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健語言對比論文集（簡體書）

上文說，容器有典型和非典型之分，現在看到，處所也有典型和非典型之分。這種區分主要體現在對方位詞的反應上。但是，韓漢情況不同，韓國語對典型容器和非典型容器不加以區分，但是，對典型處所和非典型處所卻加以區分；漢語對典型容器和非典型容器加以區分，對典型處所和非典型處所卻基本上不加以區分，或者說區分并不嚴格。
三、助詞／介詞的分布與方位詞的隱現
通過以上討論我們看到，韓國語和漢語方位詞的隱現跟空間認知差異有關。其實，造成這種差異的原因不僅在于空間認知上的差異，而且取決于語言的結構類型特點。
韓國語和漢語都有助詞／介詞和方位詞，因此，指定范域時都必然采用兩步定位法。但是，定位方向不同。先看韓國語的情況。韓國語先用方位詞指定具體的范圍，然后再用助詞指定抽象的范圍。這與方位詞和助詞的排列順序是一致的，因此，定位方向只能是從左向右。以“（）”為例，只能分析為A“（）”，而不能分析為B“（）”：
A.（） B.（）
漢語中介詞和方位詞分別位于名詞的兩頭，因此，有兩種可能，一是從左向右，戴浩一（1989）等持這種觀點，認為“在書桌上”這一組合里，先用“在”指定抽象范圍，然后再用“上”指定具體范圍。二是從右到左，如劉丹青（2003）認為恰好相反，“書桌”和“上”先組合，“書桌上”再跟“在”組合。因為“書桌上”可以單用，“在書桌”不能單用。因此，只能分析為A，不能分析為B：
A.在／書桌上 B.在書桌／上
可見，韓國語和漢語在指定范域時都遵循從具體到抽象的順序。差別在于管轄方向不同，而管轄方向的差別是由助詞和介詞的分布不同造成的。韓國語中方位詞在前，助詞在后，這種排列導致兩種結果：一是助詞和方位詞的管轄方向呈現單向性，即只能從左到右；二是引起方位詞和助詞的競爭。競爭跟二者的抽象度有關，助詞的抽象度高于方位詞，因此，作為抽象度高的助詞完全有可能涵蓋前面的方位詞的語義功能，這就為方位詞的隱現提供了結構上的條件，同時，也降低了方位詞虛化為標記的可能性。也就是說，韓國語中方位詞只能具有語義功能，使用方位詞主要是為了滿足語義上的需求，而不可能同時具有語法功能，盡管方位詞也在虛化，但缺乏語言學的力量，不可能虛化為語法標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