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學概論

敦煌莫高窟藏經洞重新面世後，大量珍貴古代寫本流失海外，在世界上，敦煌學迅速形成。然而早期國內學者卻寥若晨星，遠赴歐洲尋訪敦煌寫卷的更屈指可數，其中就有姜亮夫先生。
姜亮夫先生是中國第一位在高校開辦敦煌學講習班的大師，這本《敦煌學概論》就是根據他在1983年的講課錄音整理而成，涵蓋了敦煌學、敦煌經卷、敦煌藝術、敦煌卷子的研究方法幾個主題。言簡意賅，卻決不亞於一些煌煌巨著。
這本小書是姜亮夫先生教學與研究敦煌學的結晶。本書還附錄了《敦煌―偉大的文化寶藏》節選。對敦煌和敦煌學有興趣的讀者，實為難得的讀物。

姜亮夫
1902-1995，原名寅清，以字行，雲南昭通人，語言學家、敦煌學家。1926年入清華大學國學研究院學習，師從王國維、梁啓超、陳寅恪。1935年自費遊學巴黎，專心抄錄英、法所藏敦煌寫卷。曾任復旦大學、雲南大學、杭州大學教授，杭州大學古籍研究所所長，中國敦煌吐魯番學會會長，中國訓詁學會顧問。生平著述宏富，著有《文學概論講述》、《屈原賦校注》、《陸機年譜》、《中國聲韻學》、《古文字學》、《敦煌學概論》等，有《姜亮夫全集》（24卷）行世。

001 第一講 我與敦煌學
025 第二講 敦煌學在中國文化史上的價值
048 第三講 敦煌經卷簡介（上）
072 第四講 敦煌經卷簡介（下）
101 第五講 敦煌藝術內容簡介
118 第六講 敦煌卷子的研究方法
152 附錄：《敦煌—偉大的文化寶藏》（節錄）

