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現代文學爭議概述

學者朱汝曈對中國現代文學史上近百次的文學爭議進行了選擇，梳理其中對中國現代文學發展有過?定性影響的十二次爭議。作者運用的史料詳實，分析透徹，見解新穎，反思深刻。盡量做到客觀、公正和理性的剖析，?讀者還原文學流派爭議的歷史面貌，具有精當的理論借鑒意義。此書與《中國現代文學流派漫談》（秀威版）是系列著作，讀者若能參照閱讀，當更具有相互發明之效。

朱汝曈

1939年生，浙江省桐鄉市人。浙江省作家協會會員，已出版論文集《文學價值的選擇》、《留耕齋文錄》和專著《新時期文學思潮研究》、《中國現代文學流派漫談》（秀威版）。

第一章　白話與文言之爭
第二章　雅文學與俗文學之爭
第三章　為人生與為藝術之爭
第四章　「革命文學」之爭
第五章　左翼作家與新月派之爭
第六章　「文藝自由」之爭
第七章　「幽默小品文」之爭
第八章　「兩個口號」之爭
第九章　「民族形式」之爭
第十章　抗戰時期左派與自由派之爭
第十一章　「延安文學」之爭
第十二章　「主觀戰鬥精神」之爭 後記

第一章　
白話與文言之爭 晚清文學變革時，已有白話與文言的討論。最早思考中國言文問題的是黃遵憲。他在《雜感》中提出了「我手寫吾口」的口號，主張文字與語言的合一，以減少閱讀的困難。他對中國語言文字不統一的現象多有指責，認為此特點有礙教化，是造成中國文化停滯不前，民眾愚昧的重要原因。他參照歐洲文學發展的過程，從文學的興盛與文化的普及的角度，首次提出言文合一的必然趨勢。維新派人物裘廷梁在《論白話為維新之本》一文中，更是將語言和文字的關係上升到政治改革的高度，將言文問題轉化為與智國智民相關的民族問題。他說：「愚天下之具，莫若文言，智天下之具，莫如白話。」另一位晚清白話運動先驅陳子褒，在《論報章宜改用淺說》一文中指陳固執文言實際上是將不通文言的眾多民眾「置於不議不論」的地位，徒任農、工、商、婦人、孺子「廢聰塞明，啞口瞪目，遂養成不痛不癢之世界。」他主張改變用文言辦報，使行文和辭彙與日常生活相聯繫，把報紙辦得通俗易懂，用淺說輸入文明，並將文明普及於大眾。而王照更深地認識到普及教育對於富國強民的重要性，他立志造出一種中國語言文字統一的官話字母，並且形成了在晚清切音字方案中推行規模最大的《官話合聲字母》初稿。梁啟超當然是位先驅人物。他在《新民說‧論進步》中，從文字進步與世界文明的角度來觀照語言文字問題。他在與歐美、日本進行比較之後，他說中國人的文明程度猶如歐洲中世紀的黑暗時代。中國之所以停滯不前，其中一個重要的人為原因就是「言文分而人智局」。他提出「文字為發明道器第一要件，其繁簡難易，常與民族文明程度之高下為比例差。」顯然他把語言文字已經作為各國文明程度的一個價值尺度了，若要使中國達於歐美文明程度，那麼必須要有一種新的文字反映人的性靈和思想，這是現實發展所提出的要求。於是梁啟超提出了詩界革命，小說界革命，文界革命，倡導言文一致，在「湖南時務學堂」的堂約中，對「覺世之文」則要求「辭達而已矣！當以條理細備，詞筆銳達為上，不必求工也」。他通過編辦報紙、編緝寫作的實踐，創造了一種通俗易懂的報章「新文體」，而風靡我國報界、學界。這種半文不白的新文體推行開來，作為向白話文的過渡，有力地推動了文學的白話化的運動。 然而，這種白話化運動遭到了國粹派的反對和責難。