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中國年度翻譯文學（簡體書）

《2011中國年度翻譯文學》是作者以宏闊的文學視野，精到的文學欣賞力，從2011年《世界文學》《外國文藝》《譯林》《外國文學》等外國文學雜誌當中，為讀者遴選了這部年度文選。內容廣闊豐富，翻譯準確生動，可以說是典範之選，而在歷時性上，也賡續了之前九年的翻譯文選，是中國翻譯文學在21世紀的最新印記。·

謝天振，為上海外國語大學資深教授，著名翻譯學者，從2000年開始每年都為讀者精選一部年度翻譯文選。·

《2011中國年度翻譯文學》編輯推薦：《霍默與蘭利》是本文選的唯一一部長篇小說（節選）。霍默與蘭利是一對親兄弟，出身名門，父母早逝。弟弟霍默20歲時失明，整個故事基本由他對失明前的回憶和之后的聽覺印象構成。小說"呈現了一個關于美國拜金主義的高雅比喻"，"對20世紀的美國生活進行了比較理想化的回顧"。而德國新生代作家卡琳?杜維的《一無所知》讓我們看到了一些當代年輕女性墮落中的受難圖，她們嗑藥"援交"，嘗試搶劫……僅僅都為了尋求刺激，獲得一些與眾不同的滿足感。她們所遭遇的是成長過程中的失落，卻也是人生普遍困境的一種隱喻。J.M.庫切也有一篇將學術與文學，現實與虛構結合一體的跨文體之作《現實主義》奉上，而2011年度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馬?巴爾加斯?略薩，選的是他當時的獲獎演說。本文選的壓軸之作則是2012諾貝爾文學獎得主詩人特朗斯特羅姆的詩選。《2011中國年度翻譯文學》由漓江出版社出版。

序小說霍默與蘭利爸爸快跑最後一根血管淨土一無所知詠歎調變奏被縛之人化裝身體藝術現實主義退休將軍第五世界散文讀書和虛構作品的讚歌——在接受諾貝爾文學獎時的演說伯克利之春南腔北調船詩歌特朗斯特羅姆詩選阿達夫詩選詩九首戲劇荷蘭人2011年外國文學作品漢譯書目輯錄2011年我國主要期刊外國文學作品譯介篇目索引2010年11月-12月外國文學作品漢譯書目輯錄2010年11-12月我國主要期刊外國文學作品譯介篇目索引關於外國文學作品漢譯索引及書目的說明鳴謝與致歉·

好像還是昨天的事，然而卻已經是整整10年前的事了：2001年將近年底的時候，復旦大學陳思和教授對我說，他正在策劃編一套“21世紀中國文學大系”叢書，計劃每年推出一套，共10本，包括小說、詩歌、散文、戲劇、理論，還有臺灣文學、香港文學以及翻譯文學等。他希望我能負責編選“翻譯文學卷”。我當時一口答應，不過怎么也沒想到，居然一編就編了10年。望著眼前從2002年起開始每年出版一本的這lO本“翻譯文學卷”，我不禁感慨系之。
在高校或科研機構工作的教師和科研人員都知道，像這類的“作品編選本”在高校和科研機構是不被承認為“科研成果”的，然而編選這樣一本翻譯文學的“作品選”卻又需要付出艱辛的勞動，它要求編選者必須把當年翻譯、發表甚至出版的外國文學作品全部都要瀏覽一遍，然后憑借其獨特的眼光從中挑選出值得入選的作品匯編成書。我當然不可能把所有以單行本形式出版的翻譯文學作品全都看一遍，我讓我的研究生收集、整理出一份當年出版的翻譯文學作品書目，這樣我對當年的翻譯文學作品出版全貌就有一個整體的了解。至于刊登翻譯文學作品的主要幾本期刊，從北京的《世界文學》、《外國文學》，到上海的《外國文藝》、南京的《譯林》，那我一定是從頭到尾全部都看的。這樣的編選工作確實很辛苦，但我卻樂此不疲。一方面，這項工作正好是從實踐層面確認了我此前提出的關于“翻譯文學是中國文學的一個組成部分”的觀點；另一方面，這項工作“逼”著我必須大量閱讀每年被譯介到中國來的外國文學翻譯作品，由此我對當代中國的外國文學譯介情況就有了非常扎實的把握，這對我的學術研究工作也是非常有好處的。
