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經濟轉型的實踐模式及內在邏輯（簡體書）

張建君，甘肅靖遠人，經濟學博士，中共中央黨校理論經濟學博士后（已出站），中共甘肅省委黨校經濟社會發展研究所副所長、教授，西南財經大學經濟學院教授，陜西省富平縣經濟社會發展高級顧問，甘肅衛視新聞評論中心特約評論員。近期代表作有：《經濟發展方式轉變——“本土派”與“海外派”的對話》。在國內主流學術刊物發表論文100多篇，其中被《新華文摘》、人大報刊復印資料等全文轉載30多篇。獨立主持國家課題2項，參與國家課題6項，獲省部級社會科學優秀成果獎6項。

《中國經濟轉型的實踐模式及內在邏輯》由人民出版社出版。

第一章中國經濟轉型的實踐特點
一、中國經濟的兩次轉型及歷史選擇
1.新中國經濟建設的現實基礎
2.新中國為什么轉向計劃經濟
二、中國經濟轉型績效的國際比較
三、中國經濟轉型的初始條件及主題
四、中國經濟體制改革探索期的過程描述
五、中國經濟體制突破期的雙軌過渡
六、中國經濟體制轉軌期的核心問題
七、中國經濟轉型深化期的改革難題
八、中國經濟兩次轉型的基本結論
1.轉型要破除模式崇拜和理論教條
2.轉型目標要反映制度要求和民族特點
3.轉型過程要強化政府的主導地位
4.轉型要注重改革的階段性推進和調整
5.體制轉型與國民經濟發展是并行不悖的轉型主題
6.經濟轉型優先于政治改革，缺乏經濟基礎的政治體制改革必然引起既有框架的破裂和社會的動蕩
第二章中國經濟轉型的實踐模式
一、中國經濟轉型模式研究的理論回顧
1.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模式研究
2.中國經濟轉型模式的初步探討與概括
3.中國經濟轉型實踐模式的研究與總結
二、中國轉型模式的“雙主題”實質特征
三、中國模式“階段轉換式”的過程描述
四、“雙主題階段轉換式”的中國實踐模式
五、中國經濟轉型實踐模式的理論價值
六、中國經濟轉型的主要模式特征
1.指導思想實踐化與本土化的模式特征
2.制度約束剛性化的模式特征
3.改革目標階段性演進的模式特征
4.改革措施典型示范的實驗特征
5.發展與改革雙主題聯動的模式特征
6.地方政府率先改革的模式特征
7.增量改革的模式特征
第三章中國經濟轉型的內在邏輯
一、中國轉型經濟研究的兩條主線
二、中國經濟轉型模式的內在邏輯
1.微觀先行：建立了以價格機制為核。的市場經濟運行機制
2.中觀突破：實現了國企組織形式為核心的制度創新和突破
3.宏觀完善：確立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宏觀制度
4.轉型的邏輯鏈條及改革次序
三、中國經濟平穩轉型的制度框架
1.中國經濟轉型制度創新的基本層次
2.中國經濟平穩轉型的基本制度框架
3.中國經濟平穩轉型的制度演進邏輯
四、中國經濟轉型的產權通道
1.產權并不等同于財產權
2.不同的產權理論導致不同的改革結論
3.產權理論在中國轉型經濟理論中的新發展
4.產權社會化與國企治理結構改革的現代方向
五、中國經濟轉型的內在邏輯與產權改革
第四章中國轉型經濟的理論創新
一、突破了轉型經濟的一個基本教條
二、證明市場經濟制度層次性新假說
三、改革推動了政府體制創新
四、改善和創新了中國特色的政治體制
五、推動了中國轉型經濟學的范式創新
1.轉型經濟的中國模式創新
2.轉型經濟理論的范式創新
3.社會制度整體變遷范式創新
4.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范式創新
六、創造了社會主義的市場經濟制度
第五章中國轉型經濟發展的新階段
一、政府職能的界定與新國企改革的爭論
二、新自由主義者的轉型陷阱
三、網絡左派與網絡右派之爭
四、中國經濟轉型的新階段與改革新共識
1.規范與創新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
2.堅持和完善雙主題階段式的轉型模式
3.進一步推動市場經濟與公有制的有機融合
4.中國國企現代企業制度的自主創新
5.通過階段性體制調整解決現實社會難題
6.用社會公平促進社會收入分配制度創新
7.政府調控和自由市場相結合的市場經濟框架
8.中國全球化進程的制度創新與制度競爭
9.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是中國發展之路
10.中國模式是中國經濟轉型的集大成者
五、中國轉型經濟發展的新挑戰與全球化機遇
1.中國轉型經濟全球化發展的新挑戰
2.中國轉型經濟發展的全球化機遇
第六章中國經濟轉型模式與改革前途
一、四種預言與中國轉型經濟前途
二、影響中國前途的經濟轉型道路
1.兩種轉型模式：激進模式和漸進模式
2.三種轉型“共識”與范式操縱
3.中國經濟轉型的奇跡
三、中國經濟轉型模式的深化發展
四、中國經濟轉型模式的四重轉型
五、中國轉型經濟所面臨的四對矛盾
六、中國經濟轉型的前途
1.計劃經濟的回歸與完全市場化的改革
2.實踐的道路或第四條道路
3.中國改革呼喚社科理論的自主創新
……
第七章金融危機的沖擊與中國模式的升級

