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手拂雲，千眼觀虹（簡體書）

自古以來，成就大器者均有自己獨到的優秀和優質之處，武道與文道皆如此。然而今天人們總在提及為什么少了大師這樣的問題，這與當今文道、武道上缺了那些獨行其事、獨樹一幟、獨端品行的人才有關。
此處所曰的獨者，并非是指脫離現實、遠離公眾、性情孤僻者，而是指在思想上、學術上和心理上、行動上具有自己獨立意識、獨立見解、獨立思考、獨立創造的，不去隨便或簡單地附和他人者。在今天，無論是文道還是武道或者其他什么的行當，浮躁者似乎居多，盡管有人不情愿主動地做這樣的人，但種種誘惑下有時只得有意無意地墮落下去。這是一個很現實的客觀。
尤其是文人，在名與利面前最容易喪失個性和本性。卞毓方先生屬于例外，而且是典型的例外者，因此他這些年來在我們視野里忽隱忽現證明了他的既生存又時常“消失”地現狀，恰巧再一次證明了他的獨行者的本相。卞毓方的散文寫得好、寫得比一般名家的好，是我作為一個出版人和當了二十多年文學大刊的主編在大量閱讀當代諸多作品中所得出的一個結論。曾經在數年前我感嘆過這樣的一句話：看小說，要看李國文的作品；看散文，要看卞毓方的作品。這話后來被數家報刊轉發，我怕是否會引起某些人的不滿。可若干年過去了，竟然不僅沒人出來指責，倒有不少人附和我的話。這令我安慰。
事實是：卞毓方的散文確實在當今中國散文界稱得上是大家之作。這樣的評價其實在季羨林先生生前也已有了，他評價卞毓方的散文是“常常有一種奇譎的光，與之相輔，藝術性強，文采葳蕤，頗有氣韻、底蘊”。現今的散文，通常看到的多數是寫情或寫景，作者圍繞或事或景進行抒情、說理和實錄、敘述。而卞毓方的散文作品我稱之是“知性”散文，即在完成常態的寫情寫景之上的那種融入知識與智慧的文學。知性散文不易之處不僅在于一個作家的知識面，自然首先得有散文家的那種靈動的文采，擅長的景情敘述，更得有智慧的領提與捏拿和結構、章法上的考究。卞毓方在這方面是高手，甚至是哲學家和政治家的那種高手，故而他的散文可以博古說今、談天說地，尤其是在論說政治和政治人物的文學中也變得絲毫不生硬、不膽怯、不回避，且能左右逢源、高瞻遠矚、入木三分。
卞毓方身上還有一個品質是許多當代文人所不具備的，即他從來不為一些膚淺的贊美和輕易賞出的名利所動。他極少在文人圈里活動，又很少參與文壇的諸多議論或紛爭，然而他的作品一經拋出，即能轟轟烈烈，震耳欲聾。這就是卞毓方，就就是卞毓方的散文。
有人說卞毓方身上有一股氣，即文氣、生氣和靈氣，有時還有些霸氣。我同意這些評價，只是我認為他的文章中還有一種銳氣和孤氣，尤其是銳氣特別明顯，其文情很少有隨風擺動、跟風而行之感，總是會感覺他在遠遠的地方，或者在眾人想不到的立足點上放射著不朽的思想光芒。故我也愿意總稱卞毓方先生是文壇的獨行者的緣故。
獨行俠必成大俠，這是道上的古人之訓。我們的學者和學界，需要卞毓方這樣的獨行者，這樣中國的文事才能張顯更加燦爛的光芒。
自序：一代同齡大師的“比”與“興”
這不是高論。
歷史有各種各樣的寫法，譬如以朝代更替為框架，譬如以重大事件為核心，譬如以社會發展為經緯。我不是搞歷史的，寫不來那些“學”“術”并重的論著。我寫散文，一般只對人物感興趣，涂鴉之余，興之所至，選擇若干有代表性的人物的事跡，把他們從時間的深處請回來，組合排列，縱向展示，橫向比較，在我看，亦不失為斷代史的兩三注釋，三五補白。
