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品簡介
青海地處黃河上游、三江源地區。舊石器時代晚期以來，先民們在這塊廣袤神奇的土地上繁衍生息，創造了光輝燦爛的古代文化，出土了大量令人驚歎的珍貴文物。它們是中國歷史文化寶庫中的重要遺產，也是青海古代各族人民勤勞智慧的結晶。為方便瞭解青海的歷史，青海省博物館、青海民族博物館組織編著了《河湟藏珍：歷史文物卷》。．
目次
概述一、古生物化石1 大唇犀頭昏第二紀2 乳齒象臼齒上新時3 中華鼢鼠頭骨更新世4 古菱齒象牙更新世5 羚羊角更新世二、舊石器時代6 石尖狀器舊石器時代7 石砍砸器舊石器時代8 石砍砸器舊石器時代9 石刮削器舊石器時代10 石砍砸器舊石器時代11 石刮削器舊石器時代三、中石器時代12 石砍砸器小石器時代13 扁平細石核中石器時代14 楔狀石核中石器時代15 細石核中石器時代16 石凹刃刮削器中石器時代17、18 石研磨器中石器時代四、新石器時代19 彩陶曲腹盆仰韶文化20 紅陶曲腹盆仰韶史化21 陶紡輪仰韶文化22、23 石球仰韶文化24 陶環仰韶史化25 圓圈紋彩陶盆馬家窯類型26 雙銴旋紋彩陶瓶馬家窯類型27 弦紋網紋彩陶壺馬家窯類型28 同心圓圈紋彩陶盆馬家窯類型29 弦紋圓點紋彩陶壺馬家窯類型30 波紋彩陶缽馬家窯類型31 弦紋彩陶罐馬家窯類型32 舞蹈紋彩陶盆馬家窯類型33 雙人抬物紋彩陶盆馬家窯類型34 葫蘆形彩陶壺馬家窯類型35 魚紋彩陶甕馬家窯類型36 圓圈十字紋四系斂口彩陶甕馬家窯類型37 弦紋彩陶罐馬家窯類型38 鴞面石刀馬家窯類型39 弦紋折線紋彩陶鼓半山類型40 雙耳陶尊半山類型41 旋渦紋雙耳彩陶壺半山類型42 旋渦紋雙耳彩陶壺半山類型43 葫蘆紋彩陶壺半山類型44 網紋彩陶壺半山類型45 弧線寬帶紋彩陶壺半山類型46 貝紋彩陶壺半山類型47、48 綠松石珠串半山類型49、50 綠松石塊半山類型51 鴨形彩陶壺馬廠類型52 三角網紋彩陶提粱罐馬廠類型53 四大圓圈紋彩陶壺馬廠類型54 蛙紋彩陶壺馬廠類型55 人頭像彩陶壺馬廠類型56 雙聯彩陶罐馬廠類型57 蛙紋彩陶豆馬廠類型……五、青銅器時代六、漢～唐時代七、宋元時期八、明清時期參考文獻後記．
書摘/試閱
由于唃廝啰積極發展農業、畜牧業和商業貿易，加強軍政建設，采取“聯宋抗夏”的政策，勢力逐漸增強，統治范圍也日益擴大，成為西夏西向發展的勁敵，從而在西北地區與西夏、宋朝呈鼎立之勢。與此同時，宋朝為了緩解北方遼國和西北西夏的壓力，采取了聯蕃抗夏的政策，極力扶持和拉攏與西夏為鄰的唃廝噦。唃廝噦子孫也積極與宋朝保持通好，成為宋朝在西北地區牽制金、西夏的一把利刃。其歷代首領也受到了宋朝的冊封和賞賜。公元1104年，宋朝進入河湟地區，在青唐城設西寧州， “西寧”之名由此沿用至今。以后，金、西夏相繼占領青海東部地區，以黃河為界相互對峙達百年之久。
