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八年，日本各大學發起了以意識形態為主的鬥爭浪潮，出現學生組織的「全學共鬥會議」（簡稱「全共鬥」），罷課、占領大學校園等場面愈演愈烈。一如許多目前仍活耀於日本藝文界的創作者，作者川本三郎與他們同樣是「全共鬥世代」。
在這個日本社會思潮震盪最劇烈的時期，川本三郎以一個初出茅廬剛跑週刊新聞的新人記者身分，完整描繪出當時社會浪潮，讓這本作品成了六○年代的最真實見證。而他更親眼目睹東大「安田講堂事件」，這個大時代發生的事件，後來履次由村上春樹關鍵性地寫在《聽風的歌》、《1973年的彈珠玩具》、《挪威的森林》、《1Q84》等作品中。

時間也無法療癒的傷痛，一段作者數度提筆無法寫成的青春挫折物語
本書文章最早連載於1986年至87年日本文化創意人喜愛的藝文雜誌《SWITCH》，專欄名稱為「The Reading」，由該誌發行人新井敏記先生總策劃，並與角取明子小姐親自拜會川本三郎邀稿。最初原本只是希望讓八○年代的年輕讀者能理解六○年代的人事物而書寫，沒想到川本三郎寫著寫著，最後卻變得不得不整理思緒，提到一九七二年改變他一生，讓他久久無法提筆寫作的專訪思想犯（殺人犯）事件。
他因為私下採訪嫌犯並湮滅證據，走在「記者道德」與「公民道德」的法律邊緣。最後還是因為受不了精神壓力，遂向警方坦承事件發生經過而身繫囹圄。因為這樁「朝霞自衛官殺害事件」，他成了日本最受爭議的文壇評論家。正因為如此大膽的交涉過程，更清楚地描繪出當時年輕人的不安與衝動。儘管傷痛，作者藉由這些文字的呈現，宛如電影一般讓我們清楚看到了日本六○年代末期，一個個「我們相信一定可以做到」的青春姿態。

極其爭議引爆話題改編電影
《我愛過的那個時代》在日本感動無數後輩文創名家，讓山下敦弘、向井康介、西川美和、野田秀樹、松本大洋等人推崇備至。這些儘管都不曾親眼目睹、經歷過六○年代的創作家，憑著他們對於當時文化思潮的喜愛而興起拍成電影的念頭。由於牽動到日本社會至今仍無解的心結，電影劇本更耗費三年才完成。最後選定兩大主角，由妻夫木聰飾演時任記者的川本三郎，松山研一擔任書中嫌犯K的演出，兩大男星破天荒地同台對戲。電影主題曲為巴布狄倫名曲〈My Back Pages〉，日本國民創作歌王奧田民生與真心Brothers重新詮釋。

作者簡介

作者川本三郎（Saburo Kawamoto）
一九四四年生於東京，畢業於東京大學法學部。曾任《週刊朝日》、《朝日雜誌》記者，之後離開報社轉為自由文字工作者。持續筆耕四十餘年，作品以文藝評論、電影評論、翻譯及隨筆為主，創作質量兼備，甚至跨足鐵道、旅遊等各項領域。並早在八○年代便以敏銳的感受力與獨到眼光，引介剛出道的村上春樹。特別喜歡楚門‧卡波提，翻譯其作品無數。

長年鑽研永井荷風與林芙美子作品，曾拿下五座文學評論獎。以《大正幻影》榮獲三得利學藝獎、《荷風與東京》獲讀賣文學獎、《林芙美子的昭和》榮獲桑原武夫學藝獎和每日出版文化獎、《白秋望景》獲伊藤整文學獎。其他著作尚有：《我愛過的那個時代》、《遇見老東京》、《少了你的餐桌》、《然後，明天繼續下去》、《川本三郎的日本小鎮紀行》、《現在，依然想念妳》等。

譯者賴明珠
一九四七年生於台灣苗栗，中興大學農經系畢業，日本千葉大學深造。回國從事廣告企畫撰文，喜歡文學、藝術、電影欣賞及旅行，並翻譯日文作品，包括村上春樹與谷崎潤一郎的多本著作。