這是2007年7月13日的事。那天，在位于京城西郊的301醫院，筆者看望住院治療的季羨林先生，趁興談道：“您是中國比較文學學會的元老，在清華讀書時就受吳宓的啟發，把陶淵明和一位英國的浪漫詩人加以分析研究，我現在受您的啟發，也想做一篇關于您那一代人的比較文章。”
季先生轉過頭來，壽眉上挑，目光似乎有點警惕：“我那一代，你怎么比？”
“您是1911年生的，”我說，“當初，為了寫您的生日，我查了很多資料。對于您，1911年有兩件大事，一，辛亥革命，敲響了清王朝的喪鐘，二，清華正式建校（之前是清華學堂）。1911年誕生了很多名人。”
“那范圍太大了，你沒法比。”季先生說。
“我只挑與清華有關的。”
“你都挑了誰？”
“第一個是王竹溪。”我說，“他是1911年6月7日生的，大您兩個月。1929年進清華，高您一級，學的是物理。1933年畢業，入清華研究院，當周培源的研究生。１９３５年8月31日，王竹溪與您，還有喬冠華等六人一起去歐洲留學。您在《留德十年》中說，王竹溪是象棋高手，你們五個人，單獨跟他下，不管下多少盤，總是輸。輸急了，五個人聯合起來跟他較量，結果還是失敗。哲學家喬冠華的哲學也幫不了忙，在車上的八九天中，你們就沒有贏過他一局。”
“王竹溪這人很好，學問大大的有。他象棋厲害，但不是清華頂尖的，頂尖的是彭桓武，他只是老三。”季先生說，“前些年我碰到彭桓武，說起當年清華園的象棋比賽，彭桓武奇怪，你怎么知道的？我說是王竹溪講的。”
“當年六人同行，您去德國，王竹溪去英國，他比您先回，在西南聯大當教授，是楊振寧、李政道的導師，”我說，“這事很出名。”
“當然啦，楊振寧、李政道得了諾貝爾獎，”季先生欲說還休，粲然一笑。
“我的所謂比，是比當事人一生的軌跡。”我說，“山不轉水轉，1952年院系調整，王竹溪轉入北大物理系，又與您成為同事。文革中他去了江西鄱陽湖鯉魚洲‘五七’干校，在那兒患上了血吸蟲病。”
“我沒有去鯉魚洲，不是不想去，是不夠格，留下來，當批判的靶子。”季先生停頓，沒有繼續說下去。
“楊絳也是1911年的，生日是7月17，比您大半個月。”我說。
“她入清華時叫楊季康。”季先生記得清楚，“她是研究生，我是本科生。”
“楊絳1932年入清華，先是借讀，第二年考上清華研究生。”我說，“她研究生沒有念完，1935年陪錢鍾書出國留學，楊絳和錢鍾書去的是英國。”
稍等，我又說：“錢學森也是1911年出生，生日是12月11。他大學不是清華，是上海交大。1934年畢業，1935年去美國留學。”
“錢學森跟清華沒關系吧？”季先生反問。
“有關系。”我講，“他1934年從上海交大畢業，考取了清華當年留美公費生。2001年清華九十周年校慶，在歷屆學生中選出20位知名學者，其中就有錢學森。”
“噢，你弄得很細。”季先生說，“你想比的，還有誰？”
“還有侯仁之，”我答。不待我說下去，季先生就講：
“侯仁之我知道，比我小4個月。”
“您記得很準，”我笑了，“您生日是8月6號（公開的說法，實際是8月2號），侯仁之是12月6號。”
“他不是清華的。”季先生說。
“侯先生是燕京大學歷史系出身，念書時旁聽過清華的地理課，在燕京大學任教時又兼過清華的《市鎮地理基礎》課。1952年轉到北大。去年（2006）年底，侯先生和您，以及其他十位教授一起榮獲北大首屆‘蔡元培獎’。”我答。
