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洛伊德自傳：夢．欲望．真相（簡體書）

第一章

這套《自傳》叢書中有幾位作者，他們在自己傳記的篇首就擔心接受這項任務會遇到極大的困難。我覺得和他們相比，我面臨的困難更為艱巨；因為，這類文章我發表過不止一篇，從那些文章題目的性質來看，我個人經歷的記述已經超過了通常所需要的，或者在有些情況下必需佔有的篇幅。
我第一次介紹精神分析學的進展和內容，是1909年在馬薩諸塞州伍斯特市的克拉克大學，當時，我應邀參加了該校二十周年的校慶活動，並在那裡作了五次講演。就在前不久、美國準備要出一本介紹20世紀初有關情況的集子，鑒於該書編者認識到精神分析學的重要性，打算專辟一章予以介紹，我又欣然為他們寫了一篇內容相仿的文章。在這兩次中間，我還發表過一篇名為《精神分析運動史》的論文，我在這裡要講的基本內容，其實在那篇文章中皆已有所論及。因此，為了避免前後不一，避免完全重複，我必須將主觀態度和客觀評價、個人生平和歷史材料重新有機地結合起來，加以敘述。
1856年5月6日，我出生在摩拉維亞一個名叫弗賴堡的小城鎮裡，那地方現在屬�捷克斯洛伐克。我父母都是猶太人，我也保持著這一血統。我有理由相信，我的祖輩很早就在萊茵河畔（科隆）定居生活；由於14、15世紀那裡對猶太人大肆迫害，他們才背井離鄉，向東逃難；到了19世紀，他們又離開了立陶宛，穿過加西裡亞，遷返德奧故地。我四歲時來到了維也納，在那裡完成了全部學業。在中學裡，我在班上連續七年名列前茅，並曾經享受到一些特別優待，幾乎所有的課程都免試通過。那時候，家裡生活非常拮据，但父親對我選擇職業一事，則始終主張由我自己去決定。無論是那時還是在晚年，我對醫生這一職業並無特別的偏好。倒是一種對人而不是對物的好奇心，使我改變了想法；可是，我那時還不懂，觀察乃是滿足這種好奇心的最好方式之一。我差不多從識字的時候起，便迷上了聖經故事，正像我很晚才發現的那樣，這對我的興趣愛好具有長久的影響。我在學校裡有位高年級的好友，後來成了一位頗有名氣的政治家，在他強有力的影響下，我曾經萌生過像他那樣去學習法律，從事社會活動的想法。那些年頭，達爾文的學說是一個很熱門的話題，這些理論使人們覺得，人類對世界的認識可望產生一個重大的飛躍，所以它把我深深地吸引住了；然而就在畢業離校前夕，在卡爾•布呂爾教授（Carl Brühl）給我們上的—堂大課上，我聽了他朗誦的歌德描寫大自然的優美動人的散文，於是決定攻讀醫學專業。
1873年我剛進大學不久，就覺得有些失望。我先是發現，周圍人滿以為我會因為自己是猶太人而感到自卑和疏遠。我絕對不會這麼認為。我從來不知道為什麼要對自己的出身或者如人們所說的“種族”感到羞恥。於是，我就在這樣不受歡迎的情況下置身于大學這個社圈，並沒有感到太多的遺憾；我認為，對於一個積極的進取者來說，再怎麼排擠，他還是能在社會的某個角落，尋得一塊立身之地。但話又要說回來，在大學裡的這些最初感受對我的影響，後來證明是非常重要的；因為我年紀輕輕便已處於反對派的地位，嘗到了被“緊密團結的大多數”壓制的命運。這為我以後的獨立判斷力的形成，多少打下了一些基礎。
除此之外，在大學的頭幾年裡，我還發現，自己以前求知心切，曾同時涉足多門學科，但由於天賦中的某些特性和局限，使我難以在其中大部分領域有所作為。這時，我才深深領悟到靡菲斯特告誡的真諦：