此外，這項工作也是對自己學術鑒賞能力的一個考驗。思和教授2001年在為剛推出的“21世紀中國文學大系”寫的“總序”中提出了一個編選原則，“那就是充分注重編選者的個人審美態度，不隨大流，更不隨媒體的宣傳，憑獨特的眼光來考驗文壇，也考驗編選者自己的聲譽。每年一輯十卷，雁過留聲，方方面面地保留下新世紀文學的信息，為當今文學創作保留一份堅實的行走腳印”。回顧這10年的編選過程，我感到欣慰的是，我的審美態度和編選眼光至少在對某些作家作品的選擇上還算能經得起時間的考驗吧。譬如在編選“2004年翻譯文學卷”時，我當時毅然破例在一本作品選集中收入了同一個作家的兩篇作品，那就是2010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略薩的長篇小說《天堂在另外那個街角》的片斷和他的散文《文學與人生》，并在該卷序言里明確表示：“在同一本翻譯文學卷里收入同一個作家的兩篇作品，這在此前的三本翻譯文學卷里是沒有先例的，但這次我卻要為略薩破一下這個先例。”所以今年（2011年）6月14日略薩在上海外國語大學做他的首場訪華報告之前，我向他出示這本“翻譯文學卷”并告訴他，我是最早向中國讀者推薦他的作品的文選編選者，他聽了非常高興并欣然在這本“翻譯文學卷”上簽名留念。
檢閱、瀏覽2011年發表的翻譯文學作品，我首先想提的是兩篇小說，一篇是美國作家埃·勞·多克托羅的長篇小說《霍默與蘭利》（世界文學1）①，另一篇是韓國作家金愛斕的短篇小說《爸爸，快跑！》（世界文學2）。這兩篇小說的一個共同特點是敘事角度的獨特：前者通過一個盲人（主人公霍默）的視角展開其對整個故事的敘述，后者則是從主人公還是個胎兒、在子宮里“比種子還小的時候”就開始其敘述，讓人不得不佩服作家想象力的豐富和駕馭故事水平的高超。
長篇小說《霍默與蘭利》的主人公是一對親兄弟，出身于名門望族，但父母早亡。弟弟霍默是個藝術家，喜歡音樂和文字，而哥哥蘭利是個理論家，相信歷史基于不斷被替換的物質。霍默從20歲起開始失明，因此整個故事基本由他對20歲前的回憶和20歲后的聽覺印象構成。這部小說雖然也有性和愛情，但只是淡淡地帶過，并非情節的主線，而且故事的發生地基本上還局限在兩兄弟的家里，小說里也沒有什么跌宕起伏、曲折離奇的情節。然而由于作者嫻熟的敘事技巧，及其飽含感情的筆觸，作品仍然能牢牢地抓住讀者，吸引讀者一口氣讀完全書。小說栩栩如生地展示了20世紀初至70年代末普通美國人的生存狀況，展示了他們生活的艱辛與生命的崇高。與此同時，透過兩兄弟的生活經歷，作家還深刻地揭示了困擾美國人的諸多重大問題，諸如仇外、懼外、種族主義、犯罪、帝國主義，以及宗教信仰等。而其背后涉及的歷史事件，諸如第一次世界大戰后美國的禁酒令、30年代的“紅色恐怖”、紐約興起的有組織的犯罪、珍珠港事件后美國挽留日裔美國人、冷戰與麥卡錫主義、美國人登月和60年代的暗殺事件等，讓作品宛如一部現代美國生活的變遷史。難怪小說出版后會得到美國媒體的高度評價：“以簡要的方式，為讀者呈現了一個關于美國拜金主義的高雅比喻，把失明與洞見，感官世界與智力世界有機地結合起來，對20世紀的美國生活進行了比較理想化的回顧。”①
