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奈回家：凱道．二二八公園的二六四四天

作者簡介

巴奈 Panai Kusui

歌手、詞/曲創作者、原住民族權利倡議者等多重身分。年輕時流浪在城市之間，獨自面對恐懼、焦慮，與來自原住民族血脈的身分。作品色調濃重沉鬱、簡單坦率如利刃，直指寂寞與對自我的反覆質疑。在台灣多項人權、環境運動上，她都選擇挺身而出，以音樂做出宣告與反抗。2017年起為《原住民族土地或部落範圍土地劃設辦法》排除私有土地問題，於凱道、二二八紀念公園紮營抗議超過2600天。
個人全創作音樂專輯有《泥娃娃》（2000），2020年發行的《愛，不到》於次年獲得中華音樂人交流協會2020年度十大專輯、入圍第32屆金曲獎華語女歌手獎並獲得第12屆金音創作獎評審團獎殊榮。

譯者簡介

徐璐

基隆出生長大，高中畢業後離家去念淡江大學英文系，當時是淡江文理學院。受到導師王津平、李元貞等人的影響，開始關心社會議題，拿起相機走訪鄉鎮。
擔任過《八十年代》主編、《自立晚報》記者、台北之音台長、華視副總及總經理。在報社時期曾經受邀擔任美國哥倫比亞大學訪問學人。
40歲後，每年都會存錢用來實現自己一個人漫遊歐洲旅行的夢想。
48歲時，大學時代累積的能量化成召喚，開始投入與文化、鄉鎮有關的「中華電信基金會」，及「台灣好文化基金會」。

專文推薦
李雪莉 非營利媒體《報導者》營運長兼總主筆
洪廣冀 台灣大學地理資源環境學系副教授
馬世芳 作家、廣播人

熱血推薦（按姓氏筆畫排序）
ABAO阿爆 排灣族創作歌手
安溥 歌手
李屏瑤 作家
林懷民 雲門舞集創辦人
阿𡠄 作家
苗博雅 臺北市議員
張培仁 中子創新／街聲創辦人
詹順貴 環境律師
楊雅? 導演
蔣勳 作家

各界感動推薦

《巴奈回家》意義深遠。巴奈強調的「傳統領域」喚醒我對原住民文化的尊重。

「傳統領域」的核心價值，是不是回到人類敬重天地的初衷？

節氣秩序、生態環境，與自然和諧相處。

一起讀《巴奈回家》一起隨巴奈親近土地、海洋，親近樹木與岩石，親近風、雨、花朵與陽光。

──蔣勳（作家）

聽巴奈那些深深穿透你的歌，聽她訴說半生的流離、失根的傷痛，我才意識到這片土地上持續不斷的掠奪與侵害，遠遠還沒有結束。她為傳統領域劃設爭議持續靜坐抗爭兩千多天，老實說，我也有過不解：總該有更能體現「效率」與「效果」、更能遂行「整合」與「溝通」的「運動策略」吧，非得如此自苦嗎？

讀完這本書，我想我懂了：這不是所謂「運動」的「成功」或是「失敗」的問題，而是攸關「尊嚴」──那是凜然不容侵犯，不能讓步的底線。

──馬世芳（作家，廣播人）

二六四四天是抵抗與救贖同步在進行。抵抗時不免受傷，但那之後所獲得的自知、勇氣、救贖，會豐富自己並感染他人。《巴奈回家》很珍貴地成為原住民族回家之路的火種。

希望這個運動所召喚過的人們，以及有機會閱讀此書的朋友，除了感知原民朋友的受苦經歷外，還能為族群主流化的平等理想一起努力。

──李雪莉（非營利媒體《報導者》營運長兼總主筆）

我認為《巴奈回家》也是一部關於survivance（「在困境中的」生存）的作品。跟著巴奈的敘事，你從台南至台東，從台北至紐約，再落腳在凱道與二二八公園。除了內本鹿的山，你也拜訪了一九九〇年代台灣的地下音樂界，乃至於Covid-19肆虐下的二二八公園。你體會到，就巴奈與那布而言，回家是為了生活，生活是一系列的抵抗，抵抗同時也是生活。

──洪廣冀（台灣大學地理環境資源學系副教授）

一種信仰 一種渴望

「流浪」指的是離開家，離開故鄉的意思嗎？

可不可能也很接近——離開生命的源頭，有形的或無形的。

這絕對是無法言語的心情，正當我使用「中國字」來表達我自己想法的同時，身體裡Pinuyumayan（卑南族）的血液，竟只能以幾乎隱形的形式存在。

這個時代給了我一個內心與外表無法結合的生命經驗，我擁有一張原住民的臉孔：皮膚黝黑，濃眉大眼，原本屬於山林、草原，原本純樸、謙卑，原本是大自然律動裡和平共處的一個物種，此時此刻說著華語，身在大都市擁擠不通風的水泥屋內，為了生存，為了討生活……

