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年（簡體書）

《辛亥年》主要內容簡介：農歷辛亥年到來的時候，沒有人意識到，這將是中國封建王朝的最後一個年份。在這一年中，每個人的命運都會被大歷史決定。這是一部有溫度的史書，洞察歷史當事人面對“決定性瞬間”的權衡與決斷，撕裂與掙扎。以珍稀史料和圖片，還原中國現代化轉型的珍貴瞬間。

祝勇，作家，學者，藝術學博士。北京作家協會合同制作家，第十屆全國青聯委員，2006-2007年任美國加州柏克萊大學駐校作家。堅持以現代視角重述和闡釋歷史，已出版作品四十余種。主要作品有：長篇歷史小說《舊宮殿》、《血朝廷》，歷史散文集《西藏：遠方的上方》、《紙天堂》，“文革學”研究專著《反閱讀：革命時期的身體史》等。《我愛你，中國》、《辛亥》等大型紀錄片總撰稿；西藏衛視《西藏往事》主持人。

《辛亥年》由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出版。

辛亥年到來的時候，沒有跡象表明，這將是這個鐵血帝國的最後一年。
這一年，是從隆裕皇太後萬壽聖節(正月初十)的歌舞升平開始的，而在這一
年行將結束的十二月二十五日(1912年2月12日)，隆裕卻頒布了一紙退位詔
書，中國的封建政權就此曲終人散。歷史的急轉直下，在當時絕大多數人(
包括革命領袖)看來，都是不可思議的。因為這一年，如同黃仁宇在《萬歷
十五年》開篇中所說：“當日四海升平，全年并無大事可敘。”對于帝國來
說，最危急的時刻(庚子事變)已經過去。至辛亥年，政治體制改革已向深水
區挺進，在朝廷的號召下，各地議會(咨議局)已紛紛成立，盡管朝廷制訂了
立憲期限，但國會(資政院)的建立已經不可逆轉，只是時間問題，以梁啟超
、楊度、張謇為首的立憲派已經沉浸在成功之前的興奮中；包括法制在內的
制度建設已卓有成效，具有近代意義的《大清刑事民事訴訟法》、《大清新
刑律》、《民律草案》(尚未頒布)等紛紛制訂完成；鐵路、煤礦、公司、股
市、律師、國有企業、合資公司……各種新生事物層出不窮，資本主義事業
在封建主義的皮囊內部高歌猛進；軍事方面，一支參照世界先進水準打造的
新建陸軍已經形成戰斗力……所以，雖然這一年災異不斷——如本書開篇所
講，卻符合黃仁宇所說：“以我國幅員之大，似乎年年在所不免。”縱然起
義不斷(如著名的黃花崗起義)，大多是曇花一現，規模影響遠不及當年的太
平天國，因此，黃仁宇在《萬歷十五年》中說：“只要小事未曾釀成大災，
也就無關宏旨。”從積極的方面看，帝國已經從死亡的邊緣緩過一口氣，進
入復蘇和發展的嶄新歷史階段。
但是這個自信的帝國正是在這種形勢下猝死的。孫中山直接領導的十余
次起義未能撼動它的根基，來自武昌的一次“計劃外”起義就將它送進了墳
墓。仿佛一個巨人，竟然死于一次微小的感冒。辛亥年的故事，在今天聽起
來仍然像是一個傳說，這是歷史本身的張力，後世作家不需要太花心力，只
需如實描畫出它的大致形象，戲劇性就自然顯現了。有人說，革命不是產生
于最黑暗的年代，而是壓迫稍微放松的年代，是對于黑暗的一種滯後反應。
無論這是否能夠成為一條定律，至少在辛亥年，它是適用的。
帝國的悲劇，正是埋伏在它的自信里，埋伏在它的自我標榜與自我迷戀
里，埋伏在它萬世不朽的期許與謊言里。大清帝國不是沒有危機，否則它的
猝死就變得不可解，而天下的一切命運，都是可以解釋的。
從消極的方面看，即使在萬壽聖節的歌舞升平中，帝國的警報也沒有撤
除，只是當權者充耳不聞而已——當權者只能聽見他們想聽的話，看見他們
想看見的事物，所以在他們眼中，永遠都是天下太平。所以，辛亥年在統治
者、立憲派和革命黨眼中，形象截然不同，甚至有天壤之別——他們擁擠在
一個相同的時空里，但每個人、每個階層、每個政治派別，又都有自己的辛
亥年。也就是說，在一個辛亥年中，包含著無數個辛亥年。
作為中國歷史上最具轉折性的一年，辛亥年也不應是一個單純的紀年，
在它的內部，包含了晚清數十年的光陰。所以這一年，不是一個閉合的時段
，而是一個開放的時段。從大歷史的觀點看，晚清研究，也應當包括辛亥革
命研究。如同一位朋友在讀了我的長篇小說《血朝廷》以後給我的信中所寫
：“革命只是爆炸前的火光一閃，而黑屋子早就蓄勢待發了半個世紀了，是
時代和歷史的必然，是時勢的風云際會選擇了革命的人和事。必然有一人要
去引爆這巨大的帝國的毀滅，這樣的人、事便是歷史的精魂所在。有必然，
有偶然，在這樣的意義上紀念辛亥革命，庶幾貼近歷史本意。”盡管黃仁宇
說，“只要小事未曾釀成大災，也就無關宏旨”，但在此時的帝國形勢，卻
是任何一件小事都有可能釀成大災。帝國累積的種種矛盾，及其被這些矛盾
所左右的命運，正是本書所要表達的內容。
辛亥年線索之龐雜，矛盾之紛繁，無疑使寫作具有難度。因為在中國歷
史上似乎很難找出哪一年像這個年份那樣，有著超大的歷史容量，糾集了那
么多的轉折、浮沉、悲喜、恩怨、可能和不可能，在這三百多個日夜里，人