韓國短篇小說《爸爸，快跑！》說的是：爸爸在女兒降生前一天竟然棄媽媽而去，媽媽一人靠做出租車司機把女兒含辛茹苦地養大。女兒只是從媽媽的片言只語中想象爸爸的形象，爸爸和媽媽是如何結合、然后又是如何分手的。一天，媽媽臉色陰沉地拿著一封英文信回家，原來這是一封爸爸去美國后重新結婚后生的一個孩子寄來的信。信中說爸爸因與前妻的新任丈夫發生爭執，誤傷了這個新任丈夫，慌亂中開著鋤草機奔上公路，遇車禍身亡。看到媽媽可憐的眼神，女兒對媽媽謊稱信中提到爸爸說過“對不起您”，還說過“媽媽當時真的很漂亮”。不懂英語的媽媽要女兒指給她看這句話在信上哪里，然后她“久久地凝望著這句話，溫柔地撫摸著”。一個原本不無幾分凄楚的故事，但作者卻是通過女兒不無輕松的口吻娓娓道來，從而更加增強了作品的震撼力。
在當代俄羅斯小說《最后一根血管》（外國文藝4）中我們似乎仍然能影影綽綽地感覺到俄蘇經典文學的影子。譬如這里有“革命者”，有“示威游行”，還有抓捕“革命者”的“反恐局特別科”的人，等等。只是所有這些都不復是作品濃墨重彩表現的對象，而僅僅是作品中一些若隱若現的虛幻背景而已。站在我們面前的是一個參加過游行的普通的俄羅斯人，他與妻子吵了一架，走出了家門。在與妻子通電話時獲悉有幾個“穿便服的”、“穿制服的”人上門找他，他于是一時不敢回家，便搭上了電車，在市里漫無目標地晃悠。透過車窗，看著熟悉的街道、風景、行人，他思緒紛繁：想起了和“她手挽手并肩走過”的情景，想起了“撫摸著兒子的小手和聽著女兒的呼吸是什么心情”……然而現在來找他的那些人想從他這里奪走溫暖、自由。要扯斷他的“最后一根血管”。小說里沒有故事，沒有情節，但有對生活深深的眷戀。
當代瑞士作家彼德·施塔姆的小說《凈土》（外國文藝5）的敘事風格與之頗相仿佛，同樣投有故事，沒有情節：男主人公從瑞士來到紐約，從他租住的房間經常可以看到對面房子里的一個女人，“動作舒緩，像在跳舞”。有時候他會感覺到“她”也在注視著他。一天晚上，一個同樣住在對面樓房里的年輕女子沖他喊話，告訴他，“她”很想認識你，并告訴了他“她”的電話號碼。于是他給“她”打電話，約“她”一起出去喝啤酒。原來“她”來自哥斯達黎加，來美國兩個月了，一個人住在姐姐姐夫家，很寂寞，很懷念哥斯達黎加美麗的海灘。他告訴“她”他來自瑞士，但“她”并不知道瑞士在哪里。“她”的英語不好，所以他們倆也就是無聲地坐著，互相凝視，相對微笑。回家后他問他的亞裔房東太太：“你相信有凈土嗎？”后者的回答是：“生活會變得輕松，如果相信有凈土這回事。”
與《凈土》適成對照的是，當代德國的新生代作家卡琳·杜維的小說《一無所知》（世界文學5）表現的就不是那么“干凈”的對象了，這里有的是受到強暴的女性，濫用毒品的女性，賣淫的女性，以及在社會中一無足處的失敗女性。盡管作者的寫作相當的簡練、克制和冷靜，但讀者“仍能深切地被小說主人公的命運所打動，因而時時感受到一種沖動，希冀能把這些女性人物從低迷的狀態、絕望的心境中解脫出來”。