父母親沒有教會我族語（在他們的時代說山地話或有山地腔是卑微的）……

學校老師說我是中國人……

直到長大弄清楚，我的名字叫巴奈．庫穗（Panai Kusui），我是一個身在台灣的卑南族人。我不是中國人。雖然我現在說華語寫中國字，也擁有中華民國身分證，但我仍舊不是中國人……

我也和很多人一樣，正面臨著這個時代的許多難題，然而我註定得學習漢人的價值觀，才能學習如何與他們相處，甚至得學習外國人的語言才有機會與更多人溝通。

只是，早在我出生前便註定成為一個離開生命源頭的人，我註定失去孕育我的母體文化，那個文化幾乎已經完全被外來文化取代，我也註定要成為現代社會相互競爭以免被淘汰的一份子。

這一切，不管我接不接受，喜不喜歡，這個時代註定了我心中的某一部分要不停的流浪，不停的流浪。

如果，流浪只是過程，而所有付出的辛苦與無奈目的是要通往生命源頭的路，我會乞求總有一天，能有這樣一天。

在凱道和二二八公園七年。七年大概是我十分之一的人生──用來跟這個社會溝通，讓人們有機會了解這個國家對原住民族權益的漠視。你可能不同意，無法理解，我們生來就被時代奪去的文化，對我而言是多麼珍貴。

我想，感受過失去，感受過無法回復的人應該就會明白，覺得美好將要消失的一種急切、無助與不捨。

我渴望與母體文化相融的機會。在母體文化裡生活，是一種信仰，是一種渴望。

第一章　巴奈與那布

泥娃娃

一九九一年，一位念北藝大舞蹈系的朋友拿了一本叫《原舞者》的書給我，吳錦發編的。

我看到一段文字：「很歡迎有興趣的人參與，只要是原住民，就可以加入。」朋友鼓勵我去，說他們很缺團員。

當時，我已經和「滾石唱片」簽了合約。但我常想我是一個喜歡唱歌的原住民，怎麼連一首祖先的歌都不會唱。滾石唱片的合約到期後，我就跑去和「原舞者」藝術總監懷邵・法努司（Faidaw Fagod）「面試」。我搭了公車去到新店寶橋路一棟五層樓的舊工廠。

一九九一年成立的「原舞者」是台灣最早的原住民職業傳統樂舞團體。「原舞者」和「優劇場」共用的辦公室兼排練場在五樓。我推開鐵門，進門處左邊像是通道的地方擺了兩張椅子，就是「會客室」。旁邊有兩台腳踏車和一些雜物，空間相當簡陋。大家都叫懷紹「蘇大哥」，因為懷紹（Faidaw）不好發音。

一坐下來，蘇大哥就問我：「妳叫什麼名字？」

「柯美黛。」

「不是，不是。我是問妳的族名。」

我當場就傻了。

我當然知道自己是原住民，是「山地人」，是「蕃仔」，從小別人都是這樣叫我。但「族名」是什呢？我有好多問號。

「原來我沒有名字！」

「怎麼會有人沒有名字？」

「現在，還有多少人沒有名字？」

我回去問了阿美族的母親，她才臨時幫我取了「巴奈」。巴奈是稻穗的意思，原住民的菜市仔名。

我進了原舞者，全職，月薪一萬五千元。那年我二十六歲。

我的父親是卑南族，但我在台南出生。小時候，台語是我的母語。六歲時，我自己回到台東縣初鹿部落的家。

那是個小村落，台九線經過，也有初鹿火車站，街上有幾家公路餐廳和雜貨店。

從我家出去，不到三分鐘，就是大馬路。路旁都是麵店、自助餐店、檳榔攤、快炒店，現在那裡也開了三家超商。

初鹿國小唸到三年級，望女成鳳的媽媽把我轉到馬蘭國小，台東市的明星小學。

父親常請朋友來家裡吃飯。吃完飯，父親會叫我在桌旁唱歌給大家聽，我就唱〈泥娃娃〉。唱完，父親會給我五塊錢，我和同學可以買好多零食。所以即使沒有客人，我也會跑去跟他說：「我還要唱〈泥娃娃〉。」