名人/編輯推薦

米果、何榮幸、黃哲斌、羅文嘉、傅月庵誠摯推薦
辜振豐、賴明珠專文推薦

日文原著兩度改版發行，藝文界、讀者真心收藏熱評如潮：
＊這樣的結局告訴我，為自己而戰是無止盡的，再怎麼困難也要相信自己向前走。－－演員妻夫木聰
＊看完書才知道原來真的有時間也無法療癒的傷痛。－－演員松山研一
＊儘管太宰治說過：「盡是可恥的過往」，但年輕就是要用盡生命輕狂一番。──作家猪瀨直樹
＊我終於明白當時投身學生運動者的心境，包括他們的不安與內疚。──導演山下敦弘
＊青春帶點苦澀悔恨的故事，後勁很強。──戲劇評論家西堂行人
＊無與倫比的青春之書。──小說家丸谷才一
＊深刻感受到學運年代時的活躍興盛，也能體會到村上春樹《挪威的森林》中關於死的氣息。──讀者比良岡美紀
＊青春時期會犯下許多錯，會留下傷口，但就算再怎麼難堪，更重要的是如何走下去。──讀者小市民
＊即使意識形態不同，但對憧憬六○年代的我來說，是最珍貴的精神財富。──讀者秋葉原
＊一段讓人感傷的過去，卻讓人不禁回想自己對現在的社會又投入多少心力與關切。──讀者 vanse426
＊就像西方的告白文學，川本三郎的青春、理想、困惑、絕望、罪惡感也因為此書而讓他的精神得以再度復活……我誠心推薦這本精采而坦誠的告白之作。──辜振豐
＊本書不但是川本三郎自己的「青春手記」或對自己年少輕狂的「懺悔錄」，同時也可以說是一個關鍵性大時代年輕人的「世代集體風俗實錄」。為日本同時代許多作家的小說解開了許多謎題。──賴明珠

Side-A
◎看了《沒有陽光》那天
時代一點都不溫柔，那個時代的象徵，說起來就是經常在下雨……
◎69年夏
回想起，那太陽非常熱的六九年盛夏。我二十五歲。
◎蒙受幸福恩惠的女子，死了
我想她一定是個比別人加倍溫柔的女孩，但似乎不喜歡當一個藝人，做演員這個工作。
◎死者們
日常生活中到處都有人死掉，生的中心就有死，而且「我們」並不避開那死，反而想去親近。
◎罪惡感
記者難道不是應該先去救助即將被殺害的人嗎？在按下快門之前，不是應該先制止美軍嗎？
◎拒絕採訪
我想這些孩子擁有可以反抗的父親或許是幸福的。
◎都會有時很美麗
我離大學愈來愈遠，生活繞著電影、爵士樂、和戲劇打轉，街頭成了「我的大學」。
◎遠離越南
那說明了不管怎麼反對越南戰爭，自己反正不是當事者，只是從安全地帶鼓動反動運動而已……
◎現代歌情
搖滾，是在越南戰爭的體驗中所產生並茁壯起來的美國年輕世代的音樂。生活在溫吞吞日常中的我們，是不會懂得搖滾優點的……

Side-B
◎逮捕之前I
宮澤賢治和清水樂團—這兩點讓我信任了Ｋ……
◎逮捕之前II
我這邊冒著自己的風險還堅守「記者的道德」這原則，不向警察「通報」K的事。
◎逮捕和解雇
一九七二年一月九日，我被埼玉縣警察逮捕，因「湮滅證據」的嫌疑。