荷蘭作家恩奎斯特的《詠嘆調變奏》（世界文學4）是另一種類型的小說，譯者介紹說“她的作品往往從心理角度描寫音樂”。不過讀完這篇《詠嘆調變奏》，我覺得與其說作者是從心理角度描寫音樂，不如說她更是從音樂角度描寫人物的心理：女主人公坐在桌子邊，讀著《哥德堡變奏曲》的樂譜，浮想聯翩。她想起了自己在不同年齡段學習彈奏這首樂曲的情景，想起了印第安部落的時間觀念——他們“往前看見過去，在背后感到未來”（其實我們中國人的時間觀念也是如此），還想起了巴赫在創作《哥德堡變奏曲》時的動機和具體背景：巴赫是為他心愛的第一個孩子弗里德曼寫的，然而弗里德曼十歲左右時他母親就去世了，巴赫續娶了第二個妻子，她在猜測“對這事弗里德曼是怎么想的？”她又覺得，“巴赫和他的第二位夫人之間必然有過無法溝通的分歧”。她又進一步想象，巴赫很可能“滿懷無法與人分擔、只能在已經寫出的樂曲里暗示自己的痛苦。他明白瞬息萬變的生活，也懂得那損失是進化論什么東西和無論什么人都無法彌補的”。她想象著巴赫是怎樣強迫自己思考《哥德堡變奏曲》的：“在那不祥的寂靜里巴赫把它重新構筑了一次，又在心里用正確的節奏演奏了一回：他把它們一個個地串聯起來；歌聲在他腦子里擴散，把絕望與恐懼推開。”這里想象的是巴赫的經歷，但折射的未嘗不是女主人公自己的生活呢。
奧地利作家艾興格爾的小說《被縛之人》（外國文藝2）和日本作家結城昌治的小說《化裝》（世界文學6）盡管具體內容迥然有異，但讀后卻讓人感到其中不乏內在的相通之處。前者似頗得其同胞卡夫卡的幾分真傳，講述了一個相當荒誕的故事：一個男子一天醒來發覺自己全身被縛，而且怎么也解不開，僅雙腿略有一點活動余地，兩條胳膊因被單獨綁著，也還有一點活動的空間。然而在這全身被縛的狀態下，他的動作卻表現出一種特別的優雅，從而被正好路過的馬戲團老板相中，成為一檔大受歡迎的節目。他也就隨著馬戲團一路表演。漸漸地，他越來越適應繩子帶給他的束縛，也很享受觀眾的喝彩，而老板則嚴防任何人幫助他解開束縛。但后來因一次偶然的事故，他被逼進入籠子與狼搏斗。借助馬戲團老板妻子偷偷塞給他的一把刀片，他掙脫了繩子。然而，掙脫了束縛的被縛之人立即被觀眾無情地追打并拋棄了。
《化裝》的情節倒并不荒誕：男主人公被他的一位戴了假發、粘貼了胡須的熟人戲弄后，突發奇想，也想這樣化裝一下去與自己的老婆開個玩笑，，化好裝的男人到家門口故意不進去，而是按門鈴，卻發現老婆不在家。隔壁鄰居家的長舌婦顯然沒有認出他來，滔滔不絕地告訴他，這家人家的老婆每星期六都是打扮得漂漂亮亮地出去的，“聽說有好幾個男朋友，經常在保齡球館玩呢”。還分析說，大概是因為這家人家的男人“精神委靡”，所以老婆才會對他不滿吧。男主人公心情沮喪地走進他上班地點的一家酒吧，本想借酒解悶，不料他公司的部長和同事也走了進來，且就坐在他的旁邊。他們也沒有認出他。他們是為他的一位林姓同事榮升科長來此慶祝的，言談中也提到了他：“他一輩子只能當個組長了。退休之前，能混到一個無關緊要的科的科長就算不錯了。”化了裝的他，一言不發地走出了酒吧，從此消失了。
當代英國著名作家拜厄特的小說結構永遠是那么的精致，在小說的結尾處也永遠會有出人意料的結局。眼前這篇《身體藝術》（外國文學2）同樣如此。只是這一篇作品在表面光怪陸離的描寫后現代主義藝術形式、即作品中描述的以現成品和人造品為材料重塑經典神話中的女性身體形象的背后，在撲朔迷離、一波三折的人物關系和故事情節的背后，要表達的卻是作家對日常生活中性暴力和身體政治的深刻的反思和尖銳的揭露。
