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和社會科學(第九卷)（簡體書）

《法律和社會科學（2012年第9卷）》是《法律和社會科學》創刊以來的第二期“法律經濟學專號”。雖然研究領域、研究方法和切入角度不一，收錄的這數篇論文卻都具有一些共同的方法論特徵：第一，均具有濃烈的中國問題意識，即使是討論日本最高裁案例的那篇評論，也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其意在為國內滋擾案件的審理提供一種基於法律經濟學的具體比較標準；第二，均在深入既有學術傳統的基礎上，努力與西方對話，甚至挑戰和顛覆現有的西方主流理論；第三，面對法經濟學研究路子太單薄、缺乏歷史感和社會關懷的批評，本卷收錄的論文均有把研究對象置於社會變遷和歷史轉換背景中的學術自覺，不論是一種宏觀層面的分析論述，還是基於微觀行動者的研究視角。．

《法律和社會科學(第9卷)》由北京法律出版社出版。

論文法官“機械司法”的博弈分析“關係運作”究竟“運作”了什麼——解讀“關係”與腐敗的關係為什麼法院不那麼重要——中國證券市場的一個觀察合同執行在中國：理論與現實商事租賃權物權化：一個法經濟學的進路授予法理下的公共財產保護——從新加坡經驗看中國評論“滋擾”案件權利保護的效率標準——對日本最高裁一則判例的探討重典之下的酒駕博弈訴訟還是和解：訴訟經濟學研究述評《婚姻法解釋(三)》批評轉軌文明、選擇機制與理想家庭模式一部法律，各自表述夫妻一方父母所贈房產如何歸屬轉型時代的過渡策略公共政策視野的缺失及其制度風險從社會性別視角看婚姻法司法解釋(三)編輯手記．

雖然上例僅僅是我的一種假設，但卻是符合實踐邏輯的。相比一審法官，當事人更加可能高估對自己不利的變通裁判被推翻的概率。對于法律規則不充足，或者與現實生活不相適應的案件，法官如果變通司法，往往需要對法律規則進行解釋以使其裁判正當化，但在司法政治權威不足的情況下，這種解釋不一定為當事人所接受，他可能認為法官是“違法裁判”，并據此預期這種“違法”很可能會得到上級法院的糾正。
基于這種信念，作為博弈模型中后行動的一方的當事人如果認為變通司法對自己不利，就可能會在訴訟中發出“承諾行動”的威脅，拒絕接受變通司法的裁判。此時假如一審法官估計，即使當事人不息訴，上級法院也同樣不會推翻他變通司法的裁判，他將對當事人的“承諾行動”不予理會；但問題是，一審法官同樣不確定上級法院是否會推翻他的變通裁判時，他就不能對當事人的這一行動不予理睬。更何況一審法官也清楚，當事人的“承諾行動”會延續到二審甚至申請再審階段，這就意味著二審法官有可能因為當事人的“承諾行動”而推翻一審裁判。雖然另一方當事人也會作出類似的承諾行動，但信息不對稱問題的存在使一審法官會更重視主張“嚴格適用法律”一方當事人的“承諾行動”，因為這種“嚴格適用”即使仍被上級法院推翻了，他仍然可以以“認識”問題作為避免“錯案追究”的辯解，“至少，我的裁判是依法作出的。”于是，由于認為當事人“承諾行動”可信，一審法官很可能會改變變通司法的策略，選擇機械司法。
當然，一審法官可以通過其他一些手段來解決信息不對稱的問題，并不必然機械司法。比如，選擇更多的支持當事人的訴訟請求，以減少他不息訴的預期收益；再如采取調解的方式，在雙方當事人之間尋求某種平衡和妥協，甚至不惜“和稀泥”；又如向上級法院請示匯報。但是過多滿足一方當事人的訴訟請求，可能會引發另一方當事人的不滿，息訴問題仍然不能解決；和稀泥式的調解雖然可能保證雙方都滿意，但調解不可避免地存在失敗的風險，而且法律規則越模糊，調解越困難。兩者實際上都沒有解決信息不對稱問題。相比較而言，提前請示匯報使一審法官提前掌握上級法院的態度，更為有效。此時由于裁判（無論是機械司法還是變通司法）已經得到了上級法院的認可，一審法官可以不必理睬當事人的任何“承諾行動”威脅，避免當事人不息訴所帶來的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