第一講 我與敦煌學

我是從一無所知慢慢走到喜愛敦煌學的，其間經歷，相當艱苦，許多條件不允許我做得很痛快，是輾轉地想着法子，拼拼湊湊地把這個工作做下去的。現在想起這段經歷來，一面覺得有些不舒服，另一面卻又感到非常高興：因為在條件如此不充足的情況下，居然讓我做成了一些事。
敦煌學之所以吸引了我，與我的興趣及我的家庭教育和老師教育有關。近年來，我有一個關於教育的設想：就是一個做科研工作的人一定要同他自身的一切條件相配合。條件有兩種：一種是生理條件，一種是社會環境。譬如一個人記憶力很好，他可能搞歷史；另一個人理解力很強，他就適於搞哲學或自然科學。所以，一個人生理上的特點，與他的前途、成就，有很大的關係。在此，我想講講自己生理上的優劣。老師、親友往往說我的天賦是比較強硬的，但是，我自己覺得是一個很遲鈍的人。也因為遲鈍，才引出幾件事情來。其一是我一輩子不做欺騙人的事情，一輩子讀書都是規規矩矩，老老實實，從頭做起，不敢偷懶的，也就是說自己知道廉恥。孔子曰：知恥近乎勇。因此，我在學術研究道路上，就有一種毫不為人所難的脾氣。30 年代，在很艱難的條件下，靠教書積攢起來的幾個錢，到歐洲去。假如沒有這個戇脾氣，我自然也不會鑽進敦煌學，因為那個時候，我沒有地位和經濟支持。等我到了巴黎，看過幾十個博物館以後，才下決心把我國文物搞回來。為此，我連從巴黎大學得博士學位的機會也放棄了，聽從王重民先生的話，加入他們的行列。這個行列，當時在歐洲只有三個人：王重民、向達和我。他倆是以公費到歐洲去的，我卻是自費的。因此，我奮鬥的範圍是比較小的，王重民先生分我搞漢語音韻，我自己稍微擴大了一點，也搞儒家經典、道家經典等卷子。假如我不是戇頭戇腦的話，哪個不想得個博士學位歸國呢！生性使我這樣。另一方面是家庭和老師的教育。我父親是雲南東部昭通十二州縣光復時的領導人之一，年輕時，就接受梁任公、章太炎先生的影響，是非常愛國的人。他平常教我愛國思想，從小就要我讀格致教科書等科學知識的書。總結父親給我的影響，主要是這兩方面。有一回，我躲在稻草堆下看《紅樓夢》，被父親發現了。他啟發我：孩兒，你要看《紅樓夢》，是怎麼看的？講給我聽聽。我怎麼講得出來，不過是看故事嘛！父親就說：裡邊的人仔細看看，到底有哪些人？你給我找出分別來。我得了這個題目，《紅樓夢》是仔仔細細地看過的。所以，現在還稍稍有點《紅樓夢》的知識，雖然，從那以後，我不看了，從中學畢業到考上大學，再也沒有看過。我想我的情況對大家會有所啟發的，所以，希望大家了解自己，首先了解自己應該走甚麼路。譬如搞敦煌學吧，有的人對搞佛教經典有興趣，有的人對搞儒家經典有興趣，有的人可能有興趣搞歷史，也有的人想搞藝術，等等，因人而異。你們對於自己的思想、生活及性情脾氣有個了解以後，走起路來是輕快的，是能夠堅持到底的。不然的話，見異思遷就完了。我父親有一件事情使我非常感動，他喜歡文天祥的《正氣歌》，幾乎每年都要寫一次，並且都寫成大的條屏，可以在牆上掛的。所以，我八歲時就把它背熟，父親給我講解。我一生之所以有一些愛國主義思想，恐怕要數父親的影響來得大。
我也有缺點，一生脾氣很戇的，到處和人家不合。解放初，我沒有發表過一篇文章，因為拿出去，人家不歡迎，發表以後要受批評的，所以，就不發表，這是我的缺點。我不大聯繫群眾，但是，我一生職業是教書，所以，我對青年是熱愛的。為了青年，再大的苦我都吃得，這也是我的脾氣。
我從事敦煌學，也同這脾氣有關。早年在四川讀書，一位老師教我讀詩詞，告訴我朱彊村的《彊村叢書》收的第一種詞集是敦煌發現的，即《雲謠集》曲子詞。從此，我開始知道敦煌有材料，但是，還不懂。後來到北京讀書，王國維先生經常告訴我們：某個東西敦煌卷子裡邊有，你們去看看吧！某個東西敦煌卷子裡邊也有，你們去看看吧！因此，我經常去清華圖書館找敦煌的東西看，從此，產生興趣。及到後來，見了王重民，要我去搞敦煌的音韻卷子，我同意了。抄了許多卷子，拍了許多照片，又看了許多壁畫。伯希和的《敦煌圖錄》給我很大的啟發，在這本書裡，我發現我們整個文化史裡許許多多的東西，突然愛好敦煌藝術了。抗戰期間，我正在四川，他們組織了一個敦煌藝術研究所籌備委員會，請了三個人：向達、常書鴻和我，要我們到敦煌去設計一下。向達和常書鴻去了，我沒有去。向達回來告訴我敦煌藝術的體系是怎麼樣子的，又給我看了許多照片，更激發我對敦煌藝術的愛好。當時，我在四川三台的東北大學教書，由於找不着材料，身邊只有從巴黎拍攝回來的幾百張敦煌卷子的照片。既然不能研究敦煌藝術，就研究敦煌卷子吧！但是，時刻想念着敦煌藝術。這個時候我在讀五代人的詞，看到許多同敦煌藝術有關係的材料。記得有個學生來問我：《木蘭詞》的「對鏡貼花黃」怎麼個講法？他說：我們看了若干書，都講不出來。我說我從《敦煌圖錄》裡看出來了。原來唐末五代的婦女喜歡剪些花鳥貼在臉上，譬如剪個蝴蝶、牡丹花，甚麼蟲鳥之類，貼在臉上。後來我又在溫庭筠的十八首《菩薩蠻》詞（專講婦女裝飾的）中下工夫，拿敦煌文物來證明溫庭筠的詞，得到了說明。不過，我這個說法多少還是一種感性認識，還沒有落到理性，等到我在三台做了三年多的研究工作，完成了《瀛涯敦煌韻輯》之後，才從感性轉到理性。這裡不單單是讀讀詩詞而已，而是整個敦煌文物都在說明與中國全部文化有關係。因此，我轉而搞歷史，搞音韻學。這個時候，我完成了幾個東西，一個是《瀛涯敦煌韻輯》，一個是敦煌傳記，譬如關於敦煌王的傳記，那時稱陀西王，有兩家：張家和曹家。我給他們作了很詳細的注解，補了《唐書》和《五代史》。還寫了一篇關於敦煌科學家的傳。以上是我從事敦煌學研究的兩個階段，從藝術品慢慢地轉入遺書。到現在為止，我仍然以敦煌卷子為基礎，到底有些甚麼結果，很難說。我也不敢說我取得的一些結果就完全成熟了，現在也還想加深、修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