你不用為學問東奔西忙，
每個人只能學習他所能學到的東西。

我終於在思斯特•布呂克的生理實驗室裡找到了歸宿、得到了滿足，結識了我所敬慕並引為楷模的師友：偉大的布呂克本人，他的助手西格蒙德•埃克斯納和思斯特•弗萊施爾•馮，馬克索夫，能與後面這位很有天賦的弗萊施爾•馮•馬克索夫結為好友，我感到不勝榮幸。布呂克把一個神經系統組織學方面的問題交我研究；我出色地完成了這一任務，並且獨立地將這項工作推進了一步。從1876年到1882年間，除了幾次短暫的停歇，我始終在生理實驗室工作，那時一般都認為，我已被確定替補將空缺的助教位置。我對醫學的各個領域，除了精神病學以外，一概不感興趣。由於自己放鬆了醫學方面的研究工作，所以直到1881年，我才得到了多少有點來遲的醫學博士學位。
1882年對我來說是個轉折點，那—年尊師布呂克見我經濟上有困難，認為我父親不該在我身上破費大量錢財，他極力勸我放棄理論性工作。我聽從了他的勸告，離開了生理實驗室，來到維也納總醫院當了一名“臨床實習醫師”。不久，我又升任住院醫師，在各個科室工作，並有半年多時間跟從梅涅特。對於梅涅特的工作及其人格，我早在大學時代就已有了頗深的印象。
雖然工作變了，但從某種意義上說，我依然守著自己最初開創的路子。以前布呂克交給我的課題，是研究一種屬�最低級魚類（幼態八目鰻Ammocoetes Petromyzon）的脊髓；後來我的工作轉到人的中樞神經系統方面。就在那時，弗賴西希（Flechsig）發現了神經纖維髓鞘形成的非共生性，這一發現清楚地揭示了髓鞘束產生的複雜過程。我一開始就選擇延髓（medulla oblongata）作為一個並且是唯一的研究課題，這正是我工作延續發展的又一標誌。在大學的前幾年，我搞研究的特點是題大面廣，層層鋪開，這時已經大為不同了，我開始集中力量專攻一個課題或難點。以後我始終堅持這種方式，為此常常招來以偏概全的指責。
進大腦研究所以後，我又像早先在生理實驗室那樣積極從事研究。在醫院幾年，我寫了若干篇短文，討論髓鞘束的過程以及延髓中的中心起端問題，這些成果皆由埃丁格爾正式記錄了下來。有一次，以前我還未在他手下時就破例讓我出入他的實驗室的梅涅特，談到自己年事已高，對新事物已力不從心，因此建議我專搞大腦解剖，並答應把他的課程交給我上。但我對委以如此重任深感惶恐不安，婉言謝絕了他的建議；另外，也許那時我就已經在猜想，這位權威人物是不會對我友善相待的。
從本質上來說，大腦解剖實際上就是生理學，我出於經濟上的考慮，開始轉而研究神經方面的疾病。那時的維也納，這方面的專家寥寥無幾，用於研究的材料也都分散在醫院的各個部門，科研條件極差，因此只有靠自己來摸索。就連因著述大腦定位而剛獲得提升的諾特納格爾，也未能將神經病理學和醫學的其他分支區分開來。這時，遠方響起了沙可的大名；於是，我定了一個計劃，打算先在維也納獲得神經病學講師的職稱，然後前往巴黎繼續深造。
以後的幾年裡，我在繼續住院醫生工作的同時，發表了多篇神經系統器質性疾病的臨床觀察報告。我對這一領域的情況逐漸熟悉起來。我對延髓損傷的位置定域之準確，以致幾乎成為定論。在維也納，是我第一個將診斷為急性多神經炎的病例，送去作屍體剖檢。
我的這些診斷以及事後的確認，使我漸漸有了名氣，並引來了一批美國醫生上門求教，於是，我用半生不熟的英語，給他們講解科裡的病例：我對神經症一竅不通，有一次講課時，我把持續性頭痛的神經症患者介紹成患了慢性局部腦膜炎；聽者頓時憤然起身，離座而去，我這個教學上的新手只得收場作罷。不過，我還要為自己說幾句話，在這種事發生的年代，即使是維也納的一些大名鼎鼎的權威，也常常要把神經衰弱診斷為腦瘤。
1885年春， 由於發表了組織和臨床方面的論著，我升任為神經病理學講師。過後不久，承蒙布呂克熱心推薦，我被授予一筆數目可觀的出國獎學金。是年秋天，我就動身前往巴黎。
我在薩爾帕屈裡哀醫院就學，不過，作為外國來訪者中的一員，我開始時並不引人注意。有一天，我聽沙可歎道，自從戰爭爆發後，他和他的講稿的德譯者之間斷了聯繫；他很希望有人能把他手頭一部新的講稿譯成德文。我給他寫了封信，表示願意一試。如今，我仍然記得信中有一句話的大意是：我只是苦於“l'aphasie motrice”，而不是“l'aphasie sensorielle du francais”。沙可接受了我的建議，這樣，我便進入了他私人關係的圈子裡，並從那以後，參與了醫院裡的全部活動。
寫上面這些內容的時候，我收到了不少來自法國的論文和文章，那些文章不但對接受精神分析學表示強烈的反對，而且還不時對我和法國學派的關係妄加評斷。比如，有人說我借遊訪法國之際，熟悉了皮埃爾•雅內的理論，然後搜為己有。在此，我想明確地指出，我在薩爾帕屈裡哀醫院訪問學習之時，雅內的名字還尚未引起太多的注意呢。
與沙可在一起的日子裡，給我印象最深的，是他對癔病的幾項最新研究，其中有些是我親眼目睹的。例如，他證實了癔病病象的真實性及其規律性（“introite et hic dii sunt”），確認男性身上也常常會產生癔病，他還證明催眠暗示能夠引起癔病性麻痹和攣縮，而且這些人為症狀的特徵甚至在細微末節上，也和創傷引起的自發性發病完全一樣。沙可的不少演證，一開始就使我和其他來訪者感到震驚與懷疑，我們曾試圖求助於當則的某種理論，以證明我們的懷疑是有道理的。對於諸如此類的懷疑，沙可總是耐心聽取，善意對待，但同時，他也有自己的決斷。在一次類似的爭論中，他（談到理論時）評論說：“這不影響它的存在”，此話在我腦子裡留下了不可磨滅的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