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注定了是重要的，也是熱鬧的一年：一方面，如同在美國是“大選年”，在中國，是執政黨中央委員會的“換屆年”。非但有預定科目，更有不在預案的自發節目，最大的兩件：一是所謂“重慶模式”的要角王立軍出奔美國駐成都總領事館，以及主角薄熙來的倒臺；二是由日本政府違反“擱置爭議”的共識進行“購島”挑釁而引起的釣魚島風波。薄王事件不僅暴露了他們主推的所謂“唱紅打黑”的偽善，也引起大眾對“文革”死灰復燃的警惕。而在釣魚島事件中，波及國內的“抗日”游行示威中所發生的打砸搶燒暴力行為，更讓我們看到“文革”悲劇重演的嚴重可能性。
因此，今年的雜文有一個重大主題是關于“文革”的。曾穎的《應該從“懷念‘文革”’聲中反思些什么》，是就其大者而言；王彬彬的《“文革”時期的農村工分問題》等篇章，則是就相對具體的問題反思“文革”。另一個重要主題是關于愛國主義和極端民族主義，本書里三葉徐的《我對釣魚島的承諾》、王石川的《做公民，為晦暗注入亮色》，都表達了一種理性的態度。
不但在上述兩件大事上，在一般共同事件爭論中也常見有“文革”遺風。所不同的是毛澤東時代，給對方扣的政治帽子是“反革命”或“三反分子”(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澤東思想)；如今則動輒指人為“漢奸”、“帶路黨”。所謂“文革”遺風有多種表現：斗爭哲學，仇恨心態，兩極思維，非友即敵；“唯我獨革”，不容異見，對方或是“漢奸”或是“五毛”，或是敵人或是“病人”，或是“既得利益者”或是“犬儒”；黨同伐異，只問“立場”，不問是非不辨真偽只分幫派搞“站隊”；崇尚暴力，踐踏法律，要么以“陰謀論”誅心追動機問罪，要么只要“大方向正確”而不管手段是否正義……這些年特別是今年，讓很多人清醒地體察到清除“文革”遺毒有多么重要和艱難。
這本年選并不是“文革”反思專集。作為導讀，為節省篇幅計，下面把本書入選的雜文大致分類，并結合推介最優篇章和年度最優作者來談一談。
通常意義的現代雜文(不包括文書、書信、演講等應用文之有文采者)，大抵可分四類。
一是時評類。魯迅說雜文是“攻守的手足，感應的神經”，可以理解為所有針砭時弊的雜文的起興和立意，但這里所說的時評類雜文對時局和新聞“實事”有更直接的言說。劉敏的《趕快收拾人心》，就是對時世大局的警世鐘，這個不憚雷同的題目就引人聯想。文章痛切地說：“經濟發展的成就，不能等同或代替合法性資源的獲取。新的政治和道義合法性資源從哪里來，政府將如何重新樹立公共權威性，都是重大的時代問題，關系到中國社會的前景。合法性資源不是可以無限透支，修復合法性的時間也不是無限多。當務之急，是趕快收拾人心，重塑合法性，這是為人民、國家和歷史負責的正確做法。”《中國共產黨新聞網》全文轉載了《長江日報》7月31日發表的這篇社評，“人民時評”作者祝華新在評湖南上訪母親唐慧被勞教案時，特別引用了這篇文章的觀點。吳非的《吳景彪，你哭什么呢》則是新聞時評類雜文的代表作。它不是簡單的一事一議，而是借一典型人物命運而討論體育精神的作品。
第二類是學者型的雜文。它又可分為側重思辨的與側重文史知識的兩種，前者可叫思想隨筆，后者可叫文史札記。本書中前者如劉瑜的《惡之平庸》、王曄的《美國何以保護說謊的自由》、‘邵燕祥《對“團結，教育，改造”的反思》、李鐵的《“貞操女神”，不傻不天真》；后者如徐迅雷的《319字的非凡妥協》等等。當然有時你很難分清一篇文章是文史知識還是思辨成分更多些，比如張鳴的《清朝是被媒體毀掉的嗎？》，端木賜香的《鴉片戰爭：民眾緣何成看客？》，既是觀點駁證，也是文史知識，總之是學者路數的。