世間的喜怒哀樂，都演到極限，形成巨大的反差，以至于我們在一百年後講
述它時，依舊不得要領。本書以辛亥年一年為橫斷面，自然是采取了一種討
巧的辦法。這種寫法，如果算是黃仁宇的發明，那我們應該向他致謝，因為
他在雜花生樹的歷史叢林中，為我們找到了一條進入的捷徑。我們是頭腦簡
單的闖入者，不分青紅皂白，不問前因後果，不惜驚擾了百多年前的智者先
賢，不顧及那錯綜時空中的各種兇險，像一個執著的問路人，單刀直入地切
入了歷史的隱秘地帶。這種寫法，是一種不講理的寫法，但它使本書在時間
的限定性與超越這種限定之間，自然產生了一種張力。這樣便有了這本書的
結構：從辛亥年的春節開始，一路寫到這一年的除夕。
這本書就是在上述前提下展開的。作為一部非虛構作品，本書不僅關注
歷史大邏輯，更關注人的命運。有人參與的歷史，才是有溫度的歷史、令人
糾結和嘆息的歷史。這是我從事歷史題材寫作一貫季承的原則。我從來不愿
把歷史寫作變成對歷史年表的文學翻譯。在大歷史中，人的命運似乎比鴻毛
還輕；但對個人來說，人的命運卻是比泰山還重。歷史的每一個瞬間都是由
人來承擔的，歷史的決絕背後，往往是個人猶疑而痛苦的選擇。辛亥革命前
後是這樣一個歷史的關鍵時刻，每一個歷史當事人都面臨“決定性瞬間”：
“那些平時依序和并列發生的事，都壓縮在一個需要決定一切的短暫時刻表
現出來”。對個人、國家、民族來說，這種時刻的選擇，關乎一生一世，存
亡興替。這種選擇的過程，往往伴隨著常人難以想象的艱難與痛苦。在百年
後的今天，我們應當以一種更加寬容的目光，看待歷史中的每一個人，以及
他們留給歷史的各種缺憾，因為我們在自己的歷史中也將面臨同樣的抉擇與
掙扎，對他們的輕視、苛求乃至嘲笑，等同于對自己的輕視、苛求和嘲笑。
這部書的成稿，緣自北京電視臺拍攝關于辛亥革命的大型歷史紀錄片。
有此前并肩戰斗的光輝歷史，總導演袁子勇、吳群和我又在這個重要年份里
歷史性地站在了一起。正趕上我一部關于清朝滅亡的長篇小說《血朝廷》剛
剛脫稿，余勇可賈，就不顧才疏學淺，欣然承命。好在我們特別拉來了一批
學術顧問為自己壯膽，他們是：雷頤、張鳴、汪暉、孫郁、黃興濤、楊念群
等，更有文化部副部長王文章先生，故宮博物院院長鄭欣淼，副院長李文儒
、王亞民，國家圖書館副館長詹福瑞等諸位領導先生為我撐腰。從此開始了
本書的寫作，也開始了將近兩年暗無天日的生活——除了奔波于各大圖書館
檔案館博物館，每天起床就坐在電腦前寫字，直至夜里兩三點，每日連續工
作十六小時以上，除吃飯(準確說是充饑)和上廁所，整日紋絲不動——只有
十指在鍵盤上不停地奔走。與此前寫作的小說《血朝廷》比起來，這是一次
更加艱難的跋涉。如今拿來出版的，是最先寫的文學本，前後寫了九稿，這
九稿中，不僅包含了我的艱辛，也囊括了劇組成員，特別是袁子勇和吳群兩
位總導演的大量心血。我們一起為文學本的整體思路、各集(章)間的起承轉
合絞盡腦汁，多少次害得酒館到了深夜都無法打烊。吳群對文學本的重視，
在電視界無出其右，對總撰稿的虐待，也令人發指，罄竹難書，世所罕見，
必須控訴。但我知道，所有的努力，都會指向一個更加完美的結局，即：我
們一定會找到一種自己的方式來認識和言說歷史，言說在此時此刻已被過度
言說的辛亥革命。原來的文學本、如今的書稿，就是在我們的反復切磋中完
成的。這是一個讓我們興奮的文本，我們是準備以此稿為藍本拍攝的。後來
情況有變，從第10稿起，紀錄片的容量大增，內容已擴展到民國的民主理想
受挫、孫中山逝世這一悲劇性結局——脫胎換骨的結果，就是9月熒屏上那
部名為《辛亥》的紀錄片，而此前以辛亥年一年為橫斷面的文學本，卻因它
更極致化、風格化，也更像是一個文人的個性化表達而讓我不舍，交付出版
，或許是最適合它的結局。不是廢物利用，而是敝帚自珍，它是一部獨立的
非虛構作品——一部我想要的作品，這便是這部《辛亥年》的由來。
我感謝紀錄片劇組的每一名成員，包括總導演袁子勇、吳群，制片人姚
大禹，導演王宇、陳岳、王劫、成強、郭景波、柴繼東，制片周建波、馬濤
，以及李淼、中國藝術研究院碩士研究生李明、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碩士趙
妍潔等助手。他們分擔了許多查找資料的工作，包括原始檔案、報紙和影像
資料，因為重構歷史，尤其是重構人物的心靈世界，離不開準確的細節，而
作為非虛構作品，所有的細節，都必須以史料為依據。這本是屬于我的工作
，好在這些為一個共同的革命目標走到一起來的同志們，平時不大計較你的
我的。我不準備把這篇嘮嘮叨叨的序言寫成一篇表揚信，但他們所有不動聲
色的幫助，我都了然于心，只不過同樣不動聲色罷了。此外，中國國家博物
館、故宮博物院、國家圖書館、清史編纂委員會、紫禁城出版社、美國國會
圖書館、大都會博物館、法國阿爾貝·肯恩博物館等還為紀錄片和本書提供
了大量珍稀圖片，特致謝意。其中不少圖片為首次公開，為本書增色不少。
祝勇
2011年7月17日夜寫于北京當代MOMA
19日凌晨改完

