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樂哲儒學典籍英譯研究（簡體書）

譚曉麗，衡陽師范學院外語系副教授。湖南師范大學碩士，復旦大學外國語言文學博士，主要研究方向為翻譯研究、興趣兼及比較文學、哲學、歷史學、語言學等，中國比較文學與翻譯研究協會會員。主持三項省部級人文社科項目，參與一項國家社科基金項目，省部級項目數項。在《中國翻譯》、《外語與外語教學》、 《上海翻譯》、《翻譯季刊》等學術期刊上發表過學術論文20余篇。

《和而不同:安樂哲儒學典籍英譯研究》凝結譚曉麗博士數十年寒窗苦讀的文化積淀和三余年的辛勤汗水。筆者博學廣識，為讀者奉獻一部“典籍的哲學翻譯”這樣一個跨學科的研究著作，旨在為讀者提供相關參考。

第一章 引言
1.1 典籍英譯與時代訴求
1.2 全球化語境與典籍文化翻譯面臨的問題
1.2.1 文本的多義與譯者認知局限的矛盾
1.2.2 歸化？異化？——文化翻譯中的策略問題
1.2.3 規定還是描述？——文化翻譯面臨的倫理問題
第二章 典籍翻譯與翻譯倫理
2.1 倫理與翻譯
2.2 倫理思想對譯學范式的影響
2.3 《論語》英譯——譯者的倫理態度與翻譯方法
2.3.1 以耶釋儒——早期傳教士的《論語》英譯
2.3.2 關注異質文化的開端-20世紀初西方漢學家的《論語》英譯
2.3.3 關注譯作的流暢——海內外華人的《論語》英譯
2.3.4 回溯原典的跨學科譯著-20世紀90年代后的西方《論語》英譯
第三章 安樂哲儒學典籍合作英譯——視角、態度和方法
3.1 海內海外、褒貶各異——本研究國內外現狀
3.2 翻譯倫理與實踐方法——本研究目的和內容
3.3 比較與闡釋——本研究方法和意義
第四章 辨異觀同——安樂哲與合作者的儒學關鍵詞英譯
4.1 儒學術語的創造性闡釋和英譯
4.1.1 追尋詞匯真義
4.1.2 發掘現實價值
4.2 詞多譯——揭示儒學術語的多重意義
4.3 “道”之所以，“天”之所指——保留舊譯和音譯
4.4 小結
第五章 原作思維與譯作語言——安樂哲與合作者儒典英譯的陳述方式
5.1 漢思維的“過程性”與英語的“過程性”詞匯
5.2 漢思維的“事件性”與英語的動名詞結構
5.3 邏輯推理與表達方式
5.3.1 因果邏輯與審美邏輯——邏輯關聯詞的運用
5.3.2 漢思維的“關聯性”與英語的語態和分詞
5.3.3 漢思維的“動態性”與英語的動詞、動名詞
5.4 “道”的實用主義解釋——《論語》譯文的語篇連接
5.5 小結
第六章 哲學文本的詩性翻譯
6.1 文質彬彬——保留原作的修辭特色
6.2 嚶嚶成誦——以語音傳遞語意
6.3 以詩譯《詩》，重樹漢語經典地位
6.4 小結
第七章 仰視抑或操縱——安樂哲與合作者儒典英譯的副文本
7.1 版本選擇與原文的連貫性
7.1.1 定州《論語》本——典籍的真實面目
7.1.2 儒家宇宙觀——《中庸》文本的連貫解讀
7.2 標題與副標題——哲學翻譯的聲明
7.3 前言——譯者目的的表白
7.4 導言和附錄——譯本的綱領性文件
7.4.1 原文語言——翻譯運作的起點
7.4.2 參照新儒家注疏——拔高儒學地位
7.4.3 引用其他儒家經典，互文見義
7.4.4 注釋——理解譯文的得力工具
7.5 小結
第八章 結語
8.1 和而不同——安樂哲與合作者儒典英譯的總體評價
8.2 翻譯與研究的合作——儒學典籍英譯的發展方向
參考文獻
后記

第二章 典籍翻譯與翻譯倫理
20世紀以前，儒學經典的翻譯主要是通過西方傳教士完成的。之后，儒學典籍又經過西方幾代漢學家或海外華人之手介紹給西方讀者。由于生活背景、文化傳統、語言習慣的殊隔，國外學者解讀中國典籍，難免出現理解上的差錯，更有一些歷史、政治、意識形態方面的原因，造成的誤讀屢見不鮮。因此，有學者認為典籍英譯應當由漢語譯者來承擔，主要原因是“由于文化差異、歷史原因等，英語譯者很難對非母語的文化做出全面、系統和公開的批判和評介，那么他們所選擇翻譯的作品就很難代表中華文化的全貌。如果一切聽憑西方譯者自己選擇、翻譯中國的典籍，那么我們就會失去弘揚中華文化的自主權”。
以系統、準確地將中華民族的文化典籍譯成外文為目的的《中華大文庫》總序中寫道：“我們一方面對外國學者將中國的名著介紹到世界上去表示由衷的感謝，一方面為祖國的名著還不被完全認識，甚而受到曲解而感到深深的遺憾。……還有許多資深、友善的漢學家譯介中國古代的哲學著作，在把中國文化介紹給全世界的工作方面作出了重大貢獻，但或緣于理解有誤，或緣于對中國文字認識的局限，質量上乘的并不多，常常是隔靴搔癢，說不到點子上”。這些說法有一個共同的認識，就是外籍漢學家無法“忠實”地翻譯中國典籍這位文化他者，無法擔負起對原文文化的責任。不難看出，這些學者秉持傳統的翻譯觀，將原作懸為絕對標準，要求譯者傳達作者之言，文中之意，不增不減，恰到好處。換言之，譯者必須隱其形跡，還作品以歷史原貌。此外，他們的觀點還帶有些許狹隘民族主義的意味，認為中國典籍只有讓中國學者來譯，才能“弘揚中華文化的自主權”。
在時間跨人21世紀，翻譯研究的觀念和范式不斷更新的時代語境里，以上的觀點都需要重新審視。首先，傳統的以原作為中心，以“忠實”為標準的結構主義的翻譯觀已受到質疑和挑戰，現代闡釋學認為任何翻譯都不過是譯者的個人化詮釋。描述翻譯學把的一切翻譯活動和產品（其中有許多不忠實于原作的譯作）均當作研究對象加以描述，在很大程度上擴大了翻譯研究的對象和范圍，改變了傳統上“忠實”、“對等”的翻譯觀念。其次，如果說西方譯者不能擔任漢語典籍的翻譯工作，就相當于否定了中國譯者翻譯外語作品的資格。因為，根據國際慣例，翻譯的目的語應當是譯者的母語。相對于中國譯者來說，英語譯者在表達上更具優勢，部分譯著在整體精神上更能體現原著作者的意圖。例如，中國古典名著《紅樓夢》有楊憲益、戴乃迭和戴維?霍克斯（David Hawkes）的兩種英譯本。黃國彬認為，霍譯不但準確反映作者原意，而且比較符合英語的習慣用法。周玨良（1994：220—221）認為，“霍譯本最大的好處在于它能傳原書之神，讀來往往使讀者不覺它是翻譯品。……若不是有Baoyu，Daiyu這兩個面生的名字，讀來簡直像是亨利?詹姆士（Henry James）小說里的章節，可是同原文對讀又可看出并不失原意，確是佳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