第三類是文學型雜文，如果你要說雜文就是文學的一支呀，那這里就是指純文學型的。巖泉的“諷刺詩”有寫實，是雜文；周實的短詩《有些時候》，是“朦朧詩”也是“隨感錄”。孔曦的《干爹新賦》，賦體其表，內核是諷時憂世的雜文。當然，更多的是散文隨筆這種文學樣式。比如魏英杰的《香港：一座值得尊重的城市》，你可以當游記讀；它們都以觀點針對性很強，所以是雜文。這里特別要推介兩篇好文章：一是上海市江蘇路第五小學三(七)班楊芷湄同學(網名“蟹妹”)的《爸爸，請您“跪”下來跟我說話》，夾敘夾議，很誠懇，也以其(美國大使及普通人對孩子的態度，中國人包括自由主義者對孩子的態度)對比鮮明，令人心靈震撼。誰說文化與“文明”(生活方式)沒有高低文野之分！另一篇是蹇廬氏的《足之隨想》。它不是寓言勝似寓言，有科學依據，有生活質感，平實地講了怎樣才能“維穩”的大道理：三足可以鼎立，四只腳椅子才能安穩——“不能此長彼短，或者說，給某腳多一點，讓某腳則少一點，否則，四腳就很難齊心，不齊心，何求穩？同時，地面也必須平，唯地平，椅方能穩，所謂平穩平穩，有平才有穩，求穩必先求平。”我怎么就沒觀察到他說的“比如，冰箱的求穩，就是四腳中三只固定一樣(長短)，余一腳靈活，以隨地調整其高低”？
第四類就是很難歸于時評、文史或思想隨筆，也明顯與純文學樣式不同的，真正的雜文——文體雜交出來的雜文。你看楊于澤的《航母上的中國》，是時評，又是文史隨筆，又都不是；題材重大，論的是國人的航母情結，談古鑒今很合適，呼喚的是什么，欲言又止，點到為止，但你懂的！特別值得一提的是，田東江先生這些年在時評與文史隨筆雜交方面的建樹。從收入本書的《食無肉》、《××體》可以窺見其寫作特點。要知道，這是發表在《南方日報》封二版的時評，不是發在副刊的讀書札記。通常是當天下午根據新聞定選題，當晚交稿付印。他的“夾袋”里哪來那么多文史典故，旁征博引？有人哀嘆“雜文”被“時評”搶了地盤，田東江證明，那是他的實力不夠！
下面介紹一下，在編這本雜文年選過程中，我最欣賞的作者。這是撇開兩種作者不談，一是篇篇精彩的專欄作家如徐賁、吳醴、張鳴和雜文家邵燕祥、陳四益、徐迅雷、陸春祥等人；二是偶爾露崢嶸的普通人與網絡“無名氏”——他們有些雜文“作品”比專業作者更出彩。如最近央視記者問“你幸福嗎”，那個“路人甲”說“我姓曾”，這一問一答就構成精短的雜文，比裝瘋賣傻捧哏逗哏的相聲段子還有余味。
本書選了吳鉤的三篇讀史札記，篇篇都很精彩。講明代在建筑物上刻勒工匠之名防粗制濫造的制度，講宋代相當廣泛的社會福利保障體系，講晚清資政院的議員是如何開會的，盡管都是觀照現實的選題(即借古諷今吧)，卻不是隨意的借題發揮，而有嚴謹的立論學術依據。從前，我們“厚今薄古”，用莫須有的“封建社會”和“萬惡的舊社會”的罪名罵倒前人，以頌今天的“偉光正”。現在雖說興國學、講傳統文化，真能像錢穆所說的帶著溫情看待中國歷史的人并不多，吳鉤就是一個。吳鉤不像張鳴、宋石男和端木賜香是大學教師，業余作者有此等功底殊為不易。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汪強。且看本書選取他的兩篇。《麻雀為何要自由》說，這麻雀真是“不自由，毋寧死”的，卻不是為了開發智慧，也不是為了什么民主權利和普世價值，“只是出于它們的天性。有自由，它們就感到快樂。沒有自由，它們就感到不快樂。僅此而已。”而“人來自于動物界。人愛自由，首先也應該出于本能，是為了快樂。”講得多么單純多么質樸，又多么深刻多么透辟！講民主憲政“常識”，就應該這么深入淺出，這比引經據典掉書袋更有說服力。《過激分子阿Q》評點阿Q的言論，表明欲加之罪，毫無行動力和新思想的老Q，也是可以成為維穩對象的。把《阿Q正傳》解讀到這個分上，真叫人哭笑不得。瓜田老師講雜文要看重藝術性，汪強的雜文可以作范文了。
好了，不必把好文一一列舉。是為序。
2012年10月10日