至于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南非作家庫切的《現實主義》（外國文學3），乍一看標題讀者很可能誤以為這是一篇文學研究論文或一部文學理論專著，其實這是一篇小說。然而說它是小說又不盡然，因為作品中充滿了思辨的色彩，其內容也確實與一系列的文學理論問題、諸如“作家的寫作立場”、“文學的意義與功能”、包括如標題所示的“現實主義”有密切的關系。事實上這篇作品是庫切以《伊麗莎白·科斯特洛：八堂課》書名出版的、由八篇小故事組成的一本書中的一篇。該書以虛構的女作家伊麗莎白·科斯特洛在各種學術場合所發表或聆聽的演講為主要內容，而其中六篇就是庫切本人所做演講的講稿。這樣的作品很難簡單地歸人某一種傳統的文學體裁或文類中去。研究者稱之為“作為演講的虛構小說”。小說塑造了一個六十多歲的澳大利亞知名女作家伊麗莎白·科斯特洛，此人的成名作是多年前出版的一部小說《埃克爾斯街的房子》，此后又有九部小說、兩部詩集以及一本關于鳥類生活的書，她也因此名滿天F，到處接受各種文學獎項并發表演說。庫切借她的口廣泛探討了各種文學問題，諸如“現實主義”、“理性主義”、“非洲小說”，甚至一些非專門的文學問題，如“哲學家與動物”、“南非的人文主義”等。作為一部小說，它恐怕沒有什么引人人勝的故事情節，但正如國外有評論者指出的：“當你讀完放在一邊之后，它還會久久地在你腦海中回響。”
與上述庫切略顯乏味的小說相比，越南作家阮輝涉的《退休將軍》（譯林5）和西班牙作家謝拉的《第五世界》（譯林4）讀起來自然要有趣得多。幾乎在槍林彈雨中度過-r一生的阮椿少將在七十歲時退休回到了家鄉。然而他的家鄉與越南整個國家一樣，隨著經濟的大發展，人們的生活理念、生活方式、價值觀等都發生了極大的變化，老將軍回到家鄉發現許多事情、許多現象他都看不懂了。最后，他還是借一個機會選擇重返部隊，結果在執行一項任務時犧牲。《第五世界》則給我們敘述了一個充滿疑團和懸念的科幻驚悚故事：從事太陽風暴活動規律及其預測的幾位科學家接二連三地被神秘暗殺，且暗殺的方式和武器都非常離奇，是被一把古代瑪雅人或阿茲特克人所使用的祭祀刀挖去了心臟致死的。然而在作品的末尾，小說女主人公卻又見到了此前被暗殺的那個物理學家，當然不是在我們生活的現實世界，而是在作品中渲染的“第五世界”。
本卷此次收入的四篇散文翻譯作品特別值得一讀。巴爾加斯·略薩在接受諾貝爾文學獎時的演說《讀書和虛構作品的贊歌》（外國文藝1）一如其以往的《文學與人生》（曾收入“2l世紀中國文學大系2004年翻譯文學”卷）等作品一樣，是一曲發自肺腑的對閱讀和文學的謳歌。他說：“讀書把夢想變成了生活，把生活變成了夢。”“多虧了文學、文學形成的意識，多虧了文學喚醒的欲望和希望，多虧了我們從美好的幻想之旅回來后對現實的不滿，今天的文明才不那么兇殘：那時講述故事的人們剛開始用自己的神話、傳|兌使生活有了人情味。如果沒有我們看過的好書，今天我們可能會更壞，更因循守舊、更老實、順從，批判精神——進步的動力——甚至不復存在。”
立陶宛當代著名詩人、學者和翻譯家溫茨洛瓦的散文《伯克利之春》（世界文學4）傳遞的是世界上一批比較獨特的作家、詩人群體（布蘭兌斯稱之為“流亡作家”）的信息，其中不乏當今世界最優秀的作家，諸如諾貝爾文學獎的得主米沃什、布羅茨基等。他們去國離鄉，盡管已經定居在異國他鄉，然而仍然心系故國，時時刻刻關注著祖國的人和事，關注著祖國的興衰、同胞的命運。因此，表面貌似波瀾不驚、娓娓道來的輕松文字，其背后卻蘊含著深沉的政治使命感。
