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江醜吉在中國（簡體書）

打算迫近中江丑吉(1889—1942)的人生和著作內部深處的這
個研究，與我此前出版的關于內藤湖南(1866—1934)的著作一樣，
都是基于中國和日本的近代史是難以解開地纏繞在一起這一有用
的假定而進行的。這個觀點，對于一般地正確理解近代中國和
近代日本的歷史是重要的，而當我們評價在日中關系的文化領域
占據關鍵位置的人物——像內藤和中江及其他無數人——之時，
它也是不可缺少的。因此，這個研究既非中國史的研究，亦非日本
史的研究，而是把兩者結合成一體的研究。
除個別情況外，研究近代中國和日本的西歐歷史學家都以其
中一個國家為焦點，以用一連串的老生常談來描述另一個國家為
滿足。而且，這些西歐歷史學家從當事國的中國和日本的學者受
到了過多影響：中國的歷史學家傾向于首先把日本看作與帝國主
義在中國內地發展、活動有關聯的國家；而日本的歷史學家則傾向
于把近代中國看作無法容忍的無秩序、沒有管理、叛亂頻仍，無意
義的政權前后相繼的國家。或許沒有人否認這樣的認識是近代日
本與中國主要歷史局面的中心。但主要的歷史局面，并非歷史的
全貌。不管怎么說，歷史學家都不應滿足于拙劣的模仿。
除了為中國或日本其中一方吸引的人們的個人偏好外，學術
上的分工也妨礙了把兩國歷史作為一個整體來探討。在東亞幾乎
所有大學，中國史和日本史都作為不同的學科分別教授。在西方，
人們不得不學習中、日兩種語言，研究這兩國的歷史學家即使在同
一個系中任教，但兩者之間幾乎不進行真正意義上的學術性對話。
盡管如此，我們要想理解兩國中任何一個國家的歷史之時，無視另
一國家的歷史或將其戲劇化，都將使我們一無所獲。
30多年以前，馬利烏斯·詹森(Marius Jansen)以其著作《日
本人和孫逸仙》在日中關系史的文化、政治領域的研究中，為后
學開辟了道路。包含在這一相當重要著作中的言外之意，過于難
解，以至不為西方和東亞的多數學者所接受。孫逸仙(孫文)深受
日本人的亞細亞主義思想——在其提倡者中也有后來提倡日本帝
國主義主張的——的影響。這相當于褻瀆“國父”之名，但那卻是
真實的。
最近幾年，入江昭、蒲地典子及其他人的工作便是開始著手研
究許多存在于日中關系深處，但迄今尚未有人觸及或未被恰當處
理的問題。我們才剛剛開始。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或較輕程度上
在中國臺灣，對中日關系文化領域的歷史探究，事實上到最近尚不
存在。近年來，尤其是在中國，以已經出現的為限，這種歷史探究
開始以一種歷史性自傳的題材出現。實藤惠秀及竹內實那樣的一
部分日本學者，很早以前就對此類問題給予了注意。盡管如此，戰
后對日本帝國主義及日本給亞洲全體帶來的戰爭負罪感，使日本
學者對帝國主義以外的中日關系的任一領域的認真研究難以進
行。這個狀態現在終于正在改變。
在超過1500年的時間里，中國與日本在歷史、文化方面相互
影響。即使近代西方侵入以后，在西方諸國中也沒有一個國家對
中國或日本的影響超過了中日之間的相互影響。隨著中日兩國貿
易和外交關系的逐漸密切，過去的仇恨隨著時間的流逝而不斷緩
和。重新審視兩國共有歷史的氣氛，在兩國內部也會不斷加強。
在西方，成問題的是：第一，存在這樣的傾向，允許以知識的一時流
行趨勢來決定在歷史論述中研究何種問題及使用何種解答方法；
第二，存在這樣的前提，把認識到從比較論的視角來研究的必要性
等同于將其應用于實際或完成研究。如果對近代東亞史的這個方
面予以更大注意，我們對中日兩國歷史的理解將會更進一步。在我
們自身對有關東亞的研究處于發展中的這一關鍵時刻，如果不能那
樣做的話，我們西方的觀點就會受到限制，而且止于狹隘。該是回
到20世紀50年代初馬利烏斯·詹森在研究中著手之處的時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