唃廝啰建立政權之初，即向宋朝稱臣納貢，宋朝廷也給予封爵回賜，建立了良好的關系。由于河西走廊這一中西交通的傳統通道時為西夏所阻，唃廝噦地區遂成為宋與西域各國聯系、貢使及商旅往來的必經之路。吐蕃人利用這一有利機會，發展商品經濟，對過往商旅和貢使友好相待，提供便利，保障安全，對大批過境貨物還派專人護送過境。于闐、高昌的回紇商旅源源東來，云集青唐城，極盛時西域商戶達數百家。唃廝噦的馬匹、鎧甲等被運往中原，同樣，中原地區的一些文化產品也紛紛傳人青唐地區，如兔毫盞、鵝紋碗，以及一些金銀制品等文物，在青海地區發掘的宋代墓葬中均有出土。隨著瓷器的傳人，宋代最負盛名的瓷器制造技術也被帶到了河湟地區，被融匯吸收后制造出來了具有土著風格的瓷器——六系褐釉罐、黑釉罐等。響廝噦瓷器以多耳瓷器為代表，這類器物在青海的西寧、海東、海南、黃南等地均有發現。但在同時期的西夏遺跡和中原地區的宋代窯址中卻未見這類器物，因而這類瓷器是青海土著文化的代表性器物。青海還出土有很多西夏風格的剔花瓷器，如剔花纏枝牡丹紋罐、剔花葉形紋罐等，系先施黑褐色釉，然后剔釉刻紋，制作精美，刻剔技法嫻熟，成為同類器物之冠。由于唃廝噦統治的青海河湟地區與西夏王國在地域上毗鄰，況且西夏也曾一度統治過河湟地區，因此在經濟和文化方面的交流是不可避免的，這些器物是受中原及西夏瓷器影響的當地窯口所出的地方產品，在釉色、器形及制作技法上與西夏瓷器有相似之處，但在體壁的厚度、器表的施釉、器物的口沿及花葉的肥厚等方面具有明顯的地方特色。唃廝噦政權在政治上與宋朝聯合，并開通至西域的道路，使吐蕃人民與中原內地和西域各國在經濟和文化方面的交往十分頻繁。青唐城一度成為當時中原與西域聯系的重要樞紐及中西貿易的重要場所。
唐代吐蕃地區興起藏傳佛教，公元7世紀吐蕃贊普松贊干布興佛建寺，公元8世紀贊普赤松德贊大力倡佛，佛教勢力日盛，史稱這一時期為藏傳佛教“前宏期”。公元9世紀中葉，贊普達磨滅佛興苯，禁止佛教在藏區流傳，迫使佛教徒四散逃難，佛教在今西藏地區遭到了沉重打擊。其中有僧人藏饒賽等三人（藏史稱“三智士”）由今西藏曲沃山經新疆，輾轉逃至青海河湟地區，繼續傳教布法，并收當地的牧童貢巴饒賽為徒，后來貢巴饒賽成為藏區很有影響的人物，被尊稱為“喇欽·貢巴饒賽”。他于公元10世紀中晚期在今青海化隆地區建丹斗寺弘法，使藏傳佛教在青海河湟地區開始復興。其所收的衛藏地區的魯梅等十名僧人返回西藏弘揚佛法，重新點燃了藏傳佛教的“圣火”。因此，貢巴饒賽被認為是藏傳佛教“后宏期”下路宏法的鼻祖。佛教在西藏重新崛起后，更注重了對本土文化的吸收和兼容。它吸收了苯教的神祗和儀式，并且學習和借鑒了中原佛教和印度佛教的教義和教理，相繼產生了寧瑪、薩迦、噶舉等派別，從而形成了獨具高原特色的宗教體系和風格，逐漸成為吐蕃封建文化的主要組成部分。
唃廝啰政權時期，青海地區已普遍信佛，青唐城內建有相當規模的佛寺。宋人李遠曾隨宋朝軍隊到過青唐城，以其見聞所著的《青唐錄》載：“城中之屋，佛舍居半”， “金冶佛像，高數十尺，飾以真珠，覆以羽蓋”，“城之西……建佛祠，廣五六里，繚以岡垣，屋至千盈”，且佛教僧人享有很高的地位。西寧古城城墻之下出土的宋代藏傳佛教法器等，使我們可以了解到唃廝啰統治下的河湟地區佛教盛行的程度。青海河湟地區地處中原與吐蕃的交界，是漢文化與藏文化的交匯點，藏傳佛教在此得以復興，并迅速傳播開來，對于我們研究漢藏思想文化的交流史具有重大意義。同時，這些宋代藏傳佛教法器的出土，也是研究宋代唃廝啰政權和西夏地區佛教文化的珍貴實物資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