◎後記
◎新裝版出版記〈三個時間〉

書摘/試閱

摘錄自＜都會有時很美麗＞
　
我住的地方，阿佐谷有一家叫做「現代詩」的小小喫茶店。是山內豐之先生的店。因為常常會在永島慎二的青春漫畫中出現而開始出名，成為住在附近年輕人的小小聚集場所。
永島慎二一副老闆般的臉色坐在那裡。店裡有漫畫青年，有不紅的民謠歌手，有荻窪高中的造反高中生，有越平連的運動人士。
以企業參與文化活動的現代來看，當時簡直像牧歌般悠閒的形式，在狹小的喫茶店裡舉行詩的朗誦會，和民謠歌手音樂會。
「現代詩」熱門的時期是從一九六○年代中期到後半期，正好是整個日本社會，年輕人的能量正在熱烈燃燒的時期。
我一直生長在阿佐谷，雖然生在代代木的參宮橋，但戰後搬到阿佐谷，到結婚後離開家之前都一直住在阿佐谷；是在阿佐谷的奧迪安電影院看電影長大的。
開始經常流連「現代詩」是上了大學之後，我進大學那年是東京奧運的一九六四年，被稱為現在的TOKIO原點那一年。
從那時候開始，整個城市真的變得有趣起來。從學校回家的途中，常常在新宿下車去玩。在新宿玩過後回家途中又常常經過「現代詩」，在當時是很難得夜裡很晚打烊的店。
永島慎二的《瘋癲》和《漫畫家殘酷物語》是在六七年左右出版的吧。當時大學的課幾乎沒去露面的我，成天泡在永島慎二的漫畫裡，漸漸在新宿開始過起彷彿嬉皮般的生活。
從電影院開演的中午時分來到新宿，一場接一場地看電影。那時候是新宿藝術電影的全盛時期，英格瑪．伯格曼（Ingmar Bergman）、高達，以及耶吉．卡瓦萊洛威茲(Jerzy Kawalerowicz)、安德烈．華依達（Andrzej Wajda）、蒙克（Andrzej Munk）等一連上演的波蘭電影。放映楚浮（Franois Truffaut）的《槍殺鋼琴師》（Tirez sur lepianiste）時，休息時間，臺上還搬出鋼琴來，由真正的鋼琴師登場，彈奏一兩首古典小曲。該說很帥還是很悠閒呢？那是個這些事物很平常進行的時代。
就像人一樣，那時候的都市也正值青春時代。現在八○年代的東京正青春的是，充滿年輕女性的澀谷和青山，而六○年代最熱的區域，怎麼說都是新宿。而且，從新宿搭中央線第五站的阿佐谷，也確實感染到新宿的熱勁。實際上，當時主要在新宿流行起來的地下實驗劇和地下藝術的表演者大多都住在阿佐谷。
緊鄰我家的是一棟公寓，裡面住著一個奇怪的男人。中午時分我要到新宿去「上班」經過那棟公寓前面時，
那個男人膝頭常常抱著一隻貓在曬太陽，或在曬著棉被。他理光頭、眼光銳利、留著鬍子，容貌魁偉。看來像流氓，過的卻是窮書生般的生活。經常被美麗的太太指使著做這做那的，又像個吃軟飯的。
我常常懷疑他到底是什麼樣的人。有一次，我到花園神社去看狀況劇場的戲劇。在全都出現一些奇怪演員的舞臺上，還有一個特別醒目的個性派人物。仔細一看……咦，那不是坐在隔壁公寓前經常膝上抱著貓在曬棉被的男人嗎？那時候我才第一次知道原來他是叫磨赤兒的怪優演員。那是一九六八年的事。以後我在經過男人面前時，開始會向他打招呼，他也以「附近鄰居」跟我交際往來。我也知道貓叫做「政五郎」這樣正經的名字。傍晚，怪優要餵貓食物時叫著去玩的貓「政五郎、政五郎」，好像內田百閒隨筆的一幕般，怪怪的。
那時候評論家赤瀨川原平也住在阿佐谷，經常可以看到他在大眾居酒屋「鱈腹」。那時我還是學生，自然不太能接近那樣有名的人，跟朋友坐在旁邊的桌子，只能將仰慕的眼光投射過去示意「那就是赤瀨川原平」。
我也不敢接近永島慎二。因為「現代詩」是一家很小的喫茶店，所以永島慎二明明就近在身旁，我卻還無法開口招呼。我的外甥和永島慎二的小孩是小學同班同學，我想可以談到那方面的共通話題，又覺得像家長會似的提不起勁。山內先生問我：「要不要我幫你介紹？」總覺得很緊張，只說「不用」就觀望過去了。結果，能和永島慎二開口說話，還是在我當上《週刊朝日》記者後的事。山內先生從前曾幫松竹或某家電影公司寫過劇本，因此對電影也很熟。我在新宿看過電影，回到阿佐谷來經過「現代詩」，就常在那裡跟山內聊電影的話題。
我那時候已經幾乎不去學校了，雖然是法學院的學生，但對法律提不起什麼興趣，偶爾去上課也只會打呵欠。我還經常聽說「大學鬥爭是從上課中打呵欠開始的」，那時候的我，覺得上大學不如到新宿街頭有趣多了。
那裡有電影、爵士樂、有地下劇場。還有很多瘋癲率性的狂人和被稱為嬉皮的邊緣人朋友。永島慎二在《COM》漫畫誌上開始連載《瘋癲》是在我大四那年，一九六七年。永島慎二的漫畫世界，雖然以稍前的六○年代前半為舞臺背景，但那氣氛在六七年那個時間點也能感受到。
一直泡在深夜營業的爵士喫茶店，和瘋癲夥伴們清晨才走出新宿街頭。總是吵嚷喧鬧的新宿街頭，只有清晨的一瞬間顯得特別美麗。法國詩人的詩句「世界有時很美麗」那時候忽然生動地甦醒過來。
那時候的新宿西口，現在副都心的地方，原來是淨水場，完全看不到人影，像科幻片的風景般開闊。在爵士喫茶店裡熬通宵後，揉著睏倦的眼睛和瘋癲夥伴們走到這淨水場，眺望一直延伸到遠方的茫漠風景時，感覺簡直像要被吸進風景裡去似的。只有這一瞬間可以忘記自己的事—往後自己要如何活下去才好？學校能畢業嗎？能在哪裡就業嗎？這些麻煩事。
當「爵士樂英雄」約翰．柯川死去時，是在一九六七年夏天，我大四時。正值去考朝日新聞徵才考試落第，無奈只能被迫當「就職浪人」的不安定時期，所以柯川的死，對我打擊特別大。那是才四十幾歲的年輕死法。與其說喜歡爵士樂，不如正確說，是喜歡深夜可以暫窩的爵士喫茶店的我，和那些比我小五、六歲的瘋癲夥伴們，說要舉行一個柯川的「葬禮」，我們就到新宿西口的淨水場去。大家一起把《崇高的愛》（A Love Supreme）的唱片，埋在淨水場裡誰都不可能會去的地方。
夏天的清晨，我還記得冉冉上升的朝日中，野狗成群結伴在淨水場的遠處跑著。
朋友們一一都就業了，又離開了，只有自己一個人成為浪人，那令人非常心虛。以現在的說法叫「認同遲緩（moratorium）青年」，聽起來好像很嚴重，但那時候，大學一畢業總之就該工作，是「正常」青年人生規劃的第一頁。
就業還沒著落，老在新宿街頭閒逛是抬不起頭來的。跟正埋頭苦讀準備司法考試的同學們已經幾乎沒話聊了。提到柏格曼、波蘭斯基、波蘭導演耶吉．卡瓦萊洛威茲等名字，人家只會問：「那是誰？」和法學院的朋友們變成已經沒有共通話題了。法學院有少數女同學中有比較可愛的女生，有一次我問那女生：「要不要一起去看電影？」她以難以相信的臉色回答：「你很閒喔？」她準備考司法考試正在猛讀書中。長得有點像派蒂杜克（Patty Duke）的她，後來，很順利地考上司法考，當上了律師。我很想鼓起勇氣做個愛的表示「妳很像派蒂．杜克」但還是放棄了。對於幾乎沒看過電影的她就算說了，一定也只會回問：「誰是派蒂．杜克？」