轉校沒多久，父親改當大卡車老闆，公司有四輛大卡車，那是家裡比較不窮的日子。父親僱了好幾位司機和助手，油錢之外，卡車常常需要修理，父母親一直在周轉錢。但家裡有一把吉他，我哥哥的，我每天都偷偷自彈自唱。

有客人來吃飯的狀況維持不到三年。父親的車行倒閉，負責開支票的媽媽因《票據法》坐牢半年。小學六年級時，父親帶我和哥哥離開台東，搬到玉里。

我記憶裡最常停留的畫面是剛到玉里時，父親租來的那間鐵皮屋。破舊、窄小，我們三個人擠在一起，又熱又濕。後來，在學校讀到「家徒四壁」這四個字，我立刻想起我自己的家，什麼都沒有，有時還需要向鄰居借電。沒借到電時，我們只好點蠟燭，那種颱風來時常用的紅色蠟燭，為了怕油滴到地上，我讓它站在鱷魚蚊香的鋁罐裡。

洗澡要用熱水，用一個鍋子放在瓦斯上燒。有一次，我沒拿好鍋子，滾燙的熱水倒到我腳踝。我不知是從哪裡聽過的，就拿醬油去淋。家裡都沒人，沒有看醫生，我到現在還有一大塊褐色的疤痕。

小小年紀的我知道哭沒有用。我只能自己照顧自己。

窮到什麼都沒有，是我的童年。小學六年級快結束時，父親要我拿兩千元到初鹿，給隔壁的大伯母拜拜。我看見家裡大門被貼上黃色的封條。沒有大人提過這件事，我也裝作不知道。

父親成為被僱用的大卡車司機，工作的地點有時在石礦區，也做過北迴鐵路，南迴鐵路。哥哥國中畢業後，也跟著父親當助手。從初鹿到玉里，我換了四所小學。父親和哥哥早出晚歸，在家的時間不多，回家都已筋疲力竭。我必須負責買菜，料理晚餐。

沒人可以說話，也沒人聽我說話，我自顧自的彈著吉他唱歌，想像自己抱著一個洋娃娃。父親在週末或連假時，會載我一起去山上的工地。卡車很破舊，連我腳踩的地方都有一個破洞，車子跑起來的時候，看得到疾速退後的馬路。

為了不想讓「窮」這個事情被人家看見，我會故意對周遭的事物顯出一種冷淡。同學在我旁邊吃冰棒，我就露出一種不屑的表情。其實，那是故意「跩」出來給別人看的。

在玉里讀完國中後，我回到台東初鹿部落的家。媽媽出獄後有十多年沒回到我們的身邊。唸台東女中的我有時住宿，有時通車。若回初鹿的家，晚餐就在隔壁大伯家和他們一起吃。

我高一時，哥哥在石礦區的產業道路上發生意外，走了。我感覺自己沉入大海，我沒有慌亂，只覺得自己進入一個很緩慢的世界，我的身體和呼吸都慢慢凝結，一切被凍成大冰塊，靜止不動。我動彈不得。

我一直不敢問，成長的過程也不敢去想，或去談這件事。長大以後，我才讓回憶慢慢在潰堤的淚水中浮上來。

發生事情後，大人什麼都沒說。我到現在仍無法理解，為什麼大人沒有好好照顧小孩？為什麼沒有讓哥哥好好的長大，就讓十九歲的他去做這麼危險的工作，獨自開著十六噸的卡車，載著二十五噸的大理石，死在懸崖邊上。

我知道哥哥這麼拚命是為了賺錢。為什麼我們會這麼窮？這是命運嗎？

我記得哥哥的遺體被清理過，換上了乾淨的衣服。我注意到他的指甲內都是土。我可以想像他在翻車的那一瞬間，應該很痛苦的抓著地上的土，掙扎著要活下去。

他出事後，我每年都會去放置他骨灰罈的廟裡，持續了十幾年。有一天，我夢見他告訴我，他要結婚了。醒來後，我告訴自己他應該已經過得很好，應該不要再對他有這麼多不捨了。最後一次去靈骨塔，我就對他說：「哥，我以後不會來了。你的事，我要放手了。」

哥哥過世那段時間，我特別想媽媽。我開始一個人在週末或連假坐國光號走南迴去高雄找她。國光號在屏東楓港會停十五分鐘，我就下車買烤小鳥和茶葉蛋。

有一次，黃昏時刻，我在楓港的海邊看見太陽落下的景色，大吃一驚。在東部，太陽一向是升起來的，我從沒看過太陽落下去。我從沒想過，原來山的那一邊是另外一個世界。原來真正的世界不是我原來所理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