“林庚去年10月走了，要是晚走兩月，‘蔡元培獎’應該有他。”季先生神情轉為黯然。
冷場。雙方都沒有說話。我想到林庚，他是1910年出生的，1928年上清華，先學理科，后改文科，林庚個性鮮明，和季先生淵源很深，要是小一歲的話，倒是個理想的比較對象。
過了一會，季先生問：“還有嗎？”
“陳省身，”我說，“他上學早，1930年就從南開大學畢業，然后到清華任助教，并讀研究生。1934年研究生畢業，去德國留學。回國后，任清華教授。”
“我們見過，在南開大學。那一回，是出席范曾搞的一個活動，”季先生笑笑，“是為范曾撐腰，壯門面，碰上的。陳省身已經過世了吧。”
“是2004年。”我答。
鑒于講話時間已長，我趕緊長話短說：“還有黃萬里，黃炎培的兒子，清華水利系教授，右派；還有錢鐘韓，錢鍾書的堂弟，他考上清華，沒上，念了上海交大；還有孫毓棠，清華歷史系的，詩寫得很好，在文學圈里相當活躍；還有董同龢，音韻學家，他1932年進清華中文系，擔任過《清華周刊》編輯，以及中國文學會主席，后來去了臺灣。不談了，不談了，今天就說到這里。”
“黃炎培我熟悉，黃萬里不清楚，孫毓棠熟悉，錢鐘韓、董同龢知道一點，不多，你點的這些人，都不是三言兩語說得清楚的，我等著看你的文章。”季先生微笑頷首。
然而，2007年下半年，外加整個2008年，我已移情語言文字探源，且在推出《季羨林：清華其神，北大其魂》之后，又完成了一本《季羨林圖傳》，同時趁熱打鐵，著手撰寫《天意從來高難問——晚年季羨林》，因此，前面所說為季先生那一代同齡大師作比較文學的事，一直沒能提上日程。期間，也曾把題目交給我的學生趙楓蓮女士，她作了努力，寫出部分初稿，后因故未能完成。2009年歲初，我作美國之行，便中探訪、游覽了錢學森、陳省身、黃萬里當年留學、工作之地，往事襲來，怦然心動，遂決定親自動手，以上述與季羨林先生的談話為契機，寫一本比較文學的專書。
在1911年出生，而又與清華有關的名人中，我最終挑選了六位，分別是：季羨林、錢學森、陳省身、侯仁之、楊絳與黃萬里。王竹溪其實是個好例子，才氣好，人品也高，但在寫了一半以后擱下，原因在于他去世太早，只活了七十一歲。七十一歲，拿“古尺”衡量，也是過了“古稀”，高壽了，但在今天，只能算中壽，和上述六位比，更是小來兮。本書最終確定的六位主人公，都活到九十歲以上，而且在筆者著手“比較”的時候，其中四人業已九十晉八，百歲在望——光憑這一大把年紀，就夠“巍巍乎高哉”的了；按生日先后排列，分別是楊絳、季羨林、侯仁之和錢學森。以上六位大師，都是二十世紀漩渦湍流中的砥柱，在歷史的花名冊上，是要用粗獷的字體特別標示的優秀分子。他們都是與清華學校同庚，大學畢業后轉向海外，爾后又葉落歸根，在各自的領域撞響黃鐘大呂。鑒于出身不同，秉性迥別，機緣殊異，他們的人生曲線，既有交叉，重疊，更多的則是犬牙交錯，參差不齊。所以閱讀他們，就像從直升機上鳥瞰一場高水平的馬拉松賽，道路的每一處轉折、傾斜，選手的每一程戰術、發揮，都看得一清二楚。
六位大師，每一位都是一部大書，把他們組合在一起寫，工程未免龐大，我投機取巧，只挑他們關鍵時刻的典型表現——即便如此，有一些地方，也只是點到為止，有那個意思就行了，現在干什么事都講究互動，我把更多的思考留給讀者，我相信讀者的眼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