中國經濟按工業化、現代化目標發展的最大束縛，就是舊中國經濟基礎的“一窮二白”，尤其是鋼鐵、煤炭生產嚴重落后的困難局面。1952年，人均鋼產量在美國是538.3公斤，蘇聯是164.1公斤，而中國只有2.37公斤；人均發電量在美國是2949度，蘇聯是553.5度，而中國只有2.76度。這使得新中國重工業迅速發展的勢頭，首先要面對的就是鋼鐵和煤炭生產的困境和挑戰。工業化就是鋼鐵化、電力化，尤其伴隨鐵路交通、機械制造、機器設備等現代工業體系的高速發展，鋼鐵和煤炭無法有效供給成為新中國經濟發展的最大制約因素。盡管“大煉鋼鐵”成為波瀾壯闊的新中國經濟發展史上最令人扼腕嘆息的一幕，但機械化的工業體系沒有鋼鐵和電力的充足供給，是不可能發展起來的。進入20世紀60年代中期，毛澤東提出要搞三線工業基地的建設。1964年下半年到1965年，在西南、西北三線部署的新建、擴建和續建的大中項目達300余項，其中鋼鐵工業14項、有色金屬工業18項、石油工業2項、化學工業14項、化肥工業10項、森林工業11項、建材工業10項、紡織工業12項、民航工程2項、輕工業8項、鐵道工程26項、交通工程11項、水利工程2項，以及由一線遷入三線的工廠有49個。由于這些工程片面執行“靠山、分散、隱蔽”以及“進洞”的方針，形成了一定的損失和后期經濟發展的困難。總體而言，正是三線工業的發展，才改變了中國工業不平衡的布局和全國經濟的不平衡發展，奠定了國民經濟平衡發展的產業基礎。而具體分析三線工業，基本上是集中在自然資源和能源的開發、基礎設施的改善和國防工業的發展，尤其自然資源和能源工業的大量布局，使西部逐漸成為支持新中國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穩定發展的原材料、能源基地，這是西部為新中國經濟發展所作出的重要貢獻。現在，西部有大量三線建設時期發展起來的資源型城市，正在面臨資源枯竭、城市敗落的命運，亟待實現經濟發展的再次轉型。改革之初，鄧小平同志曾經提出兩個大局的發展觀念。在中國轉型經濟成功發展的基礎上，1999年江澤民同志提出了西部大開發的發展戰略。如果能夠借助經濟轉型的戰略機遇，持之以恒地加以政策扶持和項目推動，再次成功地推動中國西部的經濟轉型，則中國模式的全面崛起指日可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