我離大學愈來愈遠，生活繞著電影、爵士樂、和戲劇打轉，街頭成了「我的大學」。母親擔心地說：「你到底打算怎麼辦？有沒有為自己的將來考慮？」我並沒有勇敢到回嘴「囉嗦」的地步，連自己也不知道該怎麼辦才好地繼續在街頭流浪。像中了毒癮般，對街上的嘈雜也會上癮。一到華燈初上的時分，就會開始迷戀起嘈雜的街頭，一留神時，人已經身在新宿街上逛了。
有一次，我曾經對「現代詩」的山內先生提到：「我也想當喫茶店老闆。」平常很和氣的山內先生，只有那次很生氣地說：「煮一杯咖啡，以你那樣的玩票態度都不行噢。」
越戰打得愈來愈激烈。日本媒體果敢地開始展開反戰活動。尤其是自由攝影記者陸續去到越南，發表在戰場拍回來的活生生血淋淋戰場相片。我看到這樣的工作，想做記者工作的心就變得更堅定。
因此大學四年級夏天就去報考朝日新聞社，卻在面試時落榜。也不敢保證第二年如果重考是否能考上，事到如今也不能去銀行或商社應徵了。
沒有被公司錄用的人，無論是誰都會感到不安和孤立，以我的情況，又處於「就職浪人」這種特殊狀況，更認定自己是孤獨一人了。
雖然政治意識很強，但幾乎和政治運動無緣。對所謂人際關係這東西極力避免密切牽扯的「膽小個人主義者」來說，政治運動猶如穿著髒鞋子不客氣地一腳踏進人家屋裡，侵犯私生活等缺乏細膩感覺的強者行為。
雖然如此，我依然決定當一個就職浪人，這是深受一九六七年十月八日發生的所謂「第一次羽田事件」衝擊。當時的佐藤首相，冒著國內重度批判越南戰爭的聲浪，毅然訪問越南，對這點，反代代木系全學連的學生高喊「阻止佐藤出訪」口號，在羽田機場附近展開示威遊行，在和警察隊伍衝突之中，和我同世代的京都大學生死掉了。
這個事件帶給學生們很大的衝擊。「他死掉了，那時候你在做什麼？」對這樣的質問，誰都苦惱煩心，也就是所謂「10．8衝擊」。對於被稱為全共鬥世代的那世代人來說，一九六七年十月八日，成為難以忘記的「紀念日」。就像美國六○年代「甘迺迪總統被殺時，你在做什麼？」這句話被當成世代的共通語言般，對六○年代的日本來說，「一九六七年十月八日，京大生山崎博昭死去時，你在做什麼？」也成為共通的沉重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