,一共成立了二十八所孤兒院。可是,想要妥善照顧巨大的難民潮和為數眾多的戰爭遺孤,這樣的數字遠遠不夠。
武漢會戰之後,國民政府被迫退往平漢路以西的內陸地區。內地的工廠數只占全國的百分之六,發電量只占全國百分之四。近六十年後,黃仁宇引述西方一篇論及戰時大後方經濟的文字:「很顯然的,除了幾座微暗著照明的都市和幾百個政府經營的小型工廠,發動力不足之外,自由中國乃是一片幽暗,這是一個全然未工業化的區域。」
在深重的苦難與慘澹的希望下,蔣委員長以無比堅毅的決心,帶領著政府和信任他的軍民退往陪都重慶,繼續抗戰。一九三八年十二月九日,在政府官員都對抗戰前途悲觀、不知戰爭要進行到何年何月的低沉情緒裡,蔣在日記裡寫下堅苦卓絕、抗戰到底的決心:

下午與黨政各同志談話,指示以後對倭方針,言明只要我政府不與倭言和,則倭無法亡我,並明告其只要我政府不與言和,則我政府即使失敗,國家必可因此復興,況政府至今決無失敗之理,且革命政府只在主義成功,而不怕一時失敗也。

日本占領武漢,仍然無法迫使中國停戰求和,於是就有對陪都重慶進行的大規模疲勞轟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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