其中章太炎、劉師培等人，曾標舉「研究國學，保存國粹」的口號，表達其反滿的民族主義情緒，他們為了強化民族概念，往往無一例外地將複雜的民族價值指向某個古代源頭，為當代的政治文化尋找依據和支持。章太炎在文字學上有很深的造詣，他認為用白話作文章，比文言更難，非深通小學不知現在口語中某音就是古代的某音、古代的某字，就更容易寫錯。於是認為對文字進行任何改革，只會生民受其累，是一種缺乏遠見的舉動。他們對中國語言文字的思考和議論擺脫不了文字與中國傳統文明相糾葛的情結，從而將文言視作國粹之彰顯。儘管章太炎他們是文字學大師，然對白話的理解不能不說陷入了書生之論，與革新派的主張大相徑庭，與大眾實際的閱讀感受也是南轅北轍。誠然，國粹派對文言的固守，並未阻擋新文體發展的潮流。相應於改良運動，晚清湧現了大量白話報刊。欲挽衰頹之國勢，必先開啟民智；欲開啟民智，必先廢文言而崇白話，此條救亡、啟蒙、提倡白話的思路，當時已初露端倪。然而，我們必須看到晚清對舊有言文關係的變革，仍囿於傳統文學內部結構的調整變通，止於言文合一，而未形成以新思想滌蕩舊觀念的突擊之力。縱使白話運動的先驅，如裘廷梁、陳子褒等人在著文時依然借助文言表述其提倡白話的觀點，尚未運用通俗暢達的白話寫作。因此真正的白活文學運動的展開，則要到波瀾壯闊的「五四」時代。 新文學運動的預言者，我們不能不想到《甲寅》雜誌記者、著名政論家黃遠庸。他在1913年至1915年間發表的一系列文章，都認為當時的政治窮途末路其病因不僅在制度，更在於國人思想上的昏謬陳腐。同時他批評舊文學載道的弊端，指出文學應表達作者的情感，關注社會的疾苦，「欲發揮感情，溝通社會潮流，則必提倡新文學」。他一方面積極進行文體改革，提倡「近世文體」，另一方面又極力為中國文學尋求新精神，主張借鑒歐洲的經驗，通過文藝的改革輸入現代思潮，改變傳統觀念，他立誓文學改革，以篳路藍縷，開此先路。可惜的是黃遠庸的主張沒有被《甲寅》主編章士釗所同意。他自已1915午赴美之後被人刺殺，未能進一步發展他的文學思想。而可喜的是《甲寅》麾下的陳獨秀、李大釗、高一涵及撰稿人胡適、吳虞等人先後接受了黃遠庸的主張，並脫離了《甲寅》，另立門戶，1915年9月15日陳獨秀在上海創辦《青年雜誌》，1916年9月Ｉ日第二卷起改名為《新青年》。1917年1月因陳獨秀受蔡元培的邀請去北京大學任文科主任，《新青年》也從上海遷到北京。逐漸在《新青年》周圍形成了一個新文學團體，繼續黃遠庸未競之事業。 1917年前後，歷史終於為新文化運動的到來創造了契機，出現了少有的思想能自由的一段時期。這種寬鬆的氛圍，有利於吸納多元的外來思潮，而且有利於對傳統文化的大膽思考。在西方現代思潮的影響下，中國先進的知識份子總結了晚清以來歷次社會變革的經驗教訓，充分地意識到社會的革新和進步，必須要破除封建倫理綱常的道德價值觀，掙脫封建文化加諸個人的壓抑，根除國民精神上的劣根性，並且要擊退甚囂塵上的尊孔復古逆流。他們自覺地擔負起思想啟蒙的重任，掀起了聲勢浩大的新文化運動。新文化運動直接促成了以反對文言文，提倡白話文為主要內容的文學革命。在整個文學革命的行進過程中，以《新青年》為首的新文學陣營，遭受到了舊文學勢力、學衡派、甲寅派的陸續的抵抗和質疑。為了完成從傳統文學到現代文學的轉型，新文學主將們以激進徹底的姿態與其展開了論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