自序
第一章 末世
第二章 冬眠
第三章 春雪
第四章 標靶
第五章 車站
第六章 風向
第七章 船票
第八章 血海
第九章 背影
第十章 廣場
參考文獻

正當隆裕企圖通過良弼來掙脫袁世凱設定的軌道的時候，良弼突然被革命黨人彭家珍暗殺了，這一天就是段祺瑞等將領致電內閣代奏擁護共和那一天，距離宗社黨成立剛剛過去了一個星期。這種戲劇性的起承轉合，可謂絲絲入扣。同樣遭遇暗殺，死的是良弼，而袁世凱安然無恙，對歷史的必然性堅信無疑的人們，面對這種偶然，不知該作何評論。
這樣的“偶然”，在晚清歷史中層出不窮：如果汪精衛的刺殺沒有被一個深夜出恭的人偶然發現，如果坐鎮武昌的湖廣總督瑞瀲不聽到炮響就屁滾尿流地逃命，如果暗殺吳祿貞的計劃破產，如果在炸彈之下死于非命的不是良弼而是袁世凱……後來的歷史將呈現何種面貌，都無法想象。當我們在一百年後回顧歷史的時候，我們發現貌似強大的歷史竟然是那么脆弱，在各種力量的扭結中顛簸向前。至少，歷史可能折入其中的任何一個岔路口，而任何一個岔路，都可能像樹枝一樣，越分越遠，而最終遠離自己的主干。然而，歷史對于所有的假設都無動于衷，它就是這樣在經歷一個接一個的“偶然”之後，環環相扣地推進到今天。
此時，在經歷了這一系列的“偶然”之後，晚清的政治舞臺上只剩下了一個主角：袁世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