英國青年作家史密斯的《南腔北調》（世界文學1）一文從人們說話的腔調居然引發出一個非常深刻甚至不乏尖銳的問題，即說話腔調背后所隱含的種族和身份的差異問題。作者寫道：“在英國，你要是學地位比你高的階層說話，你就從倫敦腔變成了偽倫敦腔，就等著被當眾涂滿柏油，粘上羽毛，游街示眾吧。反過來，你要是學地位比你高的階層說話，你就是背叛了自己的階層，一樣罪不可赦。”這段話如果讓有在上海生活或工作經歷的老一輩蘇北人讀到，他們一定會有強烈的共鳴，他們當年在上海的遭遇與之相比簡直毫無二致。而文章中引述蕭伯納《賣花女》中改變了口音、卻失去了自我的姑娘伊麗莎的故事，然后又聯系美國總統奧巴馬的事例，更是把人們（尤其是移民）的說話口音問題分析得入木三分。
加拿大作家麥克萊奧德的《船》（外國文藝6）是一篇私人回憶性質的散文，經得起慢慢咀嚼和回味。敘事者出生在一個漁民世家，從小在海邊長大，海港、碼頭、船、出海打魚是他回憶的最主要內容。現代社會經濟和文化的發展及其對敘事者所居住的漁村的入侵，猛烈地沖擊著漁民們傳統的生活理念和生活方式。喜歡讀書、讀報的父親以生活中的新變化能夠坦然地面對并接受，但“只是局限于她黑黝黝而無所畏懼的眼睛所看到的表面的東西”的母親卻適應不了新變化和新事物。最后，敘事者的幾個姐姐一個接一個地跟隨著外來的城里人遠走高飛，父親在敘事者15歲那年出海遭遇特大風浪不幸身亡，而對大海滿懷熱愛的母親則繼續一人孤獨地堅守在海邊的漁村。
2011年諾貝爾文學獎頒發給了瑞典詩人托馬斯-特朗斯特羅姆，對許多人來說會感到意外，但對于李笠、北島這兩位詩人翻譯家來說當屬意料中事，因他們倆早在2001年和2004年就分別翻譯出版了《特朗斯特羅姆詩全集》和《北歐現代詩選》，對其進行了詳細的譯介，并給予高度評價。《當代作家評論》（2011年第6期）“詩人講壇”做了一件非常有益的事，把當年李笠、北島翻譯的特朗斯特羅姆的幾首詩翻檢出來，重新發表，讓我們具體感受特翁詩中包蘊著的“對存在的深刻洞察和追問”，以及在這種洞察與追問中表現出的“對孤獨、黑暗、救贖和死亡等主題的復雜思考”。我們把這幾首譯詩也轉載在這里，以饗讀者。
在當代以色列詩人阿達夫的詩（外國文藝2）和荒誕派戲劇大師愛爾蘭劇作家貝克特的詩（外國文學6）中，奇特的意象和隱喻，給讀者以強烈的視覺刺激，而深深蘊藏在詩中的哲理則讓讀者感受到兩位詩人對當代人類所面臨的冷漠、異化、荒誕境遇的獨特思考。
獨幕劇《荷蘭人》（外國文學5）是當代美國著名非裔作家阿米里·巴拉卡的代表作之一，非常鮮明地體現了作者的黑人美學思想。該劇1964年在紐約初演當年即獲得百老匯戲劇的奧比獎，1967年被改編成電影，2007年再次被搬上舞臺。該劇的人物、故事都很簡單，但主題卻非常深刻：黑人青年克萊坐在地鐵車廂里正翻閱著雜志，這時一位30歲左右的白人女子露拉走過來，用語言和動作挑逗克萊。起初克萊也逢場作戲般地回應露拉的調情，但隨著露拉的語言越來越瘋狂，越來越具有種族攻擊性——她將克萊稱作“中產階級的黑雜種”、逆來順受的“老湯姆”，克萊終于忍無可忍，抽了露拉幾個耳光，并大聲呵斥。這時露拉拿出小刀，不動聲色地把克萊刺死，并命令車廂里的其他乘客把尸體扔到窗外。然后她收拾好自己的物品，又去尋找下一個黑人青年作為她攻擊的目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